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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条理清楚的进步意识形态相比，那些反对进步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称之为思想体系。它们是一些观念，是一些缺乏一种共同思想方法、依赖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敏锐洞察，以及其信念是来自生活而非自由主义的一些观念。因此，它们只需相对稍加注意就行了。

这些观念的重心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人们视为生活根本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群体，并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非人道化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保守和革命的反进步主义者，或者富人和穷人的代表们，甚至都趋向于同意社会主义者，这是一种趋同的现象，在浪漫主义者（见第十四章）中尤为显著，并产生了诸如“保守的民主”或“封建社会主义”这样的奇怪纲领。保守主义者爱将理想的社会秩序（或者既接近理想又实际可行的社会秩序，因为生活舒适之人，其社会抱负总是比穷人要温和节制一些。）与受到双元革命威胁的任何政权，或与过去的特定体制，例如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视作同一回事。自然，他们也强调其中的“秩序”因素，因为正是这一点保护了社会层级中的上层对抗社会层级中的下层。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革命者宁可怀念过去那些更为遥远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的处境很好，而现世根本不存在真正令穷人满意的社会。他们也强调遥远的黄金时代，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和如同一体的感情，而不强调它的“秩序”。

不过，两者都同意，在某些重要方面，旧制度曾经或依然比新制度来得好。在旧制度下，上帝使人们贵贱有序（这一点让保守主义者高兴），但又将义务（不管执行得多么不充分和多么糟糕）加之于贵者。人是不平等的，但不是根据市场行情定价的商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紧密网络之中，受习惯、社会制度和义务的清晰引导。无疑，在梅特涅的秘书根茨和英国激进的狂热记者科贝特心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中世纪理想。但是两人都同样攻击宗教改革。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引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甚至恩格斯这位最坚定的进步信仰者，也曾以令人向往的田园诗画来比喻被工业革命破坏的18世纪古老社会。

由于没有缜密的演化理论，反进步的思想家发现他们很难判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他们最爱攻击的罪魁便是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因为它让愚蠢和邪恶来干预那些对人类的理解和组织而言已是过于复杂的事情：社会不能像机器那样加以计划。柏克写道：“最好是永远忘记《百科全书》和所有的经济学家，而回归到那些使王公们伟大和国家幸福的规矩和原则。”直觉、传统、宗教信仰、“人的本性”、“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理性，这些东西依思想家的知识癖好而被组织起来，去反对系统的理性主义。但是，其最重要的征服者是历史学。

若说保守的思想家没有历史进步意识，但是他们对在历史过程中自然而渐进地形成和稳定下来的社会，与突然“人为”建立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倒有非常敏锐的意识。若说他们不能解释历史的衣服是怎样裁剪的，而且根本就否认有裁剪这回事的话，他们倒是能够令人羡慕地解释这件衣服是怎样经由长期的穿着而变得使人舒服的。反进步意识形态最为严肃的知识追求，便是投入对往昔历史的分析和修复，投入对与革命相反的历史连续性的探究。因此，保守阵营最重要的阐释者，就不是诸如博纳尔和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这类捉摸不定的法国流亡者——他们总是以近似疯狂的理性论证企图使死亡的往昔重新活过来，即使他们的目标是恢复非理性主义的美德，他们也这样做——而是像柏克这样的英国人和德国法理学家的“历史学派”，该派致力于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使现存的旧制度具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