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难以企及的宝藏（1）

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把爱德·梅尔纳和我送到了喀土穆。我们下了飞机，投入非洲之夜的湿润怀抱。我们没有签证，只有伦敦的TPLF给我们的参照代号，但接待我们的当地移民官员却显然很熟悉这种代号，只是我们去取行李的时候，他留下了我们的护照。

爱德有个可爱的妻子，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我结婚的时候，他做过我的男宾相。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他身材不高，但非常壮实，一头深色的头发，面部棱角分明。他是位非常敬业的专业电视人，独自一个人承担摄制组的全部工作，集制片、导演、摄像师和录音师于一身。这些特殊技能和他在第四频道的签约颇为不同，使他成了与我同行的最理想人选，因为我虽然不得不为TPLF提供新闻故事，但我还是不想带领一个庞大的电影摄制组出现在阿克苏姆，因为我不想使我在那里的考察工作复杂化。

爱德的全名是约翰·爱德华·道格拉斯·梅尔纳。因此，我们一到喀土穆机场的大厅，听见扩音喇叭里传出了这个名字，自然就竖起了耳朵："约翰·爱德华，约翰·爱德华。请约翰·爱德华先生马上到移民办公室报到。"爱德听见了，便立即照办，消失在人群里。半个小时以后，我已经收拾好我们的所有行李，还让移民局在护照上盖了印。又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再过了一个半小时。

午夜刚过的时候，其他旅客全都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大厅里已经没有其他的人，我这位同事才终于露了面。他脸上的表情虽然显得很尴尬，却依然很愉快。他解释说："不知道为什么，约翰·爱德华这个名字出现在了警察的通缉犯名单上。我一直在想让他们相信我是约翰·爱德华·梅尔纳，可是看来他们没懂我的意思。他们扣了我的护照。我明天早上必须再来一趟，才能把它取回来。"

TPLF派了一辆车到机场接我们。司机不会说英语，开车拉着我们穿过喀土穆的一条条沓无人迹的街道。每过几分钟，车子就会被路障挡住，接受停车检查，路障是由带着重武器的粗野士兵构筑的，他们仔仔细细地查看我们这位司机带着的通行证。

我以前来过苏丹。在1981年和1986年，我照例都要来苏丹几次。然而，我现在却立即意识到：从那以后，苏丹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首先，根据这些路障判断，这里显然是在严格实行宵禁，而在过去的日子里，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同样，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路边的楼里漆黑一片，小巷弥漫着垃圾气味，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狗在四处闲逛，这一切都使人感到惶惶不安。喀土穆虽然一向都是乱糟糟的，但今夜它却使我感到格外丑陋，格外凌乱，与以前迥然不同。

我们来到了市中心，车向右拐，到了"沙拉·埃尔一尼尔"大街上。这条大街就在那座宏伟的维多利亚时代皇宫的北面。1885年，查尔斯·戈登将军（1833-1885，英国将领，曾镇压我国太平天国起义，后在苏丹的喀土穆被马赫迪起义者杀死——译者注）就在那里被马赫迪的僧人们杀死。

"沙拉·埃尔一尼尔"的意思是"尼罗河大街"或"尼罗河路"，而我们现在也的确正沿着尼罗河开车。我们头上是一道栋树搭起来的凉篷，从枝叶间露出点点星光。我们的右边，在栎树的粗大树干和下垂的枝条后面，我可以看见尼罗河正静静地流向远方的埃及。

在我们的左边，那座大饭店的空旷阳台从我们身边掠过——那饭店当年是个幽雅的会议中心，但现在却显得十分破旧衰败。过了片刻，我们在街道转弯的地方碰上了最后一道检查岗，司机又不得不拿出了通行证。接着，我们又向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汇的那个崖角上驶去，喀土穆的希尔顿饭店就坐落在那里。从我们走进饭店前的明亮庭院，我就想要两杯双料伏特加、苏打水和一筒冰块。然而，我后来叫人把这些东西送到我房间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一个被我忘掉的重要事实：自从80年代中期苏丹采用了伊斯兰法律以后，酒精饮料已经在苏丹被禁止了。

第二天是1月10日，星期二。早晨，爱德和我乘出租车来到了"提格雷救援协会"（简称REST），因为伦敦的TPLF要我们去那里报到，以便对我们的旅行做出最后安排。

我们注意到，我们两人的名字已经被用粉笔写在了楼上一间屋子的黑板上。可是，屋子里却似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其他情况。我们也无法立即见到海尔·基罗斯，他是TPLF驻喀土穆使团的首脑。这个城市的电话系统总是靠不住，那天上午，电话网就像是彻底崩溃了一样。

"我们能不能直接开车去TPLF的办公室？"我向REST的一个成员问道。

"不行。你们最好留在这儿。我们去给你们找海尔·基罗斯。"

一直到了上午10点多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决定让我留下继续等海尔·基罗斯，而爱德则必须坐出租车去机场，取回他的护照。他去了，但两个小时以后还没有回来。TPLF的官员也依然没有露面的迹象。或者可以说，那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对我去阿克苏姆的计划表现出半点兴趣。

