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和人民民主政权之下，绘画被有计划地摧毁的那些日子里，你以你的名义表达了对斯大林政权的赞美……你的分量毋庸置疑，你带走了东欧那些不希望屈服于荒谬的人民的希望没人知道来自你的一。个明确的抗议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比如，反对拉依克的审判。如果你的支持能够助长恐怖，你的义愤同样举足轻重。

——切斯瓦夫·米沃什（致巴勃罗·毕加索的公开信，1956）

与“二战”以后法国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殊身份相伴而来的，是它的特殊责任。这一特权（或者重担）为法国人和外来者所熟知，尽管在描述上会有细微的差别。对于巴黎的文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责任和权利——为人类代言、对人类的状况发表看法，以及即便是在明显地讨论地域性论题时，也能让人理解。对于外来者，这意味着巴黎所做的选择或是拒绝将会产生一种影响力，并且在远方某处得到回应，它会被远比其他共同体中的读者更加伟大的受众阅读、引证，甚至是错误地引用。这些视角的不对称产生出了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法国人既不受政治约束的限制，又不用顾忌文化的谦逊，这就催生了一整套独特的混合了政治紧迫性和道德微妙性的词汇。战后10年法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不需要为其行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让人联想起一个缺少历史重力的共同体。但是对于他们的读者，尤其是维也纳以东的格外专注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每一个词都极有分量。

对于欧洲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来说，法国长久以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尽管英国在19世纪是最安全的流放地，为从马克思到科苏特这些落败的反叛者提供了安全的庇护，但法国仍然是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的天然家园。通过住在法国并向法国人民亲述他们的经历，海涅、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马志尼（Mazzini）和赫尔岑（Herzen）那样的文人让他们的事业为更多人所知，并且借由欧洲通用语言的中介，这些事业拥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法国大革命的特殊重要性赋予了法国中心地位——这是欧洲旧制度业已确定的特点——这是另一个维度，而闪闪发光的19世纪巴黎的雅致，更频添了它的光彩。

也许有人会认为，法国的这一特殊地位会随着德国的崛起、法国的相对衰落（1914年前后）以及欧洲大陆上旧有的帝国核心地带上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受到削弱。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如今各有关切，他们不需要借助巴黎这个舞台就能吸引世界的目光，并且，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视野也可以通过柏林和维也纳得到极大的扩展，巴黎不再是首选之地。然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民主在大多数中欧和南欧国家的陨落，人们将关注的视角再一次投向了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它再一次因为众多欧洲的知识分子、政治流亡者和移居者的到来而沸腾起来。对于那些尚未被迫背井离乡的欧洲人来说，法国的文化生活同样明显地充满了诱惑：随着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以及一年以后维也纳的天主教徒的政变，捷克的结构主义者、奥地利的逻辑学家以及德国的美学家很自然地就转向了巴黎，巴黎显然成了某种现代思想的交换所。

那些适用于专家的，也同样适用于政客，尤其是那些极左人士。数以千计的年轻的中欧共产党人在巴黎集结，要么直接前往，要么跟随作战的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短暂停留后再前往。安娜·洛松齐（Anna Losonczy）的父亲（匈牙利1956年之后的镇压的牺牲品）在大战前夕返回匈牙利前曾在贝桑松学习过一年。弗拉多·克莱门蒂斯（Vlado Clementis）在战争前夕是努瓦耶尔（靠近朗斯）的法国总工会的活跃分子；阿图尔·伦敦，1952年斯兰斯基案中受牵连的受害者，是数百位通过为西班牙服务参与法国的抵抗运动的捷克、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拉佐·霍尔多什（Laco Holdos）从佛朗哥的监狱到了法国的拘留所，而后又作为被驱逐出境的反抗者从那里到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在那以后，他回到了他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共产党的恐怖的牺牲品在那里的监狱里度过了50年代。他的轨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但却不是典型的。

