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本土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此外，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正如亚洲在战后第一个10 年中获得解放一样，非洲在战后第二个10年中获得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 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作为过去的不再时兴的遗留物令人痛苦地显得十分突出。非洲各地区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的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不同发展而遇然相异。因此，殖民地革命不应看作是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分别看作是在热带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才在热带非洲出现。它们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殖民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在英属西非，权力控制在总督手中，总督由伦敦任命，并由行政会议和一院制议会帮他出主意。行政会议完全由英国官员组成，但一院制议会还包括几位非洲人。在这些殖民地中，非洲人的首领试图把一院制议会改变成非洲人的议会，再把行政会议改变成对这种议会负责的非洲人的内阁。相反，在法国殖民地中，权力更大程度上由巴黎掌握，法离非洲人力图加入宗主国的政党，以便能影响首都的决定。

这些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是清醒的、积极的；人民大众大多数麻木不仁。少数民族主义组织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辩论社团，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中伤欧洲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与自己的人民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这种传统的非洲模式。首先，在战争的几年中，由于对非洲原料和粮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展。1939年至1953年，刚果的出口额增加了14 倍，政府税收增加了4倍。同一时期，北罗得西亚的出口额增加了9倍，政府税收增加了20倍。在英属西非，政府为可可、棕榈油之类的基本产品设立了收购处。这些收购处打破了欧洲贸易公司对农民经济的束缚；导致了战后由地方控制的销售局的建立。这些销售局确保以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同时还积累了大量的储备物资，以用来资助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

由于这种普遍的经济高涨，非洲在兴建学校、铺设道路、改善住房、卫生设备和医疗设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非洲人在看到亚洲许多民族赢得独立之后，自然要问为什么他们还不应该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个问题随着退役军人的回国而变得十分尖锐，这些退役军人绝大多数在欧洲法国军队中和在缅甸和中东英国军队中服过投。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震动并唤醒了热带非洲，使它摆脱了传统的麻木状态。新的道路、新的学校和新的经济机会意味着新的眼界、更大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愿望。一种与继续存在的欧洲统治不相容的新气候正以种种方式发展起来。

1948 年，民族主义运动在黄金海岸首次爆发，在那里，小农场主这时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消费品却供应不足且非常昂贵、他们怀疑欧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组织了对欧洲商行的广泛批制。随后城市中发生了暴动，农村中发生了普遍的骚乱。这时，出现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新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一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在大学里，他已转向在殖民地学生中流行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会见过非洲其他领导人，如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他要求立即独立，并于1949年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从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义者黯然失色。

在根据新宪法于1951 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这个党赢得了占压倒多数的选票。大选那天，恩克鲁玛正在坐牢，因为他被指控犯有煽动暴乱罪，但英国总督认清形势后，释放了恩克鲁玛，并在行政机构中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安排了主要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内阁变成了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并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的一切权力。由于有了这种自治方面的见习，结果证明，要在不诉诸暴力或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过渡到完全独立，是可能的。到1957年时，由于恩克鲁玛的倡议和英国人的政治家风度，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要使其不在别处被打破便是不可能的。尼日利亚事态的发展是最具决定性的，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3500 万人。这个国家的三个地区——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种族成分、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方面彼此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使尼日利亚迟至1960年才赢得独立。其他的英属西非殖民地如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赢得独立，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独立得很迟，主要是由于它们十分贫穷，而且面积又小。

