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经济领域的欧化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十分普遍。就欧洲诸列强来说，起初他们的经济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们都信奉使殖民地经济从属于母国经济的重商主义原则。下面这一命令是1763年伦敦下达给魁北克总督默里的，它与其他无数个由巴黎、马德里或里斯本发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命令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的明确的愿望和意志是：你们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们最不愉快的痛苦，对任何一个或几个建立任何制造业和从事任何贸易的法律表示赞同，这类法律对这个王国是有害的、不利的；你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反对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制造业或确立上述贸易的企图。

尽管有这一共同的重商主义背景，欧洲各殖民地不久便发展了独特的经济；这些经济不仅不同于欧洲的经济，而且它们彼此间也互不相同。我们将看到这种多样性起因于几大因素，其中包括诸母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和诸殖民地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节所述，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既决定于可得到大量的金银和土著劳力这一点（金银和土著劳力是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所缺乏的），又决定于以非洲奴隶劳力为基础的单一经营的种植园的发展，还决定于伊比利亚诸国的经济落后（这种落后还传给了它们的殖民地）。最终结果是，拉丁美洲从未取得格兰德河以北地区所特有的平衡的经济发展，相反，却长期从属于西北欧，后来又从属于美国。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的经济史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史根本不同，因为那里缺乏土著劳力资源和贵金属。这种情况迫使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劳动，根据可得到的自然资源来发展某种可行的经济。巴黎和伦敦政府从一开始起就都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影响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圣劳伦斯河两岸，法国人建立了以法国封建制度为模式的庄园制。居民必须以金钱和劳动的形式向其庄园主纳税。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英国试图强行建立各种僵硬的经济制度。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设立了与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资金由股东们筹集，公司向股东们保证将按他们的投资额分红。弗吉尼亚公司着手建立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到弗吉尼亚来的人没有一个人私下拥有土地，每个人都为公司工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存放在一个公共仓库里，人们只能从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领取所需要的东西。

这些规定和限制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为不满的移民所依靠。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样，依靠母国提供封建的“监护征赋制”这种奖品，因为要实行“监护征赋制”，就必须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劳力。居民的确要向庄园主纳税，但这些税比法国通常的赋税较得多。教会力图征收居民所获产品的十三分之一作为什一税，但一也只能征收到其中的一半。当局为防止青年人逃走、为防止他们成为非法的毛皮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诱惑和有利可图的毛皮贸易面前失败了。因此，新法兰西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大多数人经营自给自足的农业，少数人从事毛皮贸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诸公司不能长期控制它们的移民。弗吉尼亚一位总督报告说，当他到达这里时，他发现人们“正在街上疾走，忙于日常活动”。在土地比劳力充裕这一事实的激励下，英国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这一型式和农业的成功，大多数人必须致力于农业。

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们发现这里最好的作物是烟草、稻米和靛蓝。在中部殖民地——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谷类作物生长得很好，因此这个地区很快成为诸殖民地的面包篮。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也曾转向农业，但漫长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只得从事其他职业，主要是渔业、航运业和制造业。

于是，我们看到，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比拉丁美洲的经济远为多样化，而且更有生气，因为那里的土著劳工被抑制在仅能勉强生存的水平上，并没有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础。在十三个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两岸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靠枪和斧头在荒原上建立家园、并把新拓居地的界线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开发者代替了用同样的工具和技术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农奴和非洲奴隶。

革命时期

十三个殖民地

正因为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如此生气勃勃，它才同母国发生了纠纷，使英国难以控制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难以使其从属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和航运业就同重商主义的法规如《航海法》相抵触； 1763年取消法属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对违背其法令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发生纠纷，他们禁止移民超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声抗议这些限制，最后，他们诉诸武力。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为了既满足以前由英国人提供各种物资的市民的需要又满足美国军队的需要，战争本身就致使殖民地制造业大大发展。美国的航运业在独立战争期间扩大了，并转变成一支临时的海军；在赢得独立之后，它继续以扩大了的形式发展。美国船长们在和平条约签订才几年时就开始了同加利福尼亚和中国的极为有利可图的贸易。独立战争对仍为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州法令这时废除了陈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这类制度体现在为使土地贵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的法律中。大地产，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给了农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则作为居留地向边疆居民开放。生气勃勃的美国经济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个大陆和海外扩展。

