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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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过了经济,现在我们转过来看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因为正是政治问题,造成了东欧与苏联走向1989-1991年的解体。

政治上,东欧是苏联体系的致命要害,而波兰(匈牙利亦然,不过程度较轻)更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我们已经看见,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这一地区的大小附庸政权,显然都已失去其正统的合法地位。它们之所以继续维持,完全是在国家的高压之下,并有苏联干涉的威吓作为后盾——或如匈牙利那种属于最好的情况,赐予人民远超东欧其他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当程度的自由,才得以苟延残喘,可是很快又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瘫痪。然而,除了波兰例外,各国却难有重大的组织性政治力量或公开反对派出现。波兰因有三项因素汇合,使得这个力量得以产生。其一,该国舆论甚为一致,因为众人不但憎恨当朝政权,并且有反俄(并反犹)情绪,故能在罗马天主教意识挂帅的波兰民族主义下联合。其二,教会在波兰境内,始终有独立的全国性机构。其三,波兰的工人阶级,从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靠大规模罢工多次证明自己的政治实力。长久以来,波兰政权早就听任民情,默许容忍其行动,甚至有撤退屈服的迹象——如1970年的罢工,即令当时的共产党领袖下台——只要反对者不会形成组织性的力量即可。虽然政权本身施展的范围,事实上已经缩小,濒临危险关头。可是70年代中期起,波兰当局开始面对一股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化劳工运动,这股势力,不但有精于政治运动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作为后盾——主要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以有企图日益扩大的教会支持。而教会之所以受到激励,是因为1978年罗马天主教选出了历史上第一位波兰籍的教皇,即保罗二世所致。

1980年,行业工会的运动“团结工会”大奏凯歌,事实上它也是一股以大罢工为武器的全国性公开反对运动。它的胜利,证明了两件事:波兰的共产党政权已山穷水尽,但是它却又不可能被群众骚动的方式推翻。1981年教会曾与国家默默合作,悄无声息地抑止了一场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苏方其实正在认真考虑插手),双方同意实行几年戒严,由武装部队司令维护政局。后者既有共产党的身份,又拥有国家合法地位,应该可以说得过去。于是由警察而非军队出面,治安迅速恢复。但是对经济难题始终一筹莫展的政府当局,却没有任何良策对付那继续存在、并作为有组织的舆论宣泄口的反对势力。眼前只剩下两条路:不是俄国人决定插手,就是当局让位,放弃一党当家的局面。但是当其他卫星国一面紧张地注视波兰局势的发展,一面也徒劳地力图阻止本国人民起而效尤之际,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苏联再也没有前往干预的打算了。

1985年,一位热情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其实并非偶然。若不是重病缠身的前总书记苏俄安全头子安德罗波夫(YuriAndropov,1941-1984)之死,改革的时代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了(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早在1983年就已经与勃列日涅夫时代划清界线)。苏联的轨道内外,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政府都很清楚,重大的转变势在必行。然而,即使对这位新的总书记来说,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却依然一片朦胧。

为戈尔巴乔夫所声讨的“停滞年代”,事实也是苏联精英阶级处于激烈政治文化动荡的年代。这些人不但包括那一小群高居苏维埃联邦阶梯顶层(即真正决定、并唯一能决定政治方针的所在),以及自我选拔诞生的共产党头头;同时也涵盖人数相当多、受过教育及技术训练的中产阶级;以及实际负责国家运转的经济管理人员,包括各种学术界的科技知识分子。专家、主管等等。就某一方面而言,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代表这新一代受过教育的骨干——他学的是法律。而照斯大林派干部一步步爬上来的老路,却是由工厂出身,经由工程或农经学位进入党和国家的大机器(令人惊讶的是,这条正统老路似乎依然不衰)。而且这股大骚动的深度,并不能以如今公开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人数为准——后者至多也许只有数百人。各种被禁或半合法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渗透进苏联都市的文化圈,包括党和政府内部的重要部门,尤以安全和驻外机构为著。否则,当戈尔巴乔夫高声一呼“开放”,那种四方响应的现象,实在很难找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然而政治和知识阶层的响应,却不可与苏联广大人民的反应混为一谈。因为苏联老百姓跟欧洲多数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不同,始终接受苏联为他们的合法政权。最起码,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还会有其他政府存在(除了1941-1944年间,在德国占领下是例外。德国的统治,当然不可能让他们欣赏)。1990年时,但凡60岁以上的匈牙利人,多少都有共产党统治之前的记忆,也许是青春岁月,也许是成年时期。可是遍数苏联原有国境之内,却找不出一名88岁以下的人有这类第一手的经验。如果说,苏联政府当政的历史悠久,可以一直回溯到内战时期,始终不曾中断;那么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延续性更为长久,几乎无时或断(1939- 1940年间,那些新获或重得的西部边界领土例外)。如今的苏联,不过是旧有的沙皇俄国换人经营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末期前,苏联境内均不曾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政治分离主义的原因,只有波罗的海一带,以及西部的乌克兰例外,或许也包括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今摩尔多瓦。(波罗的海诸国在1918-1940年间曾为独立国家,乌克兰在1918年前属于奥匈帝国而非俄罗斯帝国,比萨拉比亚于1918- 1940年间则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在波罗的海,公开的不同意见,也比俄罗斯境内多不了多少(Lieven,1993)。

