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2

2

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共产党统治下的革命政权,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识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结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二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3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3国加起来1.5亿万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3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至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先进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比例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势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学校素质优良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西德、爱尔兰、希腊3国,更呈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当然,毛泽东的中国是当时的一大变调。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舵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到70至80年代,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之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制造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师资。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中人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的人口——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所需呢?——但是也不见得是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将子女送进尊贵的学人之列(8年之间——1975-1983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级、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全职地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州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拥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赶紧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日,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坚持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超级小国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成分。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传播科技的利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大。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吧。那一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学潮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龙(Raymond)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潮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龙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清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共产党国家则对自由派共产主义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秀才,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信号或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潮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大众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场地,却是在彼此相异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因此有北京天安门广场之类的事件出现。1968年的伟大梦想失败以后,某些激进学生确也曾诉诸小团体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以达革命目的。这一类的活动,虽然在宣传上形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至少也满足了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对实际政治发展,却少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若真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迹象,政府也说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场所谓的“肮脏战争”(dirty war)里,南美一些政府便曾无所不用其极,对学生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在意大利,也发生过幕后贿赂谈判的丑事。本世纪最后十年唯一能够逃过这种悲惨下场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团体自由党(ETA),以及在理论上属于共产党的秘鲁农民游击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后者仍靠阿雅库乔(Ayacucho)的大学师生之赐方才问世成形,是他们送给该国人民的一项可怕礼物。

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列毛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反共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大的女学生。学生时期,是女性在短暂的青春及永远的性别之间一段暂停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探讨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不但将学生与其他与他们同龄的族群相结合,也与新女性的意识节节相关——后者影响之广,其触角甚至远在大学校园之外。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有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事实上,这种热情随着年龄退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国家——也许多数是大西洋两岸的拉丁系国家——甚至完全不把学生的好战刁性放在心上,有时连年轻一辈武装游击的行动也轻描淡与。年轻的心是活泼的,是激动的。有个笑话说得好:(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从事与政治无关的中产阶级专业之前,必须先在一些激进毛派的队伍“为革命服役”——不过这是在所谓正常生活还能在这个倒霉的国家进行的年头(Lynch,1990)。墨西哥学生也学到两样功课:一是机关吸收新人的对象,往往来自大学生,而二是学生时代的革命表现愈激烈,毕业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连我们可敬可爱的法国老大哥,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毛派分子人士在政府中出类拔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以上种种现象,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批天之骄子,这一群有着比其父母、比其非学生的同辈,都有着更好前途的年轻学子,竟然会受到政治激进路线的强烈吸引——只有极少数例外。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安心求学,他们对激进的政治路线毫无举,专心一致,只求取得将来可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的学位。可是听话的多数学生,比起好闹事的少数,所受到的注意力却远为逊色,——不过后者的比例虽少,论其绝对数字却也不可小觑。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借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搞议活动,往往独霸了大学校园生活水平的焦点,他们在墙上贴满海报,信笔涂鸦乱画,又举办一连串的会议、游行、罢课,有声有色。这种左翼激进的程度,在落后国家虽不少见,对发达国家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因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西欧和北美3地的多数学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学生人数暴光增一事的本向,也许可以为此事提供一个答案。二战结束时,法国学生人数不足10万。到1960年,已经暴涨一倍,超过20万人;10年之内,又再度呈三级跳升到65.1万余人(Flora,p.582 Deux Ans 1990 p.4)(这10年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增加几乎3.5倍,社会科学者更增加4倍之多。)学生暴增之下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一批又一批涌入大学之门的学生,许多都是一家几代以来才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论在硬件设施、软件师资,以及治校观念上,都无法应付这一股暴涨的洪流。此外,随着这一年龄层继续求学人数的增加——在法国一地1950年为4%,1970年则上涨为15.5%——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特权及奖赏,大学校规加在这些年轻(通常两袖也清风)“小大人”身上的约束便自然难以忍受了。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闹事“超水准”(par execellence)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再加上各个国家又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学生骚动愈演愈烈——如在美国有反越战风潮(事实上即反兵役);在秘鲁则有种放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过学生骚动不安的现象实在普遍,一一个别解释反显多余。

再从另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支学生新群众,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级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立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拥有优良教育程度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如此而已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愈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愈形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恩负义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高潮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老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股新激情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感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出其不意发点的群体。后者在学生一闹之下,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