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内卡常在我们中间。

——德尔图良

四帝共治制度事实上本应在长期内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个制度崩溃瓦解的过程却充满了历史的讽刺之感，因为戴克里先已经从罗马历史本身发现了端倪。

戴克里先对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开始逐步衰败前的稳定黄金时期充满渴望，因此重新兴起了收养继承制度，但他本应对形势有更为明确的认知，不至于选择两位育有成年子女的继承者。马克西米安和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都认为皇位是他们生来应得的，对分享帝国统治权抱有极大的渴望。但当马克西米安不情不愿地跟随戴克里先选择退位之时，两位继承人都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权力。作为曾经的“神”的后代，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此时与平头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认为自己遭到了完全的背叛。

君士坦丁认为绝不能置身事外，他加入了父亲在不列颠地区的战争，对抗皮克特人。在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敌人之后，他们双双退兵到约克地区，此时君士坦提乌斯的病情显然严重恶化，因为血液病而脸色惨白。他是四位皇帝中最为明智的一位，对他的东方同僚大张旗鼓的宗教迫害选择了视而不见，在拥有大量基督徒和太阳神崇拜者的军队中也广受爱戴。当他在306年7月25日去世时，一位使节提醒沉浸在悲伤中的人民，一位名为塞维鲁，性情冷淡的恺撒将取代他的位置。但战场上的士兵们不愿聆听官僚主义的陈词滥调。大部分士兵也从没听说过塞维鲁的名字，并不关心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此时此刻他们身边就有一位更加年轻、富有激情、深受爱戴的领导者。他们推举君士坦丁继位，欢呼着称他为奥古斯都，这一举动使罗马帝国再次陷入了战乱。

不列颠群岛作为帝国行省，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帝国归属感，但君士坦丁的振臂一呼还是在这遥远的一隅产生了十分热烈的反响，戴克里先关于皇位继承制度所做出的一切努力转瞬之间就毁于一旦。受到君士坦丁追逐权力的行动鼓舞，其他人也开始推翻戴克里先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打破法律的桎梏，一心用武力追逐权柄。马克森提乌斯仍然沉浸在被排挤忽略的怒火之中，他占领了罗马城，迫使他的父亲退位，为他的声誉提供支持，并且成功地粉碎了所有觊觎他地位的阴谋。但让人满头雾水的是，不久便有六个人声称自己是奥古斯都，这也令学习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们感到头疼不已。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困惑并未持续太久。罗马帝国的土地已经如此广阔，但对同时出现的六个统治者而言还是过于狭小了，这些皇帝很快开始彼此残杀。到了312年，只有其中四位皇帝幸存，君士坦丁决定是时候展开最后一击了。在帝国内乱四起之时，他选择保持缄默，如今四帝共治制度已经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西方的两位皇帝都以非法的途径攫取了权力，东方的则因为内部事务而焦头烂额，无暇他顾。此时此刻外部干涉很难起到任何作用，只有马克森提乌斯是他统治整个西罗马帝国的最大阻碍。秉承了他的保护神“Sol Invictus”（无敌太阳神）的信条，君士坦丁集结了四万大军，跨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境内。

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君士坦丁的时机和运气都是令他人望尘莫及的。马克森提乌斯的名气比起君士坦丁而言简直堪称天差地别。他宣称自己经费不足，对罗马大众横征暴敛，但他却使用这些税金在罗马广场上建造了豪华奢侈的厅堂，还为自己树立了宏伟的雕像。一系列行为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叛乱。在以几千名无辜市民流血牺牲作为代价之后，秩序重新建立，但马克森提乌斯的声誉却已经无法挽回地一落千丈。当他听闻君士坦丁的大军逼近时，惊恐万分，无法确保罗马城对他是否忠诚，因此他离开了罗马城固若金汤的高墙，由米尔维安大桥跨越台伯河。在距离城市仅有几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后，马克森提乌斯向他身边的预言家请教，问他们看到了何种预示，是否能有利于他们取得胜利。第二天正是他的“dies imperii”（当权起始日），掌权六周年的纪念日典礼将会如期举行。毫无疑问，没有比此时此刻更不适合开战的时间了。

