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结果 第八章 土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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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旧制度而言,尽管它是暴虐、低效的,但也还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必然性,而且在最低层次上也具有某种经济保障,更不用说它被习俗和传统奉为神圣了。周期性饥荒,令男人40而衰、女人30而衰的劳动重负,都属于天灾;只有在异常艰难困苦的荒年或革命年代,才会成为那些该为此负责者所造成的人祸。以农民的观点来看,法制革命除了一些合法权利外,什么都没有给,但却拿走了许多。因此在普鲁士,解放赋予农民三分之二或一半的旧有耕地,并使他们摆脱强迫劳役和其他赋税;但解放同时也正式剥夺了农民如下的权利:歉收和牛瘟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采集或购买便宜燃料的权利;修建住房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穷困潦倒时请求领主帮助缴税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里放牧牲畜的权利等等。对一个穷苦农民来说,这似乎是个极其严苛的成交条件。教会土地可能经营得很差,但这一事实本身倒颇受农民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在那块土地上享有根据传统而获得的权利。公地、牧场、森林划分和圈地等政策,都只是从穷苦农民或佃农那里夺走他(宁可说他作为社区的一部分)有权享有的资源和保留地的手段。自由土地市场,意味着农民可能必须卖掉土地以维生;农村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则意味着一个最冷酷精明的阶层取代了旧领主,或在旧领主之外继续剥削农民。总之,在土地上引入自由主义,就像某种无声的轰炸,粉碎了农村以往的社会结构,而除富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一种叫作自由的一无所有。

因此,最自然不过的反应,便是穷苦农民或整个农村人口尽其可能地进行抵制,而且是以传统社会的稳定象征,即以教会和正统国王的名义进行抵制。如果我们把法国的农民革命排除在外(而且即使在1789年,一般来说它既不反对教会也不反对君主。),在本书所述时期,所有不针对外国国王或教会的重要农民运动,显然都有利于教士和统治者。南意大利的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在1799年以神圣宗教和波旁家族的名义,进行了一次反对那不勒斯雅各宾派和法国人的社会反革命运动;而这也是反对法国占领的卡拉布里亚和阿普里亚绿林游击队的口号,就像稍后反对意大利统一时一样。教士和绿林英雄也在西班牙的反拿破仑游击战中,扮演农民的领导者。教会、国王以及在19世纪早期也极端得古怪的传统主义,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激励着巴斯克(Basque)、纳瓦尔、卡斯蒂利亚(Castile)、莱昂(Leon)和阿拉贡(Aragon)的王室正统派游击队,从事其似无止境的反自由派战争。瓜达露白圣女,在1810年领导农民起义。1809年,教会和皇帝在蒂罗尔共和派霍费尔(Andreas Hofer)的领导下,与巴伐利亚人和法国人作战。俄国人在1812-1813年,为沙皇和神圣的东正教而战。加利西亚的波兰革命者知道,他们发动乌克兰农民的惟一机会,便是通过希腊正教或联合东方大主教派(Uniate:该派一方面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一方面仍保留希腊正教的仪式和习惯)的教士们;结果他们失败了,因为农民宁愿要皇帝而不要贵族。在法国,共和主义和拿破仑主义在1791-1815年间,吸引住很重要的一部分农民;而且甚至在革命之前,教会在许多地方都呈衰弱之势。除法国外,很少地区(也许最明显的,是那些教会长期以来扮演着不受欢迎的外来统治者的地区,如教皇统治的罗马涅和埃米利亚[Emilia〕)曾出现我们今天所称的左翼农民运动。甚至在法国,布列塔尼和旺代仍是欢迎波旁王室的堡垒重镇。欧洲农民阶层不愿和雅各宾派或自由派—— 即律师、店主、土地经理人、官员和地主——共同起事,注定了1848年革命在下列国家的失败:农民未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土地的国家,或虽然获得土地,但却担心会得而复失的国家,或因为已感到满足而同样不积极的国家。

当然,农民并不会为那些他们知之甚少的真实国王而奋起抗争,他们为的是理想中的正义国王,只要正义国王知道其下属和领主的越权行为,便一定会起来惩罚他们。不过农民们却经常起来为实际的教会而战。因为农村教士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圣徒当然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摇摇欲坠的僧侣阶级,有时也是比贪婪俗人更加宽容的地主。在农民拥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如蒂罗尔、纳瓦尔,或瑞士的天主教各州,其传统主义是保护相对的自由,而反对自由主义的渗入。在农民没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农民的革命性会高一些。抵抗外国人和资产阶级征服的任何号召,不但是教士、国王还是其他什么人发动的,不但可能使城内士绅、律师的住屋遭到洗劫,农民们甚至会带着锣鼓和圣徒旗帜,浩浩荡荡地前去瓜分地主的土地、屠杀地主、强暴其妇女并烧毁法律文件。农民认为他们的贫穷无地,无疑是违背耶稣基督和国王的真实意愿。正是这种社会革命的坚实基础,使农民革命在实施农奴制度和大领地的地区,或私有土地面积狭小且不断细分的地区,变成很不可靠的反动同盟。促使农民从形式上的正统革命转变到形式上的左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意识到国王和教会已倒向当地富人那边,以及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话的革命运动。加里波底的民众激进主义,也许是第一个这类运动,但那不勒斯的绿林在热烈颂扬他的同时,仍继续赞颂神圣的教会和波旁家族。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Bakuninism),或许是更富战斗力的一种,但是在1848年前,农民起义几乎尚未开始从政治上的右翼转向左翼。因为那种促使地方性的农民反抗转变成全国起义的力量,亦即资产阶级经济对土地的巨大影响,要到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农业大萧条之后,才开始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