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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动乱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分子恐怕都茫无头绪。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世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共产分子推进革命的希望（见第三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如何大发议论，词汇多么兴会淋漓，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准备。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出在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无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的地位，被斯大林缩减成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维埃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的组织、成员遭到清算、解散、改革，一举一动，完全依苏共的意思。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属于往日美丽的词藻。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违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方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这一点，他们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可是坚守传统的革命主义分子，同样也看出了这个事实。他们苦涩地斥责，莫斯科不但不要共产党夺权，反而一味加以压制，甚至对那些成功的革命，如南斯拉夫及中国（见第五章），苏联也不喜欢。

但是尽管在这种苏联至上的心态之下，苏维埃俄国存在的意义，仍不只限于又一个超级霸权而已。终其一世，甚至连它最腐败自私的特权阶级，也对其使命深信不疑。苏维埃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之外，为人类社会建立另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吗？若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过去几十年来，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员，何必不断地以金钱武力资助南非黑人共产党联盟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击队呢？即使在后者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机会微乎其微时，苏方的支援也从不间断？（说也奇怪，中国共产党政权虽与苏联决裂，并指责后者走修正主义路线，背叛了革命运动。可是它自己对第三世界解放活动提供的实际支援，却比不上苏修的表现。）然而，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共产主义对全人类使命感的这种极端销蚀，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哄然解体了。

但对早年献身世界革命的一代，这些犹疑踌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激动了他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切邪恶、忧伤、压迫、不平，都将从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以科学及历史的命定提出保证。现在，十月革命发生，不正证明这个大改变已经开始了吗？

为解放全人类，这支革命部队的纪律必然严明，手段一定无情。但是真正计算起来，革命战士的总人数前后恐怕不出数万。德国诗人暨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写诗纪念国际运动的职业勇士，颂扬他们“身经万国疆场，远胜换履次数”。可是这些斗士的人数极少，最多不过数百。他们是职业革命者，万万不可与一般共产党人混作一谈。后者则包括当年意大利共产党最兴盛时，党员号称超过百万，被意大利称作“共产党大众”的广大支持群众。对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共产党支持者来说，美好新社会的梦想也很真实，事实上，根本不脱离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可是一般群众提出的誓言，最多不过建立在阶级与团体的基础之上，绝非个人牺牲式的献身革命。职业革命者跟他们不一样，人数虽少，却举足轻重。不了解职业革命者，就无法了解20世纪个中的变化。

若没有列宁派“新一类党派”的出现，若没有革命中坚干部的职业革命者的献身，十月革命之后短短30多年之间，全世界怎么可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呢。这批革命中坚信仰坚定，对世界革命总部莫斯科忠贞不二。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各地共产党员，不再分属个别宗派（就社会意义而言），都可以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普世教会的一员。亲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虽然历经脱党、清算种种风波，首领不断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热血真诚消散之前，它们始终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随托洛斯基的那一群人，却意见分歧，支离破碎。至于1960年，毛派思想在马列主义的会议上亮相后则更是众口不一，意见纷坛。共产党员人数虽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之际，意大利共产党只有男女党员5000名，而且多数方从狱中或流亡归来——却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正传人。他们是百万部队的核心栋梁，国家人民未来的领导者。

对当年那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历经大动乱年头的一代，不管当时多么年少，革命都是他们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实。资本主义命在旦夕，指日可亡。眼前的日子，对那些将能活着见到最终胜利的人来说，不过是过渡的门厅罢了。然而成功不必在自己，革命斗士不会个个活着见到胜利。[1919年，慕尼黑苏维埃失败，俄国共产党员莱文尼（Li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说：“容先死之人先请假了。”]如果说，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共产党人又怎会相信它的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让我们看看两位德国年轻人的例子。他们曾一度短暂相爱，却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Olga Benario），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日后奥尔嘉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成为亲身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共“长征”的唯一外国人。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东德（长征之旅，使他对毛泽东打了问号）。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外，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纠缠交错的生命，经历如此的曲折离奇？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意识，原多以无政府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为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据点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热情一向胜过共产主义热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实连西班牙内战也旨在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形之下，共产党声势反显得微不足道。）从此，莫斯科外围的各地社会革命分子，莫不奉列宁与十月革命为圭臬，日后并纷纷与共产国际排挤的异议团体合流，深受它们的鼓舞。而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指挥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当时异端人士之中，声誉最高者要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与列宁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并一手建立红军——可是他的行动完全宣告失败。托氏曾发起“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抗衡，却声微势小，几近无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杀身亡。当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社会革命分子，越跟着列宁及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意味着成为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党员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各地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统一联合，脱离了原本党派路线的分歧，赢得工人及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如此一来，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拢。急着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宗共产党员，与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恢复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意味着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马克思学说。而马思列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目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项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正宗路线在苏联解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左派团体及人士，纷纷由旁边进入公众视线。但是虽然起了变化，却依然笼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响之下。1968年，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激进学生运动，其实都带有明显的俄国无政府者巴枯宁（Bakunin），甚至尼察也夫（Nechaev）的气息，跟马克思则扯不上任何关系。任何人只要对思想意识史有点研究，都可以嗅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就连这股学潮，也唤不回无政府理论或运动了。相反地，1968年则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马克思理论的大流行——可是其各种版本，恐怕却要使马克思本人大吃一惊。各种所谓的“马列”宗派团体，更是方兴未艾，纷纷联合起来，指斥莫斯科及老共产党组织不够革命化和列宁化。

矛盾的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全面接收之际，共产国际本身，却反而把当初1917－1923年间革命的原始策略放弃了。换个方式说，它们甚至处心积虑，打算使用与1917年大相径庭的手段进行权力转换（见第五章）。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学纷纷提出指责，认为莫斯科不但一再错失革命时机，甚至进而排斥革命，背弃革命；因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苏维埃中心路线”运动唯我独尊，不容异己，一直到它自己从内部开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评才发生作用。只要共产党运动阵线联合一天，只要它能保持惊人的完整力一日，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信仰全球革命的人来说，苏维埃革命便是唯一的路线，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从1944－1949年之间，各地再度掀起革命风暴，许多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上共产主义之路。谁能否认，这些国家的革命，哪一个不是在正宗苏维埃路线的共产党羽翼下方才完成？一直要到了1956年以后，其他革命路线才逐渐崭露头角，在政治或手段上提出有效的要求，关心革命的人士也才开始有了真正的选择。但是，就连这些另辟踩径的路线——诸如五花八门的托派思想、毛派思想，以及受1959年古巴革命的各种团体等等（古巴革命见第十五章）——往往也不脱离列宁主张的模样气息。在最左的路线上，势力最庞大最雄厚的团体，仍然要数老共产党组织。然而，革命的理想热情，早已离它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