邓廷桢等人督建的炮墩，濒海竖立已达半年，这种临时性的工事，经风雨海潮冲刷，“沙囊久则腐散”。颜伯焘干脆将之拆除，另开新张。

花岗岩是当时世界上最结实的建筑材料，福建南部又是其著名的产地。颜伯焘以花岗岩代替沙袋，在厦门岛南岸（今厦门大学一带），用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构筑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

据颜伯焘的奏折，石壁长约1.6公里，高3.3米，厚2.6米，每隔16米留一炮洞，共安设大炮100位。为了防止英舰炮火击中石壁炸起飞石伤及守军，在石壁的外侧，护以泥土，取“以柔克刚”之意。石壁之后，建有兵房，供守军栖居；而在石壁、兵房的侧后，又建有围墙，作为防护。

英军的一名军事工程师，战后考察石壁的结构，对它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还在其著作中对石壁作了绘图，使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工事的内部构造。另一名英军军官，对石壁防炮能力的评论，颇具文学色彩：“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大船放炮放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尽管石壁仍有其缺陷，但就其坚固程度和防炮能力而言，确实在当时的中国无与伦比。

除石壁主阵地外，颜伯焘又在石壁以东以西、鼓浪屿岛、屿仔尾，兴建了多座炮台，使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三处各炮兵阵地共279位火炮，形成了三点交叉火力网，迎击由厦门南水道入犯的敌寇。根据沙角之战的教训（情报不确切，后将分析），颜伯焘在厦门岛的北岸和东岸，部署防兵1410名，配置火炮100位，准备与敌登陆部队交战，掩护厦门岛南岸主阵地的安全。

为了防止英军以小船从厦门北水道，绕行攻击厦门西水道（即筼筜内港），颜伯焘又在厦门岛西北角的高崎一带，派驻哨船10艘，兵丁300名，护卫西水道。（以上地理形势及军事部署可参见图六）

大约到了1841年4月底，颜伯焘大体完成了以上部署，仍觉得不满足。于是，他决定扩大防御范围，在厦门南水道的外围岛链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

厦门岛的外侧是大、小金门岛，清军亦设有金门镇，在此防御。金门岛以南，有大担、二担、青屿、浯屿诸小岛，如同一条链条，扼守厦门南水道。颜伯焘在上述四岛上建造起“石堡”，即圆型石筑炮台，移清军一营分驻。又由于上述各岛相距较远，当时的火炮射程有限，难以形成可配合作战的交叉火力，颜伯寿又兴建大型战船，协同各岛共同御敌。对此，他的作战预案是：英军舰船若从外海闯入厦门南水道，外围岛链“各岛开炮，则大船亦开炮迎击，小船分驶焚攻”，从外围就击退来犯之敌。

到了1841年8月厦门之战前，颜伯焘已完成在外围岛链各岛上的“石堡”工事，并建造大型战船、置办商船共50艘。但“石堡”及战船所需的1300位火炮尚未铸就，结果是“空台空船”，颜伯焘的外围决战方案只得放弃。

通过以上措施，颜伯焘在厦门一带共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炮，部署了5680名守军；在清军无力设防的地区，另雇勇9274名，各保地方。可以说，厦门已经成为清王朝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如此不厌其详地叙说颜伯焘的种种筹防措施，目的在于洗白后来某些论著中对颜氏的不利评论。我们从颜伯焘的上述表现中可以判定，他已竭尽其智力、能力、权力、财力，确实不遗余力。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他已无可指责。

当然，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时间，一是金钱。

就前者而言，从颜伯焘到任至开战，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他比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等人要从容得多。

就后者而言，与苛俭的道光帝相反，颜伯焘是个花钱能手，用起银子来如同流水一般。

1840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时，为加强沿海巡缉，捉拿鸦片走私犯，动用泉州、漳州库银1.5万两。鸦片战争开始后，调派防兵、修筑工事，在在需要经费。邓廷桢于1840年7月小心翼翼地上奏道光帝，请求在福建藩库中借银10万两以充军费，将来从福建官员的养廉银中分年扣还。道光帝批准了此项军费，并大方地允准“作正开销”，将来不必扣还。

可过了没多久，这10万两银子耗尽，邓廷桢不得不于1840年9月再次出奏，请款15万两。当这份奏折送至北京时，正遇英军从天津南下，局势缓和，道光帝命令各省撤防，又碰上道光帝此时对邓廷桢一肚子气，上谕中大骂了一顿，没有批准。

到了1841年1月，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吴文镕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虽已动用了漳州、泉州库银6万两，但杯水难救车薪。于是，他硬着头皮上奏，请求动用福建藩库银20万两，动拨邻近省份银20万两。此时正值道光帝一意主“剿”，吴文镕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至此，福建军费银达50万两。

