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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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以两项口号,发动他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开放”。

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开放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从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在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存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强其所难。当然,现实的障碍绝对不止这一项;而且历来的改革派(不独俄国),都喜欢把国家人民反应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体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那就是对于任何重大改革,国家机器都多半反应迟纯,骨子里更藏着一股敌意。“开放”的目的,即在动员国家机器内外的支持,以对抗这种反抗势力。但是如此一来,却正好毁掉了唯一还可以行动的一股力量。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建,反而导致崩溃。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便是陷在“开放”与“重建”之间,日益深刻的断层中了。

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开放”,远比“重建”,更具有确定的内容。开放,意味着引进——或重新引进——一个建立于法治与公民自由之上的宪政民主体制。背后的涵义,便是党与政的分离,并将加大政府的作用,由党还政于国家(这一点当然与斯大林兴起之后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一党专政系统的结束,党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从此告终。这种结果,显然也意味着“苏维埃制度”将在各个层级复活——可是这一回,却将通过真正选举诞生的代表组成,层层相沿,一直到位于最上一层的“最高苏维埃”。后者则将是一个具有实权的立法议会,而强大的行政部门的权力由它所授,同时却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事实上,新的宪政体制最后也真的设立了。可是新经济的改革系统,在1987-1988年间却几乎不见成形。因为第一,私营小企业——即“次级经济”的多数形态——合法化的推行不见诚意。第二,原则上却又决定让那些永远赔钱的国营事业自行破产。经济改革的高调,与日走下坡的经济现实的鸿沟只有越来越深。

这种状况实在危险已极。因为宪政的改革,只是徒然将现有的一套政治机制换掉,改成另外一套而已,至于新制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却未获得解答。不过可想而知,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显然比军事号令系统累赘多了。对多数人来说,如今有了新的制度,一方面表示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次选举,大家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出真心选择;而选举之间,也有机会听听反对人物批评政府。而在另一方面,“重建”所依据的准绳,并不在于经济的大原则为何,却在它日复一日的日常表现,其成效可以轻易指明并测量——判断的标准,完全在其成果。就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所谓成果,就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收入、为收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接触范围之内商品劳务的数目种类,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之上。不幸的是,经济改革家们对自己所反对、所要扫除的事物,虽然界定得很清楚,但是在积极的另一面上,即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那个由公私或合作经营的大小企业,在经济上有生存力,在运作上有自主权,并在“经济决策中心”的总体统筹之下配合无间的经济社会——却终始只是空论的高调而已。这徒然是一种理想,表示在鱼与熊掌之间,改革派想要两者兼得,一方面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一方面又不失去社会主义的优点。但是实际的方法为何,如何才能把一个由国家主导中央号令的经济体制,过渡成为理想中的新制度,却没有人有半点主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可想见的未来必然有公私营制度并行的经济体系里,到底该如何动作,同样也无人知晓。撒切尔和里根派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之所以吸引年轻的改革知识分子,就在它提供的处方不只是一剂猛药,同时也许诺他们,所有的毛病都将迎刃而解,自动痊愈(结果它并没有这种灵效——其实事先就该料到)。

最接近戈尔巴乔夫一派改革家理想的蓝图,恐怕要数1921-1928年间的“新经济政策”了。当年的模式,留下了几许模糊的历史记忆。说起来,这项政策毕竟“卓有成就,在农业、贸易、工业、财政诸方面都颇有一番复兴气象,于1921年后维持了几年的好时光”。同时它也“靠市场之力”,重新使一个已经崩溃的经济恢复健康(Vernikov,1989,p.13)。更有甚者,从毛泽东路线停摆以来,一项极为类似的市场自由化和地方分权化政策已在中国开花结果,获得了惊人成就。8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额的增长,仅次于韩国,每年几乎平均高达10%(World Bank Atlas,1990)。反观20年代的俄国,民不聊生、科技落后,且大部分为农业;而到80年代的苏联,却已经高度都市化和工业化。但是国中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即军事-工业-科学的大结合体(包括太空计划在内),却只能依赖那独一无二的唯一顾客。如果说,假定80年代的俄国一如当年,80%的人口仍为农民(就像80年代的中国一样),“重建”效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在一名农村居民的心理,今生对财富的最大野心,恐怕便只是拥有一台电视机——可是早在70年代,苏联就已经有七成的人民,每天平均观看一个半小时的电视了(Kerblay,pp.140-141)。

但是中国固然在时间上有着落后,这一点却不能完全解释两国在“重建”效果上的显著对比。至于中国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着他们的中央号令体制原状不变,也非造成两个差异的全部原因,远东的文化传统,到底对中国人有何帮助?能够在无论哪一种社会之下,都对经济发展产生动力?这个问题,就得留待21世纪的史学家去探索了。