即便是在西欧的民主重建完成、共产主义在东欧站稳脚跟之后，法国也没有丧失其特殊地位。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流亡人士，都想方设法来到巴黎，并选择用法国和法国知识分子媒介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讨论他们的处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持异见的以及被流放的东欧知识分子将会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刺激和塑形法国对苏联地区的事件的反应。只是在四五十年代，他们的影响力无疑是暗淡的，只限于边缘地带，并且明显地被当时的主流文化圈所忽略。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好奇的疑问。如果像米沃什、伊利亚德及其同代人那样的文人如此难以就共产党实验的恶意影响问题说服或者影响他们的法国同代人，为何他们还要坚持这么做呢？在英国或者美国，这些人总是不缺少潜在的、更加容易产生共鸣的读者，正如法国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样。既然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来自东欧的声音，那么，为何法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能够成为偏爱的关注点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抓住欧洲知识分子史的群体生态学中的某些关键部分。当来自波兰或匈牙利的知识分子试图向西方阐明为何文化的生存在他们的国家会如此重要，为何诗或音乐会如此重要以及为何知识分子会同时在其民族文化中如此生死攸关而又易受伤害时，只有在法国，他们才能找到或者有希望找到直接的同情和理解。因而，法国对于东欧知识分子的磁力超越了流亡、抵抗或者拉丁区的手足之情（以罗马尼亚为例）；在巴黎，异见的思想家对周围的环境感到熟悉。故而，很自然地，半个欧洲的知识圈都会受到巴黎文化生活这一发光体的吸引——并且，极为关注他们的发声所得到的回应或者沉默。

法国知识分子对于布拉格、布达佩斯或者华沙的同辈人所遭受的痛苦的普遍漠视是一种特殊疼痛的根源，这不仅是由于接踵而至的忽视和孤立感，而且因为，法国跟别处一样，将一出地方戏搬上了世界性的登记簿，而中东欧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或者非共产党员）自身才刚刚参与其中。这部分欧洲的知识圈形成于战时，同法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有着类似的紧迫感和热情。外国的占领、抵抗运动和之后的光复都存在着模棱两可性，这一点与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情况并无二致，并且最初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对于共产党人的让步，同样也反映了在巴黎或罗马发生的事实（即使不具什么比较的价值）。毕竟，米沃什的“波斯皇帝”（ketman）是波兰人。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合理化那些无法解释的，以及避开那些令人生厌的事物的能力，由于德国的占领，已经在那部分的欧洲得到了充分的练习，并且在布拉格或者布达佩斯也有这样一些人，在目睹了斯大林的受害者之后选择了自我宽慰，还提出了如萨特、穆尼埃或者布尔代所熟悉的论据。然而，在共产主义国家，逮捕、监禁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种被用作镇痛剂的想法，用来帮助那些良心不安的人们抚慰他们的记忆。而对于巴黎那些犯下同样错误的人们，这样的借口却无处可寻。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不对称问题。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已熟知法国，就好像他们熟知德国、英国或意大利一样。西欧的文化是一种欧洲的文化，西欧的政治史是欧洲大陆历史的主干，而其余部分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纪念物却被遮蔽于视线之外。东欧的知识分子将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更不用提罗伯斯庇尔、布朗基和克列孟梭）看作是他们自身的文化包裹中的一部分；但是反之却从来不是如此，并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其次，东欧在文化和民族上的边缘地位是一个令人不快但可被接受的真相。只要来自维尔纽斯、里沃夫、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诗人、音乐家、小说家和哲学家能够进入法国的世界，他们就能够原谅巴黎的知识分子未能对他们做出类似回馈的行为。这正是对1945年之后状况的精准描述，法国人关闭了知识分子的边域之城。普遍的知识分子共同体被重新定义，驱逐了那些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包括赞同它的和反对它的。东欧的文人也能理解这一点——正如上述所说，他们自己最开始也禁不住做出了类似的区分。但是他们不能原谅和无法解释的是，法国人并未看到他们——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现在所明白的一切。对于作为欧洲另一半的东部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遭到了双重驱逐：被共产党人剥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而后，其所信任的护卫者又禁止其进入欧洲的文化世界。