拉丁美洲

经济上的不满除了促成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外，还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在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岛居民）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在政府职务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职业的权利方面受到优待。因此，希望结束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克里奥尔人在许多殖民地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运动。对促进革命同样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与母国的贸易的西班牙重商主义法规。这种法规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产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仑法国的拚死斗争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的那几年里。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企图将其贸易限制再强加给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终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他们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如人已同西属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下面这一充满热情的呼吁是阿根廷牧场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时发出的，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后的经济动机：

因为倒霉的西班牙诸省不再能消费我们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它们就应该白白浪费，这合理吗？因为西班牙海军太无能，不能将这个国家丰富的产品运出去，它们就应该烂在我们的仓库里，这合理吗？……当一个友好、慷慨的国家的国民出现在我们的港口，并向我们廉价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时，我们就应拒绝这个建议，从而将他们的良好意愿转变成通过非法贸易使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所有进口货物的少数几个欧洲商人的专门利益，这合理吗？

独立在拉丁美洲并没有象在美国那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的经济仍由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所控制；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是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提供劳动的。自由贸易的确给沿海地区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活力，但这对静止不变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技术、缺乏健全的社会经济结构，独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停滞的状态。

英属殖民地

经济上的不满促成了1837 年加拿大大起义的爆发；促成起义的一个明显因素是人民大众对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愤慨，因为这两者各占去该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留出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政府和已确立的英国国教的费用。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它们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只有少数人依附拥有基金的教会。此外，一个称为 “阀阅世家”的拥有特权的小集团在加拿大享有半岛居民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那种官方优待。而且，加拿大诸省不象边界那边的美国各州那么繁荣，许多人认为英国的统治应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别负责。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提出的以下这一指责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边界，那么，密执安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或威斯康星州现今会是什么样的呢？是否会有几十万居民已在短短几年内、在西部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奋、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冒险心的驱使下密集到那里？或者，迄今为止已使希望破灭、已阻碍我们这个管理不当的殖民地发展的那种可恶的障碍是否会已阻止这几个州的发展，使它们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义时达到高潮的那种情绪就是如此。由于这些起义证明是无效的，在以后几年中，加拿大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相反，这个国家平稳而又有节制地发展：人口稳步增长，新地区不断开发为居留团道路和沟渠相继建成；少数工业开始满足当地需求——锯木厂为建筑提供木材，磨坊供应面粉，梳棉厂和梳毛厂生产纺织用的绒线，并将绒线织成布匹，干酪厂加工农场主剩余的牛奶。不过，加拿大不具备南面那个共和国所拥有的丰富、多样的资源，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别在1837 年以后同以前一样继续存在。

国家时期

在欧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赢得独立的国家时期，经济上的欧化却进行得极为彻底、极为惊人。欧洲在那些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扩张主义可从根本上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大批移民从欧洲向外迁移的时期，这种迁移不仅意味着种族上的欧化，而且意味着欧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间更牢固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欧洲能够提供铁路、轮船、机枪和农业机械，而这些东西是征服和有效地开发一块块辽阔的大陆所必不可少的。欧洲除了输出为那些耗资巨大的活动提供资金所必需的资本外，还为来自海外的源源不绝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提供了市场。所有这些发展都意味着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欧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区的空前的经济影响。

