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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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方式而言,东西艺术因此产生结合。因为20世纪的走向愈发清楚,这是一个平常人的世纪,并将由平常人本身所创造的艺术,以及以平常人为对象而创造的艺术所垄断。两大相关工具的发明,更使平常人的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呈现和记录,即报告文学(reportage)和照相机。其实两者皆非新创(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及《帝国的年代》第九章),可是却都在1914年后,才进入自觉的黄金年代。作家,此时不但自视为记录人或报导人(尤以美国为最),更开始亲自为报纸撰稿,有些甚至亲自下海,或一度成为报人,如海明威、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辛克莱·刘易斯等人皆是。1929年首度纳入法语辞典,1931年登列英语辞曲的“报告文学”一词,于20年代成为公认具有社会批评意识的文学与视觉表现类型,最大的影响来自俄罗斯的革命前卫人士。后者高举现实的旗帜,力抗被欧洲左派谴责为人民鸦片的大众通俗娱乐。捷克共产党新闻工作者基希(Egon ErwinKisch),就因《匆匆报导》(Der rasende Reporter,1925)而名声大噪,此词就因他在中欧大为流行——《匆匆报导》,是他一连串报导的首篇篇名。报导性的作品,也遍传西方前卫圈中,主要渠道是通过电影。它的起源,显然在多斯·帕索斯(JohnDos Passos,1896-1970)所著的《美国》(USA)三部曲中(这位作家左倾时期的作品),可以清楚找到。文中以“新闻片”(Newsreel)及“电影眼”(the Camera Eye)——暗指前卫派纪录片导演维尔多夫(Dziga Vertov)——等片段交互穿插,构成故事情节。在前卫左派手中,“纪录片”成为一种自觉性的运动。到了30年代,甚至连报章杂志界中顽固的实际派,也可以以这一类作品获取更高的知识和创作声望。他们将电影胶卷中的片段——通常充任不要紧的补白作用——添添补补,升级成气势较为壮大有如“时光隧道”(March of Time)般的纪录性质,并借用前卫摄影的技术创新,如20年代共产党AIZ首创的手法,为画刊杂志创下了一个黄金时代:美国的《生活杂志》(Life)、英国的《图画邮报》(Picture Post)、法国的《看》(Vu)等皆是。不过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以外,此种风格直到二战之后才大为风行。

“摄影新闻”的兴起,要归功于以下原因。其一,那些发现了摄影技术这个媒介的摄影人才(甚至包括某些女性在内);其二,世人以为“照相机不会撒谎”的错觉(即相机镜头下捕捉的世界,似乎可以代表“真实”人生);其三,技术的改良进步,新型的迷你相机,可以轻易拍到那些不是刻意摆出的自然姿态,如1924年推出的莱卡相机(Leica)。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却要数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男男女女,都知道可以通过摄影镜头看到真实人生。当时,印刷品的发行虽然也有增加(如今更在通俗小报上面与凹版印刷相片交错排列),可是却在电影大军的压境下相形失色。大灾难的年代,是电影大银幕称雄的年代。到30年代末期,英国人每买一份报纸,就有两人买一张电影票(Stevenson,pp.396,403)。事实上,随着不景气日益严重,世界被战争的千军横扫,西方电影观众的人次也达空前高潮。

在这个视觉媒体新秀的世界之中,前卫与大众艺术相互交融彼此浇灌。在旧有的西方国度里,教育阶层和部分的精英思想,甚至进而渗入大众电影领域,于是有了魏玛时代的德国无声电影,30年代的法国有声电影,以及一旦席卷其人才的法西斯思想扫除之后的意大利电影界,分别创造了黄金时代。其中恐怕要数30年代具有民粹风格的法国影片,最能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需求与一般大众对娱乐的需求相结合。这些作品是唯一在高品位中,犹不忘故事情节重要性的作品——尤其是“爱”与“罪”的题材——同时也是唯一能表达“高级笑话”(good joke)的影片。而通常一旦让前卫派(不论政治或艺术)完全自行其是——如纪录片流行潮及鼓动艺术(agitprop art)即是——它们的作品却很少能影响到大众,只能限于极少数的小圈子中欣赏。

