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尽炫耀的南京条约签字仪式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结束后，英军鸣放了礼炮。全权代表璞鼎查心中的喜悦随着礼炮的轰鸣而阵阵涌来，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都是由英方拟定的，包括了巴麦尊训令中全部要求。我在第三章曾提到巴麦尊颁下的对华条约草案，不妨将之与南京条约相对照：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条约第二款中实现）。

二、英国可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并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条约第二、十一款中实现）。

三、割让岛屿（条约第三款中实现）。

四、赔偿被焚鸦片（条约第四款中实现）。

五、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条约第五款中实现）。

六、赔偿军费（条约第六款中实现）。

七、赔款分年交付，未付部分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条约第七款中实现）。

八、中国皇帝批准条约后解除对华海上封锁，赔款付清后英军方撤离（条约第十二款中实现）。

九、条约用中、英文书写；文义解释以英方为主（前一项在执行中照办，后一项因清方官员不懂英文且条约中文本由英方拟定，已无以英文解释为主之必要，故在条约中未载明）。

十、条约由两国君主批准（条约第十三款中实现）。

由此可见，璞鼎查严格遵守了训令，且条约排列顺序也大体遵照巴麦尊草案的规定。

在巴麦尊条约草案之外，璞鼎查还另加4款：

一、释放战时被囚英人，即条约第八款。

二、赦免战时与英方交往的“汉奸”，即条约第九款。

三、清朝制定并颁布一部新的海关税则，即条约第十款（此款为巴麦尊条约草案中，作为放弃割占海岛的五项交换条件之第二项）。

四、两国官员平等交往，即条约第十一款（巴麦尊条约草案无此内容，但训令中有此精神）。

可以说，璞鼎查超额完成了英国政府交予的任务。

南京条约签字时，巴麦尊因政府更迭而去职，他看到条约后在私函中称为“满意的结果”。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LordAberdeen）一直强调巴麦尊先前的训令仍旧有效，收到条约后，在训令中表示对璞鼎查的工作“深为赞许”，并“完全认可”。

此时在璞鼎查的面前，已不再有丛山峻岭，仅剩下两宗遗案需要处理：

一、鸦片贸易合法化。巴麦尊训令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又规定，英国政府“并不作任何要求”，指示璞鼎查利用一切机会和证据，劝说清朝放弃禁烟法令。南京条约签字前后，璞鼎查进行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据璞氏后来的报告，耆英曾做出保证，清朝今后将禁烟范围“局限于本国兵民”，也就是说，不再对英国鸦片贩子采取行动。

二、子口税。巴麦尊训令对此有明确指示，但由于谈判时间短促，更兼英方对内地关税情况不明，因而南京条约第十款对此无明确规定：

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　分。

在具体数额前空了一格。此即后来作为南京条约附件的“过境税声明”的由来。

但是，当璞鼎查收到耆英9月1日发出的十二项交涉的照会后，锐利的眼光一下子发现了新的机会。看来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于9月5日复照耆英：对其照会中本属中国主权或符合国际惯例且无关紧要者，如第二、四、五、六、七、十二项予以同意；对于拱手相让的第八项（治外法权）表示欢迎；对于不符合南京条约的第一项予以拒绝；而对于第三、九、十、十一项（内容大多为中国主权或内政）或进行辩解，或设置障碍。无知的耆英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将本属清朝可自行决定的事项，拿去与英方交涉，就潜藏着需由对方点头的意思，就已经损害了自身的权益。

