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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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既有革命传统的萎缩,一是群众力量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二章),1917-1918年以来的革命,很少有建于基层群众基础之上者。多数由行动派的少数推动,全力投入,组织有素;或从上层发动,强制实施,如军事政变或军方占领——虽然这并不表示在适当的状况之下,它们就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当变动是来自外来的征服者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纪末期,“群众”再度回到舞台上,这一回,再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转身担纲演出。而少数人的行动主义,则以农村或都市游击队及恐怖分子的姿态出现,继续在发达世界活动,而且甚至成为当地固有的现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带,在伊斯兰教的区域,它们也是经常不断的景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国际恐怖事件已由1968年的125起,增加到1987年的831起,牺牲的人数则由241人增为2905人(UN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65)。

政治暗杀的名单也愈来愈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Anwar Sadat,1981)、印度的甘地母子(Indira Gandhi,1984,Rajiv Gandhi,1991)不过其中一二。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巴斯克自由党在西班牙,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也都属于典型的小群暴力行为。它们的优点是,可以凭很少的数百人,甚至数十人完成任务,因为有兴隆的国际军火贸易源源供应的爆炸力超强、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的武器炸药相助。这是三大世界日趋野蛮的一大征候,生活在千年末世的都市人群,愈发学会如何日日生活在为恐怖不安污染的气氛之中。但是这些行动,对政治革命的真实贡献却极小。

但是群众的力量则不然。正如伊朗革命所显示的,数以百万的百姓,随时愿意走上街头,对革命有很大影响。10年后的东德亦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众,打定了主意,用他们的双脚,用他们的汽车投票,纷纷向西德方向出发,显示其反对东德政权的决心。这一场大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自发性的现象——不过匈牙利决定大开门户,自然也有加速促成的作用。短短两个月内,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即有13万东德人民踏上这条西奔之路(Umbruch,1990,pp.7-10)。还有罗马尼亚,是电视媒体第一次抓住革命那一刻镜头的地方。被政权召集来到公共广场上的民众,不但没有鼓掌喝彩,反而开始嘘声四起,独裁者松弛下垂的老脸,反照的正是群众显现的革命意志。更有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之处,掀起了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intifada),从1987年发起之时开始,证明从今而后,以方只能用全力镇压,方能维持它的占领。按兵不动,默许接受,已经镇不住澎湃汹涌的巴勒斯坦民情。一向缺乏活力的迟钝黎民,到底是受到什么刺激忽然翻身采取行动——现代传播科技,如电视、录音机,使得即使最偏远隔离之人,也难自外于世局冲击——但是归根结底,群众蓄势待发准备上阵的态势,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

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曾也不能单靠自己便推翻政权。某些实例显示,这股力量,有时甚至立即被高压挡了回去。民众大规模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凸显出政权已经失去其合法的代表地位。在伊朗,以及在1917年的彼得格勒,政权合法性的失去,是以最古典标准的形式展示,即军警拒绝继续听命于政权。在东欧,群众运动则让已经在苏联拒伸援手之下锐气大挫的旧政权认清事实,恍然自己的气数已尽。这真是列宁教科书的标准范例:人民用脚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选票更为有效。当然,单单靠老百姓不能成事,革命不会因此便成功。他们不是军队,只不过是一群民众而已,或是各个人在统计上的聚合。他们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政治上的结构或策略才能使革命奏效。伊朗民众之所以能够动员是出于一场反对国王政权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将这个运动转化成革命的关键,却在数百万人欣然从之。群众应上层政治号召,直接大规模地介入。众多先例,也都符合这同一类的模式——如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国大党呼吁民众对英国采取不合作运动(见第七章),以及阿根廷有名的“效忠日”(Day of Loyalty)上,庇隆总统的支持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广场(Plaza de Mayo)要求释放他们被捕的英雄(1945年)。更有甚者,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其人数,却在如此众多的人数可以在一个让他们高度发挥效果的状况下行动。

