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2月，裕谦从江苏到镇海，见此地形，顿时信心大增。这位尚未见过英军舰队的钦差大臣认为，英军的巨舰大艘，“不畏风涛而畏礁险”，镇海一带的淤泥浅滩，正是抵御英军的天然屏障；若以小船驶入，“无篷帆、无炮位、无锅灶”，又何足惧；若舍舟登陆，“不难全数歼捦”。他还将此心得专折上闻，请求道光帝下令沿海各将军督抚，“遍历本属洋面，测量水势之深浅，滩岸之远近，沙线之险易”，“分别最要次要”，“不必到处张皇”。很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镇海不属“最要”，仅为“次要”。他更关心的是定海。昧于“夷情”的道光帝，言听计从，将此折转发各地，下令参照执行。

然而，此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是一位颇有心计的官员。虽说在他之上先后有两位钦差大臣，镇海防务可不用其插手，但他却两次前往镇海，鼓动伊里布、裕谦在此修筑工事。1841年6月，裕谦回江苏接受两江总督篆印期间，刘与以四品卿衔来浙江军营的林则徐等人，在此处大力设防。由此至开战前，镇海的防御工程虽不若厦门、定海那般形制宏大，但也颇具规模：

一、招宝山。在该山上原设威远城上驻兵设炮，又恐该城地势过高，炮力难及敌舰，又在该山的西脚、南脚，另设置沙袋炮台。在该山背后紧靠县城北墙的勾金塘，亦建有炮台一座。由浙江提督的余步云率兵镇守。

二、金鸡山。在该山北脚建石筑炮台，在该山东北方向建造内设大炮的土堡，另在山顶建有军营，驻兵策应。由江苏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指挥。

三、大峡江。在江口层层扦钉，填塞块石，使河道变窄，以防英舰蓦然闯入；在港内设火攻船30只、16桨快船及车轮船（即人力明轮船）20只、大小渔船60只，为作战时追截、瞭探、策应之用；在县城东南的拦江埠，两岸各设炮台一座，以对付窜入港内的敌舰。由衢州镇总兵李廷扬督兵驻守。

四、镇海县城。在临海的北城墙上厚集沙袋，以御敌炮。钦差大臣裕谦直接坐镇此地，指挥全局。

整个镇海县城一带，共有清军兵勇4000余人，配置火炮157位，其中67位是铜炮。（详见图九）

就镇海布防态势来看，有如虎门，主要还是防英军舰船由大峡江直闯内犯，尚未接受虎门之战的教训。就清军的工事而言，其简陋难以抵御英军的凶猛炮火。而最致命的缺陷，仍是难以防御敌登陆部队。1841年9月25日，裕谦收到道光帝于厦门之战后发出的加强陆路防御的谕旨，便在招宝山、金鸡山等处挖暗沟、布蒺藜，以为如此便可“杜其冲突”。

当然，以上分析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的认识，而在裕谦的内心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防的本身，而在于军队的士气。他认为，在镇海防军中，仅徐州镇兵1000人可以言战，其余皆不足恃。为此，他特在战前“躬率文武官员，誓于神前”：

今日之事，有死靡贰。幕府四世上公（指班弟），勋烈不沫，受命专讨，义在必克。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带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

对于这一仪式，他还向道光帝作解释：

此非奴才敢效匹夫之勇，甘为孤注之投，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敌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非此不能固结兵心，灭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一年来瞻顾徘徊之积习。

裕谦准备以“固结”的“兵心”，来对敌英军凶猛的炮火。

英军自1841年10月1日攻陷定海后，稍事休整，着手准备再攻镇海。10月8日，英军留下400名士兵和3艘运输船驻守定海，主力在黄牛礁一带集结，次日，英舰队驶往镇海。

就战术而言，英军此次行动与其在沙角、大角的表演有相通之处。

10月9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侦察了镇海的防御，也互相作了分工：大峡江东岸，即金鸡山一带，由陆军负责，海军配合；大峡江西岸，即招宝山和镇海县城一带，由海军负责，陆军配合。

次日早晨，英轻型舰队驶往金鸡山一带轰击守军。与此同时，英登陆部队左纵队共约1060人在金鸡山防御阵地以东至少三公里的沙滩上登陆，越过小峡江，向金鸡山之后的蟹沙岭攻击前进。英登陆部队中央纵队共约460人在笠山一带登陆，清除清军的零星防御后，直扑金鸡山阵地。与此同时，其主力舰队在招宝山至镇海县城以北摆开战阵，以优势炮火轰击该处的清军各阵地。