然而,这个时期的大众艺术之所以意义重大,并非由于前卫路线的参与投入。最令人深刻难忘的,乃是大众艺术已经日益取得无可否认的文化优势地位,即使如我们在前所见,在美国之外,当时的大众艺术,犹未能摆脱教育阶级趣味的监督管辖,夺得独霸地位的艺术(或者应该说娱乐)形式,是以最广泛的群众为目标,而非人数日渐浩大的中产阶级,或品位仍停留在保守阶段的低下阶层。这些艺术趣味,仍然垄断着欧洲“大道”(boulevard)、“西区”(West End)舞台,或其他种种品位相当的表演国度——至少,一直到希特勒将这些产品的制作者纷纷驱散之前是如此,可是他们的兴趣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中级趣味的领域里,最有趣的趋势要数其中一种类型,于此时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这就是早在1914年前,即已露出某些活动迹象,却完全不能预料日后竟大受欢迎的侦探推理题材,现在开始一本又一本的长篇推出。这个新的文学类型,主要属英国风味——可能得归功于柯南道尔(A.ConanDoyle)的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他笔下的这名高明大侦探,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举世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更令人惊奇的事实,却是这个类型具有强烈的女性及学者色彩。它的创始先锋,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1-1976)的作品,到今日依然畅销不衰。侦探小说的各种国际版本,也深受英国创下的模式影响,也就是一律将凶杀案的谜团,当作客厅里的斯文游戏,需要几分智慧才能破解。就仿佛高级的填字游戏,靠几处谜样的线索找出答案——这更是英国的独家专长。这种文学类型,最适合用以下观点视之:诉诸那面临威胁,却尚不足完全破坏的既有社会秩序。谋杀,在此成为中心焦点,几乎是促使侦探采取行动的唯一事件。它侵入一个原本井然有序的天地——俱乐部的场所,或某些常见的专业场所——然后抽丝剥茧,一路循线索找出那只烂苹果,确保全桶其余的完好无损。于是经侦探的理性手法,问题获得解决,小小世界也再度恢复井然秩序;而侦探本人(大多数是男性),同时也代表那小小的大于世界。因此,主角务必为“私人”侦探,除非警探本人(与他的多数同僚不同),也属于上中阶级的一员。这是一个极度保守——虽然拥有相当自我肯定——的文学类型,与同时代兴起的较为恐怖的间谍小说不同。后者也多出自英国,在本世纪下半期大受欢迎,其作者的文学水平也属平平,通常是在本国的秘密特务机关中找到合适的职位。

早在1914年,具有现代气息的大众媒体,已在许多西方国家成为当然。但是它们在大灾难时代的惊人发展,依然令人叹为观止。美国报纸发行数的增加,比人口还要快,于1920-1950年间激增一倍。到了那个时期,在典型的“发达”国家里,每1000名男女老少,就有300至350份报纸,北欧和奥地利国民的报纸消耗量,比此更甚。至于都市化的大英帝国民,也许更由于英国的报刊出版是全国发行而非限于地方,每1000名人口竟然购读高达600份的报纸,的确令人咋舌(UN Statistical Yearbook 1948)。报业是以识字阶级为对象,不过在基本教育普及的国度里面,它也尽量利用图片与漫画(漫画当时尚未为知识分子青睐),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新闻用语:如语气夸张鲜明、极力攫取读者注意力、故做通俗。音节尽量减少等等,以满足一般识字程度不高民众的需求。这种风格,对文学的影响不为不重。而另一方面,电影对其观众的识字要求甚低,等到它于20年代末期学会开口讲话以后,英语国家的观众更不需要认识任何字了。

更有甚者,电影不像报纸,后者在世界多数地区,都只能引起一小部分精英阶级的兴趣。电影刚一起步,便几乎以国际性的大众媒体姿态出现。无声电影,及其已经通过考验、能以跨越不同文化的电影符号,原有可能成为国际性的共同语言。它们的黯然下台,很可能是促使英语在世上通用,并发展成20世纪后期国际洋泾浜的一大原因。因为在好莱坞的黄金年代里,电影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只有日本例外,其大型电影产量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至于在二战前夕的世界其余地区,即使将印度包括在内,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也几乎等于它们的总和(当时印度已经年产170部影片,其观众人数几乎与日本等同,并与美国极为接近)。1937年间,好莱坞一共制作了567部影片,其速度等于每周超过10部。在资本主义的垄断性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官僚化之间,其中的差异,就在前者年产电影567部,而苏联于1938年却只能号称生产了41部。不过基于明显的语言因素,这种由一家独霸全球的异常现象自然不能持久。无论如何,它果然不能熬过“影棚制度”的解散。好莱坞的影棚作业,于此时达到高峰,宛如机器般大量制造美丽梦境,却在二战后顷刻间烟消云散。

