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武人当政的时期。袁世凯起手原非文臣，自打小站练兵之后，世人皆以武人目之。他自己，也的确武人面目更多一些。虽然当政之后，袁世凯有心完成从军人政治向文治的转变，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锅，死后，他所不乐见的“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局面自然无可避免。

从大形势上讲，武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乱治交替的中国政治周期中，乱世的难免之局，另一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日本和德国，提倡尚武精神，大力推行军事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晚清以来，兴办新军，派人留学日本以及开办军校讲武堂的结果，一大批受过新式训练和教育的军人，成为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挎东洋刀的人中，也混杂了一些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杰，但这一时期主导中国政治的大人物，多数都是军事现代化的产儿。

在所谓北洋团体中，主要军官，以北洋系统各个军校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像孙传芳这样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最土的冯玉祥，也是新军出身，进过学兵连的。各省军阀，大头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云南的唐继尧，先后做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和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以及稳守山西的阎锡山也是唐继尧的先后同学。至于他们的部下，则既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讲武堂学生。连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部下军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训练和教育，却并没有马上教会这些新式的军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太会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来交战。自小站练兵以来的新军，辛亥的时候动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场仗，武汉三镇，攻下来两个，就收兵谈判了。随后的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个仗。蔡锷的护国之役，更多是政治战，护国军斩获不大，进川的北洋军损失也不大。从后来看，所谓的护国战争，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马抢地盘的争夺。此后各地军阀进行的战争，多少带有游戏性质，被外国人讥讽为，主要靠烟土和银元在打。拥有大军的军阀们，作战威力实在有限，有时连土匪和帮会都不怕他们，一度主政贵州的袁祖铭，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绑了票，花8000大洋才赎回来。这一时期，军队比较训练有素的，是几个小旅长带的部队，比如冯玉祥、吴佩孚和孙传芳，但是这时的舞台还不是他们的。总而言之，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国新式军队还没有学会怎样打仗，也无心打仗，他们手里的枪，只是催税的工具。即使是内战，也得到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人自己打起来了之后，才一天天像模像样起来。

手里没有会打仗军队的武人们，自家穿长衫的时候，远比着戎装多，坐轿的时候比骑马多，睡觉和抽大烟的时候比扛枪训练多，但却习惯于对政治问题用武力来解决。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就是这种“不良习惯”的突出表现。

即使在袁世凯时代，西南地区也不是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对于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都只能做到名义上归服。西南方面，袁世凯仅仅可以在四川安放一个只是可以控制成都的督军，而广东，听他话的龙济光，也只能控制珠三角地区。护国军起，袁世凯垮台，西南方面，唐继尧几乎囊括了云贵川，而陆荣廷则占据了两广，而且一只脚可以伸到湖南。有实力就有说话的底气，西南势力的壮大，使得他们不满足于过去表面臣服实际独立的状态，开始在桌面上也要跟中央政府叫板，论一论法统，讲一讲道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将国民党变成一个小帮会，迅速丧失了影响力，幸好，孙中山及时回头，重拾国民党的旗帜，虽然支离破碎，但毕竟还有力量，不仅有第一届国会的政治势力，在广东、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挂在国民党名下的武装存在。在军事上，孙中山的国民党是西南军阀的小兄弟，但在政治上，却是老大哥。孙中山跟西南军阀的合作，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分量。

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没有恢复国会，而是重起炉灶，成立临时参议院，重新选举国会。孙中山以此为借口，扯起护法〔护临时约法，维护第一届国会〕旗帜，在广州另组政府，号召旧国会的议员南下，开始了所谓的护法战争。护法战争说起来有点牵强，毕竟，第一届国会，不是老段给解散的，而且第一届国会被那样不明不白地解散，还属于共和制被颠覆的紧要关头，居然连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实在令人看它不起。