在璞鼎查的复照中，有两点须特别注意。

一、关税问题。璞鼎查明明知道耆英照会第十一项交涉违反了南京条约，但他没有正面拒绝，反伪言哄骗：

今本公使以已当两国中人之委，详论出口入口内地之饷税，毫无偏性，乃拊心言明其所念矣：税之太重者，则走漏之弊，税之太轻者，则以为不足算，均所不悦。乃除所须以资用之外，有盈溢归帑之数，系所心愿。本公使只俟贵大臣等，由内阁奉谕，以便宜行办，则图一晤为面叙各情。本公使又在粤东或他处，若更为便与贵大臣商议，以致此要之案有着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璞鼎查在此巧作“毫无偏性”的“中人”状，引诱耆英商谈清朝可以自行决定的关税问题。因为南京条约规定，该条约批准且付清第一笔赔款，英军须退出长江，璞鼎查深知此类谈判不会速战速决，提议谈判地点在广东。又为使此谈判具有法律效用，提醒耆英，谈判代表应是“由内阁奉谕”有“便宜行事”之权的钦差大臣。

二、另订条约。璞鼎查在照会结尾提出：

其（耆英照会）内有数件，甚属重要，应另缮一单，附粘本约。以便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均准施行。此乃本公使之意见，而贵大臣等如无异意，本公使即另写一单，以便为附粘也。（重点由引者所标）

也就是说，璞鼎查要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另与清朝订约，且新条约由他来起草。

璞鼎查在照会中设置了两个陷阱。他的两项提议即“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虎门条约）之由来！

中英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和约。按照当时的西方和现时的世界所通行的战争法惯例，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不得再向战败国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必须符合和约的文字和精神。换言之，此后清朝完全可以依据南京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拒绝英方没有和约依据的要求。可是，这些道理，在“天朝”里面，又有谁晓得呢？

耆英收到璞鼎查复照的同时，也收到了道光帝命其对“一切紧要事件”进行“妥议”的谕旨。交涉本是他的主动行为，按他的观念（即“天朝”的观念），根本不可能识破璞鼎查的诡计，反感到英方已接受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为今后的谈判敞开了大门。比起先前动辄以炮轰南京要挟的姿势，璞鼎查此时的面孔似显得可亲可爱。道光帝谕旨中的恳切言辞，又使他感到臣子的责任感。他决计努力挽回清朝的“权益”，在折冲中施展身手，使中英关系在战后建立在一个结实可靠的基础上，不留后患。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太清楚这一阶段中英谈判的细节，但从李星沅日记中看到：

（9月17日）至院见石琴（黄恩彤，字石琴）书云：夷约十三条（指南京条约），又有十一条。

（9月30日）至局见石琴致筼翁（孙善宝，浙江布政使，字筼谷）书，盛称逆夷好礼，而以慎重办理妄启猜疑，殊属荒谬，所续议八条，亦多将就。

黄恩彤是此时中英交涉的干员，他在信中透露，清方先与英方达成协议十一条，后又改为八条。

而耆英9月20日的奏折又大体载明八条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道光帝特别看重的今后商欠不由官还等项。在该折的最后，耆英又称：

除新设五处马头尤非善后事宜可比，必应妥为筹定，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同未尽各事宜悉心详议，务期周妥，另行具奏外。

看来耆英除“善后事宜”（即八条协议）外，又照着璞鼎查给他指明的方向前进，准备与英方谈判“五处马头”（即通商五口）有关事宜了。

道光帝收到该折，对八项协议予以批准，“俱著照所议办理”，另下旨：

此外尚有应行筹议事宜，著耆英等通盘酌核，悉心妥商，切勿稍留罅隙，致兹后患。

尽管道光帝还不知道耆英将如何就“五处马头”事宜与英方交涉，却已批准了他下一步的行动。

至1842年9月底，清方已付清第一笔赔款，按照南京条约，英国应当撤军了。璞鼎查于是照会耆英等人，提醒他不要忘记广东谈判：

俟贵大臣、都统、部堂抵粤后，再行详晰会议，善定章程，将来附立和约，以申永好，而定通商。

9月29日，璞鼎查来到南京城内正觉寺辞行，耆英又向他当面保证：“所有税饷一切事宜，俟十月内（即公历11月）到粤，再行妥议。”

从10月2日起，英军由南京逐步退出长江，入海南下广东。为此而松了一口气的耆英，于10月13日一下子上了五道奏折和两份夹片。明明是他未经请旨擅允英方广东谈判的提议，他却援引5个月前道光帝命其由杭州南下广州的谕旨，要求批准他携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州将军本任，继续与英方“申明要约”，妥办“五处马头通商事宜”。在这一大堆折片中，有一道奏折颇有意思，透露出耆英对未来条约程式的设想：