英国人并没有预见到他们的新殖民政策会这么快地影响热带非洲其他地区。周围的法属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对北非的态度非常固执，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却采取和解政策。1956 年，他们颁布了“组织法”，允许在法属西非12个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代议制机构。两年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见本章第七节）而掌权的戴高乐新政权决定要避免在热带非洲出现类似的折磨。这一新政权同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权投票赞成完全独立或者投票赞成在即将代替帝国的法兰西“共同体”中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实行自治。最初，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在随即到来的公民表决中，除受工会领袖塞古·杜尔影响的几内亚外，所有地区都投票赞成自治。然而，这一安排证明是短暂的。1959年，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要求作为马里联邦在法兰西共同体中完全独立。当这一要求得到应许后，其他4个地区——象牙海岸、尼日尔、达荷美和上沃尔特——更进一竿，获得了脱离法兰西共同体的独立。到1960年年底时，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而且除一国外，所有的国家都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与法属西非和英属西非顺利过渡到独立截然不同，比属刚果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比利时和刚果各派，还有一些大国。比利时人严格的家长式统治是这一灾难的一个根源。虽然比利时官员常常开明地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训练的措施，但他们却不允许非洲人有政治训练的机会，也不允许常住非洲的比利时人有这方面的机会。土著中受过教育的杰出人士为数极少且缺乏经验，而部族间的结盟和竞争仍然很突出。这就是刚果对面的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时刚果的形势，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激起了刚果人对欧洲统治的潜在敌意，使自诩有不止一个地区的追随者的刚果唯一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崭露头角。由于他用激进的、全国性的方法来解决刚果独立问题，他不仅在各地的泛非主义者中，而且在本国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1959 年初，在民族主义暴动已震撼刚果之后，比利时人草率决定，他们可通过允许自由选举和立即独立来最有效地保护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无疑是发生冲突和混乱。卢蒙巴成为第一任总理，但他发现，他只有依靠比利时军官和文官的帮助才能统治这个国家。一些土兵起来造反，反对比利时军官，袭击白人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同时，乘机报宿怨的部落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最严重的是，由于当地非洲政治家和比利时矿业集团结成邪恶的联盟，矿藏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实际上脱离了刚果。不断扩大的混乱状态迫使比利时政府重新进行考虑，将其军队派回要寨和飞机场。

当苏联在支持刚果人反对帝国主义恢复其统治的幌子下威胁要进行单方面干涉时，冷战已降临。面对非洲将出现朝鲜式形势的前景，联合国承担了用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国际部队来维持刚果秩序的责任。经过数月的暴乱之后，秩序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复，不过，卢蒙巴和联合国秘书长达加·哈马舍尔德却为此牺牲了；卢蒙巴被加丹加分裂主艾分子暗杀，哈乌舍尔德在肩负调解使命访问刚果时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其时，在大陆另一边的东非，由于气候宜人的高原上有着白人移民，民族主义事业遭到了非常顽固的抵抗。在肯尼亚，由于白人移民占据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白人移民之间的冲突尤为剧烈。这导致了“茅茅”起义，“茅茅”是由吉库尤部落成员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白人移民在许多孤立的农场上被杀死，不过，许多拒绝参加起义的吉库尤人也遭到了屠杀。在战争结束前，茅茅中有近7000人被杀死，83，000多人被监禁，更多的人被关在临时收容所里。这次起义虽致使双方都犯了令人作呕的暴行，但确迫使英国人承认，企图在西非执行一种和解政策而在东非却推行一种强硬政策是无用的。因此，他们释放了吉库尤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吉库尤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这时，他被释放了，并象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于1963年获准成为总理。同一年，肯尼亚在内罗毕为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邻近的乌干达，由于以往不许白人占用土地，问题要简单些，乌干达于1962年和平地获得自由。坦噶尼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是德国的领地，1922年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它的两个地区——卢旺达和乌隆迪则成为比利时的托管地。1962年，这三个地区都获得了独立，在这一转变中，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K·尼雷尔起了关键的作用。

1953 年，中非联邦在坦噶尼喀的南面建立，它包括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尽管联邦成立则声称以“种族合作”为目的，但它却危机重重，不断发生暴乱，其根本原因是30万欧洲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着900多万非洲人，这些欧洲人大多居住在南罗得西亚这一与南非共和国北部边境接壤的自治区里。民族主义运动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取得了很大进展，1962年，这两个地区都获得了由非洲总理当政的自治。由于南罗得西亚不愿跟着这样做，拒绝给非洲人以投票权，联邦已不可能存在下去，遂于1964年1月1日解散。这一年年底，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分别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赞比亚和马拉维。