护法的号召当然护不了法，但却激起了中国西南、西北地方一系列的战争。原本在四川、湖南、陕西汉中这些南北交界之处，各种势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中，护法的发动，打破了所有的平衡，当地各派军阀、国民党势力、北洋势力，乃至原进步党人的势力，分分合合，打成一锅粥。孙中山理由牵强的护法，也给了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一个很好的口实，实行武力统一。这个口实是如此地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满心不希望段祺瑞成功的冯国璋，总是捣乱，却始终都阻止不了皖系的用兵。对湖南的前后两拨攻势，打前锋的，大部分居然都是非皖系嫡系的部队，甚至连滑头的阎锡山，也不得不派出一旅军队参战。也只有这些军队发现自己成了段祺瑞政策的炮灰，白白被消耗时，他们在前线直接的抵制，才使得武力统一的推行受挫。前有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前线通电主和，后有吴佩孚在衡阳前线擅自停战呼吁和平。

由护法引发的南北战争，焦点在湖南。1917年8月，首先是段祺瑞把一个仅仅祖籍是湖南，但却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僚傅良佐强行派到湖南做督军，原来的督军谭延闿改做省长，等于被挂起来。据说，谭延闿原打算抵抗，陆荣廷和唐继尧都表示支持，认为湖南是西南的门户，决不能让北人占了。但是，谭延闿在湖南，虽然身为督军，却是文人底子，跟军队没有渊源，仗着脾气好，人称“谭婆婆”，周旋于湘中各派军阀之间。谭要抵抗，但湖南内部却难得意见一致，谭延闿本来决心就不大，见此只好辞职走人。只是，傅大人赴任，不是来了一个人，身后还带着大队的北军。自晚清以来，湖南军绅，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力者位置和势力范围早就划好了，现在大批的北人北军到来，明摆着是要抢地盘。尽管大家手里的家伙，原来并不是打算交火用的，但被逼到没有办法，南人该急还是会急的。这年的9月，受到撤换威胁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自主”，宣布与段祺瑞政府脱离关系。

在整个北洋时期，地方对中央政府不满，宣布独立或者自主，大到数省，小到几个县，属于家常便饭。独立也罢，自主也罢，不意味着这些地方要自立为国家，仅仅是说，我不听你中央政府招呼了。其实，各地军阀，本来就是各自为政，不独立，不过是表面上对北京政府还保持着隶属关系，一旦宣布独立，连这点表面文章也不做了。当然，北京政府也不会兴兵声讨，大不了彼此打几圈电报战，然后情势变化，地方独立取消，一切照旧。

然而，这回不一样。段祺瑞刚刚“讨逆”成功，变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别看段祺瑞本事不如他昔日的主公袁世凯的一半，但自视甚高。不好色，不贪财，也不染赌和毒的他，唯一的爱好，是围棋，而且自以为独步天下，因此韬略非凡。他的志向比袁世凯还大，而且刚愎自用，意志坚定，打定了主意，九牛拉不回。直皖战后，他既不出国，也不躲进租界，生挺着在北京不走，等着吴佩孚来抓，吴佩孚还就真的不敢动手。显然，如果湖南全省宣布独立，这边要打，多少还会有点顾虑，但两个残缺不全、枪械不完的旅发难，宣布自主，抗命中央，给了段祺瑞一个动武、杀鸡儆猴的机会。先期开到湖南的北洋军两个师，也乐于以强凌弱，仗，就这么打起来了。

一开仗，显然过于弱小的湘军顶不住，湖南中部的宝庆、衡山相继失陷，湘军退往湘南与两广交界之地。但是，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口的广西王陆荣廷，派出了大队人马，驰援湖南，桂军的加入，使得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桂湘联军攻势凌厉，原来作壁上观的湘军各部，纷纷加入联军一边。北洋军虽然也派来了增援部队，两个师的北洋军，加上曹锟的一个旅，阎锡山的一个旅，甚至张勋旧部安武军的二十个营也被派到了前线。但由于乐于玩真格的武人不多，北军却渐显不支。