臣等因所议各条均关紧要，一经颁给御宝，转难更易，是以允俟请用后赉赴广东交给。查现在夷船业经全数退出长江，应即前赴广东分帮回国。臣等谨按照尺寸，备有黄纸，敬求赏用，仰恳随折发下，以便原弁赉回，探明臣耆英、臣伊里布行抵何处，即交臣等捧赴粤东。令该夷等将和约内应行添注之处，遵旨详细写明，再将原奉谕旨，俱著照所议办理七字，敬谨节录黄纸之上，御宝之前，冠列首页，用昭信守。（重点为引者所标）

我在档案馆最初看到此折时，如坠云雾之中。“御宝”指加盖国玺之事，“按照尺寸，备有黄纸”当为按照条约签字文本的尺寸准备加盖国玺的黄纸，“冠列首页”指加盖国玺的黄纸列入条约签字文本首页。有迹象表明，南京条约的签字文本并未进呈朝廷，耆英只送了抄件，因而这一切似不难理解。但是，耆英让英方“详细写明”的“应行添注之处”（即条约签订后双方的协议）又该写在何处？而“应行添注”的内容与“黄纸”“御宝”又有何关系呢？

当我读到耆英为此事专给军机大臣的咨文时，方可明白，除了“黄纸一副”外，耆英还同时送去了“贴说一纸”。原来，他打算让“添注”的内容写在“贴说一纸”上，再与南京条约签字文书粘为一体。

道光帝谕令“添注”，璞鼎查提议“附粘”，耆英准备了“贴说一纸”。尽管耆英仍使用“添注”的说法，但在做法上与“附粘”更为接近。

由此看来，耆英奏折中“所议各条均关紧要，一经颁给御宝，转难更易”一语，应当理解为，一旦英方获得南京条约盖玺的批准文本，就可能使对条约内容有所“更易”的“所议各条”（即已商定的八条协议和即将开始的广东谈判）“转难”。老奸巨猾的璞鼎查又不知施展了何种手段，使得本应英方谋取的新约，成为耆英亟欲猎取之物：只有英方“详细写明”“添注之处”后，方可获得“冠列首页”的“黄纸”。

在“天朝”中，耆英绝不是愚笨拙劣的人士，但在中英交涉中表现出来的颟顸，使人感到，他已迈入陷阱却自以为走向光明。

熟悉道光帝脾气的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积郁的怒气，战后必有一次大的宣泄。果然，他收到耆英奏折，得知英军已退出长江，便首先向两江总督牛鉴开刀，下令革职拿京，罪名是对长江防御未尽早部署。

尽管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牛鉴无罪，但从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说，牛鉴必有此惩。开战以来，广东已办了两人（林则徐、琦善），福建亦两人（邓廷桢、颜伯焘），浙江三人（乌尔恭额、伊里布、余步云），江苏还不应当奉献出一只羔羊？

道光帝没有同意耆英去广东，而是命其留在南京，继牛鉴出任两江总督。这非为对耆的不信任。自1798年宜兴在江苏巡抚任上被革后，宗室不放外任已成惯例。守成的道光帝此次破例，是出于对两江一职的格外看重，说明他的思想由战时转为平时。这与他先前在广东禁烟紧要关头调林则徐至两江的情形，十分相似。

按照耆英的奏折，广东谈判由他和伊里布共同负责。道光帝似乎不太看重这次谈判，让伊里布一人赴粤，也将耆英的官、差转给了伊，只是让耆“通盘筹画”后向伊交待清楚即可。从谕旨的文字来看，他也不太清楚这次谈判的意义，仅称“办理饷税（即关税）及一切通商事宜”。这与耆英奏折中的措辞完全一致，也与璞鼎查的心愿暗合。

