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出现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历史上闻所未闻。”

——科隆皇家编年史

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消息让欧洲人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有了一座坚固的城市，可以作为将来进军圣地的跳板。另一方面，他们夺取城市的过程又过于可耻。即使是最乐观的记载，也无法掩盖这批十字军遭到了教皇和自己领导者的公开蔑视，被两次逐出教会，并无可挽回地破坏了与东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这些铁一般的事实。

如果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场悲哀的闹剧，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完全匪夷所思了。由于传教士们声称《启示录》中的大灾难即将降临，公众对收复圣地的热情依旧高涨，法国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农民运动。农民队伍被统称为“儿童十字军”，尽管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既不是十字军，也不是童子军。

中世纪的人们没有忽视一个事实：只有国王未曾参与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胜利。耶稣基督偏爱穷人，愿意花时间帮助那些妓女和受压迫者。《圣经》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也许正因为基督号召凡间的弱者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亲王和教皇们才会屡次失败。

1212年，这些想法在一个名叫科隆的尼古拉斯的德意志年轻牧羊人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声称上帝显圣，指引他向南前往意大利。抵达海岸之时，地中海的海水将自动分开，让尼古拉斯和追随者们步行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会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从而和平解放圣城。

这个消息大受欢迎，没过多久，尼古拉斯就吸引了几千名追随者。他们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儿童、妇女、教士、老人，因为贫穷和相信此事而聚到一起。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欢迎和礼物都接踵而至——对见惯轻蔑的人来说，这种感受简直令他们飘飘然。那些表示怀疑的神职人员普遍遭到嘲笑，而队伍经过的每座村庄都有新人加入。

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时，他们遇上了第一个麻烦。天气热得令人窒息，食物已经耗尽，队伍也几乎没有组织性。大部分参与者以为上帝会提供一切所需的补给。不用说，人员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多达2/3的“东征者”在穿越山脉时都因无法跟上而被抛弃或是死亡。

幸存者抵达意大利后就散开了。有些人选择直接前往意大利的各大港口，其他人则试图去罗马找教皇。尼古拉斯本人在夏末抵达了热那亚（Genoa），不过他试图成为当代摩西的举动失败了，海水并未应他的要求分开。在等待了几周也未出现奇迹之后，队伍解散了，人们打算各自寻找前往圣地的途径。有一群人最远抵达了马赛，在那里，两个商人答应免费带他们去耶路撒冷。感激的朝圣者们登上了船，并被立刻运往亚历山大港，在那里被当作奴隶卖掉了。

几乎没有人再回到过自己的家乡。那些成功打道回府的人成了笑柄，居民嘲讽他们天真无知，信仰不够坚定。尼古拉斯可能死在了重新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上，再也没能返回德意志。他被视作整场闹剧的罪魁祸首。由于很多乡民跟着他踏上了死亡的旅程，他的父亲也被愤怒的邻居们私刑处死。

英诺森三世认为整个事件就是一场悲剧。他接见了“东征者”中的几个成员，感谢他们的虔诚，并建议他们打道回府。在他看来，事件唯一的积极影响就是表明公众对东征仍有兴趣。

号召新一轮东征的想法，已经在教皇的脑海中萦绕好一阵子了。他很清楚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虚伪性，并认为有必要立刻援助十字军国家的残余势力。伊斯兰教的威胁太大，必须调动基督教世界的全部力量。对方的短弯刀随时准备着给十字军国家最后的一击。穆斯林已经在基督显圣的他泊山上建造了巨大的堡垒，筹备着对东方基督徒的最终攻势。

每位基督徒都应当行动起来。战斗的事情应当由贵族完成，但贫民的力量也应当善加利用。他们可以为胜利祈祷，并同样获得好处。英诺森三世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表演，为所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东征的人分发十字标记。如今从最穷困的寡妇到最富有的公爵，每个人都为胜利尽到了一分力量。

教皇选择了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作为集合点，东征的正式出发日期则定在1217年6月1日。英诺森三世让天主教会支出了3万磅白银，并对所有的神职人员征收了5%的税费。他命令商人不得与东方口岸进行贸易，并鼓励他们贡献船只用于运送士兵。最后，他还给所有从经济上支持东征的人发放了赎罪券。这一点尤其受到世俗人士和神职人员的欢迎，因为它让那些无法或不愿亲身参加东征的人也能享有精神利益。英诺森三世无意间从经济上利用了十字军广大的群众基础。虔诚的捐赠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教会的金库。

没过多久，欧洲的贵族就有了反应。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六世、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和其他一些小贵族纷纷答应参加十字军。不过这些领导人的风头很快就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宣誓解放耶路撒冷的惊人消息盖过了。

