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与司马光短兵相接。

这时当然还是熙宁二年。但自从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朝廷的变化日新月异。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开始实行，吕诲和范纯仁等大批官员被贬，富弼离开相位并由陈升之接任，韩绛到了条例司，吕惠卿也由于变法有功备受赏识，在九月获得“崇政殿说书”的资格。

原封不动的，只有司马光。

司马光早就想走了。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六天后，他便向皇帝请求外放，但不被批准。神宗说：爱卿名闻遐迩，就连辽人都向使节打听爱卿做御史中丞的事，怎么能走？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继续做他的翰林学士。

好在，他还可以给皇帝讲课。

讲课原本是王安石的主张。他第一次见到宋神宗，皇帝便向他要改革方案，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却提出先讲课，理由是只有讲课才能统一思想。思想不明确，方案没有用。

神宗批准了这个安排，为此还有了段小插曲。

麻烦出在一个礼仪问题：站着讲还是坐着讲。王安石和吕公著两位翰林学士都认为，皇帝陛下当然是坐着。但陪读的也都坐着，讲课的反倒站着，并不合适，建议改革。

提议立即引起反弹，官员们七嘴八舌。反对者说：离开席位站起来说话原本是古今常礼，何况是在君主目前。站着讲课已经实行五十多年了，怎么能妄议轻改？

皇帝无奈，只好去问宰相曾公亮。

曾公亮答：臣在仁宗朝是站着的。

皇帝也只好对王安石说：爱卿就破例坐下吧！

王安石当然不敢。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说明问题。没错，王安石真能惹事，改革也确实很难。不过讲课也给了司马光机会。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他就讲起了萧规曹随的故事。

宋神宗问：汉代守着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答：怎么不可以？不要说汉，如果夏商周都能坚守禹、汤、文、武之法而不变，恐怕能延续到现在。

意思很清楚：祖宗家法不可改。

两天后，轮到吕惠卿。

吕惠卿讲《周易》，而《周易》主张变通。因此吕惠卿也借题发挥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数年一变的，还有世代而变的，也有百世不变的。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就变成九章，岂能一成不变？司马光歪曲篡改历史，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借古讽今，混淆视听，请陛下召他当庭对质。

神宗只好宣司马光上前，问他有何话说。

面对吕惠卿的公然挑衅，司马光表现出君子风度，非常低调地答辩说：臣并不认为保守先王之道，就是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改，也无意讥讽攻击谁。臣的本分不过讲课，仅仅希望圣贤之言能够有助于陛下的天纵聪明而已。

吕惠卿却咄咄逼人。他说：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官职而不能尽职就该辞职，有言责而不能尽言也该辞职，司马光为什么还不辞职？

司马光只好问皇帝：臣奉诏言事，已上奏折，比如制置三司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

宋神宗说：朕已经看了。

司马光说：这就不是臣知而不言了。今天公卿大臣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吕惠卿。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如不称职可以罢免，为什么要让中书省和枢密院侵夺其权？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究竟想干什么？只要条例不要道义吗？

吕惠卿不能回答。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而未能辞职，确是臣罪。惠卿责臣，并无不当，臣领罪就是。

宋神宗说：今天不过相互讨论罢了，何至于此！

其他官员也赶紧出来打圆场。

神宗又对司马光说：爱卿千万不要生气。

司马光说：臣不敢。

王安石却不干了。

不干的原因，是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熙宁三年的二月初一，韩琦在河北上书，状告王安石派遣提举官强制推行青苗法，无论贫富一律命令借款，就连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摊派，显然与扶危济困、抑制兼并的立法精神相悖，因此建议尽快召回各路提举官，改青苗法为原来的常平法。

神宗接到奏折感慨万分。他对宰辅们说：韩琦可真是忠臣啊！身在外地而心忧王室。朕原本以为此法利民，没想到害民如此！城市居民要什么青苗钱嘛！也要强贷？

王安石却跳起来说：城市居民有什么借不得？只要他们自愿贷款，那钱贷给谁不是贷？

这就是强词夺理了。因此这回两个宰相，同时也是两个福建人曾公亮和陈升之，也都站在韩琦一边。王安石见情况不妙，马上向皇帝交请假条，称病不朝。

皇帝也马上就想到了司马光。

实际上，神宗早就想要重用此君了，只不过王安石坚决反对。王安石说：司马光外托直言抗上之名，内怀收买人心之实，发表的都是害政言论，结交的都是乱政小人。陛下委他以重任，岂不是为持不同政见者树了一面大红旗吗？

神宗只好作罢。

不过现在王安石既然病了，那就不必再听他的，司马光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没想到司马光却不干。他说：只要能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行青苗法，即便什么职位都不给臣，臣也受赐良多，感到十分幸福了。

言外之意也很明显：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不干！

神宗当然不能同意。他说：爱卿是枢密副使，按照法定职责应该谈军事，怎么说起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来？司马光却回答：没有接受新任命，就还是翰林学士，当然可以说。

君臣二人相持不下，王安石却上班了。

上班也不奇怪。因为接到病假条后，司马光便利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书的职权，借皇帝之口把他训了一通，而且话说得很难听：如今舆论沸腾，黎民骚动，你却居然要推卸责任以求自保。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这就等于把王安石的为人和变法统统否定了。王安石固然不能接受，并立即上书抗辩；宋神宗也觉得不对劲，赶紧下手诏安慰，又特地派吕惠卿去宣谕。最后的结果是：在家躺了二十天的王安石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现在轮到赵抃狼狈不堪。因为在王安石病假期间，神宗曾经下诏停止实行青苗法。曾公亮和陈升之准备奉诏，赵抃却主张让王安石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谁知道王安石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条例司驳斥韩琦的奏折。赵抃无法向天下人交代，只好上书朝廷，公开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并在四月十九日辞去参知政事职务，出知杭州。

接下来，九月十三日，宰相曾公亮辞职。

陈升之更在赵抃之后就提交辞呈，只是没被批准。

司马光也只好出走，到外地去做地方官，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七。当然，神宗还是挽留过他。八月初八，司马光提出外放申请时，皇帝问：爱卿为什么不能留在京师呢？

司马光答：臣不敢。

皇帝沉吟良久：王安石是卿老友，何必自疑？

司马光苦笑：陛下想想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那么，吕公著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