道光帝已为耆英所左右，而耆英又被璞鼎查牵着鼻子走。

伊里布此时由四品卿乍浦副都统一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10月21日奉旨后，由浙、赣南下，于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他是鸦片战争中获罪官员开复重用的第一人。

可是，在此期间，接连发生了三件事：

一是璞鼎查得知耆英改放两江，恐广东谈判不能如其心愿，便提出异议，经一番解释后，方认可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

二是台湾奉旨杀英俘事件，闹得几至决裂，结果清方派大员调查，将台湾军政官员逮问解京，才算平息。

三是1842年12月7日广州民“夷”纠纷，民众火烧英国商馆，最后以赔银子了事。

在这些交涉中，璞鼎查步步紧逼，言辞激烈，为了安抚这些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致再启衅端，沿海各省疆吏乃至道光帝左遮右挡，防不胜防。在这些事件的阴影下，清朝上下似乎已经忘记了广东谈判本是为了挽回某些“权益”（尽管尚不知真正的权益之所在），而是不明不白地转向追求民“夷”相安的局面。

民“夷”相安，即中外在各通商口岸相安共处，这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如何让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人们相安共处，又是清朝官员难以琢磨之事。由于不懂国际惯例，在许多事务上他们似乎听任英方的摆布。尽管谈判涉及的范围极其宽泛，但从清方主要谈判代表黄恩彤的回忆录来看，只有两件事引起其重视而留下记载：一是废除行商，这在南京条约中已有规定，然行商的取消，意味着作为广东官员大宗收入陋规的顿减，由此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今日机关发不出工资。二是关税税率，清方自以为计的对策是大宗货物加增，冷僻货物议减，以保证国家充裕。看不出他们对英方暗中拟定的“值百抽五”原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税率）有何感受。至于英方提出的花样百出的条文，病入膏肓心力憔悴的首席代表伊里布既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曾向黄恩彤密授机宜：

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

至1843年3月5日，伊里布终于在广州病故。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不愿眼看煮熟的鸭子再飞走，扬言驾舰北上，与两江总督耆英继续谈判。英方这种指定谈判对手的做法，也是他们对清朝官僚集团的一种分析。道光帝闻此，于4月6日授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办理通商饷税章程”；并对伊里布赐恤，“追赠太子太保衔”，“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为这位老臣作彻底平反。

耆英于4月17日由南京起程，但到达广州尚需时日，为了稳住璞鼎查不致北上，黄恩彤向英方提议，可就当时最棘手的关税税率重开谈判。璞鼎查闻此不免喜出望外。于是，谈判地点由广州转至香港，而站在黄氏对面的是曾在大鸦片商查顿手下做事，深悉中英贸易环节，时任璞鼎查中文秘书的罗伯聃。

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进士，在刑部做过主事等官。1839年授江苏盐道。1842年7月，即江苏战场最危急时，迁江苏按察使，未久署江宁布政使。他的出场，非常偶然。先是耆英、牛鉴嫌张喜等微末员弁，拟派大吏出面，而本应充任的江宁知府犯有口吃，便让黄出为谈判代表。这位年轻官员的表现，也引起了英方的注意：

黄恩彤年约三十七八（实际为41岁），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起来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举动言谈是一个十足的绅士。即在英国，我还不记得曾经遇到这样举止优雅，恭而有礼，文质彬彬的君子。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

这里讲的是他的风度，非为评价其智慧，况且英方对谈判对手的欣赏，亦有其利益角度，有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南京谈判结束后，由耆英提议，黄恩彤奉旨前往广东，作为伊里布对外交涉的助手，后来又成为耆英的助手和谋士。可以说，中英虎门条约及以后的中美、中法条约的具体谈判工作，主要是由他负责的。

黄恩彤是个聪明人，悟性很强，但他的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其对国际法则的无知，因而不可能是罗伯聃、马儒翰的对手。怎能指望他保住中国的权益？

耆英于6月4日赶至广州，6月23日，他由黄恩彤等人陪同，前往香港。次日起，与璞鼎查会谈。6月26日，中英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在香港互换。6月28日，耆英一行由香港回到广州。至此，中英有关事宜已经基本谈妥。