穿越过平原地区，君士坦丁和他的大军严阵以待，同时也在寻求神赐的吉兆。预言家和魔法师在马克森提乌斯的营帐里来来去去，让他身心俱疲，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平息他们带来的影响。在万神殿内，代表所有不同宗教神明的神职人员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用于占卜的动物内脏或是鸟儿飞行的轨迹，向马克森提乌斯保证他会顺利得到神的恩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对手也听到了神明同样的许诺。

置身于尘土飞扬的营帐中，周围是喧扰的军队生活，君士坦丁双膝跪地，念出了那能够改变历史的祷文。在日后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君士坦丁曾说自己当时抬头望着天空，企盼真正的上帝能够显露他的真容。令君士坦丁震惊不已的是，他看到一个由光芒组成的巨大十字架浮现在天空中，与过去他所崇拜的太阳的光辉交相辉映，显现出了“凭此神迹，助你征服”（IN HOC SIGNO VINCES）字样的铭文。君士坦丁为这奇景大大震撼，他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前进，但当夜晚来临时，这一切都在梦中得到了完美的解释。耶稣基督本人现出了真身，向他展现了同样的神迹，然后指引他将这个神迹作为自己的神圣护身符。一觉醒来，君士坦丁严格遵循基督旨意打造了新的旗帜，将传统的异教图腾替换为一个十字架标志，顶上是一个花冠和基督名字的两个首字母。将崭新的神圣旗帜作为护卫，君士坦丁的大军势如破竹，顺利取得了大捷。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迫退回罗马，但大多数人都在试图跨越米尔维安大桥时掉进河里淹死。在混乱之中，马克森提乌斯被沉重的盔甲武器压得不堪重负，也像他的诸多士兵一样，掉进了满是已死和垂死之人的河中。他的尸体在第二天被发现，并被打捞上岸，君士坦丁士气高昂地进入罗马城，将他的敌人的头颅高悬在矛尖之上。当他进入元老院议事厅时，元老院成员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而君士坦丁断然拒绝了为异教的胜利之神举行祭祀仪式。他宣称，暴君已经灭亡，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种自夸的言辞事实上比君士坦丁本人意识到的更具远见。虽然需要历经久远时日证明，米尔维安大桥战役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君士坦丁一方高擎着十字架和利剑，这场战争胜利的意义事实上远远大于简单地击败一个大敌——他将教会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对教会和国家双方而言，这不啻一柄双刃剑。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奇怪的是，尽管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君士坦丁却从未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自始至终，他并未真正理解这个他所接纳的宗教，最开始他似乎只是承认了耶稣基督在罗马众神的万神殿之中占据一席之地罢了。无敌太阳神和战神玛尔斯的形象继续镌刻在罗马帝国流通的钱币上达数年之久，君士坦丁也从未放弃他的古罗马宗教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即古老异教的最高祭司头衔。学术界已经花费了无数笔墨去争论这位皇帝是否真正彻底转变了信仰，但这样的推测并没有切中要害。君士坦丁真正伟大的智慧在于他不像前人戴克里先那样将基督教视为威胁，而是视为一种统一国家的策略。在那些决定性的关头，他的长远目光带来了成果，无论是真正改变信仰或仅仅是政治上的妥协，君士坦丁都为帝国和教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基督教的迫害彻底终止了。从此以后，曾经饱受压迫的信仰在帝国占据了支配地位。

异教的罗马元老院并不清楚是什么转变了他们新的征服者。他是一位旗帜鲜明的一神论者，但究竟信仰何种宗教还并未为人所知，因此，像任何时代的政治家一样，他们决定采用最稳妥的方式，为君士坦丁建造一座凯旋门，上面镌刻的铭文却语意模糊，只是提到了在大战中帮助他获胜的“神明”。君士坦丁本人对这种模糊的表达却非常满意，他在313年颁布了一道宽赦法令，正式将基督教合法化，但却没有将它定为帝国唯一的正统宗教。虽然基督教确实使他受益颇多，他的母亲海伦娜便是一位基督徒，他自己对太阳神的崇拜也使得星期日作为圣日而保留下来，但他本人对于成为一名传教士却并无兴趣。此时帝国的大部分国民依然是异教徒，君士坦丁也并不希望因为迫使人民改信一种新的宗教而离间君民关系。然而，他希望借助基督教支持他的帝国统治，就如同戴克里先借助异教信仰一样。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自己的仁慈统治，让帝国上下团结起来，而不会出于宗教狂热而影响这一目标。