我想，这失望中毕竟还有一线希望：他们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倒让我感到自己那个挥之不去的幻想是多余的了，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可能在提格雷省被杀掉。其实，我已经看到眼前逐渐呈现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前景，那就是：一切有关的人都昏昏欲睡，慢慢腾腾，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带我去提格雷省。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过了下午1点。我想到：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喀土穆的所有办公室都要下班关门，或许其中也包括REST和TPLF的办公室。明天是星期五，是伊斯兰的安息日。因此很清楚：1月12日星期六以前不会发生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可是，爱德在哪儿呢？也许他直接回饭店去了。我给饭店打电话，但当然是打不通。我越来越恼火，便给海尔基罗斯留了一张便条，把我饭店房间的号码写在上面，请他和我联系。我把便条交给REST办公室里那些友好的年轻人里的一个，然后来到大街上，去叫出租车。

我先回到了希尔顿饭店，可是爱德不在那里。后来，我想他可能回REST办公室去了，便又返回了那里，可他还是不在。最后，我让司机把我送到了飞机场。我在机场经过非常耐心的询问，才终于得知我这位同事被拒绝人境，正在接受警察的"谈话"。

"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不行。"

"我可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吗？"

"不行。"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今天，明天，也可能是星期六，"一位帮助我的、会说英语的好心商人解释说，"谁都不知道。谁都说不清。抓他的是国家安全警察局，他们坏透了。你大概什么也做不了。"

我现在真的急了，连忙跑出机场，来到了问讯处。它居然开着，这实在令人惊讶。我在那里不太困难地就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接着，我又找到了一部真正能打通的电话；不但能打通，而且是免费的。但不幸的是，使馆的电话没人接。

两分钟以后，我又回到了出租车里。司机不知道英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尽管他说知道），但经过一番不同寻常的反复搜寻，他终于找到了。这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始终和两名英国外交官在机场交涉。我是在使馆俱乐部里找到这两位外交官的，当时他们正在喝非法的饮料。这两名官员力图弄清爱德被扣留的原因，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比我成功。

不仅如此，有件事情还使他们的这番努力更复杂化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乘坐一架黎巴嫩飞机刚到喀土穆，和苏丹军事独裁者奥马尔·埃尔一巴希尔讨论海湾危机。一排排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在机场四处巡逻，宣泄着反西方的爱国情绪，并使所有人都对生活感到不快。

我的两位外交官的情绪也不太好。其中一个提醒我说："我们已经警告过所有英国公民离开这个血腥的国家。"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责难，"现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吧？"

那天晚上9点左右我才回到希尔顿饭店吃晚餐，而爱德依然没有被营救出来。后来，10点刚过，爱德忽然出现在了饭店的大堂里，我总算放心了。他的神态显得有些抑郁和疲惫，但衣着还算整洁。

他坐在我的桌子前面，举起了双手。他手上全是黑墨水的痕迹。"他们留下了我的指纹。"他解释说。接着，他想要一大杯金酒加苏打水，却没能如愿。最后，他只喝了一杯不带酒精的温啤酒，但他对此却仅仅表现出了一丁点儿不快。

在路上

后来我才知道，扣留爱德的不是令人畏惧的国家安全警察局，而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苏丹分部。"约翰·爱德华"这个名字，据说是一个被国际通缉的贩毒分子使用的十几个化名之一。调查官注意到爱德的护照上有哥伦比亚的人境签证盖章，爱德的命运便注定了，因为哥伦比亚是世界的可卡因之都。

他曾在哥伦比亚为英国电视第四频道拍摄新闻故事，但探警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他的相貌和国际刑警得到的传真照片上的通缉犯毫不相像，这也丝毫没能使他摆脱麻烦。幸好那个通缉犯的指纹资料也被传真了过来，只是国际刑警得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傍晚了。有个人还算聪明，提出把爱德的指纹和这些指纹比较一下。爱德很快便被释放了。

第二天，我们把这番经历讲给TPLF的代表海尔·基罗斯听，他是下午3点的时候来到希尔顿饭店大堂的。我们这些经历虽然当时很令人担忧，但回想起来却很滑稽，我们三个人对此笑个不停。接着，我们开始讨论阿克苏姆之行的具体部署。这时，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海尔·基罗斯。不过，我并没有从他的举止里看出任何想伤害我的迹象。相反，他态度和蔼，人也随和，很有修养，并显然把全身心都投入了推翻埃塞俄比亚现政府的事业，除此以外，他本来丝毫没有恶意。

在谈话中，我渐渐明白了前几个月我若是来苏丹，事情将会弄得多么不可收拾。面对海尔·基罗斯的真诚和友善，我以前的全部恐惧和担忧都显得毫无来由了，因为我一直担心会把自己交到反政府分子手里。同样，我以前对这段旅程的一切消极想象，此时也显得十分荒唐了。

1月12日，星期六上午，我们见到了TPLF的一位官员，我以前只知道他名叫"哈戈斯"。他又高又瘦，脸上还有小时候患天花留下的小疤痕。他说，TPLF派他陪我们去阿克苏姆（他就生于阿克苏姆），等我们完成工作后再和我们一起回来。目前，他要在喀土穆为我们办理出境通行证，还要为我们租一辆汽车，供这次旅行使用。

