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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思考法国大革命时，他主要想到的是1789年的事件，特别是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形象是罗伯斯比尔，身材高大、好卖弄才华的丹东（Danton），冷静而且革命举止优雅的圣茹斯特，粗犷的马拉、公安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断头台。介于1789年的米拉波和拉斐德（Lafayette）以及1793年的雅各宾领导人之间的温和革命派，他们的名字已从所有非历史学家的记忆中消失。人们记得的吉伦特派只是一个集团，而且还可能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但风流浪漫的女士——如罗兰夫人（MmeRoland）或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除了专家圈子之外，即使是像布里索（Brissot）、维尼奥（Vergniaud）、居阿代（Guadet）等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吧！保守派恐怖、独裁和歇斯底里的杀戮形象，长久以来总是摆脱不开，尽管按20世纪的标准，事实上就是按保守派迫害社会革命的标准，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比之下，雅各宾专政所进行的大屠杀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在14个月中正式处决1·7万人。革命者，特别是法国的革命者把它看成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对日后一切起义的鼓舞。虽然这是一个不能用常人标准衡量的时代。

这的确是事实。但对支持恐怖统治的法国稳健派中产阶级而言，恐怖既不是变态，也不是狂热放纵，而是保存他们国家的惟一有效办法。雅各宾共和这样做了，而且其成就超乎寻常。1793年6月，法国80个省中有60个起义反对巴黎；日耳曼王公们的军队从北部和东部侵入法国；英国军队从南部和西部发起进攻，国家已处于崩溃无助的状态。14个月后，全法国已处于牢固控制之下，入侵者已被驱逐，法国军队反过来占领了比利时，并将开启一段长达20年几乎连续不断的、轻而易举的军事胜利时期。更有甚者，到了1794年3月，一支规模增至以往三倍的军队，仅用了1793年3月开销的一半，而且法国货币（更确切地说，应是已取代大部分货币的指券〔assignat］）的币值大体上保持了相当的稳定，这与过去和将来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怪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派成员圣安德烈（Jeanbon St．Andre），尽管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且日后成为拿破仑最能干的省长之一，却以轻蔑的态度看待实行帝制的法国，因为它在1812－1813 年的失败中摇摆不定。共和二年的共和国以较少的资源应付了严重许多的危机。（“你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是胜利的政府〕吗？……是国民公会的政府。是热情的雅各宾派的政府。他们头戴红帽，身穿粗呢衣，两脚着木履，靠简单的面包和劣质啤酒过活，当他们困乏得睁不开眼睛、无法再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会议厅打地铺。这就是拯救了法国的那些人。先生们，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在我即将进入的皇帝寝宫里，我为这一事实而自豪。”J．Savant，Les Prefets de Napoleon，1958，pp．111－2．）

对这类人来说，的确就像对实际上已夺回整个英雄时期控制权的国民公会一样，摆在眼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进行恐怖统治，尽管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具有种种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波兰不就是证据吗？）和国家消失。要不是因为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宁愿实行不那么严厉的制度，当然也是不那么严格控制的经济。罗伯斯比尔的垮台导致经济失控和贪污诈骗蔓延，这种现象随后在飞速的通货膨胀和1797年全国性的破产中达到了巅峰。但即使从最狭义的观点来看，法国中产阶级的前途也得仰赖于一个统一的、强烈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创造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和“爱国主义”一词的法国大革命，会放弃它“伟大的国家”吗？

雅各宾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动员民众反对吉伦特派和地方贵族的不满分子，并使已经动员起来的民众对无套裤汉的支持得以持续，后者对打好革命战争的某些要求—— 普遍征兵（the‘levee en masse’，全民皆兵），对“卖国者”采取恐怖措施和全面控制物价（“最高限价”）——一般而言是与雅各宾的观念相吻合，尽管他们的其他要求后来被证明是有点麻烦。以前遭吉伦特派拖延，而今已多少变得激进一点的新宪法公布了。根据这一庄严但遵循惯例的文件，人民被赋予普选权、起义权、工作或维持生活的权利，而最有意义的是，它正式宣布，全体人民的福址是政府的目标，而人民的权利不仅可以获得，而且可以实行。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民主宪法。更具体地说，雅各宾派不予赔偿地废除了一切残余的封建权利，改善了小买主购买流亡分子被没收之土地的机会，而且在数月以后，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圣多明各岛（San Domingo，即今海地）的黑人为争取共和、反对英国而进行抗争。这些措施产生了极深远的后果，在美洲，它们帮助塑造出像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i－Louverture，1749－1803，海地奴隶起义领导者）那样的首位独立革命领袖。（拿破仑法国重新夺回海地的行动失败，是促使法国决定整个结束其美洲残余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残余的殖民地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案》［1803年〕出售给美国。于是，雅各宾主义传播到美洲的进一步后果，便是把美国变成一个拥有广阔大陆的强国。）在法国，它们为中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店铺老板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些人在经济上是倒退的，但却热情献身于革命和共和。从此，这些人主宰了乡村生活。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农业和小企业的资本主义化——放慢到了爬行的速度，因此也降低了都市化、扩大国内市场和工人阶级成长的速度，顺便说一句，它也影响了随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大企业和劳工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注定是法国少数人的现象，是被街角杂货商、小土地自耕农和咖啡馆老板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参见第九章）。