大众媒体的第三项:无线电广播,则是崭新的当代发明。它与前二者不同,纯属建立于当时还是精密器材的私人拥有权上,因此基本上多限于相对较为繁荣的“发达”国家境内。意大利的收音机台数,直到1931年前始终不曾超过汽车的拥有数(Isola 1990)。二战前夕,拥有收音机比例最高的国家地区,有美国、斯堪的纳维亚、新西兰、英国。在这些国家里面,收音机的持有数以惊人速度增长,甚至连穷人也买得起。1939年在英国的900万台收音机中,有半数为每周工资在2.5镑至4镑之间的小民持有——这算是普通收入——另外200万拥有者的所得则比此为低(Briggs,II,p.254)。因此大萧条的数年间,广播听众呈倍数激增,增长比例可谓空前绝后,此事也许也不足为奇了。因为无线电广播改变了穷人的生活内容,尤其是困守家中的穷家妇女,其影响力前所未有。收音机将外面的世界带进她们房中,从此这些最为寂寞的人不再完全孤单。凡是可以通过说话、歌唱、演戏,以及所有能以声音传达表情的事物,如今都在她们的指掌之间。这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无人知晓的新奇媒体,到股市大崩溃的那一年,竟已获取了美国千万家庭的欢心,到了1939年,更高达2700万家,1950年时,超过4000万户。这个惊人的发展趋势,真是可惊可叹!

可是无线电广播,与电影以及改革后的大众报业不同,并不曾大幅度改变人类观照现实的角度。它不会创造新的观照方式,也不曾在感官印象与理性观念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参看《帝国的年代》。它只是一个媒介,不是信息本身。但是,它可以向数不尽的数百万听众同时说话,而每一名听者,都觉得它是在向自己单独发言。因此无线电成了传播大众信息的有力渠道;统治者及推销员们,也迅即发现它是上好的宣传广告工具。到30年代初期,连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也分别认识到自己在收音机上“炉边闲话”(fireside chat)和圣诞节广播谈话(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的潜力无穷。二战期间,由于对新闻需求迫切,无线电更地位确立,成为一代政治工具与一大信息媒介。欧洲大陆各国的收音机数大幅度增加,有时甚至呈倍数甚或倍数以上跃升,只有某些在战火中受到重大牺牲的国家是为例外(Briggs,III,Appendix)。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增幅更为惊人。不过一开始即已控制美国空中频道的商业用途,在他处的进展则不及美国顺利。因为根据传统,对国民影响力如此强大的一个媒介,政府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便始终维持其公共垄断机构(Publi monopoy)的地位。与此同时,凡容许商业广播播出的地方,其经营单位都一律得对官方意见表示应有的尊重。

无线电收音机文化的创新之处,在今人眼中极难辨认,因为许许多多由它领导创新的项目,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如体育评论、新闻报导、名人访谈、连续剧,以及任何以集数形式播出的节目均是。它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中,最重大、最深刻的便是依据一个严格规定的时间表,将众人的生活同时予以私人化与固定化。从此,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闲,都被这张作息表牢牢控制。然而奇怪的是,这个传播媒介——以及后来继起的电视,并继之以录像机——虽然基本上是以个人与家庭为接收中心,却也创造出它独有的公共空间。于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原本互不认识的陌生人们,碰面之际,却都知道十之八九,对方昨晚上大概也收听了那场大比赛的转播、那出最受欢迎的喜剧节目、丘吉尔的演说,以及新闻报导的内容。

受到无线电广播影响最大的一门艺术是音乐,因为它完全解脱了声音本身及机械对原音传送的种种限制。音乐,是最后一项挣脱出人体对口头传播所作的禁锢的艺术,早在1914年前,即已因留声机的发明进入机械复制的新纪元,不过当时却犹在多数人所能及的范围以外。到两战之间的年代,留声机及唱片固然终于抵达大众手中,然而“种族唱片”市场的几于崩溃(即美国大萧条期间的典型穷人音乐),却证实这种扩张繁荣的脆弱性。而唱片本身的技术质量,虽然在1930年左右大为改进,却依然有所限制,长度便是其中一项。更有甚者,它的花样种类,也得视销路决定命运。可是无线电广播,却头一次使得音乐的播送没有边界,在远距离外也可听闻。并且一次播放时间,可以超过5分钟,没有任何间断。在理论上,它的听众人数也毫无限制。于是少数人的音乐就得以普及(包括古典音乐在内),无线电广播也成为唱片推销的最主要手段,至今依然。可是收音机并未改变音乐的面貌——它对音乐的影响,显然次于舞台和电影(后者也开始学会将音乐在片中再现)——可是若没有无线电广播出现,音乐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包括它在日常作息中如听觉壁纸般担任的背影地位,肯定难以想象,也许根本便不可能产生。