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下午两点钟，我们又和一个住在苏丹的厄立特里亚生意人做了一笔交易。他同意为我们提供一辆结实的"丰田"越野车，外加一个更结实的司机，名叫泰斯法耶，还有6桶五加仑的备用燃油。虽然我每天要付给他200美元租金，但我认为这笔交易很值得，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将是在危险崎岖的山路上夜行，这样才不会引起埃塞俄比亚政府飞机那种令人讨厌的注意。当时，政府的飞机白天还在被叛军控制的提格雷省上空巡逻。

第二天是1月13日，星期日；我们在黎明前离开了喀土穆。前面是绵延数百公里的苏丹沙漠，我们的汽车正朝它飞快地驶去。我们的司机泰斯法耶的外表像个海盗，头发卷曲，牙齿被烟草熏成了黄褐色，目光烁烁。他信心十足地驾驶着越野车，显然对道路很熟悉。他身旁坐着他的顾问哈戈斯。爱德和我坐在后座上，彼此很少说话。炎热的太阳渐渐升了起来，迎接着我们。

我们的车开往边境小镇卡萨拉。当天晚上，"提格雷救援协会"的一队卡车将要从那里开往边境。我们打算加入这个车队，跟着它朝阿克苏姆方向前进。"跟着大批汽车走会更安全些，"哈戈斯解释说，"这样可以避免出麻烦。"

从喀土穆到卡萨拉的旅程，使我认识到了苏丹的景观究竟有多么沉闷空洞。四周都是干旱贫瘠的平原，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我第一次看到了无情的荒野。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车外开始出现一堆堆动物干尸，有绵羊，有山羊，有牛，而使我震惊的是，其中还有骆驼。它们都是大饥荒造成的结果，而过不了多久，人也将在这场饥荒中饿毙。然而，苏丹政府目前甚至不让外界知道这个情况，更不用说采取赈灾措施了。我想，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致人死命的傲慢态度，反映了非洲这个独裁政权的冷漠和愚蠢，这个政府只追求自身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其代价却是无数人的苦难。

但是，我过去却支持过这样的独裁政府，难道不是么？即使现在，我也几乎不能说已经彻底割断了和它们的联系。因此，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做评判？我是谁？有什么资格感到懊悔？我现在有什么权利去同情那些流离失所、贫困无告的人呢？

卡萨拉镇

当天下午刚过两点，我们渡过了泥沙俱下的阿特巴拉河，地点就在这条河与特克泽河交汇处附近。我和阿克苏姆城之间的距离原先是那么遥远，而现在却正在不断地迅速缩小。想到这一点，我的确感到了几分震撼。仅仅一个月前，这段距离还似乎是无法跨越的——它像一道既深且宽的鸿沟，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恐怖。而此刻我居然到了这里，并且被获准亲眼目睹这些河流，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确实感到，当年那些带着约柜的希伯来移民正是沿着这些河流进入埃塞俄比亚的。这些就是冲刷着那片蝗虫翅膀阴影下的国土的大河，就是向苏丹的干旱沙漠倾泻而下的大河，就是与尼罗河交汇的大河，就是一路流经埃勒法坦和卢克索、流经阿比道斯和开罗、最后汇入地中海的大河。

下午3点刚过，我们就到了卡萨拉镇。它建在一片长满古老棕榈的绿洲上，其主要地貌特征是一块花岗岩巨石，它从地面突起，形态怪异，高出周围的平原2500多英尺。我知道，这块风蚀的红色小山虽然看上去孑然孤立，其实是埃塞俄比亚广阔高原的第一个露头。

我得知边境线已经很近了——就在几公里之外，不由激动地战栗着，满怀新鲜的兴趣环顾着这个骚乱的边境小镇。我们的车正穿过小镇。显然是由于酷热，成群的人在四处乱转，使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充满了明亮的颜色和嘈杂的人声。这里有一群行动敏捷、头脑精明的高原人，来自阿比西尼亚，正在用山区的货物交换沙漠的货物，和店铺的老板讨价还价；那边有个头发篷乱的牧民正骑在他的骆驼上（它在不住地打着喷鼻），用傲慢的目光脱视着这个世界；这里有个衣衫褴楼的穆斯林圣徒，正朝每一个向他施舍的人引躬祝福，咒骂着那些不肯施舍的人；那边有个孩子，一边兴高采烈地尖叫，一边用一根长竿推着一个权当玩具的铁环……

哈戈斯为司机泰斯法耶指路，把我们拉到了镇子外围的一座平顶小屋前。"你们必须留在这里，"他说，"一直要等到我们能越过边境的时候。此刻你不知道苏丹当局会怎么做，所以你们最好是藏起来，就呆在屋子里。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谁住在这儿？"我一边下车一边问。

"这是TPLF的房子。"哈戈斯说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干净的院子里。院子四周有几间屋子。"休息吧。你们如果能睡着的话，最好是睡上一会儿。我们夜里还要长时间赶路呢。"

越过边境

那天下午5点钟，我们开车来到了一片尘土飞扬的宽敞空地上。地面上散落着被宰杀的四蹄动物的残骸。一群群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四处乱飞。在腐烂的蔬菜和发臭的动物肩胛骨之间的地面上，还有许多臭烘烘的小堆人粪。我的右边，太阳已经落到了卡萨拉镇那块孤立的花岗岩巨石和镇子之间的天际上，如同一幅用橘红色和青色绘成的荒诞油画。我想，这幅拼图就好像存在主义者对众生末日的幻觉。