从此之后，东欧的知识分子在谈到法国或跟法国对话的时候，总是带着怨恨、愤怒、悲伤的调子。其程度正如当年他们执着于努力获得前者的注意那般。这些调调部分可归因于对战前的政治背叛的记忆——爱德华·贝奈斯（Edouard Beneš）在1938年10月就宣布了，“以历史的观点看，我最大的错误便在于对法国效忠”。但是从本质上，这大部分还是要归因于米沃什早在1951年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所说的：“受挫的爱”的并发症。正是由于西欧对它的东部邻居的漠然，这种受伤感和痛心的讶异才会产生。米尔恰·伊利亚德在1952年这样写到，难道欧洲没有意识到，她被锯掉了一块肉？“对于……所有这些在欧洲的国家而言，所有这些属于欧洲共同体的人民而言。”这一申诉是说给“欧洲”听的，但其预期的听众明白无疑地就是法国。许多年之后，米兰·昆德拉表达了几乎相同的看法：

长久以来，直至今日，欧洲的中枢神经——巴黎的意义仍不止于法国的首都。遗憾的是一，我认为它是个消失了的世界的无处可觅的首都。

不亚于1/3个世纪以前的米沃什，昆德拉的宣告也是以“许多失望与一点儿剩余的希望”为标志的。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51年的抱怨与米兰·昆德拉发表于1984年的哀叹，在语气和措辞上令人好奇的相似性，指向了一种法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东部同行间值得注意的关系上的连续性。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1956年之后，情况更糟了。直到那时，法国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基本上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人民民主政权之下的异见者和流亡者，尽管他们也用这些词汇表达着立场相反的观点。两边（事实上是各方）都沉迷于解决共产主义的难题，并以此为依据讨论着人类的未来。即便是反共产主义的团体也认真思量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报之以带有批评分析的恭维。东欧被提上了每个人的议程，即便又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在有关斯大林主义、劳改营和审判秀的论辩中，历史虽然让他们处境各异，但它仍是连接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的最普遍的交换意见的媒介。如果他们的道德讯息未能得到西方的理解，中东欧的知识分子至少还能够因为处于其对手的意识中心而得到某种安慰。

然而，在1956年之后，随着斯大林名声的败坏以及对匈牙利的占领，共产主义，连同马克思主义语汇和范畴的公信力，在中欧知识分子圈的想象中都失去了吸引力。起初是英勇无畏，而后是毁灭，如今，它成了低效、腐败和贫瘠的极权主义力量的压抑的、惯常的形态。柯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那样的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放弃了从内部向政权建言的努力，让政权的理论家听天由命于他们自己的奥威尔式的工具。这一过程在各处以不同的速度展开着，波兰是最为迅速的，捷克斯洛伐克则缓步进行；要解释这一点，就需要考察每个国家最初的狂热和恐怖的程度。随着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沙条约》的订立，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想本身都失去了在往昔的东欧左翼知识分子圈中的最后立足点；它留下的，是一片犬儒主义的不毛之地；后者最终会慢慢地被新一代的反对者所占领，而他们的论证依据不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对人权和法治国家的诉求。

然而，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事情却转向了另一面。在那里，共产主义同样开始失去了对乌托邦想象的控制，它的吸引力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揭露以及在布达佩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坦克的破坏。但是在西方眼中，俄国共产主义魅力的减退，并没有带来马克思主义地位的下降，也没有使得战后左派失去对承载其梦想的激进词汇的偏好。东欧和西欧因而突然开始分道扬镳，以杜布切克1968年的改革为转折，“布拉格之春”受到了来自某一部分的法国左翼的不理解的甚至是敌视的回应。除此之外，法国或者西方知识分子也并未关注杜布切克失势之后的“局势正常化”；只是在1974年以后，出于自身与苏维埃阵营的事件进程不太相干的原因，巴黎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才再一次集体东望；这一次，如果不是带着理解的话，就是带着少许的同情。