坐镇于镇海县城的裕谦，得到开战的消息后，立即登上东城墙，指挥各处迎战。清军原先准备与闯入大峡江的英轻型舰船作战，火炮的方向也主要对准内江。可是这些狡猾的敌人竟不肯深入，凭借其火炮射程之远，在口外轰击，只有一艘机动性能甚强的轮船皇后号，稍稍深入，不停地向两岸清军各炮台开炮。且英军的火炮威力直至此时方为裕谦所领悟，在招宝山之北的英舰，竟能使炮弹飞越山岭，落于东岳宫、拦江埠一带。战斗的实情与裕谦的战前估计完全相反，出现了彼能击我、我不能及彼的态势。清军根本无法作出有力有效的抵抗。

最先失陷的是金鸡山，英登陆部队左、中央两纵队，从清军设防地带的侧后发起攻击。守军猝不及防，临急抵抗，却未奏效，总兵谢朝恩战死，而大多数兵弁被驱出阵地，挤压于大峡江边，损失惨重。

正当金鸡山一带陆战正鏖时，英主力舰队经过数小时的炮击，基本摧毁了招宝山一带清军各炮台及工事，其登陆部队右纵队共计770人由招宝山外侧登陆。这些被认为“腰硬腿直”的“夷”人，竟然矫健地攀上峻峭的岩石，向招宝山顶的威远城冲击。清军此时已无心恋战，稍事抵抗后便纷纷溃散。英军右纵队占据招宝山后，继向镇海县城攻击前进。

从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中，裕谦此时似乎已陷于迷惘，懵懵懂懂地从东城墙上退了下来，可行至县学时（距东城墙不足150米），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已是无路可退！于是，他望阙磕头，跳入泮池。在他身旁的家丁亲兵，立即将其救起，抢护出城，在宁波易衣灌救后，发现尚有微息，立即奔走省城，行至余姚（距镇海县城70多公里）气绝身亡。

从儒家的学说来看，裕谦向泮池中的一跃，是其忠贞不二的殉节的表现，无疑应当彰扬。道光帝获此讯后，亦称其“临危致命，不忝前人（指班弟）”，赠其太子太保，开复生前一切处分，按尚书例赐恤，准附祀昭忠祠，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圣上的种种恩悯，当使裕谦的亡灵得以慰安。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由此，已经占领金鸡山的英军，远远地望见这种奇特的场景，英军右纵队从东门攻入城内，清军从西门逃出城外。英军在攻克县城时，未遇抵抗。

大约至下午2时，战斗全部结束。如同先前的各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亦少，尽管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种记载称共战死16人，伤数人；另一种记载称战死3人，受伤16人。清方对自己的伤亡人数始终未有准确统计，英方对此记载也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说法亦称清军的损失数以百计。

人类的自杀行为，依据心理分析，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作为当时头号主战大吏的裕谦，他的自杀，本应当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战争已经陷于绝望。他的家丁余升一开始也说过，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为”。

可是，这一信号当时就被扭曲了。

裕谦死后不久，其家丁余升至杭州，向浙江巡抚刘韵珂递上禀帖，声称：镇海开战之初，裕谦在东城墙督战时，浙江提督余步云两次登城面见裕谦，“欲暂事羁縻”，并言“可怜”其一家三十多口，又有女儿当日出阁等语，被裕谦正词驳回。又声称：镇海之败，是因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先陷，余步云逃往宁波，致使金鸡山、县城失守。刘韵珂收到此禀后，不敢怠慢，询问随护裕谦左右的江苏江宁城守协副将丰伸泰。丰伸泰称：当时他看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正值炮声震地，不知言何，但闻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获此密闻，立即上奏，并附呈了余升、丰伸泰的禀词。

按照余升、丰伸泰的说法，镇海之陷当归咎于余步云，非为英军之不可敌，而是守将之不敢敌。裕谦的自杀，应当由余步云来负责。问题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道光帝收到此奏，念及忠臣，朱批“览之不觉泪落”，并下令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密查。