此后的事情发展，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就不免有些怪诞。

7月12日，耆英上了一折两片，向道光帝报告香港谈判的大体情况，声称已与英方达成海关税则，并据伊里布先前作出的承诺，同意英方于7月27日（夏历七月初一日）按新定章程“贸易输税”。可是，耆英并没有随奏附呈新达成的海关税则，反而称：

若必待会奏条例，奉部议复后，再准开市，总在七月之后，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日多……恐夷情或有变更，所关匪细。查现定税则……将来部议似亦不致驳诘。与其迟行一月虑生反侧，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

曾为户部堂官深知其中吏员刁难利害的耆英，为使海关则例能在部议中顺利通过，不惜先造成事实再送条约文本，这在实际上剥夺了部议驳诘之权。道光帝朱批：“所办可嘉”，“深得大臣之体。”

7月22日，璞鼎查在香港率先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两天后，24日，耆英上了四折一片，附以条约全文。道光帝8月11日收到后，下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核议。8月16日，据穆彰阿等人的核议予以批准。9月7日，耆英收到批件。可该章程已实行了42天！

耆英7月24白奏折中，附有一片，谓：

伏查条约为信守之凭，诚如训谕，所关匪细。前此伊里布到粤后，将最紧要之该夷船只止准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他处，及此后商欠不求代为官还二事，与该酋璞鼎查再三要约明白。迨奴才来粤，连同黄恩彤、咸龄亲赴香港，面与璞鼎查重申前约。因上年在江南所定议约十三条（南京条约），业已盖用钦差大臣关防暨该酋戳记，装订成册，已无余页可以添注。且尚有未尽事宜，必须一并要约明白，立定条约，以免将来借口。现与该酋议明，汇齐将应行添注各条，另列一册，仍照前盖用关防戳记，与前议条约一并存贮，以昭信守。（重点为引者所标）

由此可见，耆英完全同意了璞鼎查另订新约的要求，并以“无余页可添注”为由，否定了道光帝“添注”的指示，也放弃其先前的“贴说”设想。在此片中，耆英还称：

现在所议条约一册，统俟璞鼎查将戳记钤用前来，再行缮录清单，恭呈御览。

这就是说，耆英准备先签订条约，再进呈条约文本，而且是仅供“御览”。

从伊里布离开南京，至耆英签订新约，共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我在档案中找不到伊、耆就新约的具体内容向道光帝请旨的奏折。我不知伊、耆为何如此独行专断，也不知他们如此行事是否合乎清朝的规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伊、耆此时不再享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先前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也作为该约的附件正式成立。12天后，10月20日，耆英才将条约文本附奏进呈。11月7日，道光帝收到条约令军机大臣议复。11月15日，道光帝据穆彰阿等人的核议，同意“照所议办理”，但又指出香港通市一节“不免有逾越之弊”，责令耆英“再行悉心妥议具奏”。此时，耆英已完成广东谈判，正返回其南京两江总督任所，行至广东曲江，收到该谕旨，急忙上奏辩解。道光帝只能不了了之。

“天朝”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一项新的条约，自己在脖子上套上一道绳索。

中英虎门条约，即“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共有16款，另附“小船定例”3款；其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共有15款，另对26类货物税率作出规定。从条款数目和文字篇幅来看，已是南京条约的数倍，其内容主要针对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诸事务。其中很多条款确也符合当时西方和今日世界通行的惯例。就此意义上讲，璞鼎查、马儒翰、罗伯聃作了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同时也是骗子，他们在传授国际知识的同时，夹杂着一整套的诈骗术。这里，举一个例子，最能反映该条约特点的是第六款，载明：

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准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俟管事官与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重点为引者所标）