其实，当时的湘军不是用来打仗的，北洋军也一样。不真打，比划比划吓唬一下人还可以，来真的了，前线的北洋军也萎了。段祺瑞派到前线打仗的军队，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嫡系。慷他人之慨，借战争消耗异己，这是古已有之的老权术，老术翻新，大家彼此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前线的军队，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个师是主力。这两个人，很多著述上都说他们是直系，其实，他们不是段的亲信倒是可能，说是直系也不见得，因为，对于多数北洋将领来说，那时候直皖的分野还不那么清晰。这些军人，肯听差遣，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湖南是个富裕的地方，跟着督军上任，一方面能领到大笔的开拔费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北京政府的军费宽裕了起来，一方面可以在这个富裕的地方获得新的机会，做一回镇守使，就是一方小诸侯。

然而，动真格的打仗，白白消耗自家的实力，这种只赔不赚的买卖，这些将领是绝对不干的。在前线的北洋军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打算干了，于是找了一个堂皇的借口，通电主和，呼吁南北和平。随即自行停战撤兵，一溜烟向北跑。督军傅良佐跑得比这两位还快，这边通电一发，他马上溜出长沙，恨得段祺瑞牙根痒痒，马上下令将他撤职查办。可是，兵败如山，湖南丢了，第一波的武力统一，就这样速生速灭。

前方兵败，段祺瑞为此下台，主和的冯国璋甚至一度重新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但是，段祺瑞的实力并没有受损，虽然不在台上，却依然可以操控政局，日本人也依然只信任他一个，主持对中国借款的西原龟三，对冯国璋一点好感都没有，在他看来，冯是一个对日本怀有敌意、喜欢玩阴谋的人。段祺瑞下台后，西原特地来华，对段表示支持，给了段一笔2000万日元的“电信贷款”，由当时作为段祺瑞亲信的曹汝霖掌握。在短暂的喘息之后，段祺瑞居然以更大的势头反扑过来。再次出山的段祺瑞，做的是参战督办。我在上节讲过，这个督办，实际上是内阁之上的太上皇。有钱、有靠山更有决心的段祺瑞，其麾下谋士小徐，居然靠截取军火给奉系的方式，争取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同时策动了由直隶督军曹锟和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十三省督军，在天津开会，成立一个比当年徐州会议更大的段祺瑞的督军后援团，一致决议，要求对南方用兵。这里，曹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曹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人，当兵前在保定做过布贩子。在北洋军里，出了名的憨，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他的特点是待人宽厚，老实听话，听话到了绝对服从的地步。在那时候的军队里，这是很受上司欢迎的一种品质。看起来很憨的曹锟，其实并不真的傻，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还是相当明白的，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靠谁。当然，这种人要论带兵打仗，确实没多少本事，用人也尽是自家子弟。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麾下，偏偏有一员特别能征善战的战将吴佩孚。说起来，吴佩孚为曹所用，还有点传奇色彩。那还是在汤芗铭主政湖南时期，曹锟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吴佩孚是曹锟的副官长，人称马弁头，是个伺候长官的活儿。一次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汤邀请曹锟来做演讲。曹锟哪里做得来这个，就让吴佩孚代表他去。结果吴佩孚去了以后，在会上讲得特别精彩。回过头来，汤芗铭就向曹锟“借赵云”，意思是既然这个人才放在你这里不重用，我来用。曹锟自家虽然不识货，但人家来抢了，也知道此人应该是个人才，与其便宜了别个，不如我自己用，于是吴佩孚就成了他的主力旅的旅长，此后，逐渐地，凡是第三师训练、作战方面的事情，概由吴佩孚包办。到北军政府用兵湖南之际，吴佩孚已经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一般来说，升为一省督军的军阀，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有被架空的危险，但是，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就把第三师让给了吴佩孚，而吴也对曹忠心不贰。这跟吴佩孚的性格与为人有关，我以后还要提到。