事实果真如此？余步云又何许人也？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1798年以乡勇随军镇压川、楚白莲教，积功迁把总、千总。此后，转战川、滇、陕等地，平定叛乱，由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升至四川重庆镇总兵，并获“锐勇巴鲁图”名号。经历正如其名，“平步青云”。他一生最得意之时，为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率部随杨芳等人进击，连克喀什噶尔、和阗等城，擒敌酋玉努斯。战后论功行赏，他获乾清门侍卫，迁贵州提督，并绘像紫光阁，道光帝亲撰赞词。以后，历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提督，在镇压各处反叛，尤其是少数民族造反中，战功卓著，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多次获得道光帝所颁大缎、荷包、翎管、玉牒等赏件。可以说，在各省武职中，余步云的名气仅次于杨芳。

1838年，余步云调福建陆路提督。1840年英军占领定海。道光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余步云，调其入浙剿办。钦差大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期间，与余步云过从甚密，共讨对策。浙江停战之后，余步云专上一折，主动要求留在浙江继续效力。道光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未久，又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改余步云为浙江提督。

裕谦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后，与余步云一直有隙。余氏自恃军功，倚老卖老，似乎看不太起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岁、靠笔头功夫连跳三级的后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气盛，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若稍事优容，必将志满意得”，“事事与人为难”，不把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放在眼里。钦差大臣毕竟位尊，余步云即便浑身都是本事，也只能听命。

1841年5月，裕谦升两江总督，在回苏接印前，曾上有一折：

提臣余步云虽久历戎行，而系陆路出身，于海疆夷情未能谙熟，似无把握。上年到浙后，即误信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张皇摇惑之辞，不能化解。虽经奴才委曲开导，终不免中怀疑惧。

裕谦的这番言论，使道光帝很不放心，命令裕谦部署江苏防务后，立即返回镇海，对浙江提、镇大员是否相宜于战守，是否需要调动，“据实具奏”。裕谦回到镇海后，复奏：“余步云于水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且究竟久历戎行，薄有声望，亦足振慑匪徒，其措施自比陈化成事半功倍。”看来，裕谦虽然对余步云不满意，但因无合适人选而未逐之。正因为如此，余步云得以保留。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1841年9月，镇海军民俘获英鸦片船赖拉号（Lyra）上的两名船员。审讯结束后，余步云提议：将英俘“好为养活，随时讯问敌情，并作别用”。裕谦一下子就看穿了余步云的用意。他的反应是，就“好生养活”而言，英俘此时已经受伤，能否养活尚有疑问；就“讯明敌情”而言，恐真假难辨；余氏的真正用意在于“并作别用”，企图效法伊里布，以英俘为人质，将来与英军讨价还价。裕谦认为，“广东之失事，由于各怀两端，可为前车之鉴”，如果留下这两名俘虏，存留余步云等人的和谈幻想，“适足摇晃军心”，于是，便用剥皮抽筋的方法处死俘虏，“杜其首鼠两端之念”。

此后，裕谦率余步云等人大誓神前，决一死战，并非无的放矢。其誓词中“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辞，接受逆夷片纸”，很可能也是针对余步云的。

1841年9月27日，道光帝收到裕谦关于处理英俘的奏折。尽管裕谦仅仅是影射了几句余步云斗志不坚，但他仍觉得问题严重，下旨让裕谦另行选择替代人选，“据实奏明请旨”。看来道光帝已决计换马，但这份谕旨到达镇海时，定海已经失陷，镇海决战在即，裕谦即便有心，也已经来不及了。

如此看来，余升、丰伸泰举报余步云在开战之初建议裕谦“羁縻”一事，似非无风之浪，当合乎余步云的思想。

但是，问题的麻烦在于，余升、丰伸泰后来都变了卦。

1842年底至1843年初，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大理院、都察院）奉旨审讯余步云。余步云对登城见裕谦的这一情节的回答是：

二十六日（10月10日），裕谦曾将该革员约至镇海城上，虑及守兵单弱，该革员答以早应奏添。裕谦云：“你是提督，你也可奏。”并嘱以总须敌住方好。该革员随即回营，实无劝令羁縻及自称家眷可怜等语。