颜伯焘绝不如此小家子气。

他上任未久，便奏请户部拨银，狮子开大口，一要就是100万。连同先前的数字，福建的军费银达到150万两。更为出格的是，他不顾清朝以往的成规，要求增加防兵的盐菜口粮银。抠门的道光帝恐福建创例，广东、浙江会援引，便让其“核减节省”。可颜伯焘居然不买账，仍坚持己见，结果由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他的要求上打了个折扣，才算了事。颜伯焘由此而动肝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顾原先的户部、兵部、工部《钦定军需则例》，自己制定了一部《军需章程》，共计有40条之多，对粮饷、工价、料费、运费等项另订标准。遵旨议复的军机大臣们对颜氏此举甚为不满，复奏时捎带讥议。道光帝见此，在上谕中对颜伯焘发出警告，要他“力加撙节”。可过了没有多久，150万两银子将罄，新任福建巡抚刘鸿翱根据颜伯焘的指示，在厦门失守后的第7天，上奏请求再拨军费银300万两！

这么多的银子堆上去，厦门的防御工程理应有较大的起色。有时间、能花钱，颜伯焘的实绩出众，实属他的机遇较他人为优。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些银子是否真花于实际，却是大有疑问。历来的军务、河工、赈灾，都是经手官员中饱私囊的渊薮。而颜伯焘于此嫌疑最大。

1842年初，颜伯焘免职还乡。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详细记录了他路过漳州的情况：

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重点为引者所标）

颜伯焘于1841年2月到任，次年1月免职。在这仅仅的一年中，辎重就有如此许多（其中亦包括包揽客商货物，动用驿站车马人伕而赚钱等情事），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者耶？

不过，还应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尽管颜伯焘全力倾注于厦门的防务，但目光又时时扫瞄广东，留心于那里的“夷情”变化。

1841年6月奕山讳败言胜的捏谎奏折，激起了这位意气凛然的疆臣的义愤。他于7月14日上奏披露真相，随奏不仅附呈了王庭兰致曾望颜信函、广东人民誓词2件、英方文示5件（可谓铁证如山）；而且还密片保荐裕谦、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可是，他的忠烈之举不仅没有获得半年前怡良弹劾琦善的效果，反于8月13日收到道光帝因广东军务大定而命福建酌撤防兵的谕令。

颜伯焘手中握有真情，面对撤兵圣旨，仍不惜于另作手脚。他压了10多天后，于8月25日复奏称：他已下令福建各地官员“履勘”（一），等各处禀报到齐后（二），再据“广东情形略有定局”（三），由他“酌议”（四），再“请旨”（五）。如此繁杂的五步程序，到头来还是一兵未撤，只是上报了他准备撤减的兵额让道光帝确认。很显然，他的目的是拖延时间，让时间来证明他的正确。

就在颜伯焘发折的当日晚上，璞鼎查率领的英军舰队果然开到厦门口外。

英军再犯厦门，本在颜伯焘的意料之中。他并不为此而惧，反觉有机会立功疆场。对于厦门的防务，他极度自信，虽说外围岛链防御尚未部署完毕，但厦门岛一带却已固若金汤。他曾经在一奏折中得意洋洋地宣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局势已经是火烧屁股，颜伯焘仍浑然不觉。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厦门口外的英军，正是一支颇具规模的近代化的部队，共有战舰10艘，载炮约31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2艘，载送陆军第18团、第26团、第49团、第55团等部，共计有2500人。

8月25日晚英军到达后，当即由已有入港经验的布郎底号舰长胞祖引导，穿过外围岛链，驶入厦门南水道。浯屿等外围各岛的清军虽开了几炮，但因防御工程未完工，火力不足，未起任何作用。英军也未理睬。

8月26日清晨，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乘轮船侦察了厦门设防情况，制定了作战计划。颜伯焘派出一位曾在外洋做过生意的陈姓商人，前往英军锚泊水域，诘问来意。英方交付一份由璞鼎查、巴加、郭富联合签署的致福建水师提督的最后通牒，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颜伯焘对此不予理睬，未作答复。

8月26日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英军各舰船纷纷起锚扯帆开动，发起进攻。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开炮，“三面兜击”来犯英军。

就英军的战术而言，其在厦门之战如同广东诸役，仍是以优势舰炮对清军各炮台，陆军从炮台翼侧登陆攻击。英军的这种战术，再获成功。

图六　厦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在鼓浪屿：英舰与该岛清军炮台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此时，双方火炮的数量比为106∶76，英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远胜清军。英舰经过1小时零20分钟的炮战，基本打哑鼓浪屿岛上的3座清军炮台，其陆军从该岛最东端炮台的右翼沙滩登陆，攀越山岩和其他障碍，从清军的侧后发起冲击。守台清军全无凭障，以鸟枪、弓箭乃至石块还击，终不支而退。英军占据各炮台。