因而，1956年至1974年这段时间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错失的机会。从一个共同的前提出发——1956年11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共产主义对一切激进想象的统领终结了——他们并没有更加走近他们在东欧的读者，反而渐行渐远了，直至与其国际选区中的大部分信众失去了联系。因此，1956年，法国知识分子本可以重申他们在东欧和西欧的领导地位时，他们和大多数欧洲余下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各奔了东西。到1963年，萨特到访布拉格，并且向一些惊讶的、已准备着手助推1968年的改革的捷克学生和知识分子赞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时候，这种断裂就彻底完成了。

要理解为何1956年至1974年代表了一个机会的错失，我们必须更加细致地考察法国进步知识分子同共产主义的承诺相决裂的方式，以及他们转而朝向一个非欧洲的世界，朝向第三世界的原因。要说清究竟在哪个时刻共产主义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是不容易的。在个人选择层面，这样的幡然醒悟可横跨1918年至1989年。但有一点是没什么疑问的，即在斯大林的逝世、柏林的起义、铁托的再度崛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最终入侵匈牙利之间，欧洲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总体上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1955年，总是作为敏锐的观察家出现的雷蒙·阿隆指出了极权主义的魅力的衰落——它或许还能对已被诱惑的人施加影响，但却很难再找到新的共鸣者了。既然政治的或是其他方面的诱惑取决于其建立信念和吸引力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共产主义自己丧失了信心，这一点可追溯至斯大林的去世和纳吉·伊姆雷的下台。在法国，这恰好在时间上又与一个新产生的、与之不相关的去殖民化的问题重合了。

我们已经有机会指出，对北非三国及其他地方发展的关注早在1947年就在加缪和布尔代的《战斗报》中得到了表达。《摩登时代》自1950年起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那段时间，《精神》上也偶有零星的文章。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1953年发生在摩洛哥的血腥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奠边府战役的灾难才真正将法国的殖民地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举例来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责怪自己早先过分执着于对共产党和人民共和运动（MRP）的支持，而忽视了马达加斯加的纷争和非洲的发展。然而摩洛哥政变改变了这一切——“从那时起，我投身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北非的事态硬生生将莫里亚克的注意力从共产党所面临的危机那里拉了过来；在此前的7年里，后者几乎占据了他所有政治论述的主题。对于其他人而言，事情是以倒序的方式发生的：1956年，他们感到不再需要以法共和莫斯科为依据来界定他们的行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向了阿尔及利亚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居伊·摩勒（Guy Mollet）在政策上的大转变、苏伊士的屈辱以及法国军队的行动所造成的道德困境。

不论后续如何，这种关注点的转变所造成的结果便是，法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注意力从苏联及其东欧的卫星国转向了殖民地危机。对于殖民地状况的新兴趣，实际上是在一个方便的时候，将视线从共产主义上挪开；指出这一点并不会削弱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意义，也不会影响对被捕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分子遭受酷刑而引起的道德危机的关注。1956年之后，任何关于共产主义意义的严肃论辩不仅必然会给那些曾经维护斯大林的行径或为其正名的人带来某些自我反省的麻烦，而且论辩本身也不得不面对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和语汇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以及法共政党合法性的问题，而彼时，马克思主义仍然代表了法国左翼政治的主导力量。然而，在第四共和国衰败的那几个月中，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过去的和现在的）被放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紧迫和显然的内战萌芽问题。