由此情况大变，从原先的余步云请见裕谦，变为裕谦约见余步云。军机大臣等提讯证人余升，答曰：

伊是日系在公寓看守印信（不在现场），得之兵、民传说，实未亲闻。并云丰伸泰向伊告称，裕谦与余步云说话时，有“若要退守，你亦可奏”之言，是以于呈内叙及。

军机大臣等又提讯证人丰伸泰，答曰：

当时实止听闻裕谦有“你是提督，你也可奏”一语。后丰伸泰因见余步云退守宁波，意想当时必系与裕谦商议退守，故向余升牵连述及，此外实无欲行羁縻并提及家眷等语。

清代的对簿公堂，往往是越审越乱，原因在于公堂之后的种种交易。道光帝于1842年5月下令锁拿余步云，8月槛送至京师，次年2月16日才由军机大臣等定谳上奏。在此期间，这位“太子太保”的家人、下属、同官、好友，又有何种幕后关节，今日自然无从查考。我们不知道余升、丰伸泰出尔及反尔的种种细节和真实原因，但仅凭直觉，就觉得余步云所叙理由似不太可靠：在开战之初，裕谦将前敌主将找来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是没事找事吗？

由于余升、丰伸泰的改口，军机大臣等对此的结论是原控“不尽得实”；而余升等人之控，被认为是“痛主情切所致”。

尽管我们有理由怀疑余升、丰伸泰是在幕后交易下改变证词的；但是，镇海之败又确非由余步云所致。

我在前面叙及镇海之战的经过时，提到金鸡山先于招宝山失守，这是依据英方的记载及刘韵珂等人的战后调查，余步云于此无涉。他当时负责防守招宝山，指挥位置在招宝山与镇海县城之间的东岳宫（详见图九），招宝山最主要的防御工事威远城，由护处州镇总兵张化龙驻守。而余氏之所以居此角落，当系原先设想的英军战法是舰船突入大峡江，在此可前（招宝山）后（拦江埠炮台）照顾，居中策应。据余步云自称，当英军由招宝山侧背登陆攻击威远城之时，他曾督兵前进击退英军，救出张化龙，然后又返至江边，开炮击损英舰船数只。对照英方记载，此说全系粉饰之词。但是，从侧后袭来的英军占据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时，余步云也确实无招架之功，因为这又是清军柔软的腹部。

招宝山之陷，导致英军直逼镇海县城，而余步云从东岳宫退至县城时，昏迷中的裕谦已由余升、丰伸泰等护往宁波。也就是说，在余步云回撤之前，裕谦已经由东城墙上退下自杀；余升、丰伸泰护其出奔宁波，也在余步云回城之前。县城失陷的职责，不应由余步云一人负责。

看来，裕谦在密折中的种种不利于余步云的言论，已为余步云所悉。因而在战后次日，10月11日，这位长期在文官遮盖下的武将，终于有机会单衔上奏，对裕谦反唇相讥：

奴才因见县北城被贼用炮攻击，飞炮触燃城中药局，其势甚凶，奴才忍痛赶至西城（掩盖其撤退，谎称前往救援），见兵民全行退出，城中一空，裕谦不得已退回宁波。

再，因裕谦退回宁郡后，随即起程前走，是以未经会衔。

10月12日，他再次上奏，言辞锋利：

自裕谦于二十六日（10月10日）由镇海退入宁波，是日戌时（下午7时至9时）即率江南将备丰伸泰等兵丁数百名，星夜退走余姚、绍兴，所有衢、处二镇官兵借以护送为名，概不入郡守城，以致全郡百姓惊皇逃避，拥挤道途，自相践踏，哭声遍野，而无聊匪徒又乘机纠伙劫夺。

余步云在奏折中一字不提裕谦因自杀而陷于昏迷状况（此事可见于当时宁波知府邓廷彩之禀），中伤及诿过之意十分明显，但余升、丰伸泰等人护送奄奄一息的裕谦，跑得比余步云还快，又被后来的调查证明为事实。

如果说裕谦将“剿夷”看得太简单了，吃尽苦头，不得不自杀的话；那么，余步云也把“羁縻”看得太简单，同样也吃到苦头，差点丢了性命。

1841年10月12日，即裕谦离开宁波的第三日，实际上已经成为主帅的余步云，目睹无兵可战，无险可守，便效法伊里布，派出曾作为伊里布信使之一的陈志刚，送一份照会给璞鼎查，要求“善议”，他身为一省军事将领，未奉君命，擅与英方联络，可谓胆大包天。尽管我们不知道陈志刚在“口议”中谈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余步云心中的底价，但先前模糊不清扑朔迷离的裕、余两氏的战、和分歧，由此事而得到完全确认。