美国

美国的经济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以飞快的速度发展。1816年采取保护关税之后的工业尤其如此。在纺织工业中，纱锭的数目从1810年的87000个增加到1820年的25万个，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万个，钢铁工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扩展，1860年到达苏必利尔湖。与此同时，道路得到改进，沟渠、铁路得到修建。1830年时，铁路还不存在，到1860年时，铁路哩数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过，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最惊人的经济发展。南北战争本身就促进了工业的大规模扩展；战争结束后，由于西部的开放和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这一扩展仍在继续。大量的粮食和各种原料通过铁路和轮船运到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为美国实业家和农场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叶以当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突飞猛进：186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国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时却跃居首位。1860年至1900年间，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加了三倍，工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四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七倍，工业投资的总额增长了九倍。189O年，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与农产品的价值相等，到1900年时，它却比农产品价值多一倍。1860年，工业基本上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到1900年时，它却扩展到大湖地区，而且还扩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

拉丁美洲

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赢得独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其经济仍很萧条；然而，19 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在建造铁路、轮船、冷藏船以及提供如此装备所必需的资本方面，欧洲所起的作几大很量要的，同样，欧洲对食品（如：谷物、肉、咖啡、糖及可可）和工业品（如：矿物、木材、羊毛及皮革）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也很重要。表4中有关英国同阿根廷的贸易以及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的统计数字可说明这一点。

表4 英-阿贸易及投资（单位：千镑）

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如出产硝石和铜的智利、出产金和银的墨西哥、出产咖啡和橡胶的巴西和出产锡的玻琍维亚，可提出类似的统计数字。因此，拉丁美洲已进入世界经济之中，而这是它以前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一、两种商品方面发展迅速，而其他经济仍停滞不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资关系的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实际上仍未改变，因此，大部分人继续当散工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外国经济渗透并控制了大多数有利可图的企业，不论是饮路、公用事业还是矿山资产。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并不象在美国那样广泛传播，而最为外国和本国的少数地主、商人和特权者所获得，引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

英国自治领

同拉丁美洲一样，英国自治领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美国。这倒不是因为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自然资源不如美国。例如，加拿大确实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直到20 世纪中叶，当航空运输使这些资源能接近时，当美国较易得到的资源已耗尽时，它们才得到有益的利用。而在19世纪，加拿大无法与其繁荣的邻国竞争。贫瘠的劳伦琴高原是殖民地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加拿大没有与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盛产棉花的南部地区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极相似的地区；而这三个地区各自都能补充和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对的是西边1，50O哩的青苔沼泽地和北边的北极荒地，这使他们除了穿过边界进入美国各州外别无他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了美国。美国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万加拿大人穿过边界进入了美国，尽管当时加拿大的总人口还不到500万。据估计，50年前在加拿大结婚的年轻人，其后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国。

英国其他自治领具备的天赋有利条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均位于南半城它们都远离西欧人口众多的工业中心。佩思离伦敦9， 50O哩，开普敦离伦敦6，500哩，而纽约离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另外，这三个自治领的资源都不如美国那么丰富、多样。连澳大利亚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国一样大。然而，澳大利亚大部分为干旱地区，它的河流几乎不适用于灌溉，而且它缺乏森林、石油矿床和贱金属。

这些欠缺都是相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而言的，其实，英国自治领仍拥有可供经济充分发展的丰富资源。在加拿大，1885 年建成了第一条横穿大陆的铁路，1915年又敷设了两条铁路。这些铁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尔伯达、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这三个草原省份的拓居。 1906年至1911年间，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工业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在1878年采取保护贸易主义的“国策”之后。

在澳大利亚，牧羊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支柱。羊的数目从1820 年的2O万头猛增到1860年的2000万头，到1890年增至1亿头。这个国家依靠牧羊业就象美国南部依靠棉花一样。生产的逐步多样化包括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和更为重要的金矿开采（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淘金热）。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亚生产的黄金占世界黄金产量的39%（而美国占41％）；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口也从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万人（而美国1860年的人口是3140万人）。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一样，发展了一种依靠欧洲市场的经济。这种经济主要集中在牧羊业和奶品制造业方面，它出口的多为羊毛、牛肉、干酪和黄油。