殖民地问题的吸引力部分在于，相较于与共产主义相关的复杂难懂，它似乎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道德选择的问题。激进政治、公共介入和心安理得，这一切都看似指向了一个殖民国家行为的对立面，尽管阿尔及利亚的特殊地位使得极端的解决方案——独立——令在其他方面用心良苦的加缪不那么愉快。回顾过去，浮出水面的模棱两可性（民族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口角、令人生疑的公开鼓吹军事违抗的智慧，以及其他），赋予了1954年至1962年的斗争和结盟以一种它们从未有过的简单和单方面的意义，而这却被那时的许多人所忽略。此外，阿尔及利亚特殊的象征性地位、国内政治迫近的危机和即将到来的去殖民化的斗争的先兆，成了介入的知识分子逃离共产主义的纠葛的一个理想出口。参与到法国在北非问题上的热火朝天的讨论中，就立刻将国家的关注点过渡到了一种全新的国际主义，这与众不同而又令人满意。

插在1945年至1956年间的亲共产主义和标志着60年代的支持第三世界主义之间的阿尔及利亚插曲，对弗朗索瓦·傅勒对这一事件的考究的包装提出了质疑：“生活的秘密不再被埋葬于比扬古，而需要到‘忧郁的热带’去寻找。”在静静地抛弃“工人阶级的政党”和不加批判地拥护第三世界农民的激进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间，被流逝的时光和法共未能与其知识分子支持者并驾齐驱的失败所填充。阿尔及利亚插曲的一个重要的副作用，便是揭示了法共在面对动员的挑战和引导在这一问题上的异议时的无能。共产党人不愿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一个清晰和激进的立场，这迫使那些之前赞同他们的知识分子去寻求替代性标准，将法共及其所代言的工人选民替换成世界上的土著和有色民族；对于他们而言，知识分子无须通过政党便能为其发声。这一过程可从1960年至1961年的《摩登时代》中一窥究竟，与此同时，萨特和德·波伏瓦在1960年春访问古巴，此前的几个月萨特还为法农的《大地的卑污》（Les Damnés de la terre））作了一个著名的序，那时还有很多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克洛德·罗阿对中国的兴趣，他提到过，这是出于逃离斯大林主义的“恶臭”的愿望。按照各自的顺序，罗阿和比他更年轻一些的同代人从阿尔及利亚到了古巴，从那里去了中国、维也纳、哥伦比亚；在某些情况下，还到访了巴勒斯坦。

逃离欧洲是他们共同的主题，有些时候，这种逃离是字面上的。无论支持第三世界主义是否表达了一种同正在崛起的与非欧洲的世界相连的愿望，或者更加激进地，表现了对欧洲价值的否定和对发生在中国或者哥伦比亚的反智恐怖的目标和实践的有意识的采纳（远远地），它同样也反映了一种拒绝面对欧洲共产主义故事在法国或者别处被续写的态度。至于它是否同样在法国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导致了一种方向的变换则是另一回事了。第三世界主义要求知识分子对恐怖或者迫害视而不见，就这一点而言，很难说它同四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同路人所付出的代价有什么差别；50年代早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曾发生过一场“文化革命”，当时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被驱逐出他们在城市的家园，并被强制送往乡村，在1970年，历史将会重演。如果说两者间有什么差别的话：为了承受来自东欧的动荡的消息，否认、操控和美化它就是必须的。然而，至于第三世界，许多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明确地自豪于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有关暴力、迫害和贫困的消息；总的来说，为非欧洲人的痛苦辩护会少些掩饰和自欺。

在1956年，发生改变的与其说是效忠的对象，不如说是氛围。对共产主义的疑问并没有得到关注，更不用说解决了：它只是被遗弃了。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非欧洲世界的革命诉求把它们自己弄得精疲力竭，知识分子才重新开始关注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经久不衰的大陆另一边的共产主义遗产又被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直到那时，并且也只是部分地，人们重启并着手1956年的议程。对农民革命的乌托邦的幡然醒悟，和以往激进圈子中的第一波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说明了这一点。