这是根据清方的要求而写入条约的。按照国际惯例，清朝不开放的五口以外地区本属内政，可以国内法自行定之。深悉此理的英方，因此同意将此项载入条约，却又作了手脚：一是五口的开放范围要由双方“议定”，清朝无权作主；二是违禁英人的处治由英方决定。特别是“不得擅自殴打伤害”一段文字，使得这项原本由英方画押的不准英人至内地游历的禁令，一下子成了清方出具的保证违禁英人不受伤害的承诺。清方的要求经谈判后，性质发生逆转。

综合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我们可以认定，清朝至少丧失了四项重大权益：

一、关税自主权　南京条约中文本第十款规定：

（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

这段话的意思不太清楚，主要是“秉公议定”一语，后人亦有将此误解为协定关税的依据。其实不然。查该约英文本，此款文句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 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c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

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在所有通商口岸制定一部公平的、正式的进出口关税和其它费用的则例，该则例将公开颁布。

由此可见，“秉公议定”一语是指清政府在制定新的关税则例时应秉以“公平”的原则。南京条约的这一条款完全符合巴麦尊的训令。据此，清政府只需制定一部“公平”的关税则例即可。其制定权和公布权完全属于清政府。

前引耆英十二项交涉的照会指出，新开各通商口岸的税率，“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由户部核议”，并不违反南京条约，因为户部本是清朝主管经济的职能部门，更何况条约中文本还规定，新定关税则例应由户部“颁发晓示”；但“照粤海关输税章程”则违反了条约，因为该约中、英文本都明确规定须制定新例。这反映出，耆英在与英方交涉时，竟连刚刚签订的南京条约都没有认真进行研究，或者干脆看不懂。

璞鼎查对耆英的提议不是依据条约加以拒绝，或说明条约让清政府照办，而是诱之谈判。不消说，谈判关税的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南京条约。耆英等人由此步入陷阱。在广东谈判中，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认为耗时最多、最费心思的关税交涉，若比起今日之乌拉圭回合又可谓无比神速和顺利。结果，谈来谈去，谈出个棉花进口每担征银4钱，茶叶出口每担征银2.5两（均比以前增加），便自以为得计，连忙向道光帝报功。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与英方议定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26类160余种货物税率用两国协定的方式规定下来，清政府也就从此承担了相应的条约义务，从而在实际上丧失了单独改变税率的权力。

亲手拟就南京条约完全明悉条约内容的英方，为其利益，在践踏条约时也毫无顾忌。这不仅表现在制定权上，而且表现在公布权上，尽管他们又用南京条约处处卡钳清方。

二、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　早在鸦片战争前，对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即以中英法理不同为由，拒绝将被控杀人罪的英人，交予中国司法当局审判。巴麦尊训令提出，条约内应有英国自行设立法庭独立审判英人的规定，但又指示，若清政府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由此，南京条约对此并无任何规定。

前引耆英照会第8项，白白将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相送。究其原因，自然是中英司法纠纷一直是双方长期争执的难点，是可能引起衅端的祸患。耆英打算让英官管束英民来避免纠纷，殊不知后来事与愿违，领事裁判权恰是19世纪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主要借口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的提议也并非全是独创。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第2条，满文本第4条，俄文本第6条）、1727年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68年修改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92年恰克图市约（第5条）都有两国民人由其本国官员定罪惩处的规定。但中俄之间的情况与中英大不相同，当时中俄间司法实践主要针对两国的逃人、逃犯和越境作案的罪犯，从某些方面来看，有些类似今日世界通行的罪犯引渡条约。而耆英的做法完全破坏了中俄条约中的合理因素。他没有要求对在英及其殖民地（如香港）被控华人的司法审判权，仅要求将逃往香港及英船的中国罪犯，交还清方审理，这就完全不对等了。

璞鼎查对耆英的提议不免喜出望外，复照中大为赞扬，“足表贵大臣求免争端之实心矣”。并具体提议：

嗣后应如所议。除两国商民相讼小衅，即由地方官与管事官（英国领事）会同查办外，所有犯法讨罪重端者，英人交本国总管审判，华民交内地大官究惩。

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13款规定：

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请华官会同查明其事……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这就将在华英人完全置于中国法律体系之外，置于中国司法审判权之外了。