然而，君士坦丁将自己描绘为宗教宽容的标杆人物，其中还有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原因。虽然他正忙着四处征服罗马，东部的皇帝李锡尼也在自己的疆土上获得了大胜，如今正对他大杀四方的邻居虎视眈眈。君士坦丁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害怕。不仅是因为李锡尼的东部领土更加富庶，人口也较西部更为稠密，而且因为基督教正是发源于此，自然对于支持一位转信基督教的领袖更有社会基础。11年来，双方勉强维持着和平，但李锡尼对君士坦丁的扩张欲望感到恐惧，而他的妄想症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他指责自己领土内的基督徒充当了君士坦丁的内应，并且试图镇压基督教，处死主教，焚烧教堂，戴克里先的宗教迫害重新开始了。

这位愚蠢的东罗马皇帝此举正给了他的大敌可乘之机。君士坦丁长久以来都在盼望着这样一个良机，他马上发动了突袭。大军直捣东罗马帝国内部，他逼迫李锡尼的大军退至赫勒斯滂海峡地区，将陷入混乱的李锡尼的海军彻底击溃。在几周的各自备战之后，双方于324年9月18日开战，地点在希腊殖民地拜占庭城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荫庇之下，君士坦丁取得了一场完美的全面胜利。

在五十二岁这一年，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他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头衔。在他取得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之后，他在自己的一长串名字前又加上了“最伟大的”，现在则又加上了“胜利的”修饰字眼。谦逊显然从来不是任何一位皇帝的美德，但君士坦丁是一位非常善于操控舆论宣传的聪明人，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提升自己的名望。这些本能为他带来了诸多好处，让他能够满足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同时为自己披上宽容忍让的外衣，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以人民对自己的拥戴作为伪装。他前去拯救自己的基督教人民，同时也并不伤害其他异教徒，永远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中立局面。既然现在已经不存在其他的异教徒敌人需要对付，君士坦丁也能够对基督教采取更加开放的支持态度。他的母亲海伦娜亲自前往圣地朝圣——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朝圣之旅——在沿途建造了许多旅店和医院以为后来的朝圣者提供方便。在伯利恒，即耶稣基督的诞生之地，她主持建造了主诞教堂；而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她奇迹般地发现了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在与皇帝哈德良建立的维纳斯神庙齐平的地方，海伦娜建立了圣墓教堂，里面建有空无一物的耶稣坟墓。

当母亲作为史上首位朝圣者四处奔忙时，君士坦丁开始了诸多改革，这些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内战的动乱将市场和农田严重破坏，底层劳动阶级纷纷四散奔逃，寻求更安全的藏身地，作为皇帝必须要通过强迫农民在土地上劳作来稳定局势。再深一步而言，君士坦丁将各个行业协会成员，从面包师到猪肉商人，控制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并且命令在家庭中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责。在更加稳定和富有的东方，这些法律几乎未曾实施，也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但在混乱、动荡的西部，这些法律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结果就是带来了封建制度的诞生和深度发展，在千年之后才得以终止。

在短短一段时间内，令人安心的稳定和平再次降临到这个动荡不安的帝国。农田丰收，市场重开，商业逐步繁荣。

君士坦丁所在意的并不仅限于让他的人民在物质上过上富裕的生活，随着帝国的财政状况逐步好转，他开始用谨慎的方式推行他的新信仰。异教的献身被禁止，以宗教为名义的淫乱和纵欲仪式也被定为非法，神庙的财产被充公，用来建造教堂。各种酷刑被废除，甚至连辩论赛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限制，因为这也同样算作争斗行为，只不过是选择了更为温和的方式。君士坦丁将整个帝国在他的最高统治之下紧密团结在一起，如今基督教在他的行动之下也同样完成了统一。

