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幕 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变 直皖之间:由裂痕到沟壑

军阀这个概念,据陈志让先生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一些学者先叫出来的。但是,很快,被称作军阀的人,互相开战,也互詈对方为军阀。显然,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军阀无疑是个贬义词。英语里跟军阀近义的有两个单词,一是warlord,一是militarise。前者之意为军人割据,后者是军事化的统治。显然,民国前半段,也的确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军人集团,而且这一时期,军人的确具有最大的发言权。称之为军阀,并不为过。当然,这一时期最大的军人集团,就是北洋集团,或者通称北洋军阀。集团中人,称自己为北洋团体。所谓的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也继承了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部分遗产,从人员到物质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这个集团起家是小站练兵,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之后形成的。因此,这个集团的第一代骨干,都是小站旧人。第二代,则是出身北洋系统的各级军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辈。因此,严格来讲,人称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的奉系,其实不算北洋的圈内派系,充其量,跟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与辫帅张勋一样,都属于北洋集团的支系。

但是,即使是北洋军,也跟西方语境里的据武割据、拦路抢劫的warlord,有相当大的区别。跟古代中国乱世割据的军阀,也大不一样。晚清一干投笔从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国内外新式军校学生,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有志爱国的青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投身新军,是为了寻出路,给自己找个更好的饭辙。但如果不考虑饭碗问题,还必须承认他们是晚清梁启超、蔡锷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体现者,身体力行地改变传统士大夫重文轻武的积习,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并无饭碗之忧。弃文从武,为的无非是富国强兵。不仅接近同盟会的陆军学生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如此,跟立宪党人走得近的蔡锷、唐继尧等如此,连一些北洋军人也是如此。段祺瑞、冯国璋和吴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后两人还是文秀才〕投笔从戎的。我们不能说,南方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当兵是为了救国,而北洋军人就个个是头脑冬烘的木头人。晚清的新军,无论北洋还是各省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对于近代政治,都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在他们的某些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新式军人,对于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洋时期,当家的武夫,会如此在意共和政体的某些基本原则,尊重民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当然,他们也相当在意与此相关的道义和声名。不仅对制度的尊重属于道义名声的一部分,而且事关民族主义的声誉,更是他们自身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一旦某个集团在这方面被公认有亏,那么,这个集团离下台就不远了。袁世凯的垮台,不是因为讨袁军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他在制度坚持和民族主义两方面都声名大损。五四之后,我们看到,貌似强大的皖系集团,也在这个方面吃了亏。

事情要从北洋集团的分裂说起。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袁世凯尚在之日,人们已经在传有直皖之分。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乐出头。冯国璋和段祺瑞则不相上下,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是北洋军中的秀才,少见的文生,而且真正打过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被起复,北洋军进攻武汉三镇,指挥官就是冯国璋,对手是革命党中号称知兵的黄兴。开战的结果,革命党人败绩,三镇丢了两镇。如果不是袁世凯要跟清廷和革命党两面讨价还价,第三镇武昌,说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冯国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统制〔师长〕,也是冯先过关,而段则需要袁世凯通关节才过关。可是,比较起来,袁世凯却更喜欢段祺瑞些。因为冯国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则对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冯国璋在前线卖命,段祺瑞则领一群北洋将领,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捍卫帝制,清廷和革命党两边吓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党人乖乖把临时大总统宝座,送给袁世凯。在南北谈判期间,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谈,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黄兴代表谈,可谓武人中的政治家。后来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间都嚷嚷翻了,却还瞒着冯国璋。冯国璋上门来问,还是不说实话。但对段祺瑞,老袁却没法这样蒙,也不能蒙。虽然袁世凯特别希望段祺瑞拥戴,但是段祺瑞对于帝制,明确表示反对,宁可陆军总长不做了,也不肯顺着。事实证明,段祺瑞的选择是对的,在政治上,比冯国璋的首鼠两端,含含糊糊要略胜一筹。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称段合肥。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人称冯河间。但段合肥的名头显然要比冯河间响,原因是中国上流社会固然对冯、段褒贬不一,但在人们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对冯国璋没有好印象。尽管如此,冯、段之间,依然积不相能。北洋集团中,有人跟冯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直系。有人跟段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皖系。当然,不是直隶人必然属于直系,安徽人必然属于皖系。北洋旧耆陆建章和他的侄女婿冯玉祥都是皖人,但却跟段祺瑞视同水火。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早年的直系、皖系,其实跟戊戌时期的帝党、后党一样,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齐锡生先生根据军阀集团成员和首领的人际关系等级,对军阀派系进行的派系分析,无疑精辟的,但应该主要适用于直皖战争,北洋团体分裂之后。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家的那四年里,由于段祺瑞几乎是北洋系统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所以,所有的北洋军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北洋系统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对段祺瑞都会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礼貌。直皖战后,直系大胜,但却不肯通缉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败之后,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跟南方和西南军阀相比,北洋军阀相对比较土气,留洋的学生较少。而相形之下,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这种状况就更突出,留学生在里面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而直系的一翼冯玉祥的部队更土,连国内军官学校的学生都很少,军官只用自己带出来的学兵连的人。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似乎很有利于内部的凝聚。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J.内森说的那样,中国军阀的派系都是围绕私人关系形成效忠结构。这对于某个规模小的集团,是合适的,比如曹锟、吴佩孚的集团,彼此按私人关系结成团体,相当牢固。但对于北洋系没有分裂之前的状况,就未必合适,那个时代的私人关系,往往非常复杂,北洋内部就更复杂。跟某个头目人物走得近,不见得就会跟另外的头面人物公开疏远。头面人物之间,也往往难以撕破脸皮。