新政府的核心，诚如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因而明显地向左转。这在重建的公安委员会中反映出来，该委员会很快变成法国实际的战时内阁。它失去了丹东这个强有力的，放荡的，也许还是腐败的，但极富天才，比他外表温和许多的革命家（他曾在最后一任国王的政府里担任大臣），但保留了罗伯斯比尔，后者成为该委员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很少历史学家能对这个花花公子般的、缺少血色、个性略嫌独断的狂热律师无动于衷，因为他仍然体现着可怕而光荣的共和二年，对于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无所偏倚。罗伯斯比尔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甚至那些认为他正确的人，如今也倾向于年轻圣茹斯特所散发出的准确和严酷。罗伯斯比尔并非伟人，他经常显得心胸狭窄。但他是大革命制造出的惟一一个（拿破仑以外）受到崇拜的个人。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就像对历史来说一样，雅各宾共和不是一个赢得战争的谋略，而是一种理想：在正义道德庄严而可怕的统治下，所有良民在国家面前人人平等，叛国者则遭到人民的惩罚。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对正义的纯洁信仰赋予他力量。他没有正式的独裁权力甚或职位，因为他仅仅是公安委员会的一员，后者只是国民公会的下属委员会，一个最强有力、虽然从来也不是一个全权机构的下属委员会。他的权力是人民的，是巴黎民众的；他的恐怖也是他们主张的。当他们抛弃他时，他便只有垮台。

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派共同的悲剧是，他们自己被迫疏远了这样的支持。雅各宾政权是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盟，但对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来说，对无套裤汉的让步之所以尚可容忍，只是因为他们将群众与该制度的依附关系控制在不会威胁到有产者的程度上；而且在联盟内部，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紧迫迫使任何一个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法纪，而这必须以牺牲俱乐部和支部自由的地方直接民主，牺牲临时的自愿民兵和无套裤汉据以发展壮大的自由争论式选举为代价。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圣茹斯特之类的雅各宾派，而牺牲了埃贝尔之类的无套裤汉；而同样的过程也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强化了共产党人，而牺牲了无政府主义者。到了1794年，政府和政体已坚如磐石，并通过中央的公安委员会或国民公会（通过特使），以及地方上由雅各宾军官、官吏和地方党派组织结合而成的庞大团体，正常运作。最后，战争的经济需要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城镇，物价控制和配给制度使群众获益；在乡村，有计划地征集食物（这是城市无套裤汉首先捍卫的办法）则使农民疏远了。

因此，群众退入不满、困惑、心怀抱怨的消极状态之中，特别是在审判处决了埃贝尔派之后，更是如此，该派是无套裤汉当中最畅言无忌的代言人。同时，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东为首的右翼反对派所震惊。这个派别为大量的诈骗分子、投机人物、黑市投机商以及其他靠营私舞弊累积资本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丹东本人就体现了不道德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的随便爱、随便花钱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社会革命之中，总是最先浮现，直到严苛的清教主义占上风时，才会停止。历史上的丹东们总是被罗伯斯比尔们打败（或被那些伪装像罗伯斯比尔般行事的人打败），因为极端偏狭的献身精神，总能在放荡不羁无法取胜的地方获得成功。然而，如果罗伯斯比尔在消除腐败方面赢得了温和派的支持，因为这毕竟有利于战争，但在进一步限制自由和限制赚取金钱方面，则造成更多商人惊惶失措。最后，没有多少人喜欢那个时期有点荒诞的意识形态偏移——有组织的脱离基督教运动（由于无套裤汉的狂热），以及罗伯斯比尔崇拜最高主宰的新市民宗教，这种宗教有一整套仪式，意在对抗无神论者并贯彻神学家让-雅各（Jean－Jacques）的训诫。

到了1794年4月，左右两派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比尔在政治上孤立了。只剩战时危机支撑着他维持权力。1794年6月末，当共和国的新式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大败奥地利军队并占领比利时，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坚定强韧之时，罗伯斯比尔的末日就在眼前。革命历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推翻了罗伯斯比尔。第二天，他、圣茹斯特和库东（Couthon）被处决，几天以后，87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成员也遭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