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都市生活的，是柳永。

与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不同，柳永一生并不得意。他曾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四次名落孙山。原因，据不太可靠之野史的说法，是主张儒家正统思想的皇帝不满意他为歌女创作靡靡之音，宋仁宗甚至批了“且去填词”四个字。于是柳永便在落榜之后写了一首《鹤冲天》，声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扬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皇帝更不高兴了，干脆将其拉黑，以示成全。

官场失意，那就去情场。于是，自称“奉旨填词”的柳永就像“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唐代诗人杜牧，一生流连忘返于歌楼妓馆，为那些女人写下了不少名作，比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脍炙人口的，还有这首《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千古名句，就是这样来的。

这可真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

但不管怎么说，柳永成了歌女们的最爱。因为一个歌女是否当红，不仅要看色艺，还要看能否成为最新流行曲目的首唱之人。因此，歌女们恨不得把柳永包养起来。就连此公死后的丧葬费，据说也是由她们集资凑份子。

柳永也不负歌女们的厚望。他不像同样写“艳词”的其他人那样假正经，而是根据市场需求，大量使用民间俚语为通俗歌曲撰写歌词。比如：针线闲拈伴伊坐。或者：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如此明白如话，当然为自命清高的雅士不容。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恩科，柳永进士及第，吏部却不授官。柳永到政府投诉，宰相晏殊问：这位才俊，是写小曲的吧？

柳永答：就像相公您也写歌词一样。

晏殊说：老夫歌词里可没有“针线闲拈伴伊坐”。

这就是偏见了，柳永当然不会接受。何况柳永也并非不能够雅。那据说引得金主完颜亮顿起投鞭渡江之意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出自他的笔下。

柳永，是能俗能雅，雅俗共赏的。

结果是什么呢？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歌谣。

所谓“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市井。因为在没有专门商业区的聚落时代，货物常常是在公用水井旁边买卖的。后来聚落发展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铺，井也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市中心。没错，井边总会有人，有人就有生意，有商机。

市井之名，即源于此。

宋都开封就有这样的井。它的位置在进城不远的十字路口偏西，井东有商贩支着遮阳伞在卖佛具，井西是一家诊所兼大药房。对面路南的棚子可能是说闲话的茶摊，也可能是听故事的书场，茶摊或书场的南边可能是当铺。井的斜对面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务酒店，叫“久住王员外家”。

这是典型的市井。

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是《清明上河图》。它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的意思，可能是清明节、清明坊（开封地名）或者清明盛世；上河，则可能是“皇上之河”或者“溯流而上”。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高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为一长卷。此处截全图为上下两部分，可以看出原画从城外到城内的场景变化。从两处细节的放大图中可以看出画家的精湛技艺。

不过，就连这样其说不一的解释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图中所绘并非汴河，也非开封，而是某个卫星城市。还有人认为这幅画不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的写实作品，而是南宋时期某个或某些画家对开封（汴梁）的追忆。

于是，此画成谜。

但，说它是北宋的城市风俗画，应该没有问题。

同样不成问题的是，柳永对这一切恐怕都很熟悉。因为他不但久在开封，还曾客居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全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地；而他出没的，也无非是风月场所和酒肆茶楼。什么叫市井生活，他应该再清楚不过。

可以作证的，是他的《锦堂春》。

这是有点像“二人转”的唱词，应该是由女艺人来扮演失恋的痴情少妇。相信“女为悦己者容”的她，已经被杳无音信的情郎弄得“坠髻慵梳，愁蛾懒画”；而那个负心汉当初为了博得好感，竟是骗她剪下了一缕秀发的。

然而怎么样呢？得手之后，便再三爽约。

于是，一个收拾那家伙的计划便在她心中形成：下次他若再来，不开房门。即便放他进来，也不上床。直到夜静更深那人心痒难忍时，再细细数落，慢慢修理，一定让他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这可是只要想想就十分过瘾的。

同样不难想象，演出现场一定是满堂喝彩。

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和情感只属于市井小民，这样的民众在《清明上河图》中则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是虹桥上看热闹的，就有不少闲杂人等。坐着大客船由汴河进京的丝绸商和观光客，也应该是此类表演的热心观众，就像来到纽约和巴黎的人要去百老汇，看红磨坊。

宋代的娱乐场所叫勾栏瓦舍。勾栏也叫勾阑，原意是曲折的栏杆，宋元时期指瓦舍中的演出棚，相当于戏院。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肆，意思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逢场作戏，所以用来指市民娱乐的演艺场所。演出难免有色情或情色内容，但勾栏瓦舍变成妓院的代名词，再等而下之地由瓦子变成窑子，则要到明代以后。

开封的勾栏瓦舍为数不少，这是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告诉我们的。该书跟《清明上河图》一样，记录的都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时期开封的实况。据称，当时仅东角楼一带便有勾栏五十多处，最大的瓦舍之一“象棚”容纳数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种吃食、货物和杂耍。

杂耍之一是相扑，也叫探搏。从宋画中看，探搏很像日本相扑，只不过运动员没那么胖。另外，宋代相扑还有女运动员，曾经进入皇宫表演。开封瓦舍里也有专门卖假货的商铺和市场，叫何楼，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柳永词大受欢迎，丝毫都不奇怪。

探博

据山西晋城宋墓壁画。

但，意义却非凡。

我们知道，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Citizen）或古希腊的公民（Polites）。古希腊公民是城邦（Polis）里的人，西方的市民是城市（City）里的人，中国古代的市民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历史上更为常见的称谓，甚至不是“市民”，而是“市人”。

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只不过，按照“行商坐贾”的分工，只有长期在固定商业区从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记。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

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与市人，有贵贱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这样一来，原本与“市人”相对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变，柳永以士人的身份为市人歌唱便是证明。市井文化的兴起，已势不可当。

那就再到井边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