正因为如此,尽管段祺瑞和冯国璋闹矛盾,冯国璋做代总统,段祺瑞仅仅是内阁总理,但冯却始终处于下风。冯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满,自己在北京手里有一个师护卫,却始终不敢公然表示反对,连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都不如。冯只能暗中指使亲他的长江三督,时不时不痛不痒地捣一捣乱。实在受不了,想要逃出北京,在安徽被倪嗣冲截下,一枪没敢放,硬话没说一句,只好乖乖回来。眼睁睁看着段祺瑞另起炉灶,组织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做总统,自己规矩地下台,回乡养老。而长江三督之中,坐镇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对武力统一根本不敢反对,大军过境,南下湖南,他乖乖地为人做后勤。

北洋集团,在那时内部自称为北洋团体,讲传统,讲礼仪,讲辈分,有时也讲点团结。在北洋第一代人那里,尽管彼此面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但真要撕破脸皮,还真有困难。直到1919年底冯国璋故去,冯、段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破裂,尽管段家的党羽,在五四运动中对冯很是猜忌和防范,总疑心运动是冯国璋搞的鬼。在丧礼上,老段却哭得像泪人一样,让人看了好生感动。时人记载:

当冯氏入殓时,合肥段祺瑞首先趋视,抚棺恸哭,观者莫不动容。……行礼时,痛哭失声,涕泗横流,几不能仰视。其悲伤状况,与祭人员,举奠之及,人皆怪之。

撕破脸皮,乃至刀兵相见,是第二代的事儿。也可以说,到了北洋第二代人手上,才有真正的分裂,才有真正的直皖之争。美籍华人学者齐锡生认为,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的成员,还是倾向于维持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以保障集团对国家的统治。督军团的出现,以及两次督军团的徐州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说是北洋集团想要以集体的努力,维持团体团结的一种尝试。

曹锟,人称新直系,因为他是直隶保定人,当兵前,是保定的布贩子,一个带点傻气的闲汉。曹锟在北洋集团中,属于资历稍浅的第一代人。在冯、段纷争的时候,一向骑墙,不站在任何一边。相对而言,跟段祺瑞走得还更近一点,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复辟,曹锟是第一批响应的人。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南征,尽管人说是用了副总统做诱饵,但毕竟曹锟所部是其中最卖力的一支部队。打下湖南之后,分赃不均,矛盾才起。即便如此,曹锟一直也没跟段祺瑞红脸。吴佩孚抗上,高喊和平,公然跟段祺瑞唱反调,曹锟还总做出一付不知情的样子,装模作样要加以训斥。