"咱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我问哈戈斯。

"哦……那些卡车越过边境以前要在这里集合，"这位TPLF军官解释说，"咱们可能要等上半个小时，或许一个小时，然后就可以走了。"

爱德马上下了越野车，带着三脚架和摄像机去寻找有利角度，以便拍摄卡车到达的场面。他为电视第四频道拍摄的影片，不仅要像我对TPLF说的那样去报道宗教问题，而且要报道提格雷省正在迅速蔓延的饥荒。

在他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便一边思索，一边四处走着，不停地赶开苍蝇，想找个能坐的地方，好写下当天的笔记。然而，这里停尸房般的气氛却使我根本无法集中起精神。何况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光线暗了下来，因而我已经无法写笔记了。

空气里充满了凉意。炎热的下午过后，天气竟出人意料地寒冷。一阵强风，在这块集合地四周被遗弃的建筑之间呼呼地吹过。人们来来往往，男男女女的身影都仿佛来时无踪，去时无影。这时还有一群群穿着破衣烂衫的儿童，正聚在一起，在垃圾和骨头堆之间嬉戏，尖声地咯咯笑着，笑声里还夹杂着牛群经过这里时发出的低呜。

后来我听见了越来越近的卡车轰鸣声，还伴随着刹车的声音。我朝发出声音的方向回头望去，看见了卡车前灯的微光，然后是令人目眩的光束。最后，黑暗中终于出现了梅塞迪斯大卡车的庞然身影，大约有20辆。卡车从我眼前隆隆驶过，我看见每辆车上都装着几百袋粮食，显得异常沉重，压得卡车悬架下垂，底盘吱嘎作响。

卡车纷纷停在了空场中央，排成了几行，每行两辆或三辆。它们的数量被某些逃出镇子的人夸大了。夜晚的空气里很快就尘烟滚滚，响彻了发动机加速时的轰鸣声。后来，卡车队仿佛得到了信号一样（尽管没有任何信号），开始移动起来。

我连忙跑回了越野车，爱德正在那里匆忙地收抬着他的摄像器材，哈戈斯在帮助他。接着，我们都跳上了汽车，跟在卡车尾灯后面向前开。我看到我们车轮下的这条路上有很深的车辙；多少年来，不知曾有多少车队载着为饥民提供的粮食从这条路上经过。而使人们忍饥挨饿的，却正是他们那个愚蠢而邪恶的政府。

我们的越野车开得很快，不久便超过了前面最后一辆卡车，接着又超过了大约十几辆卡车。泰斯法耶显然很乐于扮演这个汽车拉力赛车手的角色。此刻他已经把我们的车开到了车队中间。现在，我们周围全是汽车扬起的尘土和沙砾，它们形成了一股猛烈的气团，上下翻卷着，有时会把能见度降到仅有几英尺。

我使劲瞪着眼睛，望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黑夜，体验到了一种沉重而庄严的感觉，其中还伴随着一种对命运的臣服感。我就在这条路上，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去领受命运送给我的一切。我想到：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快到7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车开到了边境线，在苏丹军队的一个检查哨前停下来。那里只有几间泥巴草舍，坐落在沟壑纵横的荒野上。几个身穿军装的人提着风灯，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开始核对我们的文件和身份。接着，他们挥着手，让我们前面的卡车一辆辆地开过了边境。

轮到我们的时候，一个军官命令哈戈斯下车，然后仔细地盘问他，还不断朝我们汽车的后座这边打手势，而此刻爱德和我正在尽最大努力，不使我们的样子引起怀疑。

我们交出了护照，那军官用手电筒把它们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番。突然，那军官好像一下子对我们失去了兴趣，走到下一辆车前，去找司机的麻烦。

哈戈斯回到了越野车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有什么问题吗？"我神经质地问了一句。

"没有，根本没有。"这位TPLF军官回答说。他转身笑着对我说："别担心，他们不会再把爱德抓起来了。一切都顺利。咱们可以走了。"

他用提格雷语对泰斯法耶说了句什么，后者高兴地松开手问，发动了引擎。后来，我们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境内——不过还没有进入提格雷省。我知道，我们先要穿过"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控制的地区。EPLF也是反政府游击队，成立的时间比TPLF还要早，已经为争取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战斗了将近30年，现在（即1991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到这个目标了。我坐在车上，问哈戈斯这两个反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们密切合作，"他解释说，"不过，EPLF是为创造一个独立的厄立特里亚国而战斗，而我们TPLF却并不寻求脱离埃塞俄比亚，只想在国内寻求建立民选的民主政府的可能性。"

"为此你们就必须推翻门格斯图吗？"

"当然，他和他的工人党是在我们国家实现自由的主要障碍。"

我们的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其间我们根本没看见后面的车队。我们前方卡车的尾灯突然亮了，我们赶紧刹住了车，和车队一起停在了一个像是个宽阔山谷的地方，它四周都是低矮的小山。

"我们为什么停车？"我问哈戈斯。

"我们在等后面的车队赶上来。我们还要去接ThLF的几个士兵，他们将和我们一起走，保卫车队。"