南非的经济则以1870年在金伯利开始开来的金刚石矿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发现的采金地为基础。另外，到1914年时，烟、糖、茶叶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少量出口。

结论

至1914 年为止的国家时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经济上欧化的结果。正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独立国家的贡献同对仍与母国保持关系的自治领的贡献一样大。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建造加拿大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和发展南非的矿业提供资金，这也许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没插英国国旗的国家，英国的资本和商业也同样非常活跃。例如，十三个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后，同英国的贸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 1765年是独立战争爆发前正常贸易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1944114英镑。1784年是战后恢复正常的第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3679 467英镑。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的36％的商品是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的43%的商品是来自英国。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敷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总投资额不少于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欧化

拉丁美洲

随着种族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欧化；仍留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如此，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几乎也同样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而且他们信奉罗马夫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役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支配和严密监督姑娘——包括陪伴时期在内——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这是一种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

虽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这一影响（见第九章第五节）在烹任、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至今仍能觉察出来。

拉丁美洲由于运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的奴隶，因此，它的文化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最为强烈，不过，有关这种影响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能看到；在这里，黑人贡献了传统的鼓乐。

美国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样，美国同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也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美国还是相当大的；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仅占0.5%。黑人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文化方面。其一是民间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诗集》中那些被乔尔·钱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间音乐，包括所谓的圣歌和世俗歌曲，如劳动号子、囚歌、铁路界和轮船界的歌曲、“弗兰克与约翰尼”及“约翰·亨利”这样的叙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乐等。

尽管美国文化含有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不过，它的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自殖民时代以来，许多欧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法国人让·克雷夫科尔于1782年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美国人，这种崭新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到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从克雷夭科尔时代到今天，许多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确现出了“这种崭新的人”的明确形象。

生活在一个必须不断地劳动，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个大陆的国度里，这种人自然会认为勤劳光荣、懒惰可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感情，他说：“我觉得那些不劳动的家伙很可怜——无论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端。”英国的《名人录》列举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国的《名人录》却没有；这一事实也是颇说明问题的。

美国人相信社会平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还相信社会的可变动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好，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应通过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阶级出身来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美国人的农场和边疆背景的是，美国人是积习很深的修补匠，经常从事小装置的发明，以加快其所须完成的工作的速度。19世纪中叶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在论及自己的未来时，这种“崭新的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进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国人在机械上的独创性的观察家还写道：“美国人十分自信，认为只要能找到对症的药物，任何弊病都可医治；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努力去找到医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药物。”这种乐观主义常常用自我吹嘘的民族之爱来表达。由于生活在资源极为丰富、机会完全均等的国境里，美国人发现，赞美未来，并仿佛它已实现似的谈论未来，是件很自然的事。边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话”，而民间英雄则是同保尔.班杨和佩科斯·比尔一样的超人。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19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时代的欧洲人——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写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迟至1820 年，美国还至少有8O％的书籍是从英国引进的，到1830年时，这个数字仍高达70%。就欧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问道：“在全球各地，有谁读过一本美国的书，看过一场美国的戏，见过一幅美国的画或一尊美国的塑像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为美国人自己所容纳。亨利·亚当斯写道：“纵观一生，人们已看到，美国人在文学上总是向欧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纪的美国人认真地努力模仿欧洲的文化。他们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罗马求学，建造希腊式圣堂作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进欧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帮助建立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有些富豪巨头派代理人到欧洲去购买“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购买城堡，将城堡的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美国重新建造起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仍轻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正在衰弱、被人唾弃、爱猜测、善算计、好打赌、喜殴打奴隶、爱浅斟慢饮的民族”。

将近19 世纪末时，这种态度开始有一些明显的转变。“随着欧洲一切的衰弱，随着封建文化最后一点残余的消失”，瓦尔特·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尤其是马克·吐温，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作家，他们的风格“既是当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陆的”。1888年，詹姆斯，布赖斯的颇具鉴别力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义。随着19世纪的结束，欧洲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一群日益显赫的美国明星：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索尔斯坦·凡勃论和威廉·迪安·霍威尔斯。然而，欧洲的监护仍难以动摇。19世纪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这样写道：“美国人开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个英国人，以便得到认可，并不是得到英国人的认可，而是得到本国人的认可。”