于是，斗争的中心转移到南罗得西亚即现在所称的罗得西亚，在那里，占多数的黑人要求有投票权。伦敦政府寻找一种旨在逐步给非洲人以选举权的折中办法。占少数的白人坚决反对，1965 年，南罗得西亚在伊恩·史密斯总理领导下拒绝了英国人的统治，到1970年成为完全、正式独立的国家。新成立的罗得西亚的宪法规定，23万白人在议会中享有50个席位，而450万非洲人只有16个席位。史密斯在解释这一差异时说，60年前，非洲人是“穿兽皮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他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热带非洲剩下的地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一直试图阻止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它散布的陈词滥调是：葡萄牙没有殖民地——只有葡萄牙自己的海外诸省。里斯本得到了南非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南非这个国家为了阻止非洲民族主义的不断传播而对维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现状很感兴趣。然而，这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起义，在一些孤立的地区，零星战斗不断发生。游击队从国外获得武器并得到训练，因此，以安哥拉为例，在那里，葡萄牙人发现，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就须设置一支5万人的守备队。即便如此，里斯本政府仍于1970年3月承认，配备迫击炮和自动武器的游击队已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葡萄牙人蒙受“重大”伤亡。

六、南非

热带非洲与北非及南非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一个地区欧洲移民较少，后两个地区则有着大批欧洲移民。这一差别解释了1954 年至1962年间使阿尔及利亚遭到破坏的残酷的武装斗争的原因，也解释了70年代中彻底毁坏南非的紧张的地下冲突的原因。1909年，布尔战争（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之后，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半个多世纪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了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新成员国加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有人笼统地推断他们总有一天会在那里组成独立的国家。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1960 年，在南非2000万总人口中白人只有380万，而控制南非政治并制造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布尔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仅占五分之二南非白人之所以能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安排对以南非白人占优势的农村地区有利的人当议会代表，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的话，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是会崩溃的。除了2O0 万混血人和60万印度人的劳动外，非洲人的劳动也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地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甚至不能养活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是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要求在南非联邦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七、北非

北非殖民地革俞的进程不仅受到了欧洲大居留地继续存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外两大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战役和更为重要的、全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

1940 年至1943年间，英法美联军曾在北非沿海地带和东北非与意德联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埃塞俄比亚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并得到了过去属于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而意属索马里兰仍由意大利统治了10年，然后才与英属索马里兰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索马里共和国。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直到1951年12月24日才摆脱英国的军事统治，成为由伊德里斯. 埃尔·赛努西国王领导的独立国家；伊德里斯是曾带头反对意大利统治的赛努西穆斯林教团（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的宗教领袖。准许利比亚自治这一点削弱了英、法帝国在北非其他地区的权力。由于利比亚是北非最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它的独立使英国对埃及和苏丹的影响、法国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统治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似乎特别不合时宜、令人难以忍受（至于埃及和苏丹的民族主义斗争见本章第八节）。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法国人为保住他们的领地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法国移民——突尼斯有25万，摩洛哥有40万，阿尔及利亚有100万。这些殖民者与在北非的法国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所有的自治建议，破坏了巴黎某些内阁会议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临时动议。

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护领地的合法地位，法国声称它是代表这些保护领地的传统统治者对它们进行管理。这两个地区都受到了法国的独裁统治——甚至居住那里的欧洲人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种外国统治刺激了民族解放运动：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尔吉巴领导的新宪政党于1934年成立；在摩洛哥，得到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苏丹支持的摩洛哥独立党于1944年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费力地赢得了自由。法国人决心继续保住阿尔及利亚，为了集中力量实现这一主要目标，他们不惜在其他地区受损失。因此，当突尼斯于1952 年开始武装抵抗时，法国人经过两年游击战之后便同意它享有自治地位；在突尼斯作出这一让步后，他们准备在摩洛哥作出同样的让步。他们准许曾因同情摩洛哥独立党而被放逐的穆罕默德苏丹恢复其王位；穆罕默德随即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1956年3月2日，法国人勉强承认了这一要求。是月，突尼斯也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布尔吉巴成为这一新共和国的总统。

这时，法国人能集中精力处理关系重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从法律上说，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巴黎国民议会中有代表。实际上，在阿尔及利亚盛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标准，因此，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由仅占1000 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欧洲人统治。另一方面，这里的殖民者同大陆另一端的南非白人一样，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殖民者。阿尔及利亚是他们的家乡，就象是当地阿尔及利亚人的家乡一样。他们的祖辈曾在这里劳作并葬在这里，他们决心保卫他们祖先的遗产。这意味着他们坚决反对向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作任何让步。