哈戈斯没做更多解释便下了越野车，消失在黑暗里。爱德拿起照相机和手提闪光灯，也下了车。

过了一会儿，我也想到：最好还是下车去伸伸腿，观察一下四周。

我下了车，外面夜间的空气像天鹅绒一样，也很凉爽。我在离汽车很近的地方站了一会儿，仰望夜空。我看见了密布在天上的星星闪烁着微光，头顶上还有一弯新月。我只能隐约看见附近卡车的剪影，它们的前灯现在已经关掉了。我右边是一大片洋槐林，几乎消失在了幽暗的夜影里。再远一点的小山顶上有一块白色岩石，反射着微弱的白光。

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暗夜。此刻，我已经能越来越多地看到身旁发生的事情了。一群群的人面带凶相，全副武装，或者四处站着，或者蹲在地上低声交谈。我们在苏丹境内虽然没见他们有枪，可他们现在却好像全都带着自动武器。

我对此还算有几分理解。我在停着的卡车中间穿行，不一会儿就碰到了哈戈斯，他正和几名身穿迷彩服的TPLF士兵谈话。我走过去，吃惊地听到了AK47冲锋枪扳机发出的金属撞击声。我心想，我要被枪毙了，现在就要被枪毙了。

可是，哈戈斯却招呼我过去，还把我介绍给其他几个人。就连刚才的声音我也判断错了：原来，那是一个正在熟练地拆枪。擦枪的士兵发出的声响。我再次为自己心中那些自寻烦恼的恐惧感到羞愧。在动身做这次旅行以前的几个月里，这种恐惧感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决心从此相信这些叛军——他们毕竟也奉命相信我。

我们过了好一阵才回到了公路上：我们后面的一辆卡车越过边境时轮胎被扎了，而我们认为保持车队完整是明智的，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我们最终还是出发了，又向前开了大约两个小时。

后来（我想当时不会超过夜里11点钟），我们又停了下来。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我们似乎正在一块开阔地上。所有的车都排成了一队，并且都关闭了前灯。

"今天夜里我们不往前走了！"哈戈斯沉默了片刻，宣布说。

"为什么不？"我问。

"附近有个可以隐蔽的地方，我们明天必须在那里呆一整天。下一个安全点离我们太远了，天亮以前赶不到。"

说完，这位TPLF军官便抱着一支AK47冲锋枪，睡了。

在特瑟内吃早餐

我也睡了，但睡得很不安稳。我把脚和小腿伸到越野车敞开的侧窗外面。梦一直纠缠着我，我不停地辗转反侧。我就这样睡了几个小时，后来被一阵阵发动引擎的声音和柴油的烟雾唤醒了。

我们没有开出多远。车开了不到1000米，我们就见到了一片树林，其中的树木很高大，树叶茂密。整个车队都开进了这片树林，隐蔽起来。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人们拿出帆布防水布，搭在每一辆汽车上，包括我们的车。哈戈斯解释说："这是为了阻断反光，从天上几乎看不见我们，除非有什么闪亮的金属引起了那些米格飞机的注意。"他又补充说，即使最仔细的伪装也不能完全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时候，飞行员会对这样的树林盲目轰炸扫射，以防万一树林里隐藏着救援卡车。"

车队隐蔽的时候，太阳已经升了起来。在清晨的灰白光线里，我可以看见三辆梅塞迪斯大卡车被熏黑和烧毁的残骸，像是给我们上了有益的一课。哈戈斯说："它们是几个星期以前被打中的。真是太不走运了。"说完，他折断了一枝长满叶子的树枝，走到了我们身后的沙土平原上。在那里，泰斯法耶和另外几个司机正按照常规，清除地上纵横交错的轮胎印。

早上8点左右，全部隐蔽工作都完成了。哈戈斯向我们提议，到附近的厄立特里亚小镇特瑟内去。

"那里有多远？"我问道。

"不远，要走大约一个小时吧。咱们会很安全，米格飞机只对价值高的目标感兴趣，例如卡车。他们通常不对开阔地上的小群人扫射。"

"他们空袭镇子吗？"

"有时他们看见镇子上有卡车或者有大群人聚集，就会对镇子发动空袭。特瑟内镇遭到过好几次轰炸。"

我们沿着一条土路走，一路上很愉快。路两边是一丛丛低矮的灌木，颜色漂亮的小鸟在其中欢快地穿梭飞翔。我朝四周看去，发现我们正走在起伏的乡间野地上，我想我还看到了远方高山的朦胧轮廓。

特瑟内镇周围有一圈风化的花岗石小山，镇子就坐落在散落着石块的山谷里。它的街道大部分都没有铺石板，街上一辆车都没有，但到处都是人：这里有玩耍的孩子们；那边有个牵驴老妇，驴背上驮着沉重的东西；三个很吸引人的蒙脸少女，我们过去的时候，她们笑着跑开了；还有一大群带着武器的男人，他们微笑着，愉快地挥着手，向我们打招呼。

说实话，这小镇上非常混乱。大多数破烂的平顶房都残留着巷战的痕迹——墙上的弹孔张着嘴，房屋正面布满了机枪子弹的弹坑，石屋也坍塌了。我们右前方是个医院，已经完全被摧毁了。我们脚下到处都是数不清的弹壳，形成了一层闪闪发亮、叮当作响的地毯。

我问哈戈斯："这里出了什么事？"