帝国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了高度统一，然而，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又开始对这一切产生威胁，要将帝国重新拉入分裂之中。这种异端邪说最初在埃及产生，一位名为阿里乌的神职人员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并非完全神圣，因此也没有唯一的圣父上帝那般全能。这样的传道在基督教的中心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是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直接否定，即耶稣便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但阿里乌是一位智慧的演说家，人们开始聚集起来听他讲道。教会对此完全手足无措，再次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零星的迫害活动依然存在，只是被迫转为暗中进行；教会权力被稀释，由本地各处的会众组成的松散联盟迅速遍及全国各地。作为圣彼得的继承者，罗马主教一直备受尊敬，但他也不具备实际的控制权，随着圣保罗的新约全书得到证实，不同的教会开始逐步根据他们的不同方向行事。因为不存在真正的等级制度，组织也比较松散，教会没有明确的方式去应对阿里乌的传教，不久争议就随之爆发了。

很显然，按照君士坦丁的军事化思考方式，他完全可以命令他能征善战的军队诉诸武力，平息争斗。但他却对这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形势了解不深，因此写信给身在埃及的主教，用一种毫不知情的天真口吻告知对方，这些宗教分歧是“无关紧要的”，并且让他们专心完成本职工作，确保彼此的和谐关系。显然，这种解决方式并不为人所接受，因此他决定采取一种更激进的解决措施。君士坦丁认为，基督教产生的问题是长期缺乏领导造成的。那些主教就好像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一样，总是争论不休，但却从来没办法达成一致，除非有什么东西威胁到他们才行。谢天谢地，奥古斯都已经为帝国解决了这种问题，允许元老院成员继续自由论战，但当事情需要归纳出一个定论的时候，就用权力来约束他们。现在挽救教会成了君士坦丁的使命。在他警惕的目光之下，教会需要达成一致，而且必须保证全国上下都遵守规则。

君士坦丁决定成立一个规模庞大的理事会，他邀请每一位主教前来出席会议，并且全部交通和住宿费用都由他来承担。当几百位牧师于325年5月20日到达尼西亚城时，皇帝让他们全体聚集到大教堂内，以一种呼吁全国上下统一的戏剧性口吻开始了会议。君士坦丁并不特别关心在这场辩论之中到底谁占上风，谁是最后赢家，他的目的在于寻找时机，倒向大多数人支持的那一派。尼西亚公会议起初讨论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争论的无非是异教徒施洗礼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约定正式的计算复活节日期的方式，然后才转向讨论那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比如，圣父和圣子两者间的关系。起初一切都顺利进行，但当进行到正式撰写信经的时候，双方都表示拒绝妥协，会议几乎要陷入彻底混乱。

会议中的主要问题在于选定的用于描述基督和圣父关系的希腊语词汇“homoiusios”（意为“本质相似”）。阿里乌派认为，三位一体中的这两者是相似，但绝不等同，其他主教则竭力反对他的观点。但很明显的是，阿里乌派的支持者只占少数，因此君士坦丁站到了另一方，并提出了解决方式。他去掉了这个词中的一个“i”，将它改写为“homousios”，即与圣父“同质”。阿里乌派因大众纷纷谴责他们的观点而感到十分不安，但有皇帝（及他的军队）在这里，他们也没办法公然表现出他们的反对情绪。阿里乌派的主教们开始感到踌躇不安，当君士坦丁向他们保证与圣父的“平等性”能够阐释为“神圣和神秘”的意义时，他们不得不表示服从。皇帝给了他们一条出路，将homousios按他们喜欢的方式阐释，之后阿里乌派便离开会议各自回到教区，以一种体面和具有尊严的方式结束了纷争。阿里乌本人则遭到谴责，他的著作被烧毁，基督教的统一性得以保全。

经过君士坦丁监督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并不仅仅是一部信仰宣言。对于基督徒而言，尼西亚信经成了基督教经典，规定了真正教会（东正教）和普世教会（天主教）的正统信仰。时至今日，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仍然在吟诵《尼西亚信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团结统一。在拜占庭帝国幸存发展的东方，尼西亚大公会议规定了世俗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主教有权决定教会内部事务，皇帝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君士坦丁作为教会有力的保护人，根除异教，引导信仰，避免了教会的分裂。他的继任者意图在不同程度上操纵统一的教会，但其中根深蒂固的规则却保持不变。皇帝的责任就是听从整个教会的声音；至于教会究竟讨论出了什么内容，那是主教需要决定的事情。