反对法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于1954 年秋爆发。法国人因4个月前刚被赶出印度支那，所以不想在这里妥协。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军官的热情支待下，巴黎政府决心镇压这一起义。结果导致了一场耗尽人力物力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拖延到1962年。在战争最激烈时，法国人不得不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50万人，从而把分派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所有的师几乎全部调走，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还每年消耗了巴黎近1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人在人力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有100万人死亡，占其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万人被强行赶进了“重编”营地，法国人试图以此来孤立反叛者，但没有成功，此外还有30多万人作为难民逃进了邻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

除财政方面的耗费外，比较起来，法国人遭受的损失很小，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也比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法国土兵被迫参与了这类镇压性战争的兽行，受到了其代价无法估量的精神创伤；法国的牧师和许多知识分子都怀着内疚的心情公开反对这种“肮脏的战争”。而政府的反应是肆意抓人和不时地审查新闻界。实际上，法国人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是使他们的人身自由遭到不断的侵害，最终导致了第四共和国本身的垮台。

1958 年5月，为了用独裁政体取代共和国，北非的一个“公安委员会”夺取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他们推测，独裁政体会更成功地使整个帝国团结一致。士气沮丧的国民议会向这一势力低了头，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军队还在阿尔及利亚。1958年6月，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将全部权力交给戴高乐，由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统治法国6个月，并着手制定一部新宪法。在这一年结束之前，第四共和国已让位给第五共和国，政权从立法机关决定性地转移到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地说，转移到总统手中。

戴高乐总统这时尽管遭到了曾使他掌权成为可能的殖民者和军人的反对，但仍利用其无比的威望来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流血冲突。1962 年 3月，在法国公民投票赞成这一举动之后，戴高乐同意停火，并同意举行公民表决来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立即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发起恐怖运动，企图推翻这一协议，但由于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戴高乐坚持了他的行动方针，1962年7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压倒之势投票赞成独立之后，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时，整个北非自1830年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以来第一次全部获得了自由。准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标志着曾拥有近400万平方哩土地、包括4100多万人口的法属非洲帝国的结束。

八、中东

其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中东同在北非一样富有战斗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中，英国人放弃了对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这两个国家都加入了国联。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远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英国人对这些国家仍行使着控制权。他们保留了各种特权，包括在苏伊士运河保留守备队、在伊拉克保留3个空军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苏丹的权力。法国人的顽固态度更令人愤慨，他们继续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托管地加以控制。最重要的是，由于2O世纪30年代中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已被唤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富有政治意识的阿拉伯人或是保持中立，或是公开反对西方列强。一位阿拉伯学者在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数年中的痛苦经历时这样说道： “……在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和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之间，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确信希特勒会获胜，他们想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1941年5月伊拉克会爆发亲轴心国的起义，为什么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会不顾他的条约义务，只给英国人极勉强的援助。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战后新的势力均衡却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一机会。战前控制中东的英国和法国这时开始急剧地衰退。一个权力真空产生了，美国和苏联都想填补进去。阿拉伯人巧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苏的竞争，挑拨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使他们能取得在几年前会是十分荒谬的让步。阿拉伯人还因他们对中东巨大的石油储藏量的控制而使自己获益匪浅，这种巨大的石油储藏量在战后头几年中对西方来说似乎尤其不可或缺。

1944 年10月，阿拉伯人组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协调它们的政策，充分扩大它们的势力。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首次获得了反法国人的成功。1945年5 月，法国一支远征队在贝鲁特登陆，并着手轰炸大马士革，企图吓倒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战术早先在ZO世纪20年代很盛行，但此时却没有奏效。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立即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法国军队部撤走。丘吉尔支持阿拉伯人。尤其是因为战争尚未结束；他不想同中东已被唤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抗。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人撤走了他们的军队，1945年7月，同意结束他们对中东的统治。

战后，在埃及，民族主义颌导人的目标是废除或修改1936 年的条约，这一条约是英国控制运河区和苏丹的合法依据。1946年，双方的直接谈判未达成协议便终止了。第二年。埃及将它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但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1951年，埃及采取了直接行动，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法鲁克被宣布为“埃及和苏丹的国王”，自愿军发动游击战，进攻驻守运河区的英国部队。结果证明，无论是宣布法鲁克为国王还是进行游击战，都是无效的。由此产生的失望加上对巴勒斯坦战争中惨重失败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了 1952年7月的军事政变。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夺取了政权，并迫使国王法鲁克退位。

