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被打死的那种感觉 古罗马战法

谁该为战绩不佳负责?第一个要打屁股的自然非主将莫属。哈尔西果断进行调整,把前线指挥官撤换下来,换成了霍奇少将。

霍奇发现仗打不好的关键,还不在丛林战的难以适应上——他到前线时,仗已打了近半个月,新兵也变成了老兵。

真正的难点是蒙达的牢固阵地。日军指挥官佐佐木少将把所有部队都收缩到了蒙达机场,并在蒙达机场周围建起了环形防御体系,所有机枪阵地和战术据点都是在珊瑚礁上深挖1.5米,再用水泥和木头垫高,然后加以巧妙伪装,易守难攻,霍奇称之为“蒙达硬骨头”。

这样的硬骨头,靠人啃是很难的。霍奇请求增援,要求增加攻坚武器。

哈尔西批准了请求,霍奇得到了攻坚必需的坦克、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7月25日,经过短暂休整的美军重新展开攻势。

有了啃骨头的器械,也并非一劳永逸,丛林的泥泞影响着进攻效率,而日军死守阵地的狂热,则令美军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小心。战斗中,美军必须先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把日本兵从掩体中赶出来,再在残酷可怖的白刃战中将其消灭。

日军被逐步压缩到蒙达机场附近的狭长地带。8月1日,美军先遣部队冲进机场边缘,又经过四天的激战,他们才完全占领了蒙达机场。当天,哈尔西收到了胜利的电报:“我军今日从日军手中夺取并全面占领了蒙达,我们谨将它奉献给您!”

哈尔西的复电极其干脆有力:“制其于死命!”因为美军占领蒙达,并不表示同时控制了新乔治亚岛。日军残部在佐佐木指挥下,退守蒙达西北的巴洛科港,仍可对蒙达机场构成威胁。

东南舰队和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同样没有放弃新乔治亚岛,他们一方面要求佐佐木死守巴洛科港,一方面准备继续沿用“东京快车”的方式进行增援。

向新乔治亚岛运送援兵和补给,库拉湾原本是首选,然而在美军的夜间航空战术奏效后,日军的运输舰船都不肯走库拉湾了,它们宁愿选择科隆班加拉岛南面的危险水道。那边水道有些危险,不过遭到夜间空袭的概率要小得多。

在这条航线上,美军以伦多瓦岛为前进基地,派遣了鱼雷快艇进行拦截。交战中,一艘鱼雷快艇被日军的护航驱逐舰撞成了两截,而这艘快艇的艇长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快艇被撞断时,肯尼迪瞬间有一种“被打死的感觉”。他跳出了快艇,在受伤的情况下救出了一名部下,之后又在漆黑的海水里漂了四个小时,最后才被海岸观察兵发现并救出。美国有好几位总统都参加了二战,其中肯尼迪的表现尤为出色,他因此被美国政府授予紫心勋章以及海陆军勋章。

鱼雷快艇的拦截不是没有成效,它们曾击沉一艘日军驳船,还击伤过若干艘其他舰船,但是这点儿损伤对“东京快车”来说只是隔靴搔痒,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要破坏日军新开辟的海上补给线,就得使用比鱼雷艇大一些的舰只。哈尔西第三舰队的特混编队,有的离这条航线较远,有的损伤较重,无法立即投入作战,比如安斯沃思编队,能出动的只有驱逐舰分队。

在此之前,美军的海战编队历来是巡洋舰和驱逐舰混编,驱逐舰主要为巡洋舰担任警戒,巡洋舰才是海战的主角,驱逐舰通常是不单独出动的,这次也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任务最后落到了驱逐舰分队指挥官伯克中校身上。伯克领命之后,喜形于色。

伯克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海军军官,他一直主张,若在所罗门群岛狭窄的水域进行海战,驱逐舰和巡洋舰就不要混编,更不要把驱逐舰排在巡洋舰后面,那样在海战中驱逐舰就会变得毫无作用。安斯沃思指挥的两次海战便是明证,驱逐舰事实上成了巡洋舰的附庸,既无法自由作战,也难以发挥其灵活机动的特长。

驱逐舰不应为掩护巡洋舰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但“长矛”鱼雷已经使日军驱逐舰在作战中拥有了巨大的攻击优势,驱逐舰要单打独斗,必须找到一个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伯克一直在研究相关战术,他从古罗马战史中得到了灵感。

古罗马军队的布阵堪称一绝,只要武士们能在开阔场地摆开阵势,对阵者便鲜有匹敌者。在与北非迦太基的对决中,罗马统帅西庇阿又建立了步骑兵交替攻击的布阵战术。伯克认为这种战术既合理又简单,完全可以套用到现代海战中来。

对军事家而言,战史就是最鲜活的战术课本,伯克由此拟订了一个类似于古罗马战法的作战方案。但在出击前夕,他被调任至更高一级的职务,阴错阳差,失去了在实战中检验自己战术理论的机会。

幸运的是,他的继任者穆斯布鲁格中校继承了这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