既然君士坦丁的敌人，不管是宗教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已经被彻底踩在脚下不得翻身，他决定为自己的功绩建立一座并不过度张扬的纪念碑。他已经将罗马城大加整修，为宏伟的大议事堂做了锦上添花的装饰，并将一座高达40英尺的自己的塑像放置其中。现在他又新建了许多教堂，在拉特兰山上买下一块土地，为教皇建造教堂。然而，在这辉煌的帝国统治中心罗马，四处仍然充满了异教的影子，简简单单的一层基督教外衣显然不足以起到震慑效果。此外，罗马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整个帝国也不再依靠罗马作为运转的中心。

罗马远离帝国的边境，很久以前就不再作为全国的实际首都，只有3世纪的那些在位时间极短的皇帝才偶尔踏足此地。戴克里先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此依然坚持根据实际行军需要迁都，他认为帝国的首都不应该只是固定的某一座城市，但皇帝也只是偶尔才采用这个办法。这只不过是把长久以来令人不快的真相大声宣扬出来罢了。不能离开动乱不断的边境过于遥远，因此皇帝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随着帝国的觉醒而掌握了权力。戴克里先自己在东部尼科美底亚的宫廷四处奔忙，仅有很少时间踏足这座永恒之城，他的改革措施也使罗马的地位下降，成了一座仅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城市。

君士坦丁决定给风雨飘摇的帝国带来新的根基，他开始酝酿一个全新的开始。不久后他（像往常一样）声称自己是遵从了神谕，到达了古城拜占庭，但很显然挑选地方并不需要什么神圣的预示。近一千年来，希腊殖民地都在东方与西方的边境之间相安无事。占据着最为优良的深水港，这座城市得以掌控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繁荣的贸易路线，从最北方运来琥珀和木材，从东方运来油料、粮食和香料。此处占据着三面环水的地势，可谓是拥有显著的天然屏障，因此近旁殖民地的建立者曾经遭到嘲笑，因为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这光辉卫城的绝佳地位。但对于君士坦丁而言，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越过拜占庭土地那平缓的斜坡，望见他与李锡尼对战的最终胜利之地，在那里他实现了毕生的梦想。若是要建造一座宏伟都城来纪念他的伟大功绩，那就再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了。

身边跟随着趋炎附势的朝臣，君士坦丁爬上了拜占庭的一座小山，他的目光掠过那些希腊的殖民地，希望把它们重建为世界的都城。这意味着此处不仅是另一座帝国的城市，还是地球上基督教的唯一中心、基督教世界的心脏。他已经选出了一个位置，那里有着七座小山，为的是模仿著名的罗马七座山峰，在这里并没有被异教传统束缚的过去，他可以建造“Nova Roma”即“新罗马”，围绕基督教的、东方的根基，重建帝国的荣耀。

在一个人短短的一生中渴望建造这样一座都城，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骄傲自大。毕竟，罗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罗慕路斯当时并不具备君士坦丁这样丰富的资源。皇帝是整个世俗世界的主宰，而且他决心将天堂与人间融为一体，打造绝无仅有的杰作。工匠和材料从帝国的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城市仿佛一夜之间就拔地而起。斜坡被青草覆盖，上面盖起了浴室，耸立着廊柱，四处坐落着学院和广场，甚至还有壮阔的宫殿和巨大的竞技场。元老院内希望与权力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的成员们被东方的新城市所诱惑，这对他们而言是新的巨大机遇，他们内心充满了荣耀，迁到了新修建的精美豪华的元老院议事厅。不光是富裕阶级，君士坦丁堡作为一座全新的城市，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贵族政治所束缚，因此很容易就会引起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聚集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穷人都可以得到社会公共补助，这里有足够的免费粮食能够养活超过20万的居民。公共贮水设备能够提供足够的水源，众多的港口供应新鲜的鱼类，宽阔的大道四通八达，点缀着精巧美丽的雕塑，连通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座城市蕴含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虽然新罗马是一座年轻、繁荣的城市，它仍然具有古老的传统根基。著名的蛇形柱是为了纪念公元前479年希腊在特尔斐古城对波斯的胜利，一座来自卡纳克神庙的埃及方尖碑在此处的跑马场建立，广场上也竖立起了名人的塑像，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他们赋予了这座城市一种历史的庄严之感，根植于熟悉的历史传统之中，并且（像君士坦丁希望的那样）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荣耀。城市建成的速度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仅仅过了6年时间，已经大体落成。

