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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91年的几十年当中，有好长一段时间，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都号称比资本主义优越，不但是人类社会可以选择的另一条路，在历史上也注定将取代前者。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人否定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却毫不怀疑它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除去1933－1945年间是一大例外（见第五章），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70多年间，国际政治完全着眼于两股势力之间的长期对抗，也就是旧秩序对社会革命之争。而社会革命的体现，则落实在苏联与共产国际身上，彼此兴荣，息息相关。

1945年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股对抗势力的背后，分别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双方挥舞着毁灭性的武器相互恫吓。但随着世纪的流转，两极制度较量的世界政治模式，显然越来越不合实际了。到了80年代，更跟遥远的十字军一般，与国际政局已经毫无关系。不过两种制度对峙的意向亦非无中生有，自有其成因。比起当年法国革命高潮时期的激进派雅各宾党人（Jacobin），俄国十月革命可说更为彻底，更无妥协余地。十月革命人士认为，这场革命的意义，不只限于一国一地，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革命；不只为俄国带来了自由与社会主义，进而也将在全世界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和他的同志心目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的胜利，只不过是第一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世界战场上赢得布尔什维克的广大胜利。除此全面胜利，别无意义可言。

当年沙皇治下的俄国，革命时机已臻成熟。若不革命，简直无路可走。19世纪70年代以后，凡对世局有识之士都同意，像这样的革命一旦爆发，沙俄必定垮台（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05－1906年之后，沙俄政权对革命风潮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大势之所趋，更没有人再心存疑问了。如今溯往现昔，现代某些史家论道，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又有布尔什维克革命专政，沙皇俄国当已蜕变为繁荣自由的资本工业社会——而当年的俄国社会，其实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此说只是事后诸葛亮，倘若回到1914年以前的时节，恐怕得用显微镜才找得着有此预言之人。1905年革命事件平定之后，沙皇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但是政府的颟顸无能依然如昔，社会上的不满浪潮却更升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幸好军队警察及公务人员依旧效忠政府，否则革命大乱必将一发不可收拾。大战一起，民众的热情与爱国心果然被转移了方向，一时冲淡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其实这种以外患掩内忧的大挪移法，每个交战国家皆如此，但在俄国却难以持久。到了1915年，病入膏盲的沙皇政权，似乎又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一回大势所趋，1917年3月革命再起，果然不出世人所料，一举推翻了俄国的君本政权。除去死硬的守旧反动派之外，西方政界舆论一致拍手喝采。

在浪漫派人士的想象中，从俄罗斯农村公社集体营作的经验出发，一条阳光大道便直通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然而这只是浪漫的一厢情愿，一般的看法却正好相反，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是，也不会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在世人心目中一向就是贫穷、无知、落后的代名词，根本不具备转型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至于马克思（Karl Marx）认定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重点分布于俄国各地，却仍是极少数。其实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这种看法。沙皇政权及地主制度的垮台，最多只能促成一种“资产阶级革命”。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在新政局之下继续进行（不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最后结局自然只有一种）。而俄罗斯当然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版图之广，东接日本，西抵德国；国势之强，名列屈指可数的控制世界的“列强”之一。像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发生革命，对国际局势必然产生震撼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晚年曾经希望，俄国革命可以像雷管一般，接着在工业更发达，更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西方国家引爆一连串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的国际政局，似乎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这中间有一件事很复杂。如果说，当时的俄国仍未具备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那么退而求其次，所谓自由派“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在俄国也同样时候未到。就算那些理想不过为资产阶级革命之人，也得想办法找出一条路来，不能单靠人数很少的俄国自由派中产阶级。因为俄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人数少，更缺乏道德意识及群众支持；何况俄国也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可与他们相容。1917-1918年自由选举选出的立宪会议当中（后旋遭解散），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Kadet），所占席位不到2．5％。俄国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绝大多数根本不知资产阶级为何物，也根本不在乎它是什么玩意儿的工农民众起来，在革命路线党派（这一类人要的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俄国）的领导之下赢得选举，翻转俄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另一条道路，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则是当初造成革命的社会力量再度涌动起来，越过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另一个更激进的阶段[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1905年，这个名词曾为年轻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用而再度流行]。其实早在1905年，列宁便一改前衷，认为自由主义这匹马，在俄国革命大赛场上永远不能出头。列宁这项评估，可谓相当实际。但是，当时的他也很清楚，俄国其实也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这也是所有俄国及外国共产党人共同的认识，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来说，他们的革命，一定得向外扩散方能有成。

而现当时的局势，这种想法也极有实现的可能。大战结束了，各地旧政权纷纷倒台，全欧洲陷入革命爆发的危机，战败国尤如累卵。1918年，四个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均失去了他们的宝座。连前一年即已去位，败在德国手下的俄国沙皇在内，一共五位。甚至连意大利，也因国内社会一片动荡，革命几乎一触即发，连带其他战胜国家，也一起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们前面已经看见，全面战争为欧洲造成极大的压力，使其社会开始扭曲变形。本来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国民曾激起过一阵爱国热潮，然而随着战争扩大，高潮慢慢退去。到了1916年，战争的疲乏感已经转变成一种阴郁静默的敌意，进而更演变成一种无休止无意义的杀戮。可是交战双方，谁也不愿意先住手。当初1914年战事初起，反战人士只有一股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战事磋跎，师疲无功，到了1916年，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看法已经足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了。从下列事件，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反战情绪弥漫的过程。1916年10月28日，奥地利社会党领袖暨创始人之子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竟然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蓄意谋杀了奥国首相史德格伯爵（Count Sturgkh）——插叙一句，这还是达官要人没有今天所谓安全人员随身保护之前的年代——这桩暗杀事件，不啻是一种公开的反战手段。

早在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就已坚持反战。而此刻普遍的反战情绪，自然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与分量。后者愈发老调重弹，比方英国、俄国，以及塞尔维亚的独立劳工党，就从不曾放弃其反战的立场。至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派，即使党的立场支持作战，党内的反对派，却往往是最大的反对声音。同时，在主要交战国家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开始在大型的军火工厂中酝酿，最后成了工业和反战势力的中心。这些工厂中的工会代表都是技术工人，谈判地位有利，变成了激进派的代名词。而高科技海军里的技师也纷纷加入同一行列。德俄两国的主要海军基地，基尔（Kiel）及克朗施塔德（Kronstadt），最后分别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后来，法国在黑海的海军基地一度兵变，阻碍了法军介入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参与进攻和封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军事行动。反战势力从此有了中心和动力。难怪奥匈帝国的邮电检查人员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军中信件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从原来的“但愿老天爷赐我们和平吧”，转变成“我们已经受够了”，甚至还有人写道：“听说社会党要去议和了。”

从哈布斯堡政权检查人员留下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证明一件事；自大战爆发以来，头一桩顺应民心的政治事件，就是俄国的大革命。自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之后，和平的呼声，与社会革命的需求更汇合成为一股潮流：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之间抽调的受检信件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希望在俄国；另外三分之一认为，和平希望在革命；还有五分之一认为，和平的希望在俄国与革命，两者皆不可缺。其实俄国大革命对国际带来的反响，向来很明显：早在1905－1906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就已经震撼了当时残存的几个大帝国，从奥匈帝国，经由土耳其、波斯，一路到了中国，都受震动（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17年，全欧洲已经变成一堆待燃的火药，只等着随时引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