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乾坤逆转 四、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熙宁五年到七年讨论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说一句,王安石就顶一句驳一句,简直问都问不得。说到激动时,不是指控同僚结党营私破坏改革,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不明是非。

如此作风,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宁冷静冷静,改改你那臭脾气吧!改了,朕还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据说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现在圣上对我,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依然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想请病假就请病假。

这在王安石,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复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臣之所以敢于直言,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犯颜谏争。否则,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又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不过,陛下修身立德虽然堪比尧舜,是非分明却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出问题的不能罚,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宋神宗也笑了。他说:台官只有挨骂挨批和撤职查办的份,何尝有过奖赏?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应该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当时宰相韩绛和副宰相吕惠卿都已离职,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新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他说:据反映,民间也叫苦。

王安石说:冬天刮寒风,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连天吗?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大惊小怪?

神宗说: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继续生病。

这一次,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等于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没有想法,没有疙瘩。

是啊,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吕惠卿也来火上浇油。熙宁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彻底翻脸的吕惠卿,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请陛下想想,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对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许的?三纲五常、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宁五年七月。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由君臣改为师生,还提出取消枢密院,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令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他对王安石说,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王安石却说:人才难得呀!

嗯?什么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熙宁七年四月,就更会心惊胆寒。当时旱情严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王安石却说什么水旱常数,不足为虑,丝毫不肯为朕分忧。好吧!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

不用想了,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熙宁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动,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这里说的都是猜测。但,接任的是枢密使吴充和参知政事王珪,却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吴充虽然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对王安石的做派却不以为然。正史也说得很明确,吴充担任宰相,是因为中立无私。

至于王珪,更是阿弥陀佛。此人是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任参知政事的,之前则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翰林院共事。熙宁元年八月,那两人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王珪却对神宗说,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唯陛下圣裁。

担任宰相后,王珪变得更加乖巧,决不多嘴多舌,一切听从皇帝指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圣旨,进殿叫领圣旨,出殿叫已得圣旨,人称“三旨宰相”。

神宗皇帝很满意。

这就是邓绾他们看错宋神宗的地方了。没错,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也主张集权。但,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宋神宗却是为了集权而变法。因此,当他实现了集权之后,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权。王安石也必须走人,哪怕没有了王安石的朝廷和岁月变得非常无趣,简直乏善可陈。

实际上,尽管为了厉行改革,神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王安石不喜欢的人打发到外地,终使王安石一家独大,但这绝不是神宗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大宋传统的模式。赵宋官家最喜欢的,是朝中大臣既不铁板一块,也不撕破脸皮,总有人发表不同意见,然后由皇帝来终审和仲裁。

这,大约就是所谓“帝王之术”吧!

不过,之前北宋朝廷基本上没出大乱子,也因为士大夫和皇帝都对这祖宗家法心领神会,小心翼翼维持着方方面面的平衡。这一点,富弼是懂的,但被王安石搅黄了;神宗更是懂的,但被司马光搅黄了。因为按照神宗的想法,最好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在朝。哪怕轮流坐庄,也不错。

问题是,司马光做了宰相,就一定很好吗?

也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