皇帝已经为这座新城市的人民提供了物质上的恩惠，现在他认为人民也同样应该享有精神生活的富足。他派出官方队伍去视察人民如何娱乐庆祝，赞助赛马场中的战车比赛，并赐予观众衣物和钱财。围观的大众在很多场合都能够受到款待，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叫人吃惊不已。身材健美的体操运动者从野兽的身上一跃而过，或是从悬挂在高空的细绳上走过，让围观人群提心吊胆，被激怒的巨熊互相搏斗，还有披红挂绿的演员表演生动的哑剧或是演唱俚俗的歌曲。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元老院成员和高官们十分满意，他们挤满了大理石的座位，这里距离场地中的轨道最近，能够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平民大众打成一片，在市中心广场新建好的宽敞的公共浴室中，皇帝露面了。当然，最富有的阶层在他们的豪华寓所里拥有自己的私人浴场，其高档住宅不断在连接梅塞大道——新罗马的中心主干道——的几座凯旋门之间扩张。但即使是他们，也要为君士坦丁建造的绝对豪华精美的公共建筑赞叹不已。

帝国的新罗马城在330年5月11日正式宣告落成，虽然君士坦丁亲自将它命名为新罗马，但这座城市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依然是为纪念君士坦丁而定下的“君士坦丁堡”。只有已知世界的主宰者才有能力举行这样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庆祝活动，并且这种活动随着异教和基督教的奇特融合达到了最高潮。身旁是众多牧师和占星师前呼后拥，刚刚宣称自己为基督教保卫者的君士坦丁来到了广场的正中心，在巨大的纪念柱之前停下脚步，这宏伟的建筑是为了赞颂他而竖立的。在高耸的柱石顶端是一座从阿波罗神庙运来的黄金雕像，而且仿造君士坦丁的外貌进行了重新塑造。周围围绕的是七道光线组成的光环（有流言称其中用到的材料有曾经拿来施加酷刑的钉子），这宏伟的建筑物雄赳赳地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未来。在纪念柱下，皇帝主持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将新落成的城市敬献给神明，祭献的过程中用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异教和基督教的圣物。在由占星师占卜得出的时刻，这些圣物被放置在巨大的从埃及运来的斑岩鼓中，埋藏在纪念柱之下。这里有雅典娜神圣的披风、挪亚用来建造方舟的斧头，以及耶稣基督行著名神迹——用五个面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名信众时用来盛放剩余食物的篮子，这些五花八门、互不相干的圣物被埋藏于此长达数个世纪。自然，从心底而言，君士坦丁更加倾向于两面下注，更加稳妥。

在他余下的统治时间里，君士坦丁努力维持着政治和宗教上的和谐统一 。在他的有力控制之下，帝国重新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残酷无情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暴君统治了。因为忌惮自己广受欢迎的长子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指控他意图引诱自己的继母福斯塔。克里斯普斯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君士坦丁便下令处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然后决定用酷刑处死福斯塔，把她扔在浴池里活活烫死。为了将帝国牢牢掌控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君士坦丁的手上已经沾染了太多的鲜血，他无法容忍任何敌人的存在，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家庭内部。

当涉及处理教会的问题时，君士坦丁杀伐决断的态度却消失不见了。他为自己的理论推测而烦恼，而且他唯一在意的只是基督教在自己的统治下保持统一，这就导致了一个坏习惯，也就是总选择站在多数人支持的那一边。

教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召开会议可以拟定教规，但却无法改变那些组成教会、参与会议的普通教众的内心想法，即使像尼西亚会议那样意义深远的会议，也无从解决这一问题。阿里乌及追随他的那些主教已经被打上了异端的烙印，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优秀演说家，在东罗马得到了非常热烈的支持，在那里不断有人选择归入他的教派。一位新的主教——达修，主流教派的胜利者——被派来引导阿里乌的埃及会众，但人们仍然继续选择跟从阿里乌的训示。如果君士坦丁早能够坚定地遵循尼西亚公会议的决定，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有了上层的强硬领导，阿里乌派或许早早地就会销声匿迹，但君士坦丁决定既然公众支持阿里乌，那么他就转而站到阿里乌派一方，开始指责达修。当达修来到君士坦丁堡，为自己辩护时，皇帝为他的雄辩之才深深折服，结果又一次转变了想法，开始指责阿里乌。这一次，亚历山大城的人民不得不为之深深烦恼，怀疑这两个人究竟哪一位才应该是他们的主教。