有时，有人会说，阿尔及利亚的危机确实是一个转折（并且1956年至1958那几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将未经受过德占时期以及之后那些年的创伤的新一代带入了历史的舞台，因而后者能够实现法国知识分子关注点的真正转移。同许多最近的基于代际范畴的法国文化生活的人物研究一样，这要么是自明的——紧随其后的追随者很自然地就将一套新的关注和经历推到了显要处——要么就是很难得到解释。毕竟，阿尔及利亚那代人之前就已经有过几代新人；50年代早期围绕在罗歇·尼米耶周围的“轻骑兵”通过诉诸一种非政治的虚无主义，怀疑所有的权威和承诺，以反对那时的占主导的抵抗主义。为何同样是关注新出现的却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议题，那时他们的做法却不能被看作是变革？就其出现的时机及其事业的道德明澈性而言，“阿尔及利亚一代”也许是幸运的，但认为它是一个主要的转折点就不免有些过了。同前一代的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一样，因为殖民危机而萌发政治意识的人们，感兴趣于提出如下的主张，即1956年之后确实发生了一些什么，但是接下来几年的证据却暗示了并非如此。至多，我们可以说，当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回想起他们自身的轨迹，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从这一年开始追溯他们自身的幻想或幻想的幻灭。但是，充分的理由并不总意味着好的历史。

要理解1956年在法国政治文化中及在法国和欧洲其他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中的意义，也许更有益的，不是询问发生改变的是什么，而是去问一成不变的是什么。首先，战后知识分子不妥协的自信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安然度过了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那些年。若不是因为如此，蛮荒之地的第三世界主义和6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任何交集。他们是人类的良心这一观念背后的值得注意的道德自信，继续体现于萨特及其朋友身上，甚至还波及到了阿尔及利亚那一代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于后者而言，在当时，宣扬反法国的立场可以被看作是战后那10年的反西方词汇的变体和继承；一般来说，对酷刑、阿拉伯人的权利或者殖民地人民的问题采取坚定的立场，就能够以一种无须忍受良心谴责的事业为旗号，无所顾忌地反对法国。

这并非雷蒙·阿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或其后来者的立场，他们及时地停止了宣扬叛乱或法国的挫败。但那些1960年在“121人请愿书”上签名、鼓励士兵拒绝拿起武器对抗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的人当中，我们发现的不仅有可以料到的萨特、德·波伏瓦、朗兹曼（Lanzmann）、克罗德·罗阿、玛格丽特·杜拉斯和韦科尔，还有皮埃尔·维达-纳凯（Pierre Vidal-Nacquet）和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更不用说迪奥尼·马斯科罗和安德烈·布勒东了。阿尔及利亚的纷争同样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法国如今成了侵略者，以更高的法国利益为名义镇压本土民众的合法权利和主张，那么迄今为止与该民族相连的普遍价值还剩多少？1958年，作为一个法国的爱国者，就意味着同战后法国自称所代表的人类解放的目标为敌。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阿尔及利亚，远未构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反而有助于缓和从之前所青睐的“某种法国理念”的“普救说”过渡到别处的过程。解放和革命的语言，如今从民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同一种最为异域的视角相结合，自由地得到运用。对所有人来说，这场闹剧体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的历险之后，带着一个全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关注点以及无须承认就已得到洗清的早年的罪恶，他们就能重返历史竞技场。这样一来，作为复兴和重生的对象，对异国土地所表现出的、能够实现知识分子自身梦想的“让步”（加缪语）就能被遗忘了。

阿尔及利亚的插曲和随之而来的国内的宪法危机，同样有助于强调法国知识分子图景中的另一个长期存在的特点。那便是知识分子同政治文化和那些年国家所经历的社会变革的彻底疏离。1956年或许因其在共产主义历史上的象征性地位而最为人所知，但它又恰逢法国所经历过的最为彻底和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当口。早几年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现代化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正在全速进行；令人惊讶的人口剧增正考验着各种教育机构，且很快将在大学阶段得到引爆；法国的经济，连同它的外交，即将不可遏制地同西欧的其他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不仅未能解释或者预计到这些发展，还忽视了它们的存在。那些年众多知识分子的与世隔绝与自我孤立引人瞩目，他们继续按照60年代甚至更早时候的方式生活，就好像国内外从未发生过什么改变。弗朗索瓦·布里科极好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在描写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及其对1956—1962年的回忆时，他评论道：