所谓的直皖之争,转机在第二代,激化也在第二代。最先坏了规矩的,是皖系的人。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徐树铮是其中之一,以别于徐世昌,人称小徐。小徐为人,好权谋,敢作为,经常独断专行,计诈并出,敢为人所不敢为。在袁世凯时代,就很招人恨,连袁世凯也不喜欢他,段祺瑞做陆军总长,选小徐做次长,老袁就不高兴。但是,小徐却深受段祺瑞的信任,无论他做了什么,段祺瑞都给他兜着。段祺瑞的最大毛病,就是不会用人。段芝贵这样在清末就声名狼藉的人,曾经走奕劻父子的后门,送女伶给奕劻儿子载振,买到黑龙江巡抚,举国臭名远扬,但是偏能得到段祺瑞的重用。张敬尧这个饭桶将军,贪财好货,所带的第七师,军队纪律极差,走到哪里臭到哪里。也是段祺瑞的宝贝,宁可得罪吴佩孚,也要把湖南督军给他。但是,段祺瑞有一个好处,用人绝对不疑,放开手用。他用的人,捅了篓子,即使他事前并不知道,也会自己把事顶下来。敢担责任,或者说瞎担责任。跟段祺瑞相当熟悉的名流徐一士,说段祺瑞“盖果于用人,己惟主其大纲,不必躬亲诸政务,亦其素习然也;惟责任则自负,政治上无论成败,从不诿过于下耳”。在徐一士眼里,段祺瑞有很闲逸的一面。喜欢在家里跟清客下棋,却不喜欢在办公室公干。还特意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段祺瑞做边防督办的时候〔实际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机构〕,国中大事,均决定于这个衙门,连内阁都得给它做汇报,但段祺瑞却不常去,“处中事务,向委僚属处理”。一日雪后,段祺瑞在街头散步,走到边防督办处附近,顺便走进去看看,结果遭到卫兵的阻拦和呵斥。从人亮明身份,才得以进去。进去之后,诸多要员以为有什么大事,一齐来见。结果,段祺瑞说,我只是来闲游而已,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闲逸,后来让段祺瑞吃了很大的苦头。他发现,他不得不不断给小徐背书。

在皖系当家的时代,小徐有两件事做得非常失策。一是把持第二届国会选举,玩手段把原本的盟友文人集团的研究系玩到残,在自家精心设计的国会选举里大败,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知识界盟友。第二件是擅杀北洋耆老,资格跟他主公相若的陆军上将陆建章。陆建章固然总跟段祺瑞捣乱,但毕竟是北洋老人,按北洋系的伦理,辈分必须尊重,即使闹翻,也不能对本人及家属动刀子,大家见面,面子上都得过得去。小徐把人骗来,一枪就给毙了,漫说审判,就连请示都没请示一下。虽说在小徐看来,陆建章可恶之极,但北洋团体的规矩和传统,也因此而被破坏了。这两件事,老段当初未必知情,但事情做出来了,却只好替小徐顶着。段祺瑞的智囊之一后来接替曹汝霖做交通部长的曾毓隽,回忆徐树铮枪毙陆建章之事时,有这样的描写:“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后,他的副官长李某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向我报告这个消息。我向段祺瑞报告。段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万状,瞪目半晌,才说出话来:‘又铮〔徐树铮的字——笔者注〕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罢!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作为我还不知道。’我便到了总统府,冯见我来,不等我开口,就先问我;‘你是为了又铮的事情来的吗?’我说:‘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怎么办?’冯说:‘又铮在芝泉〔段祺瑞——笔者注〕左右,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所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显然,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想开了,放手让徐树铮去坏规矩,得罪人,得罪人多了,皖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段祺瑞的事,有一多半坏在徐树铮身上。显然,像这样坏规矩的事,许小徐做了初一,自然就会有人做十五。做十五的人,就是吴佩孚。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很苦,但很早就进学做了秀才。此人性格很夸张,但却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没有在家乡走读书科举的路,就是因为不满当地乡绅请戏班子演“淫戏”,而大闹人家寿堂,得罪了人,不得已离家出走,万般无奈,做了“粮子”〔士兵〕。秀才出身的军官,在北洋系非常少,一直也得不到重用。吴很早就碰上了段祺瑞,但段却死活看不上他〔后来,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跟了曹锟,偌大年纪,还在当副官长,所谓马弁头,如果不是留学出身的汤芗铭看上了他,要跟曹锟“借赵云”,吴佩孚恐怕一直都没有机会出头独当一面。

