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升之能够当上宰相，其实应该感谢王安石。

福建建阳人陈升之也是三朝老臣，仁宗时期担任过枢密副使，熙宁元年七月任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是大宋的最高军事机关，长官叫枢密使，与副宰相参知政事同级，号称枢相，也是执政。但由于此前枢密使已由文彦博担任，陈升之便只能做知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并存，是他破的例。

显然，神宗对陈升之也是另眼相看。

因此，熙宁二年二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简称条例司）时，陈升之便跟王安石一起成为负责人，排名在王安石之前。条例司设立的目的很明确：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换句话说，它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这样看，陈升之应该算是改革派。

陈升之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七个多月，与王安石的合作多半是愉快的。所以，富弼离开宰相岗位后，作为同事和同志的王安石便建议由陈升之接任。这倒不完全是王安石的谦让，也因为陈升之的资格要老得多。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陈升之刚刚担任宰相，就提出要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理由是这个机构名不正言不顺。他对皇帝说：臣既然在宰相的职位上等着犯错误受处分，当然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么臣领导的部门怎么可以叫“司”呢？

听了这话，王安石只觉得可笑：宰相领导的部门怎么就不能叫司？东汉的宰相三公不就叫司徒之类吗？再说不叫司又叫什么？像六部一样叫作条例部，还是像枢密院那样称为条例院？恐怕你这位宰相大人也不干吧？那么，难道要仿照中书省，改叫条例省不成？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王安石对皇帝说：他是嫌这职务没面子！

陈升之说：那就叫“制置百司条例司”。

这倒是讲得通的。我们知道，所谓“制置条例”其实是制定政策法规，三司则相当于国家财政委员会。因此，制置三司条例只是经济改革，制置百司条例才是全面改革。过去由于陈升之在枢密院，王安石在中书省，只好将这机构设在三司。现在两人都在“省”里，就没必要再叫“三司”了。

于是皇帝说：将条例司归属中书省，如何？

王安石不同意，理由是效率太低。他说：条例司之所以卓有成效，就因为机构独立成员少，遇事好商量。如果归属中书省，什么问题都要正副宰相意见一致，什么文件都要正副宰相共同签署，什么工作都要正副宰相批准安排，哪里还做得成事？所以，条例司不能改名，也必须单列，陛下总不至于担心臣在那里搞“独立王国”吧？

神宗当然不担心，担心也不能说。相反，在过了几天的又一次御前会议上，由于陈升之坚决不肯再管条例司，甚至坚持要撤销这个机构，皇帝便对王安石说：要不然条例司的工作就由爱卿自己一个人负责？

王安石说：这不合适。当初设立此司，陛下主张中书省和枢密院各出一人，臣请与枢密副使韩绛同事。

皇帝很爽快地就同意了。

条例司设置之争也算告一段落，尽管它最后还是被撤并到中书省，但那是七个月以后熙宁三年五月的事。跟王安石结下梁子的陈升之离开相位就更晚，要到那年十月，而且是因为母亲去世。不过两人从此不和，则是事实。

那么，陈升之为什么要这样做？

正史的解释，是他对那个不三不四的条例司原本就不以为然。这是有可能的，公开提出改“三司”为“百司”就是证明。因为“制置三司条例”明摆着就是要理财，而理财在许多人看来是小人的事，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可惜，这就是设立条例司的本来目的。王安石在御前会议上说得很清楚：从古到今机构的设置都是因时制宜。如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这也正是陛下要特别单独创建一个司，让陈升之与臣统领的原因啊！

呵呵，不打自招。

为了理财而改制，可是正统士大夫不能接受的。陈升之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为了荣华富贵，他不惜假装拥护，得逞之后又翻脸不认人。这当然同样为正人君子或自命为君子的人所不耻，他们甚至给陈升之送了个外号叫“荃相”。荃就是捕鱼的竹器。《庄子·外物篇》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荃相的意思，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么说，陈升之是小人？

难讲，至少司马光对他看法不佳。他甚至认为福建人和长江流域的人都靠不住，前者阴险狡猾，后者轻佻浮躁，远不如北方人耿直敦厚。所以，当神宗皇帝问他陈升之拜相外面有什么反映时，司马光直通通地说：不好！两个宰相（曾公亮和陈升之）都是福建人，两个副宰相（赵抃和王安石）都是长江流域的。他们当国，岂能指望风俗纯朴？

哈，地域歧视？

有关人物籍贯一览

多少有点吧！

看看上面的表格就知道，司马光并非全无道理，但不无偏见，比如郑侠就是福建人，范纯仁则是长江流域的。神宗也显然不认可这套理论。皇帝说：陈升之是有才华的，其他人比不上，朕看他足以承担军国大任。

北宋疆域图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绘。

司马光说：才华确如圣上所言，大节不亏就很难讲。

宋神宗说：这一点，朕已经告诫他。

司马光说：富弼老成持重有人望，离职可惜。

宋神宗说：朕已再三挽留，他一定要走。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又与同僚不合，当然要走。

宋神宗说：爱卿是在说王安石吧？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很多人说他奸邪，恐怕批评过分了。王安石人品没有问题，只是不懂事，又固执己见。

宋神宗说：比富弼还敢作敢当的是韩琦，可惜太要强。

司马光说：韩琦实在是忠臣，虽然也有毛病。

君臣二人叹息。最后，他们说到了吕惠卿。

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跟宰相曾公亮是同乡，跟王安石则是老朋友。由于这两重关系，他最早成为条例司成员并被福建建阳人陈升之接纳。但对于此人，朝野争议很大。

于是宋神宗问：吕惠卿呢？爱卿看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不是好人。

宋神宗说：朕看他应对自如，颇有才华。

司马光说：奸臣哪个无才？吕惠卿当然也有，可惜心术不端。将来害得王安石身败名裂的，一定是他。

神宗默然。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听说了这段对话，估计听说了也会不以为然。事实上五个月后，司马光致函王安石，向自己这位老朋友坦诚地表达了担忧。他说，执政不可以不留意君子与小人之别。忠信之士在你得势之时，也许看起来面目可憎，将来却会伸出援手。相反，谄媚之人虽然现在能让你逞一时之快，但只要你倒霉，他们必定卖友求荣。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此为王安石给做通判比部的友人的问安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安石当然不会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因为此刻的吕惠卿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条例司工作事无大小，王安石都要跟吕惠卿商量；变法需要的奏折和文件，也都由吕惠卿起草。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吕惠卿是王安石的颜回。

因此，王安石客客气气地给司马光写了回信，只字不提吕惠卿，只是说既然你我道不同，那就不相与谋。

冲突已在所难免，好戏也即将开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