为什么用脚投票的现象,在20世纪最后10年当中成为政治场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还不甚了解。若试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于在这段时期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加大。不过在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全民一致丧失信心的表现,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在早已失去或从来不曾拥有合法基础的政权(如以色列在其占领地),而在当权者极力掩饰事实真相的地方更为显著。但是即使在国会体制稳定的民主政体内部,大规模反抗现实政治或政党体系的示威活动也经常发生。如1992-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以及诸多国家出现的新选民力量。这股强大新趋势的共同现象,即在其对任何固有的政党,都不予以“认同”。

然而群众运动的复苏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即全球的都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时代,从1789-1917年,旧政权都是在大都会中遭到推翻;可是后来新起的政权,却是在话都讲不清楚的乡村草民拥戴之下成为永久。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革命,其新奇之处,即在于革命是从乡间发动,一旦胜利之后,再进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几处实在落后的地区之外,革命又开始从城市发动,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这种趋向,势无可免,因为如今任何一个大国家的人民大多居于城市(至少看来如此),而且,也由于权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挡农村来的挑战(现代科技之功,自然绝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战争(1979-1988年)即证明,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依然可以在农村反叛力量层出的典型游击战乡间继续生存。因为它有人撑腰,有人给资金,更有现代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甚至在它一度完全依赖的外国军队撤出之后,也依然可以不为所动。纳吉布拉(Najibullah)总统的政府,出乎众人意料,在苏联军队撤退数年之后依然残存。即使它最后终于垮台,也不是出于喀布尔再不能对付农村武力,而是因为它自己麾下的职业士兵倒戈。1991年波斯湾战争之后,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也照样屹立于伊拉克而末倒,虽然军队元气大伤,却依旧能够南征北讨,对付其国内的反叛势力,其中原因,即在他未曾失去巴格达城(Baghdad)。20世纪后期的革命,必须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这一都市革命会否继续进行?20世纪的四大起革命风云:1917-1920年、1944-1962年、1974-1978年、1989年至今,是否还会有另一波排山倒海的洪流?回头望去,世间不经过几场革命、武装反革命、军事政变、平民武装冲突,而能存在于今的政权屈指可数。看过了这样一个流血革命的百年,谁还敢下赌注,担保和平宪政式的转变,真能在普天之下胜利成功?——1989年时,某些深信自由民主宪政的人士欣喜若狂之余,便曾夸下此等空想预言。然而进入第三个千年阶段的世界,可并不是一个拥有安定国度与社会的世界。

不过,虽然世界肯定将继续充满狂乱不安——至少极大一部分地区将会如此——这些变乱的本质却依然不明。在短促的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世界,是处于一种社会崩溃而非革命危机的状态,虽然其中难免也包括如70年代伊朗般的国家。在那里,具备起来推翻已然失去合法性并为民众所憎恨的政权的条件,在足以取而代之的领导带动之下,民众掀起叛乱反抗;如本书写作时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在种族隔离政权下台之前的南非(不过,即使革命的条件潜在或已存在,革命也非必然成功)。然而在今天,像这样一鼓作气、集中焦点对现状不满的现象并不很多,一般较普遍的情形,多为分散式的排斥现有状况,或政治组织不存在,对政治组织感到极端地不信任。总而言之,也许根本就属于一种解体的现象,各国的国内外政治也只有尽其所能,竭力地适应。

这个新现象也充满了暴力不安——罪恶之重,比前更甚——同样关键的是,并有各式武器横流。以希特勒夺得德奥两个政权之前的几年为例,当时种族之间的紧张与仇恨虽重,却很难想象他们会恶化到如同今天的新纳粹青少年光头党(neo-Nazi teenage skinheads)一样,纵火焚毁一户土耳其移民人家,烧死了其中6口。然而到了1993年,当这种激烈行动发生在德国的宁静深处,特别恰好又是在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传统最为深厚的索林根(Solingen)城内,却已是司空见惯、令人见怪不怪的常事了。

更有甚者,具有高度爆破力的武器弹药,如探囊取物,随手可得,以致一度为发达社会独霸的军备优势,也不再是世间的理所当然。前苏联集团境内,如今是一片贫穷不堪贪欲横流的混乱现象。核武器的拥有,甚至制造方法,极有可能流入政府以外的团体手中——这种骇人的可能性,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因此,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与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一股乱流,将把人类引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