第二波对南用兵，段祺瑞和徐树铮安排了三路大军，一路张敬尧，一路张怀芝，一路曹锟。三路人马都是北洋军的精锐部队，张怀芝所辖北洋军第五师，张敬尧第七师，曹锟第三师，其中前两路统帅，还是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夹带人物。只有曹锟，在地缘上，跟皖系关系不大，即非皖人，也没在安徽生活过。

然而，人之有用无用，跟亲近与否关系不大。三路大军，前两路一到前线，就吃了败仗，只有曹锟麾下的吴佩孚率领的第三师，一路从湘鄂边界的羊楼司打过去，连克岳州、长沙、衡山，直至衡阳。战况，又回到了第一波攻击刚发动时的状态。桂军退回来广西，而败退的湘军，游动在粤桂边界一带。

当时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部队，是他当年做土匪的底子，原来就是土匪中能征善战的佼佼者。这样的军队，在当时军队整体上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枪法准，敢玩命，比较能打。不仅陆荣廷的部队如此，东北张作霖的部队也如此。说起来他们属于晚清面临淘汰的巡防营系统，但新军见了他们却畏惧不止三分。此番桂军入湘，统帅谭浩明，就是陆荣廷做土匪时的老兄弟兼妻舅，不旋踵即打垮了北洋军4个师，显示出能战的实力。但是这样有实力的桂军，在人数上，也超过第三师，装备也不差〔广西和云南的军队，都可以通过越南从法国进口武器〕，居然被吴佩孚打得迅速溃败，望风而逃。1个月之内，就把处于胜利巅峰的桂军，赶回了老家。吴佩孚一战成名。

其实，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的标准来看，吴佩孚都不能算是一个杰出的战将。相比之下，他的军队的确比较训练有素，也比较能吃苦耐劳。他本人也有些韬略，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动攻击。据说，在他做营长的时候，就有吴小鬼的外号，说的是有鬼点子，善于用兵，尽管那时的用兵，无非是打土匪。他的成功，恰恰是建立在当时其他的军队都很差的基础上。从冷兵器时代过来没有多久的中国新式军队，对现代兵器的掌握和使用，都成问题，炮兵不会间接射击，机枪手不懂得排除简单的故障，很多军队一打仗，当官的坐着轿子上前线，一进入阵地，指挥军队打着大旗往上冲，冲不上去，再来，几个回合下来，冲垮对方阵地就算赢，冲不垮，就轮到自己溃败，丢下八抬大轿逃命。最要命的是，士兵大都不耐战，基础训练很差，仅仅是会放枪而已。从晚清传下来的积习，一接战，就拼命地放枪，大多不知道瞄准射击，放枪就类似于从前的擂鼓助威，给自己壮胆。等子弹打光了，敌人还没有退，就该轮着自己退了。这种战争水平，只要有支军队训练好一点，沉着一些，耐战一点，差不多就能获胜。这一时期几位中生代将领，吴佩孚、冯玉祥和孙传芳的部队，就是这样的比较耐战的军队，因此胜率相当高，恰巧，他们后来都成了直系或者后直系的人。

此番入湘作战，吴佩孚大获全胜，不仅因为他的部队能打，而且对手也恰好出了问题。湘桂联军在患难之时，尚可联手作战，到了驱逐北军得到胜利之时，两下就开始闹纠纷，都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甚至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样湘桂联军，当然不能很好地配合作战，以至于很轻易地被吴佩孚看出缝隙，各个击破。那时的湘桂军，也跟其他军队一样，战术战法都很落后，每仗只能一鼓作气，一仗打败了，就一溃千里。

不管怎么样，吴佩孚赢了，而且赢得漂亮，不到一月，全部收复失地。无论在北京政府，还是在社会舆论，都觉得吴佩孚是打赢了一场很艰难的仗，尤其是在其他两路北军都吃败仗的情形下，这场胜利的光环，格外地光彩照人。

