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多样世俗 五、市井与江湖

缙绅都喜欢起别号,弘治状元康海就别号对山。

别号唐宋就有,比如杜少陵和苏东坡,明代却成为官场习俗。按照明末流行的说法,当时的士人只要被授官,便会做四件事:备他一个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讨他一个小。讨小就是纳妾,刻稿则是出文集,备官轿和起别号是为了摆谱,尽管别号原本属于名士,比如王阳明。

后来更是咸与维新,三教九流都装扮成绅士。

别号林林总总,无非附庸风雅,因此非轩即亭,或山人居士。嘉靖皇帝便自号天台钓叟,隆庆和万历则自称舜斋和禹斋。这里面既有炫耀也有谄媚,因为舜和禹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够自称的。何况儿子是舜,父皇岂非是尧?

风雅变成恶俗,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于是就连严嵩的家仆永年,也自号鹤坡。

成化到嘉靖年间的书法家祝允明,则在《前闻记》一书中记录了一件怪事:江西某知县审案,问堂下被捕的盗贼姓甚名谁,那人回答说守愚不敢。知县听得一头雾水,问旁边的县吏什么意思,方才明白原来守愚是那人的别号。

盗贼也有别号,可谓雅贼。

当然,江湖中更流行绰号。

绰号也古已有之,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就叫李猫,还有个马屁精叫两脚野狐。不过官员的绰号多为别人所取,江湖中则往往自封,从阎王太岁到棒椎劈柴不一而足,叫得最响的是十三太保,还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替天行道的观念,看来很是深入人心。

实际上明代颇有些身手不凡取之有道的大盗,就连嘉靖末年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的家里,也曾被洗劫一空,陆炳还自认倒霉不敢声张。后来实在忍不住,才对某巡按御史抱怨了几句,结果当天晚上那盗贼便出现在他面前。

盗贼说:讲好不张扬的,为什么失言?

陆炳支支吾吾,唯唯诺诺。

盗贼嘻嘻哈哈地说:御史?一百个御史又怎么样?今晚不杀你就是。言毕,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这般,又可谓侠盗。

这不奇怪。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江湖中其实爱憎分明,也不乏有识之士。由于冷眼旁观,他们甚至比许多士大夫都明白事理,比如明代末年一个算命先生。

据说,崇祯皇帝曾经派太监向他求问国运。

算命先生问:测哪个字?

那太监回答:友。

算命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

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

算命先生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

没错,“大”去一捺,“明”去日旁,合起来就是“有”。

太监又改口:是“申猴酉鸡”的“酉”。

算命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

此事无从稽考,多半是编出来的,甚至有可能是好事者对朱元璋文字狱的报复,但江湖藏龙卧虎则是事实。事实上尽管明初政府的控制极严,可谓夜无群饮,村无宵行,流动人口却很快就开始大量出现,其中还包括读书的士人。

这当然与商品经济有关。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允许客商子弟以“商籍”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像山东临清这样的北方经济重镇,考生十有八九是徽商家人。更有趣的是,面对当地绅士的不满,嘉靖皇帝却为之站台:普天之下都是朕的秀才,怎么能说是假冒籍贯占了名额?

此例一开,不可收拾。

游方僧道和逐利商贩更不在乎背井离乡。前者本来就是出家人,后者则虽有坐贾与行商之别,资本和商品却在本质上是流动和必须流动的,朝秦暮楚才是常态。明初江西诗人张羽甚至这样描述商人们行走江湖乐此不疲的心态: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这可真是自外于体制,并以此为豪。

事实上,江湖的本义是远离庙堂。因此,归隐山林也是身在江湖。只不过,士大夫们的情况往往是: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其君,或者以林泉为捷径。真正的江湖,却是在体制外另立系统。姓名不系官籍中,则恐怕是前提条件。

江湖离庙堂远,离市井近。

市井俗气而鲜活,喧嚣又踏实,甚至就连出版物也多半是实用的,比如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图文并茂的生活小窍门之类,以及小说和戏文。毕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才是寻常百姓的真实想法,尤其是在没有动乱和战乱的岁月里。

明中页苏州景象

节选自落款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当然,那里也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无疑是高消费群体的主流。其中附庸风雅的买新茶,玩古董,搞收藏,组织吟风弄月的文艺沙龙,逢场作戏的则流连忘返于茶楼酒肆红灯区,只是他们也都千金买笑偎红倚翠。正如前引张羽的诗所说:

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在这方面,士人往往不敌商人。弘治三年的状元钱福归隐后心仪一位名妓,却被某个富商捷足先登金屋藏娇。可见没有钱便没有艳福,哪怕名叫钱福。后来还是那土豪看状元面子让他俩见了一面,状元郎则赋诗一首调侃说:

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钱福的事并非个案。明中叶以后,士大夫纳名妓为妾更是成为时尚。不过,从良虽然是青楼女子的较好出路,她们却不是缙绅商贾的唯一选择。有需求就有市场,专门为富贵阶层培训小老婆或大丫环的家庭式私立学校也应运而生。

调教出来待价而沽的女孩子,叫扬州瘦马。

养瘦马其实是人肉生意,瘦则既指身材也指家境。换句话说,培训学校出低价从贫寒家庭买来小女孩,然后像养马那样抚养成人,再选择买主赚取高额利润。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教育和训练,因此有专业的女教师负责教学。顺从主妇和枕边风情是必修课,琴棋书画等技艺则要看资质。最理想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若能管理财务也算一技之长。

卖不出好价钱的瘦马只能流落花街柳巷,那里当然更是市井也更是江湖。南北两京和苏州杭州等大都会,妓女人数动辄以千计。她们多半以“姑娘”相称,称为“小姐”则要到清末,尽管明代已有临清姐或扬州姐之类。

风尘女子的命运冰火两重天。悲惨的无异于性奴,任人蹂躏任人倒卖;得意的结交权贵出入豪宅,还有好事文人为她们举行选美大赛,评出“金陵十二钗”之类花榜。士大夫们对此往往乐观其成,他们的生活情趣也很接地气。

明,是江湖和市井的时代。

新型文艺,也在这多样世俗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