没有人可以和腓特烈二世相提并论。他拥有母亲的诺曼血统，是财力雄厚的西西里王国的后裔，也拥有父亲的德意志血统，是不断扩张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腓特烈执掌两大国家，控制了西欧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真正让他决定东征的是自己旺盛的好奇心。

腓特烈对物质世界有着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他热爱收集动物，那些来自遥远地区的生灵尤其得他欢心。在他统治的末年，西西里的皇宫仿佛成了动物展览馆，大象、河马、猎豹、黑豹和熊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开罗苏丹送来的凤头鹦鹉，以及来自格陵兰的北极猎鹰。他以科学的眼光研究一切，系统地分析这些动物的饮食和习性，甚至还撰写了几篇关于猎鹰驯养的论文，在其中对它们的迁徙模式、筑巢习惯和日常行为做了详细分类。

这种好奇心延伸到了人类的身上。为了研究肠和胃的功能，腓特烈解剖过多具尸体。按照当时一名修道士的说法，他还在宴会之后剖开过两名男子的腹腔，只为进一步探索运动和休息哪种状态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消化食物。也许他最著名的试验是那个有关语言学的研究。为了揭示人的天然语言为何，他让两个女佣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养育两个婴儿，看婴儿会自己开口说什么。他猜测的答案是希伯来语，因为那是创世之初的语言，但很遗憾两个孩子都在试验完成之前死去了。

腓特烈还会邀请各国学者来宫廷讲课。算术、几何与代数方面的专家都为他撰写过著作。这不是单纯的讨好。因为腓特烈与当时的所有人都有一些不同，如果他的研究结果与过去学术权威的结论相抵触，那他会立刻提出质疑。对一个连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敢批判的人，阿谀奉承恐怕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些献给排特烈的专著是为了得到腓特烈的赞助。他还试图打造一个国际学者交流会。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一名具有浓厚文艺复兴风格的君王，尽管此时距离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两个世纪。

如果腓特烈生活在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达·芬奇（da Vinci）的时代，就不会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了。他精通自己广袤领土上的国民所使用的6种主要语言，还是个颇具成就的诗人，其作品在现代意大利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天赋异禀的政治家和开明的统治者，他创建了西欧最早的大学，禁止了严刑拷打的审讯，因为它违背了理性原则。

腓特烈设立了一所医学院来培养执业医师，并私人捐赠了许多珍贵的藏书作为课本，希望学生可以“从古井中汲出新水”。他愿意自费资助那些对医学感兴趣的学生，还派遣了帝国护卫当作他们游学时的保镖。这些学生旅途的额外费用也可以获得贴息贷款的支持。

腓特烈在管理两个国家的同时，还抽空撰写了几部医学专著，教导兽医如何合适地照看马匹，旁听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学者讲座，甚至成了一名执业医师。他的宫廷成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聚集中心，他亲自设计的宫殿则充满了拜占庭、北非等世界各地的艺术元素。人们尊称他为Stupor Mundi，意为“世界奇迹”。

因此，当腓特烈在美因茨的一场仪式上发表感人肺腑的宣言，宣布自己要参加东征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他的加入必将带动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上层贵族，从而极大地增强这批十字军的实力。

讽刺的是，对这个消息最不兴奋的人是英诺森三世。他出于政治原因，非常不希望腓特烈二世加入东征。神圣罗马帝国控制了罗马以北的地区，而西西里王国则位于罗马南边。以往的教皇都会利用西西里王国来对付咄咄逼人的神圣罗马皇帝，但现在却不可能了。腓特烈既是皇帝，又是西西里国王，他的势力完全包围了罗马，成了教皇的梦魇。

正因如此，英诺森之前用尽一切办法，想要阻止腓特烈同时继承两个国家。他对西西里无计可施，因为腓特烈在两岁的时候就加冕了，王国也没有其他合适的候选人。但神圣罗马帝国则不一样。英诺森三世当时支持了一个名为不伦瑞克的奥托（Otto of Brunswick）的候选人，并在1209年为他加冕。

后来的内战不可避免，不过到1215年时情况已经很明显，奥托认输只是时间问题。腓特烈二世宣布参加东征，既是对罗马伸出的橄榄枝，也隐含了威胁的意味。实际上，他对基督教不怎么关心，对东征则更不感兴趣。他私下里把基督徒称作污染耶路撒冷的“猪猡”，还一口气抨击了世界上的三大宗教——据说他曾表示，所谓先知都是愚弄人性的骗子。