1985年时,有没有人认真以为,6年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它的共产党,即将不存于世?事实上,连欧洲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也都会一起消失?从西方政府对1989-1991年间共产党世界的失败完全没有准备的迹象看,他们所做的种种预言,所谓西方的意识思想大敌即将覆灭云云,其实只是把平常的公开辞令小做修改而已。事实上将苏联加速逼近断崖绝壁的真正原因,是“开放”导致的权威解体,以及“重建”对原有机制造成的无尽破坏,两者相乘,却不曾提供另外一个替代之道,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愈发下降。同时,苏俄却又走上多党制的选举政治,全国终于陷入无主的经济混乱:自从计划经济问世以来,俄国头一回不见五年计划(DiLeo,1992,p 100n)。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造成高度的爆炸力,苏联政治经济一统的薄弱基础,至此完全破坏无遗。

因为此时的苏联,正在结构上快速地步向地方化,尤以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多年岁月里发展最快。它的各个共和国之所以还能联合,主要是由于集合全苏联存在的党政军制度及中央计划所致。然而在事实上,苏维埃联盟只是由“自治封建领主”组成的一个体系,各个地方上的首领们——即共和国的党书记、其手下的地方司令,以及维持经济运转的大小生产单位主管——只有在对莫斯科党中央机器的依赖这一点上结成一家。后者对他们具有提名、调职、罢黜、选举的权力,以视需要完成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计划任务。在这些极为宽泛的权限之内,各地首脑其实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力。事实上,要不是有着那些负责实际业务者发展出一套作业网络,在中央之外建立了侧面的横向关系,苏联经济根本无法动作。在苏联名义上的中央计划表相内部,实际进行的手法,却是各地同病相怜的地方干部,以协商、交换、互惠的方式彼此帮忙,这套系统也可称为另一个“次级经济”。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苏联日趋成为一个复杂的工业化与都市化社会之际,那些担任实际生产、分销及民生任务的事务中坚,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务官及纯粹党的官员,显然愈来愈离心离德。因为后者虽然是他们的上司,但是除了中饱私囊以外,职务及功能却不清楚——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代,这些人当中营私舞弊者大有人在,而且其索求无厌,常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对特权阶级贪污现象的反感越来越重,于是促成要求改革的原始动力。而戈尔巴乔夫的“重建”政策,也获得经济部门的干部支持,尤其是那些在军事-工业生产单位服务的人,更衷心希望这个在效率上停滞不进、在科技上麻痹不灵的经济体系,在管理上能够有所改进。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事情到底已经恶劣到了什么地步。更有甚者,这些人也不需要党来继续干扰,就算党的官僚系统不存在了,他们依然会存在。他们才是不可或缺之人,党可不是。事实上果不其然,苏维埃联盟解体了,他们却存留下来,如今,在新组成的“工业科学联盟”(Industrial-ScientificUnion,NPS,1990)及其后继者中,扮演着压力团体的角色。其后并于共产主义破产之际,在自己原先负责管理、却没有合法所有权的企业里面,获得成为合法所有人的可能。

然而,党领导的中央指令制度虽然腐化,虽然没有效率,甚至几乎全然麻木,可是它毕竟是一个以控制为基础的经济之所系。如今党的威信既去,一时之间,取而代之的却并不是宪政民主的权力,反而是国中无主的茫然。事实上,这正是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继位者叶利钦(Boris Yeltsin),均将其权力基础由党转向政府。作为一个宪政总统,他们更合法地积累自己的统治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苏联任何一位前任头头享有的权威都大,连斯大林也不例外(Di Leo,1992,p.111)。但是除了在新成立的民主议会(或所谓宪政公共议会)内部以外,会外根本没有人给予“人民大会”(People’s Congress)及“最高苏维埃”半点注意。苏联境内,已经无人管事,也没有谁听谁的了。

于是就像一个破损的巨大油轮驶向暗礁一般,无人掌舵的苏联逐渐漂向解体的命运。而最后终将造成崩离的裂缝,其实早已经在那里了:一边是联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权力系统,一边则是拥有自主动力的经济体系。而苏联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官方理论,一向建立在民族自治之上,包括其中15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各个共和国内部的自治地区,因此民族主义的罅隙,早就暗存在系统之内——不过在1988年之前,除了波罗的海3国之外,各地倒不曾在“分离”上起过念头。直到1988年时,才有第一家民族主义“阵线”及运动,在“开放”的呼声下成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4国)。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分离的主张也不见得是对中央而发——甚至在波罗的海诸国亦然——主要是反对那能力不济的戈尔巴乔夫派地方党团;或如在亚美尼亚,是与隔邻的阿塞拜疆对抗所致。它们当时的目标,均非独立,不过到1989-1990年间,民族主义的呼声却迅速趋向极端。原因有三:其一,各地匆匆赶搭选举式民主列车所造成的冲击;其二,现存的党的势力集中全力顽抗,与激进派之间冲突日烈,两方势力在新选出的议会中激烈格斗;其三,戈尔巴乔夫与他的眼中钉——即原为他手下的败将、后为他竞争对手、最终成为他接任者的叶利钦——两人之间的嫌隙也日益加深。