三、片面最惠国待遇　巴麦尊训令中曾提到片面最惠国待遇，但又指示，若清朝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1840年义律与琦善谈判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远胜于他国的权益，因而该约对此并无规定。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10项，表示只准英国在福州等新辟4口通商贸易，而对他国前往4口的要求，由英方出面“讲解”以劝阻。璞鼎查拒绝了这一提议，复照中称：

大皇帝恩准他国，均赴粤东外之四港口一例贸易，系英国所愿，毫无靳惜。

璞鼎查如此作复，是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与法国的活动，使耆英看出无法阻止美、法前往福州等4口贸易，准备予以美、法同等权利。此时他的心情，与当初恰好相反，惟恐英方会阻止4口向他国开放，便要求将璞鼎查复照中“毫无靳惜”一语明载条约。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称：

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

这实际上是通过条约形式宣布，英国将不反对他国前往新辟通商口岸贸易。这么做虽不合国际惯例，尚与中国无害。

可是，就在中英条约签字前，英方送来的条约文本中，在此条款后加了段“但书”：

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这实际上提出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为使这一要求能从清方顺利通过，英方不惜在条约中文本措辞上表示卑顺，装扮成一副领受“圣恩”的模样。

耆英自然看不透英方的诡计。他从“天朝”大皇帝的视角出发，“怀柔远人”当应“一视同仁”，“用示平允”；他又从“天朝”臣子的视角观察，设或英“夷”或他“夷”频频向大皇帝请求“恩施”，又成何体统。于是，在英方的“但书”之后，他又加了一段“但书”：

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借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

由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此条款的3项内容，可以认定：第一项毫无必要，清朝与他国打交道，可以也不应与英国商量；其第三项无约束力，“任意妄有”这类情绪性的语词没有准确统一的解释；只有第二项才是真实的。英国的计谋成功了。耆英又上了一当。

四、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三项，要求英舰不得进入各通商口岸，这是完全正当的。但从国际惯例来看，此事不必进行交涉，完全可用国内法决定之。

狡诘异常的璞鼎查，却从交涉本身看出此中的机会，复照中称：

君主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等数只，随时来往各口管押。

用本国军舰来“管束”在他国的侨民，理由实属荒谬，但一心希望英官“管束”英民的耆英看来，这一说法又成为合情合理的方法。于是，中英虎门条约第10款规定：

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

由此，在“约束”侨民的幌子下，各通商口岸成为英舰自由往来的码头。后来的事实说明，英舰并未被其外交官用以“约束”本国侨民和水手，反成为手中随时向清朝施加压力的工具。又由于这一规定，在此后的中外战争中，各通商口岸成为清朝无法设防的城市。

以上四项，乃是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损害中国权益荦荦大端者，此外还有细碎多项，如引水权的丧失、海关验货权的分割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详论了。

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不亚于南京条约，从长久来看，还甚于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五口开放，既有损害，又是机会，但在关税不自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出入诸规定下，开放必伴生太多的灾难。可此项不平等条约却是在战后两国“平等”相商缔结的。

依据古今中外的法学原理，诈骗的定义应是，利用对方对某些知识或己方权益的无知而侵占其利益，英方的行径与诈骗无异。道光帝“添注”旨令，耆英交涉照会，展现了他们的无知，成为璞鼎查施展骗术的大好时机。

然而，我们今天所作的批判与检讨，已经离开了“天朝”氛围，与当时人、当事人有历史的隔膜。谈判、签订条约的耆英、伊里布、黄恩彤，审核、复议条约的军机大臣、户部等部堂官们，及最后批准条约的道光帝，对亲手出让的权益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传统的“天朝”观念，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看不见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就在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不久，耆英、黄恩彤召见美国领事福士（Paul S. Forbes）、法国领事拉地蒙冬（Benoit Ulysse Ratti-Menton），“宣布皇恩”，准许美、法商人前往新辟口岸贸易，“一切章程悉照英吉利办理”！

可是，事情并未到此而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