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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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动乱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分子恐怕都茫无头绪。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世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共产分子推进革命的希望(见第三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如何大发议论,词汇多么兴会淋漓,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准备。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出在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无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的地位,被斯大林缩减成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维埃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的组织、成员遭到清算、解散、改革,一举一动,完全依苏共的意思。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属于往日美丽的词藻。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违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方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这一点,他们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可是坚守传统的革命主义分子,同样也看出了这个事实。他们苦涩地斥责,莫斯科不但不要共产党夺权,反而一味加以压制,甚至对那些成功的革命,如南斯拉夫及中国(见第五章),苏联也不喜欢。

但是尽管在这种苏联至上的心态之下,苏维埃俄国存在的意义,仍不只限于又一个超级霸权而已。终其一世,甚至连它最腐败自私的特权阶级,也对其使命深信不疑。苏维埃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之外,为人类社会建立另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吗?若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过去几十年来,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员,何必不断地以金钱武力资助南非黑人共产党联盟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击队呢?即使在后者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机会微乎其微时,苏方的支援也从不间断?(说也奇怪,中国共产党政权虽与苏联决裂,并指责后者走修正主义路线,背叛了革命运动。可是它自己对第三世界解放活动提供的实际支援,却比不上苏修的表现。)然而,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共产主义对全人类使命感的这种极端销蚀,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哄然解体了。

但对早年献身世界革命的一代,这些犹疑踌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激动了他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切邪恶、忧伤、压迫、不平,都将从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以科学及历史的命定提出保证。现在,十月革命发生,不正证明这个大改变已经开始了吗?

为解放全人类,这支革命部队的纪律必然严明,手段一定无情。但是真正计算起来,革命战士的总人数前后恐怕不出数万。德国诗人暨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写诗纪念国际运动的职业勇士,颂扬他们“身经万国疆场,远胜换履次数”。可是这些斗士的人数极少,最多不过数百。他们是职业革命者,万万不可与一般共产党人混作一谈。后者则包括当年意大利共产党最兴盛时,党员号称超过百万,被意大利称作“共产党大众”的广大支持群众。对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共产党支持者来说,美好新社会的梦想也很真实,事实上,根本不脱离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可是一般群众提出的誓言,最多不过建立在阶级与团体的基础之上,绝非个人牺牲式的献身革命。职业革命者跟他们不一样,人数虽少,却举足轻重。不了解职业革命者,就无法了解20世纪个中的变化。

若没有列宁派“新一类党派”的出现,若没有革命中坚干部的职业革命者的献身,十月革命之后短短30多年之间,全世界怎么可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呢。这批革命中坚信仰坚定,对世界革命总部莫斯科忠贞不二。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各地共产党员,不再分属个别宗派(就社会意义而言),都可以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普世教会的一员。亲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虽然历经脱党、清算种种风波,首领不断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热血真诚消散之前,它们始终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随托洛斯基的那一群人,却意见分歧,支离破碎。至于1960年,毛派思想在马列主义的会议上亮相后则更是众口不一,意见纷坛。共产党员人数虽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之际,意大利共产党只有男女党员5000名,而且多数方从狱中或流亡归来——却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正传人。他们是百万部队的核心栋梁,国家人民未来的领导者。

对当年那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历经大动乱年头的一代,不管当时多么年少,革命都是他们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实。资本主义命在旦夕,指日可亡。眼前的日子,对那些将能活着见到最终胜利的人来说,不过是过渡的门厅罢了。然而成功不必在自己,革命斗士不会个个活着见到胜利。[1919年,慕尼黑苏维埃失败,俄国共产党员莱文尼(Li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说:“容先死之人先请假了。”]如果说,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共产党人又怎会相信它的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让我们看看两位德国年轻人的例子。他们曾一度短暂相爱,却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Olga Benario),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日后奥尔嘉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成为亲身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共“长征”的唯一外国人。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东德(长征之旅,使他对毛泽东打了问号)。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外,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纠缠交错的生命,经历如此的曲折离奇?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意识,原多以无政府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为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据点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热情一向胜过共产主义热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实连西班牙内战也旨在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形之下,共产党声势反显得微不足道。)从此,莫斯科外围的各地社会革命分子,莫不奉列宁与十月革命为圭臬,日后并纷纷与共产国际排挤的异议团体合流,深受它们的鼓舞。而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指挥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当时异端人士之中,声誉最高者要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与列宁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并一手建立红军——可是他的行动完全宣告失败。托氏曾发起“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抗衡,却声微势小,几近无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杀身亡。当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社会革命分子,越跟着列宁及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意味着成为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党员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各地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统一联合,脱离了原本党派路线的分歧,赢得工人及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如此一来,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拢。急着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宗共产党员,与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恢复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意味着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马克思学说。而马思列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目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项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正宗路线在苏联解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左派团体及人士,纷纷由旁边进入公众视线。但是虽然起了变化,却依然笼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响之下。1968年,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激进学生运动,其实都带有明显的俄国无政府者巴枯宁(Bakunin),甚至尼察也夫(Nechaev)的气息,跟马克思则扯不上任何关系。任何人只要对思想意识史有点研究,都可以嗅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就连这股学潮,也唤不回无政府理论或运动了。相反地,1968年则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马克思理论的大流行——可是其各种版本,恐怕却要使马克思本人大吃一惊。各种所谓的“马列”宗派团体,更是方兴未艾,纷纷联合起来,指斥莫斯科及老共产党组织不够革命化和列宁化。

矛盾的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全面接收之际,共产国际本身,却反而把当初1917-1923年间革命的原始策略放弃了。换个方式说,它们甚至处心积虑,打算使用与1917年大相径庭的手段进行权力转换(见第五章)。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学纷纷提出指责,认为莫斯科不但一再错失革命时机,甚至进而排斥革命,背弃革命;因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苏维埃中心路线”运动唯我独尊,不容异己,一直到它自己从内部开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评才发生作用。只要共产党运动阵线联合一天,只要它能保持惊人的完整力一日,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信仰全球革命的人来说,苏维埃革命便是唯一的路线,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从1944-1949年之间,各地再度掀起革命风暴,许多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上共产主义之路。谁能否认,这些国家的革命,哪一个不是在正宗苏维埃路线的共产党羽翼下方才完成?一直要到了1956年以后,其他革命路线才逐渐崭露头角,在政治或手段上提出有效的要求,关心革命的人士也才开始有了真正的选择。但是,就连这些另辟踩径的路线——诸如五花八门的托派思想、毛派思想,以及受1959年古巴革命的各种团体等等(古巴革命见第十五章)——往往也不脱离列宁主张的模样气息。在最左的路线上,势力最庞大最雄厚的团体,仍然要数老共产党组织。然而,革命的理想热情,早已离它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