1953 年8月12日，纳吉布清除了埃、英之间闹摩擦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在这一天同英国缔结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苏丹人有权对独立、与埃及联合或其他行动方针作出选择。苏丹人决定独立，1956年，苏丹加入了自由国家的行列。埃及人剩下的不满——英国人继续呆在苏伊士运河区——一是由代替纳吉布成为埃及新政权首脑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消除的。1954年IO月19日，在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纳赛尔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守备队将按所规定的条件撤离运河区，那里的英国设施将转交给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埃及和苏丹都获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却遭到了惨败。希特勒控制下的欧洲大肆灭绝犹太人引起了要求向绝望的幸存者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压力。1945 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1916年4月，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赞成总统这一建议的报告。阿拉伯联盟的反应是发出警告说，它将坚定不移地反对犹太人的流入，如果必要的话，它还准备使用武力制止这种流入。干是，联合国派了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去巴勒斯坦，联合国大会在收到该委员会的报告后，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划分开来。第二年的5月14日，犹太人根据这一划分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称为以色列；同一天，杜鲁门总统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第二天，阿拉伯人实行了他们一再威胁要采取的行动，派军队越过以色列边界。

战争的进程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阿拉伯军队缺乏纪律、团结和有效的领导；以色列人差不多是背水一战，因而完全具有这三种优点。他们不仅击退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阿拉伯人的进攻，而且还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大会决定分给他们的还要多的领土。在经过两次失败的停战之后，以色列人决定终于在1949年2月至7月间同各阿拉伯国家签订停战协定。

停战并没有导致和解。两大问题继续把以色列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分隔开来，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近100万阿拉伯难民，这些难民是战争期间从以色列逃出来的，他们一直住在以色列边界附近简陋的难民营里。阿拉伯国家坚决要求让这些难民返回他们原先的家园，以色列则拒绝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难民是坚决反对以色列的，如果允许返回，他们必将毁掉这个国家，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从阿拉伯国家来的犹太难民已在此期间占据了这些阿拉伯人撤走后的地区。除难民问题外，还有边界问题：停战协定使以色列拥有比联合国所分给他们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一直要求以色列将这份外领土交出来，但以色列人坚持认为，这种份外领土是他们在阿拉伯人自己发动的战争中赢得的，是从世界各地不断涌入的犹太移民所需要的。

这两大问题致使1956年和1967年重新爆发战争。1956年，为制止一再发生的边境骚扰，以色列进攻了埃及，英国和法国因纳萨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也加入了这场进攻。美国和苏联强烈反对这种侵略，并迫使这三个入侵国家撤军。1967年6月5日至10日，以色列又发动了为时6天的闪电战，其结果则完全不同。以色列声称，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正准备入侵，因此，它的军队迅速推进到苏伊士运河和约旦河，同时还占领了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地区撤走，并承认以色列的独立与完整。这一决议一直没能生效，因为以色列要求直接与阿拉伯国家和平谈判，而阿拉伯国家则要求以色列先撤军后谈判。

九、帝国主义的最后立场

自以色列建国以后，中东的事态主要由两大因素控制着：尚未解决的以阿冲突和冷战的侵扰。例如，美国试图加强它在中东的地位，积极策划《巴格达条约》，1955年11月1日，该条约由英国、土耳其、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签署，它规定,签约国应为“保卫他们的领土不受侵略或颠覆、为促进该地区各民族的繁荣与昌盛”而进行合作。美国的目的是要实施当时在华盛顿很受欢迎的“北层”防御战略，这一战略计划旨在设法使阿拉伯国家不再一心反对以色列，因为这种反对正在使人们不再注意到来自北面的苏联的危险。美国的决策者们设想出的这一战略是：设法使“北层”中东国家言归于好，成为阻止苏联向南推进的障碍物。这会使伊朗的注意力转向北方反对苏联，而且很有希望的是，这还会孤立埃及，促使它转向非洲而不是以色列和中东。