在厦门岛南岸：英军轮船及军舰在石壁正面和东西两端分别轰击清军炮台。英军火力的绝对优势，使厦门岛南岸的清军阵地完全沉没于炮火的硝烟之中。至下午3时45分，英陆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随即由东向西进扑。15分钟后，坚固的石壁阵地虽未被英舰的猛烈炮火击垮，却因侧后来袭的英陆军而陷落。未久，厦门岛南岸清军各阵地均告失守。

坐镇督战的颜伯焘，目睹锐不可挡的“逆夷”凶焰，忍看这半年的种种努力转瞬间化为灰烬，与兴泉永道刘耀椿“同声一哭”。到了此时，他由战前的极度自信转为极度恐惧，率领文武官员夜渡，逃往同安。岛上清军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纷纷溃散。而英军因天色已黑，占领厦门城东北的高地后，便停止进攻。

8月27日清晨，英军攻击厦门城，但进至城墙，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该城，并派兵搜索全岛。

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的伤亡数字虽无准确统计，但从战前派驻和战后回营的数目来看，共计减员324名。而英方的报告称：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16人。

这一仗真正输到了家。

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厦门之战的惨败，能完全归结于颜伯焘吗？在当时的条件下，还能指望颜伯熹再做什么？在颜伯焘督闽的半年中，厦门的防务和清军的士气不是已有很大的改观吗？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当然，今天我们若严格地从军事学术上进行检讨，颜伯焘也绝非无可指责。

厦门之战的第一阶段，是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之间的对抗。火炮的质量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虽说厦门清军的火炮弹药的弊陋，牵涉到近代工业技术，是颜伯焘力所不能及的；但就清方此期已经掌握的技术上，颜伯焘仍有未造炮车（炮架）、炮洞开口两项错误。

战后接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透露：“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指颜伯焘）惜费，不造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以灭贼，何须再装药也？”尽管张集馨的这段话，有不少细处失真，但火炮不置炮车，真属匪夷所思。虽然炮车（炮架）也是一个复杂的专门技术问题，清方传统样式的炮车，也存在着种种弊陋，但颜伯焘认为“一炮可以灭贼”而“不造炮车”，实谓可笑之至。

从前面的英军工程师所绘制的石壁图样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壁的炮洞只是一个方型孔，并无成扇面状的夹角。梁廷枏对此亦有记载，可为验证：“台墙开门置炮，墙厚门深，又不能左右活转，但可直击。”火炮不能左右转动，就大大限制了射击范围。而火炮既不能左右转动，同时也大大限制了炮车的作用。这也可能是颜伯焘不造炮车的另一原因吧。

尽管厦门岛南岸的炮兵阵地极其坚固，但毕竟只能起防炮作用，其本身火炮缺乏威力，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结实的靶子。颜伯焘战后谎称击沉英轮船1艘、兵船5艘，实际上全是子虚乌有之事。当然，若颜伯焘不在炮车、炮洞上犯错误，那也是局部的改善，从交战经过来看，仍无补于大局。

厦门之战的第二阶段，是登陆英军与清军的陆战。由于当时清朝上下均鄙视英军的陆战能力，颜伯焘也不例外。他只考虑如何与坚船利炮相抗，未计及如何防御登陆英军，缺乏相应的工事和部队。虽然他也在厦门岛的东、北两个方向布兵设炮，但所防者非为英军，而是汉奸。他因错误的情报，认为沙角之战中抄袭后路者，是英军雇募的汉奸。

颜伯焘的这种无知，致使清军在第二阶段的交战中方寸大乱。据守石壁、炮台等工事的清军，本是以岸炮与英舰对敌的，突遭登陆英军的侧后来袭，仅有少数兵弁以鸟枪、弓箭、刀矛、石块相拒，甚至肉搏，大部分因战前毫无心理准备而见敌辄奔。从交战经过来看，本应具有较大危险性的登陆英军，似乎比其舰船还要幸运，并未遇到强劲的抵抗。

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于是，他立即通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并下令各地注重陆路防守：“倘逆夷竟敢率众登岸，所有火炮及一切设伏机宜，务当先事预备，操必胜之权，褫奸夷之胆。”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道光帝在前敌主帅们的欺蒙下，直至此时方得出这种认识，虽为时已晚，仍不失为亡羊补牢之计。但是，道光帝对此还是将信将疑，似乎还不认为英军果真有能在陆地上打仗而不会摔跟斗的士兵，上谕中仍居然昏言：

夷人此次到闽，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重点为引者所标）

君臣无知至此等田地，战事又焉得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