更有甚者,苏维埃政权不但是根于斯长于斯,土生土长的本国货(随着时间过去,甚至连起初带有强烈大俄罗斯风味的党本身,也开始向其他欧洲及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吸收新人),就连其中的人民,也借着种种难以确切描述的方式,同样地调整自己,与政权配合;当然政权也试着适应他们。正如讽刺家和不同政见者季诺维也夫(Zinoviev)所指出,世上的确有一种所谓“新苏维埃人”存在——虽然正如苏维埃境内的一切事物一般,这个新人的表里之间,与其外在公开形象差异甚大(当然,这个他换作她也是一样,不过新苏维埃“女”人少之又少)。他或她在这个体制里安之若素,自在得很(Zinoviev,1979)。在这里,生活有保障,福利又完全,虽然水准平平,但是货真价实丝毫不假。这的确是一个在社会上、经济上,众生都平等的社会,至少也是社会主义传统理想之一的实现,也就是拉法吉(Paul Lafargue)所说的“什么都不做的权利”(Rightto Idleness,Lafargue,1883)。更有甚者,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勃列日涅夫年代可不是什么“停滞时期”,却是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祖父母,所知道所生活过的最好时代。

难怪改革家们发现,自己面对的顽敌,不只是苏联的官僚系统,更包括苏联的人民大众。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种反庶民阶级的典型口吻,满腔不快地写道:

我们的制度,已经制造出一批由社会供养的个人,他们对“索取”的兴趣,可比“给予”高得多。所谓平等主义,已经完全侵蚀了苏联,而这就是这种政策之下产生的结果……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做决定做分配的人,另一边则是听命于人接受于人的人。这种状况,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大车,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刹车效果。苏维埃人种(Homo sovieticus)……既是压舱底的底货,又是停止前进的刹车。就一方面来说,他反对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时又是维系现有体系的基础(Afanassiev,1991,pp.13-14)。

社会上与经济上,苏联社会大部分维持着相当大的稳定。其中缘故,无疑部分来自高压及言论的检查,以及苏联人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可是这却绝对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苏联始终不曾发生过类似1968年学生暴动一类的事件。即使在戈巴尔乔夫的领导下,其改革运动也不能将年轻人大举动员(除了在西部主张民族主义的地区之外)。这一场改革运动,正如有人所说,乃是“三四十岁者的叛变”,即生于二战之后,可是却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难过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辈。种种情况,可是偶然?苏联境内要求改革的压力,无论来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层群众而起。

事实上,它的动力来自上方,而且也唯有来自这个方向。这位热情洋溢、诚意十足的共产党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之下,继承了斯大林的宝座,于1985年3月15日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个中情由,外界仍不甚了然。这段秘密,恐怕要到苏联最后数十年的历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对象时——而非仍为互相攻讦或自我辩护的现在——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无论如何,重要的并不是谁在克里姆林宫里党同伐异、上台下台,而是其中存在的两项条件,才使得像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得以上台掌权。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日益严重、而且越发遮掩不住的腐败现象,看在党内依然笃信共产主义思维的一群人眼里(不管这种信仰是以多么扭曲的形式出现),自然会感到愤怒不已。而一个共产党,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那就像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枢机主教一般;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信仰的体系之上。其二,那些受过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苏联仍运作于不息的一群人,他们都深深感到,若再用激烈手段,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苏联经济迟早会完蛋。不单单因为体制内天生缺乏效率弹性,同时也由于它意欲登上军事霸权宝座,愈发深化了它的弱点——像这样一个衰退中的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它的军事需求。自从1980年以还,军事需求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已达危险境地,因为忽然之间,苏联军队发现,多年以来自己头一次直接投入战场——苏方派军前往阿富汗,以助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阿富汗从1978年开始,便在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统治下,然后又陷入冲突分裂。但是冲突两方都目中无神,提倡土改与女权,得罪了当地的地主阶级、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其他相信维持现状是上策的人士。50年代初叶以来,阿富汗一向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苏联的影响圈内,不曾发生过任何令西方人士血压升高的大事。但是美国却选择了视苏联行动为大规模向自由世界军事进犯的看法,于是通过巴基斯坦,美方的金钱武力,开始源源不绝涌入,将先进武器装备,送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高山战士手中。结果不出所料,在苏联大举支援之下,应战的阿富汗政府轻易地守住国内各大城市,可是苏联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却非同小可。最终——华盛顿方面,显然有人极有此意——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越南。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方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中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可想?这项决定,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即目标,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为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之内,他甚至说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们相信苏联确有此意。这项成就,为他在西方赢得了莫大好评及持久名望,却恰与苏联国内对他日益缺乏热情的状况成对比,最后在1991年,他终于成了这种局势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有谁只手结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战,那么,这项荣衔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

50年代以来共产党经济改革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得失计算的手段,企图使中央计划的控制经济,更为理性化及弹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就在这个方向上走了相当路程:要不是苏联于1968年派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将有更大成就。两国也都希望,这一手段,同时可以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他认为如此才能恢复或建立一个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为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全然放弃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有影响力的改革家们也许有过如此想法,然而事实上极不可能。不论别的,单政治方面就极难实行。80年代,苏联内部首次开始对自己的缺点失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为时已晚,在别处曾有过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们,此时已经看出,这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由内部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