在北洋军人中,吴佩孚是个有政治理念的人,一边是带有理学味道的儒家伦理,一边是模模糊糊的达尔文主义。因此,在高唱“五常八德”的同时,却不肯附和帝制。清末和民初的国家危局,往往会刺激有志之士的民族主义神经,把情绪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吴佩孚也不例外。民国期间,很多清末时有志报国的军人沉沦了,把军装换成了马褂,战马换成了八抬大轿,变成了抽大烟、讨小老婆、刮地皮的军阀,但是也有些人没有消沉,一直想有所作为。吴佩孚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多年的压抑只能使得他的野心更加勃勃。

出身秀才的他,在某些方面其实跟多数晚清时节的普通读书人一样,经历了自身价值和命运被冲击的动荡。作为军人,尤其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新式军队的军人,又经历了实力不如人的命运嘲弄。跟同袍不一样,吴佩孚参加过日俄战争。这场曾经令中国知识界很兴奋的战争,给他的体验完全不同。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也见识了现代战争的场面,同时也体会到中国军队和日本的差距。尽管他的日本同事对他不错,但他对日本却充满了敌意,大概是感觉到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以及品尝了作为军人时中日之间的差距。

凡是有志向的人,大抵有点本事。多年的行伍经历,使吴佩孚在练兵方面很有心得,这一点,似乎只有冯玉祥和孙传芳可以跟他有一比。因此,他带的兵,战斗力要比同时代多数军阀要强得多。在后来的混战中,吴佩孚因此得了常胜将军的名声。按他的本意,不见得乐意入湘打内战。但恰是这个内战使得曹锟放手让他统率第三师,一个北洋六镇之一的基本部队,从此有了可以说话的本钱。一上任,就撤掉了资历比他还老的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换上自己的夹袋中人。从此,第三师成了他的部队。而驻扎湘南,一面向北京政府要钱,一面也就地征税,同时享用湘桂军方面来的钱,招兵买马,大力度扩充实力。

另外由于跟湘军罢战休兵,暗中往来,吴佩孚得以交接两个毕生的朋友,一文一武。文者张其锽。系湘军统帅谭延闿的进士同年,也是好朋友,民国有名的才子。因参与吴佩孚与谭延闿之间的穿针引线,两人结为金兰之交。此后,张其锽便成为吴佩孚幕中文胆,吴佩孚好多脍炙人口的文告,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吴佩孚比张其锽要年长,但始终对张尊称为省长〔张做过省长〕,毕恭毕敬。而张其锽则对吴佩孚患难相从,直到1927年大败入川,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亡。武者赵恒惕。湘军将领。当时残余湘军的统帅虽为谭延闿,但谭是文人,脾气极好,人称“谭婆婆”,但领兵打仗是不行的,幸亏手下有员战将,这就是赵恒惕。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系谭延闿最信任的将领,时为湖南第一师师长。虽说湘军粮饷不继,缺兵少械,但除了第三师之外,剩下的北洋军还都惧赵将军三分。凡交手,负多胜少。吴佩孚眼看着,张怀芝二十个营的生力军,在赵恒惕千余湘军面前,一败涂地。吴佩孚和赵恒惕惺惺相惜,从此订交。两人后来虽然政见各异,但交情却一直不断。1924年直奉大战,吴佩孚大败南归,人人避之唯恐不远,只有赵恒惕收留了他,让他带着残军,在岳州依旧做他的大帅。

有了本钱〔实力和战功〕,又有委屈〔没拿到湖南督军〕的吴佩孚,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吴佩孚的崛起,形成了北洋系分裂的第一道裂痕。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五四,直皖之间刀兵相见,还没那么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