我们惊讶于那些年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名流对时局的疏离。法国推开了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反叛者，他们感觉像个局外人。

因而，并不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的大众记忆中，从共产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之后，很少有人曾认真思考斯大林主义插曲的意义。与此相反——大多数人借机远离了共产主义，他们不是脱离了党派，就是断绝了对它的支持（对非党员来说），他们只是轻舒了一口气，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如果《精神》在其1956年12月刊发的社论是在号召，“我们应该重返旧地，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源起和原则中找到其根源”，那么，这个建议并未得到响应。同一个作者继续评论道，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叛者将我们从一个令人窒息的怀抱中解放了出来（原来如此）：“我们共同的囚禁走到了终点”；随即波兰和匈牙利人民需要自行寻找工具，刚刚被释放出来的《精神》的读者们需要望向新鲜的原野。

这一洞见发表于布达佩斯事件几周之后，但大多数类似的看法都是私下表达的。有理由宣称曾冒着生命危险而非仅仅承受了良心上的不安的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许多年之后承认了这一点：

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我们曾在那样一种精神分裂的信仰的冷光中，曾在道德良心和智力良心二分的反常和阉割的状态中生活。秘密报告释放了我们，至少它给了我们从精神失常和理性的沉睡中逃离出来的机会。

即便如此，如果法共没有如此愚蠢地拒绝所有的论辩，否认所有的包括苏联人自己揭露出来的证据，仍然会有一些人选择留在遮蔽之中。所有怀有好意的男女在那些年都与信念断绝了关系，意大利的例子破坏了这种令人欣慰的假象；通过承认和公开讨论赫鲁晓夫的揭露，意大利共产党试图维护一些它在国内的信任度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而法共则并未就恢复或者保留一些对它的群体的效忠而做出哪怕一点儿努力。它并不长于此道，这道出了法国共产主义的本质，它也因此失去了之前的追随者和亲共者的信任。

同共产主义的决裂，对很多人来说仅仅意味着承认一种他们已经默认且已令他们窒息了一段时间的分离的状态，而这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偏好造成影响；后者套用萨特的话来说，是“我们时代的终极哲学”。法国知识分子继续取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管斯大林时代的缺陷和罪恶的病理是否可归诸这个人，政党路线的错误是否可以避免，很少有人质问社会主义所承诺的高等教育和更公正有效的物资分配主张。这同样也是一个批评性评价的禁区，因为马克思主义预设了一种对未来的持续信仰，阻止了对乌托邦视角的完全和最终的放弃。因而，一些比如《论辩》（Arguments）那样的新杂志，还有一些像《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那样的老杂志，将它们对苏联的批判严格限定于或是唱衰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心神不宁地表达一种道德上的厌恶，这在逻辑上同批评家自身的分析性的历史主义语言并不相称。

因而，皮埃尔·埃马纽埃尔在事件最激烈的时候做出的论断错了；他认为，1956年代表了“理想的人”的终结，以及“黄金时代的责任”的兴起。所兴起的，只是一片政治幻想的氤氲；而打造它们的假设，集体改善的醉人的愿景，否定乌托邦计划的益处，并未受到削弱。相信这样的计划能够很快重新提上日程，这不但表明了1956年的事件所造成的有限的影响，而且也使得许多之前放弃共产主义的人们不仅没有感到后悔，还有了最透彻的觉醒。在1946至1956年间受到欺骗的那些人，将会做出一些我们现在看来很勇敢的选择：那些在冷战期间为了选择站在苏维埃一边而隐藏了他们的怀疑和疑虑的那些人，如今自荐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境遇下的不情不愿的英雄。他们对时代的罪恶所要承担的责任现今成了勇气的徽章，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挑战时的忍耐力揭示了令人极为厌恶的恐怖的全貌。在1957年至1974年，有很多人会从皮埃尔·库尔塔德（Pierre Courtade）对埃德加·莫兰的免职中得到宽慰：“我曾经有理地犯错，而你和你的同类却是无理的正确。”