很难找到比他更不合适的十字军领袖。他以妻妾成群而闻名，与穆斯林相处甚至比和基督徒在一起更加愉快，还时常公开嘲讽自己军队里天主教徒的信仰。

幸运的是，英诺森三世没能等到自己的伟大计划落入腓特烈二世掌控中的那天。教皇1216年就逝世了，那时东征的筹备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不过就算英诺森还活着，腓特烈也没有准备好。1217年的出发日期，距离腓特烈强迫顽固的奥托退位还有3年。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由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和匈牙利国王安德鲁带领，大军在1217年夏末离开了欧洲。腓特烈二世的缺席令人失望，不过人们的期待仍然很高，因为圣地的政治形势比过去几代都要理想。基督教的大敌萨拉丁逝世了，他的3个侄子展开了内战，把王国弄得支离破碎。其中最年长的侄子卡米勒控制了埃及，他在稳固自己的地位之前，迫切希望与十字军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让十字军遭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们与十字军国家的残余势力在阿卡汇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力，但接下来应该攻击哪里？腓特烈二世随时都会出发，在他的帮助下，耶路撒冷很可能唾手可得。如果他们过早发动攻击，可能会折损兵力，在皇帝抵达前就丧失了胜算。但另一方面，没人知道腓特烈究竟何时出发，如果等待太久，他们也可能错过真正的机会。

折中的方案是小规模的突袭，但这个战略却产生了相反的后果，因为那些决心不强的战士们有了离开的借口。匈牙利国王安德鲁后悔参加东征已经有一阵子了，在一次短暂的争论之后，他宣布自己已经履行了捍卫圣地的誓言。不少贵族随他而去，剩余的兵力已经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

利奥波德大公又等了几个月，希望腓特烈能够增援。德意志军队渐渐抵达，但皇帝却始终没有要出发的迹象或言论。面对士气的逐渐下滑，利奥波德决定在军队完全瓦解之前发动入侵。他选择的是埃及富裕的港口城市杜姆亚特，这里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带，战略位置重要，距开罗仅有咫尺之遥。

1218年春末，十字军抵达了埃及领土。看到杜姆亚特的第一眼就令人沮丧。这里既有城墙，也有海堤，上面站满了卫兵。更糟的是，城市有一座浮桥，连接着尼罗河中央控制铁索的巨塔，可以阻止所有船只过河。十字军发动的几次攻击都以失败告终，每一次都让士气更加低落。这座城市的守备太严，急切间难以攻下，战略意义又太大，无法置之不理。唯一的办法就是断绝敌军补给，让对方粮草耗尽而投降。

随着炽热的盛夏到来，东征者的状况开始恶化。军队开始实行食物配给制度，还有消息称卡米勒正带着大批援军赶来。8月24日，为了夺取控制铁索的巨塔，十字军酝酿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他们把两艘船绑在一起，在上面搭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质防御工事。几名士兵自告奋勇参加了这次行动，设法驾着这个设备在没有散架的情况下冲到了塔下。经过激烈的交战，他们成功冲了进去，砍掉了苏丹的旗帜，升起了十字军的标志。

这次行动取得了奇效，因为刚刚抵达的卡米勒把全过程都看在了眼里。他以为埃及军队已经士气涣散，全线崩溃，于是迅速掉头撤退了。临走之前，他下令用沉船阻塞尼罗河，以免十字军乘胜追击。

杜姆亚特的命运如今已经注定，唯一的问题是它还能坚持多久。然而，更大的担忧在于谁来领导这支十字军。匈牙利国王已经离开了，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也宣布了撤军的计划。如果腓特烈二世到了，毫无疑问将由他担任领袖，但现在没有一个明显的候选人可以临时负责决策。

军队选择了投票表决，温和而富有奉献精神的耶路撒冷王国摄政布里昂的约翰最终当选。但最近才抵达的教廷使节立刻表示反对。这位葡萄牙的枢机主教名为佩拉吉乌斯，是个没什么耐心，也不够圆滑的人。在他看来，除了自己以外的人的选择都是可笑的。十字军是在教皇的号召下诞生的，只有教皇的代表才有资格在智力和精神上领导军队。

在十字军争论不休的时候，卡米勒正陷入恐慌。虽然缺乏领导，但西方的骑士们已经包围了一座重要城市，他的首都开罗也处于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如果腓特烈的增援再到，他的埃及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卡米勒当机立断，决定弃卒保车。他迅速派出使者前往十字军营地议和，并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如果十字军立刻撤出埃及，苏丹愿意归还耶路撒冷王国的全部领土，并缔结30年的停战约定。

布里昂的约翰大喜过望。他们仅凭借这一次进攻，就能挽回萨拉丁造成的全部损失。只需放弃围攻他们毫无兴趣的一个国家的一座城市，十字军就可以实现他们屡次出征的目标，甚至获得更多。基督徒将重新拥有圣城，且至少在未来30年内高枕无忧。

然而，枢机主教佩拉吉乌斯不同意。当约翰指出攻占耶路撒冷就是东征的唯一目的时，佩拉吉乌斯痛斥他在政治上的无知。埃及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如果推翻敌人，十字军同样可以占领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为了那不可靠的30年和约，放弃这次大好的围攻机会？主教指出，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守军已经放弃了希望，摧毁了城墙，就是为了让它在不可避免地易主之后无法防守。

