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训所在 二、皇权本是钟摆

传统的说法,是有人救了苏轼。

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离开相位闲居江宁不问朝政。但听说苏轼危在旦夕,却立即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很关键。因为当时营救苏轼的人虽然也有,比如张方平和范镇,结果却是自己也变成了同案犯。所以时事评论员们便认为,苏轼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

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这时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将离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对他说:当年苏轼兄弟进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写几首诗也算有罪,过分了吧!

神宗皇帝不说话,只是流眼泪。

两位重量级人物伸出援手,苏轼终于死里逃生,哲宗继位后又入朝为官。元祐三年(1088)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在夜间召见殿中值班的苏轼。这时距离乌台诗案的发生,已将近九年。

太皇太后问:爱卿前年做什么官?

苏轼答:团练副使。

又问:现在做什么官?

苏轼答:翰林学士。

再问:知道为什么升得那么快吗?

苏轼答:幸遇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说:不对。

苏轼说:莫非是大臣推荐?

太皇太后说:也不对。

苏轼大惊失色:臣虽无行,却也不敢走邪门歪道。

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呀!先帝读卿文章,总是感叹再三,连称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重用而已。

苏轼听说,五味杂陈,失声痛哭。

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君臣哭作一团。

这事十分耐人寻味。神宗确实欣赏苏轼,未及重用也是事实。问题是,时隔多年,作为母亲的太皇太后为什么要旧话重提?难道是要变相地为乌台诗案打补丁?

倒也未必,因为神宗并不想杀苏轼。

这是有证据的。苏轼下狱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经为他求情。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如果苏轼受到惩罚,臣恐后世批评陛下容不得才子。

神宗回答:放心,朕就没打算深究。

这个心思当然只有皇帝自己知道。因此某次上朝,宰相王珪便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是指控谋反,神宗也立即正襟危坐问道:此人固然有罪,但不至于此,卿何以知之?

王珪说:有诗为证。

神宗问:什么诗?

王珪答: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黄州寒食诗帖》

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前面说过,王珪从来就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的。如果连他都来落井下石,可见朝中已是一片喊杀。事实上当时风声之紧人人皆知,皇帝在对王安礼交底时也特地告诫:这些话你不要传出去,以免他们在整治苏轼时连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将苏轼置于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机会。然而皇帝却说:诗人之词,岂能这样解读?他那诗朕知道,是写桧树(桧读如贵)的呢,关朕什么事!

章惇在旁边也说:人君人臣,都可称龙。

神宗说:没错。诸葛亮就是卧龙,难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显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狱,简直易如反掌。苏轼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时代,有十个脑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杀,没有被禁止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没有毁版,朝廷也没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检查一遍。这就说明,神宗并不曾想要杀鸡儆猴,借此机会钳制言论,禁锢思想。相反,有此四个没有和一个不曾,可以断定乌台诗案不是文字狱。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