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无忧无虑显然是将共产主义时刻抛在了脑后，这是以失掉后者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公信力和名声为代价的。前共产主义者转向了他们的学术和职业生涯，知识分子期刊也找到了其他可以表达关注的竞技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转入了更加狭窄和专业的路径，最终蜕变成了阿尔都塞式的沉默的黑洞。法国共产党的人数和选票数平稳地下降，在1957年至1966年间失去了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的支持，并从此一蹶不振。萨特继续做着一连串的蠢事（尤其在其1965年8月到访维尔纽斯之后），最后在1968年同共产党人决裂；当时他所持的立场比法共更为激进，并拥有一些新选民的支持和谄媚。能够引起法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特别的主张，如今必须通过更加难懂的媒介来传达，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福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取代了加缪和萨特那一代人。法国思想的听众明显地从中东欧地区转移到了英国和美国，在后两个地方，战后知识分子更早些时候的自觉政治参与并未引起过多少共鸣，可现如今在这两个地方新一代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中，人们能发现依然奇异和野心勃勃的巴黎式的语言，并且这一语言同英美高雅文化中的非政治传统的结合也变得更加容易了。

在这个过程中流失的，是法国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欧洲大陆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或许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一旦德国或意大利的文化生活开始复苏，战后法国思想家在备受摧残的欧洲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再也无法得到恢复。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点，1940年前中欧知识分子往美国的大规模移居，在纽约和其他地方锻造的思想和名声，如今结出了果实，并重新传回了他们的本民族地区。然而，法国知识分子共同体在完整和诚实地回应1956年事件时的失败，对投身于一种严格的自我审查的拒绝——至少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尤其是它对令人尴尬的欧洲内部共产主义遗产的注意力迅速而毫不费力的转移，所有这一切都协力动摇和削弱了人们对法国的偏爱以及对法国思想的信念，在此之前，后者一直都是欧洲异见知识分子的主乐调。

并非是他们过去的错误或者他们偶尔表现出的傲慢的优越感，而是如此多的法国知识分子难以形容的唯我论最终打碎了他们在欧洲想象中的形象。似乎只有他们没有办法抓住事件发生的进程。尽管他们有很好的意愿，萨特、穆尼埃、梅洛-庞蒂以及他们的精神继承者没有自视为历史舞台上的投影，而是将历史还原至他们个体的智性轨迹的范畴和维度。由于他们在1957年至70年代晚期对欧洲东部那一半的疏忽和缺乏兴趣，这些年，法国知识分子才意识到他们所发现的事实早在30年前在别人看来就已经不言自明了；类似地，当我们发现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冒险》中尖锐的自我批判指向的是他早年论辩中的一些缺陷，其批判就失掉了它的一些力量，因为这一点在外人看来，早已是明白无疑的了。按照阿隆的话来说：

梅洛-庞蒂希望他在战后即刻所持的等待观望的态度（在莫斯科问题上）有其“客观的条件”，并且将其现在的态度看作是对变化了的情况的回应。我相信他错了，他弄错了时机，他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去弄清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状况。

这一长期无力在自传和世界史中做出区分的状况折磨着各处的知识分子。而法国文化对其国外的仰慕者而言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把地区性和普遍性的东西结合起来。然而在1945年至1956年间，法国的思想和文人的欧洲听众能够自得于这样的观念：因为巴黎所关心的是同在别处一样的困境和选择，以特有的修辞形式出现的法国的自问就是重要的，并且，我们必须倾听这些人或者寻求机会去倾听他们。但是失落的爱是一回事，无情的抛弃则是另一回事。“二战”以后10年的幻想和错误，对所有人而言是共同的，然而许多法国人在那之后几年的轨迹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留下一段苦涩的痕迹，还丢失了所有的幻想，这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声望所造成的损害还有待全面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