"几年以前，政府好像打赢了战争，特瑟内是EPLF最后一批据点之一。其实，埃塞俄比亚政府军曾几次攻占了这个镇，可是EPLF总能把它夺回去。这里发生过许多许多次激战，非常残酷，非常血腥。不过，现在前线离这里已经很远了，这里很安宁——只是有时会遭到轰炸。"

几分钟以后，哈戈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小饭店，它大概只有排列在一个方形上院子四周的20个房间。一个用伪装同支起来的凉篷底下，有几群厄立特里亚人正坐在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轻松地交谈着。一个女招待正来回穿梭，空气中充满了饭菜将熟的香味。

我感到这个小小的场景中有一种轻松自在的、林荫路般的气氛，和外面的破败形成了鲜明对照。显然，人总是能适应环境，无论环境何等严酷，人都能找到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办法。

哈戈斯似乎看出了我在想什么。我们在桌边坐下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们不太富裕，但至少现在是自由自在的。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好转了。"

不久，哈戈斯的这句话便得到了证实：女招待为我们端来了早餐，包括煎蛋和六筒罐装荷兰啤酒。

"他们到底是从哪儿弄到这些的呢？"我急匆匆地问道，打开了第一罐啤酒。

"EPLF去年从政府手中夺回马萨瓦港以后，厄立特里亚就有了啤酒。"哈戈斯笑着解释说。他为自己开了一罐啤酒，然后一饮而尽，又说道："离开喀土穆以后，这要算是一种很大的奢侈了吧？"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和特瑟内镇的半数人口（他们目前都是聚到饭店里来看我们这些外国人的）一起喝啤酒、聊天，消磨了那天上午的大部分时光。中午，我们打开了爱德的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海湾的日益使人忧心的消息。现在是1月14日，星期一，联合国规定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将在15日午夜到期。

后来我们睡了几个小时，在下午4点钟醒来。走到了外面，及时回到了车队，因为按照原定的时间，车队将在6点钟出发。

魔法与奇迹

当晚的旅途似乎没完没了，但实际上只走了11个小时。我们离开特瑟内镇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泰斯法耶设法把我们的车开到了他喜欢的那个位置，即车队的中部。然后，在我们已经熟悉的那种烟尘里，我们便开始了那段历史性的旅行，穿过埃塞俄比亚中央大断层西面的丘陵，然后开上前面的高原。

凌晨1点左右，我们停车给越野车加油。车上带的油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车在路面的辙沟里一路颠簸，使我浑身僵直痉挛；我还被擦伤了几处。我下了车，一边等着加完油，一边看着我们后面的卡车一辆辆地从面前开过，它们都开着前灯，不断发出踩刹车的噬噬声。

最后一辆卡车开过去并消失了，我深吸了一口气，仰望夜空，心里感激自己还算不错的运气，因为它已经把我带到了这里。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公路上，在坑洼不平、布满辙沟的路面上继续艰难地前进，追赶前面的车队。

不久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车正沿着一条U字形弯道爬上一个陡坡，那弯道仿佛悬在半空，穿过荒凉险峻的高原，然后再向上爬。我感到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距离，并且地貌也在不断变换。

我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当中的某一刻，我们已经从厄立特里亚进入了提格雷省。虽然我的身体被撞得很疼，且一时无法恢复，但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睡梦般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在过去两年中遇到的所有事情，我在探寻中经历的奇特曲折，那些死巷绝路，那些发现的瞬间，仿佛融合成了一串完整的画面，依次出现在我眼前。

我马上就无比清晰地看到了一点：如果我仅仅是出于贪婪和野心才从事这项使我如此长期迷恋的研究，那它就只能算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可怜冒险。上帝的约柜被放在它那座幽暗的礼拜堂里。可能闪烁着古代黄金的光芒，但它的真正价值却井不在此。约柜是一件无价的考古珍宝，但这也不是它的真正价值。实际上，约柜上一切可以度量、计算、品评和估价的东西，其意义都最为微末。我的眼睛如果盯在这些东西上（而我心里知道我曾经如此），那么，我所犯下的大错便接近亵渎神圣了——不是亵渎这件正被我寻找的圣物，而是亵渎寻觅者；不是亵渎神圣的约柜，而是亵渎我自己。

既然这件圣物的真正价值并不在物质世界里，那它又在哪里呢？约柜神秘莫测，当然也令人痴迷，它支配了众多漫长世纪以来不同国家人们的想象，这是为什么呢？魔法和奇迹，灵感与希望——这些才是不朽的。因此，最好是牢牢抓住这些东西，而不去看重那些转瞬即逝的价值。即使是因追求某种高尚而一无所获，也强似暂时获得成功却日后感到羞愧。

孤独之路

黎明之前，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镇上，那里没有一丝灯光，更沓无人迹。我们从头到脚都蒙着一层来自路上的尘垢微粒。

哈戈斯毫不怜惜地拍打着一扇关闭的屋门，终于把它打开了。接着，我们从越野车上卸下爱德的摄像器材和其他一些白天可能有用的行李，然后进了屋子。泰斯法耶则把越野车开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了。

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半遮蔽、半敞开的农舍里，里面的人正在简陋的床铺上睡觉。幸好其中一些床铺是空的，爱德、哈戈斯和我很快就占上了三个铺位。于是，我把自己裹在一条毯子里，闭上眼睛，立刻就睡着了。

