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战绩不佳负责？第一个要打屁股的自然非主将莫属。哈尔西果断进行调整，把前线指挥官撤换下来，换成了霍奇少将。

霍奇发现仗打不好的关键，还不在丛林战的难以适应上——他到前线时，仗已打了近半个月，新兵也变成了老兵。

真正的难点是蒙达的牢固阵地。日军指挥官佐佐木少将把所有部队都收缩到了蒙达机场，并在蒙达机场周围建起了环形防御体系，所有机枪阵地和战术据点都是在珊瑚礁上深挖1.5米，再用水泥和木头垫高，然后加以巧妙伪装，易守难攻，霍奇称之为“蒙达硬骨头”。

这样的硬骨头，靠人啃是很难的。霍奇请求增援，要求增加攻坚武器。

哈尔西批准了请求，霍奇得到了攻坚必需的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7月25日，经过短暂休整的美军重新展开攻势。

有了啃骨头的器械，也并非一劳永逸，丛林的泥泞影响着进攻效率，而日军死守阵地的狂热，则令美军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小心。战斗中，美军必须先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把日本兵从掩体中赶出来，再在残酷可怖的白刃战中将其消灭。

日军被逐步压缩到蒙达机场附近的狭长地带。8月1日，美军先遣部队冲进机场边缘，又经过四天的激战，他们才完全占领了蒙达机场。当天，哈尔西收到了胜利的电报：“我军今日从日军手中夺取并全面占领了蒙达，我们谨将它奉献给您！”

哈尔西的复电极其干脆有力：“制其于死命！”因为美军占领蒙达，并不表示同时控制了新乔治亚岛。日军残部在佐佐木指挥下，退守蒙达西北的巴洛科港，仍可对蒙达机场构成威胁。

东南舰队和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同样没有放弃新乔治亚岛，他们一方面要求佐佐木死守巴洛科港，一方面准备继续沿用“东京快车”的方式进行增援。

向新乔治亚岛运送援兵和补给，库拉湾原本是首选，然而在美军的夜间航空战术奏效后，日军的运输舰船都不肯走库拉湾了，它们宁愿选择科隆班加拉岛南面的危险水道。那边水道有些危险，不过遭到夜间空袭的概率要小得多。

在这条航线上，美军以伦多瓦岛为前进基地，派遣了鱼雷快艇进行拦截。交战中，一艘鱼雷快艇被日军的护航驱逐舰撞成了两截，而这艘快艇的艇长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快艇被撞断时，肯尼迪瞬间有一种“被打死的感觉”。他跳出了快艇，在受伤的情况下救出了一名部下，之后又在漆黑的海水里漂了四个小时，最后才被海岸观察兵发现并救出。美国有好几位总统都参加了二战，其中肯尼迪的表现尤为出色，他因此被美国政府授予紫心勋章以及海陆军勋章。

鱼雷快艇的拦截不是没有成效，它们曾击沉一艘日军驳船，还击伤过若干艘其他舰船，但是这点儿损伤对“东京快车”来说只是隔靴搔痒，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要破坏日军新开辟的海上补给线，就得使用比鱼雷艇大一些的舰只。哈尔西第三舰队的特混编队，有的离这条航线较远，有的损伤较重，无法立即投入作战，比如安斯沃思编队，能出动的只有驱逐舰分队。

在此之前，美军的海战编队历来是巡洋舰和驱逐舰混编，驱逐舰主要为巡洋舰担任警戒，巡洋舰才是海战的主角，驱逐舰通常是不单独出动的，这次也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任务最后落到了驱逐舰分队指挥官伯克中校身上。伯克领命之后，喜形于色。

伯克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海军军官，他一直主张，若在所罗门群岛狭窄的水域进行海战，驱逐舰和巡洋舰就不要混编，更不要把驱逐舰排在巡洋舰后面，那样在海战中驱逐舰就会变得毫无作用。安斯沃思指挥的两次海战便是明证，驱逐舰事实上成了巡洋舰的附庸，既无法自由作战，也难以发挥其灵活机动的特长。

驱逐舰不应为掩护巡洋舰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但“长矛”鱼雷已经使日军驱逐舰在作战中拥有了巨大的攻击优势，驱逐舰要单打独斗，必须找到一个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伯克一直在研究相关战术，他从古罗马战史中得到了灵感。

古罗马军队的布阵堪称一绝，只要武士们能在开阔场地摆开阵势，对阵者便鲜有匹敌者。在与北非迦太基的对决中，罗马统帅西庇阿又建立了步骑兵交替攻击的布阵战术。伯克认为这种战术既合理又简单，完全可以套用到现代海战中来。

对军事家而言，战史就是最鲜活的战术课本，伯克由此拟订了一个类似于古罗马战法的作战方案。但在出击前夕，他被调任至更高一级的职务，阴错阳差，失去了在实战中检验自己战术理论的机会。

幸运的是，他的继任者穆斯布鲁格中校继承了这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