照会送出后，余步云急迫地等待着英方的消息，哪知道英方没有送来照会，而是派来了军队。

10月13日，英军舰船离镇海，沿大峡江上溯，直逼宁波。余步云获悉慌忙逃往上虞。尽管他在10月20日的奏折（整整耽搁了7天）中大谈其如何奋勇杀敌，以致坐骑被敌弹击中而压伤其右腿；但从英方的记载来看，英军是兵不血刃地占领空城宁波，第18团的军乐队还在城墙上轻松地奏起了国歌。余步云所受之伤，只能是逃跑中的慌张所致。

一直到了10月16日，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才傲慢地复照浙江巡抚刘韵珂和余步云，宣称接到余步云照会时，英军已经开行，他本人只与钦派的“全权”大臣会谈。与这份照会一同发出的还有：璞鼎查致“大清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巴麦尊致“大清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1841年5月3日发出）以及英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致刘韵珂、余步云的照会。最后一份照会如同土匪绑票的通知，宣布若要“救杭州并一带城邑，免致攻破之难”，必须“即限期内，缴给银两”！

英方的上述照会是派一名中国人送往杭州的，但5天之后，该人未达到目的而返回。也幸亏这位不知姓名的信使未能完成任务，否则余步云擅给照会的行为当时就会被揭露，当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时隔7个多月后，1842年5月31日，浙江战局一败如水，不可收拾，道光帝为力挽危局，振作士气，下令逮问余步云；7月6日，又命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1843年1月16日，军机大臣等讯明结案，否认了余升、丰伸泰的控词，但仍以“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上闻。道光帝此时又稍动恻隐之心，下令“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1月24日，参加审议的大员们再次上奏，“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道光帝当日明发圣旨，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

这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高级官员。裕谦在战前率余步云大誓中的“明正典刑”一语，果然应验。

余步云与镇海之战，是鸦片战争中的一桩公案，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我在此处连篇累牍不胜烦扰读者，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以往的叙述多有偏误），另一方面是要继续回答我在绪论中提到的“奸臣”问题。

尽管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的最后判决，完全否定了最初的控词，尽管刘韵珂等人的调查，认定余步云逃离镇海的时间在裕谦之后，但是，150多年来的史学家们言及镇海之战时，仍大多归咎于余步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若今日可读到更多的资料（许多档案材料刚刚发表），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顽强抵抗就能获胜。

按照这一思路，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因此，余步云被时人及后人如此定性，并非出自于史料，而是出自于排列史料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余步云的真相由此而被遮盖了。

我在这里还须强调的是，余步云不属冤狱。按照清代的军律，守将失城寨者，处斩。这一条严格的军律，在当时的军事将领的心目中，如同“杀人抵命”一般详熟。陈连升、关天培、祥福、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谢朝恩，以及后一章将要出场的乍浦副都统长喜、江南提督陈化成、京口（镇江）副都统海龄，皆死于战位，并未因战败而逃生；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在厦门之战中驻守石壁，兵败后爬出工事投海而死。这里除了他们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抵抗精神外，严格的军律又使之自知将领的职责。在余步云之前，虽有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在第一次定海之战中兵败负伤逃往镇海，但按当时的规定，定海镇为水师镇，总兵无守城之责！

军机大臣等人之所以拟余步云处斩，非据余升、丰伸泰等人的控词，而是究其在镇海失守中应负的责任。由此可见，余步云罪当此刑。顺带说一句，余步云擅给璞鼎查的“善议”照会，当时并未揭露，若不是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找出此件，恐今天也无人知晓。按当时的律法，这一行为可按“通敌罪”论处，至时的判决就可能不仅仅杀他一人，而且会祸及家人。

道光帝正式批准余步云“处斩”，时为中国历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按照习惯，这一命令将在第二天执行，也就是中国人的小年夜。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余步云在刽子手刀斧即下之时又作何感想？可以确认，余步云若战死，凭着他太子太保的头衔、绘像紫光阁的殊荣、征战40余年的功绩，道光帝对他的恤例，一定会高于关天培和陈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