双方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尽管布里昂的约翰激烈反对，但佩拉吉乌斯轻蔑地拒绝了和谈。围城继续进行着，但经过一整个冬天，直到第二年夏天，腓特烈也没有出发的迹象。1219年8月底，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出人意料地造访了十字军营地，希望劝说苏丹皈依基督教，从而解决争端。凭借着热情与虔诚，他说服了佩拉吉乌斯，后者答应让他一试。卡米勒以为方济各是和平使者，所以虽然两人的谈话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至少双方打开了沟通渠道。

不久以后，苏丹再次提出和谈，这次还表示愿意资助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并归还萨拉丁在哈丁之战缴获的真十字架。但佩拉吉乌斯又一次拒绝了。真十字架的确很诱人，但他怀疑苏丹根本没有——30年前，萨拉丁在试图赎回俘虏时就没有找到它。

等到秋天，佩拉吉乌斯的坚持终于见到了成效。1219年11月4日，一个哨兵发现杜姆亚特城墙上的一座塔楼似乎无人守卫。前去调查的分遣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城里已经没剩下多少活人了。饥饿让城中的人口从6万锐减到1万，大部分幸存者也奄奄一息。街上满是尸体，还有很多人倒毙在床上或桌边。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

最冷酷的战士看到这样的情景也不禁动容。尽管十字军自己的食物也很有限，但他们还是尽力减轻着幸存者的痛苦。士兵清理了街道，让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接受了洗礼，成年人也可以交钱赎身。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心理上的。

十字军艰苦的围城战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如今他们没有遭遇一丝抵抗就占领了杜姆亚特，条件简陋的军营变成了富裕港口城市的宽敞房屋。在重新起程之前，他们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而事实上，十字军在接下来一年里都没有过任何行动。

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层的不确定性。占领城市后不久，布里昂的约翰就离开了，佩拉吉乌斯成了无可争议的总司令。但大部分普通士兵都拒绝接受神职人员的领导。从任何角度来看，局势都在逐渐失去控制。妓院和赌场彻夜喧闹，士兵们对战利品的争抢过于激烈，以至于佩拉吉乌斯不得不按照他们的国别把城市划成几个区域。

而这段漫长等待的罪魁祸首是腓特烈二世。在杜姆亚特陷落之后，他公开宣布了自己的东征誓言，发誓在第二年春天之前起程出发。十字军被要求原地驻扎，等着他亲自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批军队在1221年5月抵达，看起来皇帝本人也很快就要到了。

卡米勒这时已经陷入了恐慌，他再次提出归还耶路撒冷，却再次被拒绝。然而，一周周过去了，腓特烈还是没来。到1221年7月，也就是十字军抵达埃及的3年之后，所有人都耗尽了耐心。枢机主教佩拉吉乌斯提议立刻发动攻击，并得到了士兵们的同意。他们留下了一半部队防守杜姆亚特，其余人则向南开始了前往开罗的征程。

十字军离开的时候情绪高涨，但行军开始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对劲了。卡米勒趁十字军拖延之时，征集了一支大军，在人数上轻松超过了十字军。双方在开罗以北75英里（约合121千米）的小镇曼苏拉（Mansoura）遭遇。缺乏战斗经验的佩拉吉乌斯让士兵在尼罗河及其支流之间的一片夹角地带扎营，完全忽视了洪水泛滥的危险。过去3年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的苏丹对此大为惊讶。他甚至都不用派出军队，只是开启了水闸，水位大涨的尼罗河就帮助他完成了包围圈。

基督徒陷入了绝望。坚持一个月后，甚至连顽固的佩拉吉乌斯都意识到给养不足、被困孤岛的他们只能投降。不过令他惊讶的是，苏丹没有为难他们。卡米勒的顾问曾建议杀掉十字军，但苏丹认为这只会引发下一次东征。与其等待腓特烈出现并毁灭一切，不如现在就接受基督徒的投降。

因此，卡米勒开出的条件非常宽厚。十字军必须交出杜姆亚特，撤离埃及。苏丹则释放被包围的十字军并归还真十字架。双方签订了8年的和平条约。

杜姆亚特的守军接到消息，起初不敢相信，随后便是极端的不满。尽管腓特烈还没出现，但又有一批德意志援军刚刚抵达。得知东征已经结束，许多人声称要无视条约，留下来继续战斗，但他们大多只是虚张声势。1221年9月8日，卡米勒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进入杜姆亚特。

屡次接近胜利的十字军这次蒙受了惊人的羞辱。就在两个月前，圣地和埃及几乎都要落入基督徒手中了。结果在愚蠢的用兵之下，一切皆化为乌有。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失利，而是与胜利擦肩而过的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