激进派的改革人士,为击破各级党组织的高垒深沟,基本上只有向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寻求支持,于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愈发巩固加强了后者的力量。在俄罗斯的本地,大声疾呼俄罗斯利益第一的新目标,于是也成为激进派的一个有力武器,在他们赶走躲在中央权力机构壁垒背后的党官体系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俄罗斯利益高于周边共和国利益的主张颇具吸引力,因为后者不但接受前者补助,日子也过得比俄罗斯本身舒服。不平感觉,在俄罗斯民众心中越来越强。而叶利钦其人,原是旧有社会出身的党内老头目,手腕高明,左右逢源,不但会玩那老一套的政治把戏(作风强悍、个性狡猾),也懂得新政治中的一切手段(善于煽动、制造气氛、深谙面对媒体之道)。对他来说,爬登层峰之路,即在攫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大权,如此即可越过戈尔巴乔夫掌管的苏联体制。因为截至当时为止,在苏维埃联盟与其最大成员俄罗斯联邦之间,实无太大区别。但是叶利钦一手将俄罗斯也变成跟大家一样的共和国,等于在事实上敲响了苏维埃联盟的丧钟,并改由他统治的俄罗斯来取代。其后于1991年发生的实际情况,的确是这般。

经济上的解体,加速了政治上的解体;而经济解体之所以发生,却是由政治解体促成的。随着5年一度“计划”的停止,以及党中央命令的告终,苏联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有效运作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取而代之的,只见各个社区、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只要力能为之,便都一窝蜂地赶紧坚垒自保、寻求自足,或进行双边交易。对拥有庞大事业单位的地方城镇党政军负责人来说,这其实是他们惯有的生存手法。生产单位与集体农场之间,一向靠物物交换,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为例: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领导人吉达斯波夫(Gidaspov),即曾以一通电话,解决其市内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吉达斯波夫打电话给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双方议定以前者的鞋类和钢铁,换取后者的谷物(Yu Boldyrev,1990)。但是即使这一类由旧有党首脑人物安排的交易,事实上也等于国家指令式的分配系统。结果实施“地方经济自由化法令的真正效果,似乎便是造成‘地方独立运作意识’(Particularism)及自主自治的兴起,并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行为”(Di Leo,p.101)。

一条漫漫的不归路,终于在1989年后半期,正当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年,到了再也不能回头的最后关卡。当时,法国“修正派”史学专家正忙着证明当年的一场革命,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或与20世纪政治无甚关系。然而正如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末叶的苏联政治体系,也是在新建立的民主(或大致上可算民主)议会于夏天召开之后,随即于同年出现瓦解现象。1989年10月到1990年5月的数月之间,经济解体也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不过这个时候,世人的目光却正紧盯着另一场虽属相关,事实上却为次要的突发事件:即欧洲共产党卫星政权的骤然垮台,这同样是一场事先完全不曾预料的演变。从1989年8月开始,至同年年底,欧洲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相继瓦解,不是被逐下台,便是从此消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纷纷加入行列;除了罗马尼亚之外,甚至不曾发一枪一弹。紧接着,巴尔干半岛上两家非苏联门下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也退出了共产党政权之列。东德不久被并入西德,南斯拉夫则很快陷于分裂内战。这一连串惊人的发展过程,不但天天在西方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而且也受到其余各洲共产党政权的密切注视。这些一旁严密观察的共产党国家,从激进改革派的中国(至少在经济事务上是如此),一直到强硬坚持旧式中央集权的古巴(见第十五章)。对于苏联当局贸然放手,纵身便跳进全面开放、削弱权威的大胆作风,它们恐怕都心存疑虑,不以为然。自由化及民主运动的风潮袭至中国,北京政府决定以最明确的手段——显然是在相当的迟疑与激烈的内部争执之后——重建它的权威。它使用的方法,便是一度也于法国革命期间,派军镇压民乱的拿破仑所谓的“一记霰弹轻烟”。中共出动军队,驱散在首都主要广场上的大规模示威学生群众。天安门事件,震惊了西方舆论。但是中共当局此举,无疑保持了它的江山政权的稳定,并使其得以继续经济自由化的成功政策,而不必面对立即的政治困扰。1989年后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倒台,于是只局限于苏联及其轨道上绕行的卫星政权(并包括在两次大战间选择了苏联羽翼而非中国支配的外蒙古)。三家犹存的亚洲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越南),以及遥远孤立的古巴,则未曾受到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