然而，光彩照人，给皖系政府挽回了面子的吴佩孚，论功行赏，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湖南督军居然落到了那个饭桶将军张敬尧头上。以今日看来，皖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段祺瑞不识人。皖系的干将，饭桶多，名声坏的多，而张敬尧两者兼而有之。当年护国之役，第三师和第七师同被派到四川抵挡蔡锷，吴佩孚见识过张敬尧的无能以及部下的淫掠，湖南督军不给他也就罢了，居然给了一个这么一个饭桶，这口恶气，放在谁身上，也难以咽下，何况烈性子的吴佩孚。于是，打到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在衡阳按兵不动，半步也不往前走了。无论好一点的军阀，还是差一点的军阀，地盘都是命根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能真的想开。

在此之前，差不多跟吴佩孚齐名，同样善于吃苦练兵的中生代名将冯玉祥，在南下途中到了武穴，也干了一件很令段祺瑞和徐树铮难堪的事。事情是这样的，在护法运动中，坐落在广州的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跟实际控制广东的桂系军阀，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虽然名义上联合，但里面摩擦不断。为了防止自己唯一的一支嫡系武力陈炯明的部队被桂系吃掉，孙中山让陈炯明向福建发展。于是，陈炯明的粤军进入福建，福建督军李厚基向北京政府求援。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固然想扫平西南军阀，但最想搞掉的其实是“另立中央”、开非常国会、做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于是，北京政府命令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援闽，意图开辟对南用兵的第二战场，直接打击孙中山。就在援闽途中，冯玉祥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说民国已历七载，内战也见了三次，“而最无意识无情理者，莫过于南北此次之战争。既无不共戴天之私仇，又无非我族类之公怨，兄弟阋墙，全球腾笑”。批评段政府不顾日本在山东的存在，设立民署侵犯中国权益，不顾德俄媾和对中国的威胁，一意孤行，对内开战，造成人民死于战乱，军费开支大增，“公私交困，借债生活”。冯玉祥此举，背后有一个北洋宿将陆建章的策动。陆建章是冯玉祥的亲戚，也是提拔冯的恩主，他是老资格的北洋宿将，地位仅比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稍逊一点。在袁世凯时代，做过北京的执法处长，人称屠夫，后来为陕西督军，护国讨袁的时候，被部下陈树藩赶了出来。此后，由于早年跟段祺瑞有夙怨，一直得不到复起。所以，反段的意向很强。当然，冯玉祥武穴主和，确有陆建章的活动，但冯玉祥作为一个非常有道德感的军人，的确也对这场战争没有好感。冯玉祥的通电发出之后，据他自己讲，当时刚刚攻下岳州的吴佩孚，马上给他发了一个电报，希望冯玉祥坚持到底。

武穴吁和，由于没有得到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响应，最后不了了之，北京政府开始打算撤掉冯的职务，让其部下接任〔只是北洋政府的惯用伎俩，让部下出于自身利益，取而代之〕，但冯部相当团结，无果。最后只好给了冯玉祥一个撤职留任的所谓“处分”〔不久就取消处分，开复原职〕，在曹锟的调停下，冯玉祥没有去援闽，转道去了湖南的常德，归入曹锟的序列。后来在南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拣便宜做上了常德镇守使，也算是加入了对南用兵的队伍，北京政府得以下了台阶，而冯算是有了块地盘，可以暂时栖身。但此时的冯玉祥，已非池中之物，一个小小的常德，根本不足以填他的牙缝，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以曹锟为首的后直系，基本的队伍，因为湖南的战事，走到一起了。

最后，我们都知道，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是以吴佩孚撤防北上、直皖决裂并开战而告终。段祺瑞用钱堆出来的嫡系武力参战军，经过直皖之战，灰飞烟灭，皖系作为一个军阀派系寿终正寝。此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短暂地出山，做过一段空头的执政，然后就从政坛上消失了。晚年的段祺瑞，一个迷信武力的武夫，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临终遗嘱，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国事，但却特意强调，在他的丧礼上，“无以荤腥馈祭”。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对当初自己主导的内战中，无数殒命的生灵的一种交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