英国自治领 欧洲文化对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对美国或拉丁美洲的影响更大。一个原因是保持了帝国的团结，从而引起了自治领与母国之间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欧洲的居民在自治领所占的比例比在有着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各自治领发展了相同的文化；独特的地方环境产生了独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发展决定于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团和地理上与美国的接近。由于这一庞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数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从铸币、纸币、政府公告以及由国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了解到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观点和民族作用。从十分现实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没有母国的民族。1763年法国放弃加拿大之后，他们在其最强大的天主教会的教导下背弃共和主义的、非宗教的法国，并对他们认为是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商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以蔑视。因而，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大陆上保持自己的特点。

对加拿大来说，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南方大国的势不可挡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影响不仅如前所述导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决定性地导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国制造的闹钟叫醒，然后用美国生产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国生产的刮胡膏和剃刀刮胡子。他在晨报上看到的新闻有四分之一是谈美国的事情。他将驾驶美国汽车去上班；走进办公楼中的美式电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国制造的办公设备工作。回家后，他很可能收听、收看美国广播或电视节目，阅读美国小说或杂志，也可能驱车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美国电影，如此来结束这一天。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广告和推销术、法律实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间几乎就不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记者已下结论说：“加拿大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国家艺术、文学和科学发展是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下面这段话：

美国对加拿大人生活的影响至少可以说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应该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国影响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极好的。它们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刺激了生产者的竞争。但不能否认，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物资其数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许会窒息而不是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只是消极地接受，那还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们现在正花费数百万元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而这种独立如果没有生气勃勃、颇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将只是一个空壳子。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种族同一性的影响。这两个自治领既不象美国那样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数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样有占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数民族。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相当多的非英国移民，但澳大利亚仍有90％的人、新西兰仍有98％的人是英国血统。因此，这两个自治领都不同寻常地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新西兰人通常认为英国是他们的“家”，而新西兰只是谋生之地。澳大利亚人则没有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移民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战时同新西兰人一样勇敢。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却制造猛烈的骚乱，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外，他们没有义务为其他任何目标而作战。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同加拿大人一样都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表示担忧。美国的影响已扩大到南太平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近几年的巨额投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驻扎那里的结果。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作家罗宾·博伊德已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担忧：“澳大利亚‘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个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澳斯特利加’的新国家正在兴起。……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业是仿造美国苏打汽水饮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们从心理角度说是难民；他们将天堂想象成拉斯韦加斯旅馆的赌场。”

结论

我们已看到，在文化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欧洲文明的大规模移植已经发生，不过其中有许多变更。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适应在语言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一个英国人在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或加拿大时，能容易地理解他所操的语言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变化；不过，以下这些情况也是真实的：在澳大利亚，他可能给诸如“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娘）、“galahs”（唠叨多言的人）和“dills”（笨人）之类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国，他很快就会了解到他所说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雾器）这些词已变成 gas、muffler trunk和 windshield wiper。他还会发现加拿大人不受英国人和美国人影响、仍保持自己个性的一些例子。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国他将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国他将得到一包香烟，而在加拿大他将得到一张垫得又厚又软的沙发。

然而，这种种差别常常被过分夸大，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基本的相似点。其实，英国人即使周游广为分散的使用英语的世界，也极少会遇到使他费解的词。法国人在魁北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海外发现的大多数特殊的惯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国的地方方言。西班牙人能在本国找到他在国外所遇到的大多数变化，而这种情况对英国人或法国人来说也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文化上的欧化既普遍又持久。欧洲人只须访问纽约、墨西哥城、蒙特利尔或墨尔本，然后访问开罗、德里、东京或北京，就会了解其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达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