几个小时以后我醒了，外面天已大亮。我的两个伙伴已经不见了，十几个提格雷人正围坐在我旁边，满怀兴趣地盯着我。我向他们问了好，尽量体面地起了床，到一个滴水的龙头前洗脸，那水龙头接在一个铁桶上。然后，我坐下来写笔记。

过了一会儿，爱德和哈戈斯回来了。方才车队给这里的人分发食品，他们去拍摄了这个场面。我问我们在什么地方。

"这儿是切雷罗，"哈戈斯回答说，"是提格雷省这部分地区的一个重镇。它也是车队的目的地。所有的卡车都在这里卸了车。"

"这儿离阿克苏姆还有多远？"

"还要开车走一夜。不过，我们如果独自走，可能不大安全。咱们最好在这里等着，等下一个车队到来。"

我看了看手表上的日历：今天是1月15日，星期二，离主显节开始只有三天了。

"你看咱们会等很久吗？"我问。

"大概要等上两三天吧。咱们要是走运，也许今晚就能动身。"

"你为什么说咱们单独走不大安全呢？"

"因为政府从他们的阿斯马拉要塞向提格雷省派来了破坏分子。他们派了破坏小组，炸毁公路上的汽车。像我们这样坐着几个人的越野车，是他们的理想目标。"

"那么，车队呢？它们不也是袭击目标么？"

"不。车队几乎从来没遭到过袭击。卡车太多，卫兵也太多了。"

白天过得很慢，既漫长炎热，又令人厌烦。将近傍晚的时候，已经出去了几个小时的哈戈斯回来了。他宣布当天夜里没有车队离开这个镇子。"我建议，"他说，"咱们至少要等到明天再说。"

听了他这番话，我们脸上马上露出了焦灼的神色。哈戈斯见了，便补充说：当然，这还是由你们决定。"

爱德和我已经决心做出自己的决定了，因为我们已经在下午为此讨论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告诉这位TPLF军官：我们打算抓紧赶路——除非他认为我们这个决定愚蠢已极。

"不，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好了。我知道你们想在主显节以前到达阿克苏姆。危险并不太大。不过，我要设法再找一个TPLF战士跟咱们一起去，以防万一。"

傍晚我们又出发了。哈戈斯坐在前座上，身边还有一个新找来的卫兵，是个十几岁的男孩，牙齿白得惊人，典型的非洲人，手持一把AK47冲锋枪，还有四个备用弹夹。他生性乐天，笑个不停。夜间行车时，他一直要我们把越野车立体声录音机播放的提格雷人战歌开到最大音量。但我还是不禁感到：如果有人决定开枪把我们打死，例如从那边的角落里、从那个树丛里、甚至从那块巨石后面朝我们射击，那么，这个年轻人的精力和勇气并不足以挡住子弹。

像我们现在这样单独夜行，没有护送，前后都没有轰隆作响的大卡车，其困难程度的确使我吃惊。以前，我们好像是在跟随着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军队前进，勇猛无畏地冲破夜间的道道障碍，用车灯光束的弹幕驱散重重黑暗。现在，我们却变得易受攻击、势单力孤了。越野车在山坡上凋敝的树林里穿行时，我领略了这片荒凉的土地是何等广阔，它们的凄凉和毫不宽容的敌意又是何等巨大。

我们的汽车向上爬了几个小时，发动机吃力地运转着，车外的气温在不断下降。我们来到一条山顶小道上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武装分子截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不禁骂了一句"见鬼"，可是哈戈斯却让我放心："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这儿有个TPLF营地，他们是保卫这条路的，都是我们的人。"他打开车门，和叛军士兵交谈了几句，还和他们握手，后者正围着我们的越野车。接着，我们就被示意通过了一个临时路障，不久后便来到了一个暴露在风中的高原上，那里的一座座木屋之间闪烁着黄火。

我们在这个营地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喝了咖啡，然后又上了路，在暗夜中继续独自前行。营地的灯光一个一个地在我们身后消失，被黑暗取代了。

时间流逝。我打了个盹，醒来以后发现我们的车正沿着一个巨大山谷的边缘行驶。我们左边是很近的石头山沿，右边是个可怕的深渊，而我们脚下这条崎岖小路就在深渊边上。后来，一个耀眼的光团突然从漆黑的谷底朝我们飞过来，好像一个由纯能量构成的东西，拖曳着一条鬼火般的荧光尾迹。几秒钟之内，这团发光的鬼火就飞到了我们的车前。它从我们前面的小路上划了过去，几乎击中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然后撞在山岩上熄灭了。

此刻，泰斯法耶立即刹住了车，关掉了车灯。与此同时，哈戈斯和我们从切雷罗镇带来的那个卫兵也跳出车外，端着AK47冲锋枪，冲到了崖边。

我看这两个人动作敏捷，咄咄逼人，像例行公事那样无所畏惧。他们的协同动作就像在完成一次演习，而他们对这种演习早已训练有素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爱德问道。他一直在沉睡，而车子的突然刹车刚把他惊醒。

"不清楚，"我回答说，"不过，我看是咱们刚刚遭到了射击。"