因此,垄断着大众通俗艺术的几大力量:报业、摄影、电影、唱片、无线电广播,基本属于科技与工业的发展结果。然而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一些大城市的通俗娱乐角落里,某种独立的真实创造精神,也已经开始明显地进发涌现出来(见《帝国的年代》)。进入20世纪,这股创造灵感的源泉一点也未枯竭,随着媒体革命反而更上层楼,远超过当初源起的原始环境。于是阿根廷的探戈(tango)正式登场,尤其更从舞蹈扩大而为音乐,并于20和30年代达到成就和影响的巅峰。当探戈天王巨星加戴尔(Carlos Gardel,1890-1935),不幸于1935年因飞机失事殒命时,全拉丁美洲为之同声哀悼,更由于唱片的作用,永垂不朽长存乐坛。桑巴(samba)对巴西的象征作用,也如探戈之于阿根廷,乃是20年代里约热内卢狂欢节(Rio carnival)大众化的产物。然而一切新音乐形式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主要是受到南部黑人移往中西部及东北部大城市的冲击形成:就是专业演艺人员(多系黑人)独有的艺术性音乐。

不过,这些大众化创新及发展的力量,在本土之外往往有其限制;比起本世纪下半时期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当时的状况也有所不及。因为进入20世纪第二个50年,以最明显的例子为证,某个由美国黑人蓝调音乐直接承袭的名词——摇滚——竟然一举成为全球青少年文化的共同语言。不过回到20世纪上半期,大众媒体与通俗性的创造力——只有电影除外——虽然远不及后来的下半场热闹(后文将予讨论),其质量之高,却已足以令人咋舌,尤以美国为最。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在这些行业中执牛耳地位,具有无可挑战的优势。其中原因,自然多亏它高人一等的经济优势、对于商业及民主的投入,以及在大萧条后,罗斯福民粹政策的重大影响。在通俗文化的领域里,美国就是世界,不然就只有沦于地方性乡下地位。在这些娱乐业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发展出来的模式,可以获得如此尊崇的国际声势——不过,某些国家确实也拥有相当广泛的地区性影响(如埃及音乐在伊斯兰世界);不时并偶有异国风情,进入国际商业通俗文化主流,造成一时流行(如拉丁美洲的伴舞音乐)。唯一特殊的例外是运动。在大众文化的这一方舞台之上——任谁欣赏过巴西足球队全盛时期的演出,能够否认运动也是一门艺术?——美国的影响力,始终仅限于华盛顿政治的支配范围之内。正如板球,只有在当年大英帝国米字旗飘扬过的地方,才是一门大众运动;同样地,在美国陆战队登陆以外的地方,棒球的势力始终极微。真正拥有世界性地位的运动,只有足球。这个在当年随着英国经济的足迹,携往其所到全球之处的竞技产物,就从北极冰区,到赤道热带,带给了球迷许多以英国公司,或海外英国人为队名的球队——如圣保罗运动俱乐部(Sao PauloAthletic Club)。这个简单却极优雅的运动,没有复杂的规则与装备,可以在任何大小尺寸符合、并大致不失平坦的开放场地练习。它之所以走遍全球,完全是出于其作为运动本身的优点所致。随着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揭幕(乌拉圭夺魁),足球,确已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运动。

不过依据我们当代的标准,此时的大众运动,虽然已经走上国际化之路,却仍然相当原始。它们的从业人员,尚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喙吞噬。伟大的运动明星,如网球名将,也依然还是业余运动员(也就是还具有传统的资产阶级地位)。即使身为职业运动员,收入也不比普通技术工人高出多少,如英国足球界即是。至于欣赏的方式,也依然得靠面对面亲临观看,因为连收音机的转播,也只能借着播音员的声音分贝,将赛况的紧张气氛传送而已。电视时代,以及运动员天文数字的高薪,有如电影明星身价一般的日子,离此时尚有几年时光。但是,我们在后文将会看见(第九至十一章),其实为时也不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