实际上，这一战略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塞纳尔和苏联人自然都强烈反对，他们通过缔结以埃及的棉花换取苏联的军用物质的军事条约对此进行报复。这一条约使苏联在中东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立足点。中东下一个重大发展是塞纳尔于1956年7月26日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一出人意料的、大胆的举动是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突然撤销为修建阿斯旺高坝提供资金的临时提议这种做法的报复。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许多有权势的股东提出了强烈抗议。英国保守党内阁中的许多曾反对过早从苏伊士运河撤军的成员这时要求对塞纳尔采取强硬措施。法国人也因塞纳尔对阿尔及利亚反叛者的宣传和向他们提供的物质援助而在作这样的考虑。以色列一直在独立计划对埃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制止边境的不断袭击。当英国人和法国人风闻到以色列的计划时，他们决定将军队联合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因此，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半岛，两天后，英法进攻苏伊士运河。

从一开始起，进攻计划就被无可挽回地搞糟了。以色列人迅速通过了西奈半岛上埃及人的防线，但英国人和法国人却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直到11 月5日才开始真正登陆。埃及人的抵抗软弱无力，一位英国上校说：“这很象一次极好的演习。”但到这时，进攻已为时太晚。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和反对愈来愈猛烈。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就竭力进行反对，并发出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英法停止进攻。美国事先没得到进攻的消息，这时也激烈反对它的盟国，尽管未和苏联人采取一致步骤。联合国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立即”撤出埃及。侵略国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最后，它们还是因国外不可抗拒的压力和国内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让步。联合国向西奈半岛派遣了一支紧急部队，以维持以埃之间的和平，到12月底时，英法联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乘船返回了本国。

苏伊士危机的直接后果对西方来说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对纳赛尔及其苏联支持者来说却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美国同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尽管是暂时的。纳赛尔的军队虽然被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但他本人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因为他夺取并保住了苏伊士运河。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远征苏伊士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最后立场。如果考虑到纳赛尔援助阿尔及利亚反叛者、靠近苏联、进行持续不断的反西方广播宣传运动和最后夺取苏伊士运河这些所作所为的挑衅性，那么，对英法采取那样的行动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以过去的观点和惯例来判断，远征苏伊土似乎完全是可解释的、正当的行动，它的发起者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一远征并没有被2O 世纪中叶的世界承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正当的。相反，它遭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坚决反对。英国决定让步的一个原因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如果英国不让步，它们将退出英联邦。即使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英国绝大多数报纸就支持谴责这一远征为“艾登的战争”的无数次集会和示威游行。苏伊士危机的意义在于，它象一道闪电，揭示了纳赛尔和尼赫鲁的世界与罗得斯和吉卜林的世界尽管仅相隔半个世纪，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让位于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十、国际影响

25 年内，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如此空前规模的一场运动必然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实质上是消极的——即殖民地的丧失并没有毁灭殖民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宣传说：资本主义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对其巨大的海外帝国的剥削，这些帝国的丧失会削弱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也为帝国主义者自己所坚信。1895年，塞西尔·罗得斯说：

为了将联合王国的4000万居民从残酷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的殖民政治家必须获得新的土地来安置这个国家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产品提供新的市场。正如我始终所说的那样，帝国就是一个涂黄油的面包。如果你们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

今天，随着英帝国几乎被完全放弃，英国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民大众并不象罗得斯所预言的那样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而是得到了这个福利国家的关心，这种关心的程度在19 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虽然荷兰失去了印度尼西亚、比利时失去了刚果、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但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西德这个不再有殖民战争须资助的国家也绝非偶然地成为经济上进步最快的国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弃其殖民地，所以一直处在其特有的贫困之中。因此，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不依赖于对海外不发达地区的征服——事实上，一切正相反。这一后朝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利用发达世界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完全改变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的趋势。

虽然殖民地革命未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产生不利影响，但它无疑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帝国组织体系。在宪法上作些改动显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宣传手段。安哥拉爆发革命后，葡萄牙急急忙忙地准许所有非洲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做法就是如此。戴高乐的做法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向法属殖民地提议，给它们选择完全独立或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实行自治的权利。如前所述，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选择了独立。因此，仍留在法兰西帝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少数极小的前哨基地，如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留尼汪岛、圭亚那和法属索马里兰。另一方面，巴黎同前殖民地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过去的交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新独立的国家在教育、商业、金融和技术等领域仍在指望法国提供指导与援助。