我正要说下车可能对我们有利，哈戈斯和他那个同伴便朝我们跑了过来。他们上车坐在前排座位上，用力关上身后的车门，命令泰斯法耶继续开车。

"我猜刚才我们看见的是曳光弹，"我过了一会儿才说。

"不错，"哈戈斯老实地说，"下面的山谷里有人朝咱们发射了好几发曳光弹。"

"可是刚才只有一发。"

"不，不对。虽然我们刚才只看见了一发，但肯定还有几发，只是很快就灭了。通常的做法是每个弹仓上装一发或者两发曳光弹，好让枪手校准目标。其余的都是普通子弹。"

"这真有意思！"爱德说。

我们沉默地继续行驶了一会儿，然后我问哈戈斯："你看谁会向咱们开枪呢？"

"肯定是政府的特务。我跟你们说过，他们经常把这些人派到提格雷省来制造麻烦。他们在夜里无法从空中轰炸我们，所以就用了这些破坏小队，企图搅乱公路交通。他们有时候能得逞……"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射击呢？我们刚才很容易被打中啊。"

"这对他们太危险了。他们第一次没有打中我们，又离我们很近，所以他们要是继续射击，那会很不聪明。这个地区有很多TPLF战士。长时间交火会引起这些战士的注意。"

"哦……我明白了。"

我感到很累，把头靠在了越野车的侧窗上，想着生命是多么容易被一颗无意的子弹夺走，我们每个人的威严与自负下面又是多么脆弱。

凌晨3点左右，我们的车在一段碎石路上加快了速度。车旁是个空场，上面有一辆废弃的坦克车，它的炮塔被打歪了，炮筒也无力地垂了下来。在我们左边，我看见一座古老建筑的庞大废墟出现在星光下。我立即被一阵强烈的刺痛压倒了，心中产生了一种已经看到了的感觉。我问："咱们在哪儿？"

"咱们正在进入阿克苏姆，"哈戈斯回答说，"咱们刚刚路过的是示巴女王宫。"

几分钟以后，我们便开车进了这座小城，在狭窄的街道上左拐右拐，然后停在一道围墙前面，墙上垂着蔓延的藤蔓和热带的鲜花。其他人去敲围墙的大门，我悄悄绕过越野车身，跪在了地上，亲吻着这块土地。我虽然知道这是个夸张而多情的姿势，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应当如此。

对策

早晨，从窗外射进来的明亮阳光把我唤醒了。我住的房间没有拉窗帘。我们昨天深夜到达这里时，一切都漆黑一团，因为阿克苏姆没有电。但现在，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却看见了我们原来下榻在一个舒适的小宾馆里，它周围是一片碧绿的草坪。

我慢慢地走到了阳台上，那里摆着几把椅子。角落里的一只水壶里的水快要开了，水壶坐在一个用大油桶做成的炉子上。近旁有个厨房，里面有两个女人正在切莱，我猜她们是母女。

她们笑着和我打招呼，并且几乎马上就给我端来了一杯香喷喷的甜茶。我坐了下来，一边整理思绪，一边等其他人醒来。

今天是1991年1月16日，星期三。就在我刚刚度过的那个夜晚，联合国规定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已经过了。我相当抽象地猜想着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同时，阿克苏姆的主显节庆典仪式即将在两天后准时举行。在此之前我必须想出一个对策来。

我发现自己很不愿意马上就去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和那个礼拜堂。真奇怪，走过了这么漫长曲折的路，这最后几步路却似乎最难走。个中原因，一部分是我天性缺乏自信，另一部分是出于一种迷信的畏惧，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过早去锡安山圣玛利教堂，这会使那里的神甫们警觉到我的出现，因而可能决定不在这次主显节游行中抬出真约柜。所以我有理由克制自己，保持低姿态，直到庆典开始。我知道届时众人将会有一场疯狂的舞蹈，因此我可能有机会接近约柜，从近处仔细观看它。

可是，这个对策也有个缺点。甚至早在我和法拉沙人的那位长者拉斐尔·哈达尼在耶路撒冷讨论时，我就意识到了一点：主显节仪式上永远不会使用真的约柜。届时将使用一个复制品，而真约柜依然平安地放在礼拜堂里。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很显然：我越是尽早去结识阿克苏姆的那些神甫就越好。我这样等下去将一无所获，而公开露面也毫无损失。其实恰恰相反，只有下很大工夫去和神甫们对话，我才可能有机会使他们相信：我对约柜并不是个威胁，我是诚心实意的，我值得让他们带我去看看真约柜。

出于这些理由，面对我必须立即做出的不可更改的决定，l月16日早晨我坐在那里喝咖啡的时候，的确感到进退两难。

过了一会儿，睡眼惺松的爱德从他的房间出来了，还把一个短波收音机紧贴在耳朵上。

"战争开始了吗？"我大声问。

"没有，还没有。还没开战。最后期限已经过了，可是没有任何关于战斗的报告。现在喝点茶怎么样？或者咖啡？喝咖啡就行。再来点儿早餐。这儿有早餐吗？"

爱德吃早餐的时候，哈戈斯来了，不过不是从他房间里来的。他显然已经去过城里了，因为他身后紧跟着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留着长髯，法衣飘洒。

"这是我父亲，"这位TPLF军官说着，彬彬有礼地向所有在场的人做了介绍，"他是锡安山圣玛利教堂的神甫。我对他讲了你们对约柜的兴趣，他说想见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