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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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以两项观察,作为本章的一结论。其一,自从伊斯兰创教的那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固然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建立起广大地盘的一种信仰,然而它拥有的实际支配力,却如此表面。虽说西起易北河,东到中国海,马列主义曾以一种简单化的面目,成为这一片大地上民众的正统教条。可是一旦推行这个信仰的政权不存在,它也于一夜之间立刻消失。像这般惊人的历史现象,也许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基于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却是一个“基本干部骨干”的信仰,或借用列宁之语,乃是靠“先锋”杀敌陷阵。而且,甚至连毛泽东那有名的比喻,所谓游击队在农民大众中成功活动叫“如鱼得水”,这也暗指着两种不同的成分:一是主动的“鱼”,一是被动的“水”。非官方的工会及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某些大规模的共产党派),也许与他们所在的社区或选民共息共存,如煤矿村镇之例。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管理阶层却全都是——经由挑选和限定的——少数精英。“群众”是否赞同共产主义,并不在他们本身的信仰,却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评价——共产党政权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与他人相比又如何。一旦共产党不再能掩盖事实,不再能将民众与外界隔离起来,那么不需直接接触,只消听到外头一点风声,就足以动摇人民这之前对共产党的评价。更进一步,共产主义也属于一种工具式的信仰:“目前”之所以有价值,完全在于它是达到尚不明确的“未来”的手段。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以外——如为爱国而战,眼前的牺牲可以换得将来的胜利——这种将目光放在未来的理想式信仰,比较适合少数宗派或精英群体,却不适合作为普世教众的原则。因为后者的运作范围——不论它终极的盼望多么伟大——却落在,也一定要落在平常人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即使对共产党的干部而言,一旦他们献身的目标,那普世得救的千福年国度,变成不可望也不可即的未来时,便也得将目光投注在世俗生活的平凡满足之上。但是一旦这种转变发生——相当常见的情况——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党已不再给予他们任何指导。简单地说,依照共产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它要求的判断标准,是眼前立即的成功;对失败,则竭力反对。

可是,到底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失败?矛盾的是,苏联的瓦解,却正好为马克思自己所做的一番评析,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之一。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

人类为求生存,在他们社会生产的手段中,进入一种独立于其意志之外的绝对必要关系,即一种与其物质生产力特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可是发展到了某一阶段,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力,却开始与现有的生产关系,或换用法律观点表示,即与此前运作的财产关系,发生了矛盾。因此,原本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这些关系,此时却成为手铐脚镣。于是我们便迈进了革命时期。

马克思笔下所述,即在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超结构下,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型成先进的工业社会,此时却与旧有的生产力发生冲突。原本是生产力的力量,反而转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再也没有比社会主义革命更清楚明白的实例了。于是依此理论发动的“社会革命时期”,它的第一项结局便是旧系统的解体。

可是旧的垮了,有什么新的可以替代吗?在此我们却不能如19世纪的马克思那般乐观。他认为一旦旧制度灭亡,必能引进更好的新制度,因为“人类只会发动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可是“人类”,或可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7年提出来的问题,却是在他们的时空环境之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解决。而在今日,恐怕也要很有信心的人才敢宣称,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有显而易见的答案,解决苏联共产主义失败后产生的种种问题。同样地,又有谁敢夸口,在下一代的时代里,灵感将会从天而降,使前苏联及巴尔干半岛上前共产党政权的百姓们,忽然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实验也到此告终。因为即使在共产主义依然存留甚或成功的地方,如中国,也放弃了原有的理想,不再从事以完全集体化为基础——或可说集体共同拥有而毫无市场机制——由单一中央计划控制的经济社会。“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否会再度复活?答案是绝对不会照着苏联的发展模式复活,恐怕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复活。唯一的例外,只有全面的“战时经济”,或其他类似的紧急状况。

因为苏联的实验,并非建立在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规模上,却是一组在特定时空的历史场合下产生的特定反应,用以解决一个广大无垠、却惊人落后的国家的特殊状况。这个历史时空,不可能再回头出现。而革命在其他各地的失败,更迫使苏联只得独力发展社会主义。可是苏联,依照1917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看法(包括俄罗斯本国的马克思派别在内),却是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结果强行尝试之下,虽然达到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可是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牲、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瘫痪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俄罗斯马克思思想之父”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不是就曾预言,十月革命的成就再大,最多也只能造成一个红色的“中国式帝国”而已?]至于其他在苏联羽翼下兴起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对着同样不利的条件,也许程度较轻而且人民代价远没有苏联惨重。因此这一类型的社会主义,若想再复生或振兴,机会不但渺茫,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它,更毫无必要可言——甚至在有利条件存在时也无必要。

苏联实验的失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大计划有何影响?令世人对它产生几许怀疑?这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大问题。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在基本上,乃是建立于一种社会对生产、分配及交换手段拥有主权,并从事计划性经济的制度。这种经济理想,在理论上自有其合理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奇怪的是,这套理论的创始者,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非社会主义的纯经济学家们。不过实行起来,难免会有实际上的明显缺陷——至少,官僚化就是一种。此外,如果社会主义也打算考虑消费者本人的喜好,而非只是一味告诉他们何者对他们有益,就势必得从“价格”入手——至少一部分地——由市场价格与“会计价格”(accounting Prices)两者并进。这个话题,在30年代自然非常热门,事实上,当时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已假定,必须通过“计划”(最好是非中央集权式的计划),配合“价格”双管齐下。但是去证明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实际运作,当然并不是要证明——比方说——比起黄金时期混合经济年代某些比较公平的经济制度,前者一定比较优越。而且即使可行,世人也不一定愿意采纳。在此,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将整体性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特定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验做一区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事实上,就因为苏联式中央指令计划的死胡同儿经济走不通,无法将它自己改造成“市场性社会主义”,更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十月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只能制造出自己这一种支配型社会主义。记得30年代最成熟最有智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一,朗格(Oskar Lange),离开美国重返祖国波兰,为建立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到最后进入伦敦一家医院死在病床上。临终前,他曾对友人及前来看望他的仰慕者说过一些话,作者也在其中。根据我的记忆,以下便是他的感想:

如果说20年代时我在俄国,我会是一名布哈林派的渐进主义者。如果有机会为苏联的工业化进言,我会建议一套比较有弹性的特定目标,就像那些能干的俄国计划工作者所做的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要问我自己,反复地问: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惨无人道、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乱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真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