战前帝国最重要的遗留物是英联邦，即从前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后继者，到1970 年时，它由29个独立的成员国和27个附属国组成。这些附属国多半是面积很小、无法独自生存的保护领地。1926年的《贝尔宫宣言》对联合王国与战前自治领（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之间的关系下了如下权威性的定义：“英帝国内部的各自治社区，地位平等，它们在其内政或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都决不使一个社区从属于另一社区，不过，共同效忠英王这一点使它们合成一体，它们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的。” 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给了联合王国的这一定义以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联邦因许多已赢得独立的前亚非殖民地的加入而得到扩大。这些国家的加入引起了有关英联邦前途的新的基本问题。以往，英联邦的成员国一向仅限于那些主要由原籍联合王国的人拓居的国家，这些人同“母国”有着牢固的、天然的联系，而新的戍员国则是亚非国家，它们有着敌视英国统治的政治传统。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严峻考验的英联邦中的这种微妙关系能使这些不同的成员国团结在一起吗？或者，英联邦会象法兰西共同体那样迅速地解散吗？结果是：英国人体面地、迅速地放弃了帝国权力，这种颇有先见之明的做法赢得了令人愉快的赞颂。确实，似乎十分有悻常理的是，两个离开英联邦的国家都是前自治领——爱尔兰和南非。

今天的英联邦可以定义为由完全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自由联盟，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每个国家都曾经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英联邦中的一些国家是共和国，另一些则是效忠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君主国。但所有国家都无例外地承认女王是英联邦象征性的首脑。使英联邦团结一致的这种联系一半是无形的、一半是有形的：无形的联系包括共向的遗产、共同使用的英语以及政治、法律、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共同传统；有形的联系包括提供关税优惠的贸易协定网和通过许多常设委员会和总理们的定期会议就外交事务不断进行的意见交换。所有讨论都基于自愿合作的原则，尼赫鲁将这一原则形各为“环绕着英联邦的丝一般的联系。”

殖民地革命不仅导致了旧的帝国组织的改组，而且导致了前殖民地国家新的国际联盟的形成。这些新国家相信，如果它们同心协力，就能更有效地对付共同的问题，随意地施加影响；为此，它们举行了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5 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是代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29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如利比亚和锡兰，不完全自治的殖民地国家如黄金海岸和苏丹、共产党国家如中国和北约组织成员国如土耳其。由于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参加，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代表们对某些基本问题麦达了一致的意见，例如，他们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全面裁军和经济合作，对冷战普遍地抱着认为“两家都该死”的态度。

非洲的与万隆会议极为相似的会议是1963 年5月由所有非洲国家参加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所谓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盟共和国）与蒙罗维亚集团（包括尼日利亚和大多数前法属殖民地）之间正在闹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战、更积极地保持中立，后者通常较温和。这种危险的分裂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被消除了。大多数代表要求建立某种持久的、大陆范围的组织，不过也有些代表宁愿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制组织；还有一些代表要求建立不同程度的松散的自治共同体。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下设秘书长、秘书处并规定定期召开国家首脑会议。这个组织采纳的宪章以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支持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战中不结盟的原则为基础。

虽然自万隆会议以后召开了好几次第三世界会议，但它们都没有象所预期的那样有效。一个原因是许多杰出的领导人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或者是由于去世（如尼赫鲁），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垮台（如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另一方面，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影响。联合国刚成立时，在51 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O年时，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绝对多数。这一大批新成员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中的均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纳维亚人担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已由缅甸人吴丹担任。与此同时，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国人成为吴丹的行政秘书，两名非洲人成为副秘书。

由于表决力量中的这一变化，于1969 年12月结束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已被称为“小国会议”。各种决议尽管遭到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这些决议中有些要求立即暂停大国间的核武器竞赛，有些要求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开发海底资源，有些要求取缔所有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包括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的催泪毒气和脱叶剂。当然，小国的这种表决力量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严酷现实。 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 ，也就是说，他们总共只捐助摊派预算的5% 。……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问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的支赞，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确实，小国越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联合国大会，大国越趋向于独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决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所说的那样；“小国管理着东河岸边的美丽建筑物，两个大国管理着世界其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