事态变得每况愈下。阿里乌竭尽全力去忽视自己已经遭到罢免的现实，开始主持修建自己的教堂，令人尴尬的是，数量极其庞大的亚历山大人选择了支持他。君士坦丁采取的措施是对这些人征税，使他们屈服，因此宣布任何选择信奉阿里乌派的人必须上缴数额更高的税款。但这个措施显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以后朝廷中的阿里乌派成员就开始议论皇帝的摇摆不定及一次次地改变主意。事情发展的势头已经很明显，达修被免职，并遭到流放。由于君士坦丁的优柔寡断，情况现在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混乱，并且持续恶化，即使在阿里乌本人去世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好转。

君士坦丁对于处理繁杂的宗教问题没有什么耐心，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考虑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他的青年时代，当遭遇李锡尼的威胁之时，基督徒纷纷聚集到他麾下，或许现在就是用另一场战争让教会回归正轨的时候了。君士坦丁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对手，他的目光落到了波斯国王的身上，这也是罗马帝国最青睐的敌人。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刚刚入侵亚美尼亚，所以现在掀起一场战争，征服敌人，让那些崇拜火神的波斯人领略基督的教化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罗马和波斯两个帝国之间确实没有什么交情可言，沙普尔二世对此心知肚明。曾经罗马皇帝被风干的尸首还悬挂在波斯神庙之上，被缴获的罗马束棒也点缀着帝国的高墙。是时候对敌人的羞辱展开复仇了。君士坦丁集结大军，在337年的复活节之后开始进军，但最远只到达了赫利奥波利斯（现代的赫塞克地区），这座城市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在这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继续行军了。附近的温泉水也无法令他好转，当他到达尼科美底亚的郊外时，这位皇帝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了。

君士坦丁总是能采用安全的策略处理宗教问题，他曾经推迟了自己的洗礼，认为在人生最终的献祭中洗涤罪恶，才能够让他带着清白之身被上帝选定，升入天堂。现在，他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因此放下了帝国的皇权，穿上新基督徒的白色长袍。在尼西亚的各个教派之间经过一番举棋不定之后，他选择了阿里乌派的主教优西比乌为他施行洗礼。短短几天之后的5月22日，第一位基督徒皇帝驾崩了。

即使是面对死亡，他也要炫耀一番自己的丰功伟绩。君士坦丁为自己选定的称谓是“与圣使徒同等”，虽然他内心认为自己比他们更高一等。他的葬礼也体现了这位皇帝对自身的看法。他没有采取罗马传统的火葬，而是选择躺在精美的石棺里，被安放在君士坦丁堡由他自己主持建造的恢宏的圣使徒教堂内。安放在周围的是12口空棺，每一口代表着一位门徒，而他自己作为神圣的代表被安置在正中央。这也可谓是君士坦丁最终的宣传手段，将他的残酷和机会主义的策略作为庄严的神授使命的最后演出展现出来。尽管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妻子和长子，他仍然像一位圣徒一样备受尊敬——对于一位被奉为异教神明，同时接受了异教洗礼的皇帝而言，确实是了不起的功绩。

除了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对历史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君士坦丁让一个乱象丛生的帝国和一种四分五裂的宗教重新恢复秩序，让它们得到良好的发展。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限，导致基督教内部派别分裂日益严重，但他对这种信仰的接纳引发了一场文明的地震，最终导致社会发生了彻底而持久的改变。在西部，他打下了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根基，让农民的劳作成为世袭制度，而在东方，他宣称信仰的宗教成了帝国之间的纽带，此后的一千年依然如此。他建立的这座城市适时地发展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壁垒，为当时尚未发展的欧洲无数次阻挡住了入侵者的进攻。

在君士坦丁去世时，由戴克里先时代开始的转变日臻成熟，古老的罗马帝国开始消逝。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都城是以拉丁模式建造完成的，它的官僚机构和城市规划反映了旧日罗马的特点，但在这东部的海岸上，新罗马已经发生了转变。希腊化的、基督教的文化开始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