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欧洲再次出现战争，一定会是巴尔干某个该死愚蠢的东西引发的。

——奥托·冯·俾斯麦

看来这些充满仇恨的农民好像迫不及待希望别人入侵他们的国家，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对方互相残杀。

——米洛万·德热拉斯《战争年代》，1977年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1年6月

共产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余波。

——亚当·米奇尼克

真理总是具体的。

——G·W·黑格尔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和同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时的大灾难相比有天壤之别。1991年到1999年间，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惨遭种族杀戮、侵略或荼毒，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飘零。1945年以来，在一个西方激进者认为是模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内战。追根溯源，外国评论家已经提供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典型解释。

一种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并为欧美政治家在公开陈述中采用的观点认为，巴尔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一口充满神秘争吵和宿仇的大锅。南斯拉夫受到了“诅咒”。用一句广为引用的妙语来说，它由6个共和国、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2个字母表组成，这些都由单一政党掌控。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很简单：盖子打开了，大锅爆炸了。

根据这个说法，“多年的”冲突，正如德·萨勒伯里侯爵在1791年描述的那样，是欧洲“未经修饰的极端行径”，重复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情况。危险的深仇大恨被不公和复仇的记忆驱使，占据了整个民族。正如美国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1992年9月所言：“除非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决定停止互相残杀，否则外人对此一筹莫展。”

在另一种相反的解释中，一些历史学家和外国观察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巴尔干悲剧的始作俑者是外人。由于外部干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前南斯拉夫领土在过去200多年里被人利用，受人占领、分割、盘剥。分到这杯羹的国家有土耳其、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这个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根源不在于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而在于帝国主义的控制。所以说，正是外国强权的不负责任的干涉，才加剧了当地的困境，例如，若不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1991年“超前地”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波斯尼亚人就不会步其后尘，贝尔格莱德也就不会被入侵，而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

不管怎么看待对巴尔干历史的两种解读——尽管这两种看法明显水火不容，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令人印象深刻：两者都弱化或忽视南斯拉夫人自己扮演的角色，要么简单认为他们是命运的牺牲品，要么认为他们任人操纵的牺牲品，或是别人错误的牺牲品。当然，在前南斯拉夫的山脉下埋葬了许多历史，还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局外人的确对这个国家的悲剧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当地罪恶横行不负责任的默许形成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分裂——正如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解体——是人为，而非天命。对南斯拉夫悲剧最该负责任的人并不在波恩或是别国的首都，而是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客们。

当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80年87岁去世的时候，他重新集结的南斯拉夫有了真实的存在。它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于一个联邦制国家中，总统职权通过全部6个共和国和2个在塞尔维亚中间的自治区（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代表行使。不同地区的历史迥异。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天主教为主，一度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波斯尼亚也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时间要短一些。这个国家的南部（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波斯尼亚）好几个世纪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之外，还有大量的穆斯林。

但这些历史差异，尽管足够真实，并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进一步加剧，却在随后几十年里淡化。经济变化把到目前为止还与世隔绝的农村人口带到了像武科瓦和莫斯塔尔这样的城镇里，这样的接触有时让人感到不安；但同样的变化也加速了跨越陈旧社会和种族界限的融合。

这样，尽管共产主义博爱团结的神话要求对战时的记忆和分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历史教科书小心翼翼地对这个国家过去的共同历史上充斥的血腥内战避而不谈——这样的官方沉默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战后崛起的一代受到鼓励，把自己当作“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或“马其顿人”；而许多人，尤其是受到更好教育的、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轻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再对他们族中先人或英勇的或困苦的历史感兴趣。到1981年为止，在波斯尼亚充满大都市气息的首都萨拉热窝，20%的人口称自己为“南斯拉夫人”。

波斯尼亚一直是南斯拉夫种族成分最为混杂的区域，但也许还不是最典型的。在整个国家的版图上，种族交织混杂。1991年居住在克罗地亚的58万塞族人大约占那个共和国人口的12%。波斯尼亚当年人口中44%为穆斯林，31%为塞族人，17%为克罗地亚人。即便是小小的黑山共和国，也是黑山人、塞族人、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居，就更不用说那些选择告诉普查人员他们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了。在种族混居地区的居民，对他们朋友或邻居的国籍或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跨族婚姻越来越普遍。

的确，南斯拉夫境内“种族的”错误界限从来就没有被很好界定过。语言上的差别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语言大不相同。马其顿人说马其顿语（其实就是保加利亚语，只不过略有不同），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所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之间差别的确很小。塞族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表，而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是用拉丁字母表；但除了一些文学和学术术语不同，还有偶尔出现的拼写不同和字母e的发音（在“Iékavian”中或克罗地亚语形式发“ye”，在“Ekavian”或塞尔维亚语变体中发“e”）不同外，这两种“语言”是一致的。还有，黑山人书写（像塞族人那样）用西里尔字母表，但口语却类似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用的是“Iékavian”方式，波斯尼亚的塞族居民也是这样。只有塞尔维亚当地原住民使用“Ekavian”这种变体——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领导人于1992年后，在从波斯尼亚划出来的地区中试图向他们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强制推行官方的“塞尔维亚语”（即“Ekavian”）的时候，遭遇了绝大多数人的对抗。

1945-1991年的南斯拉夫

于是1974年被认定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官方语言的“克罗地亚”语——这是应一群萨格勒布知识分子起草的《语言宣言》的要求而宣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作为身份的标签：让克罗地亚人可以抗议铁托对一切在他的联邦内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压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迷恋于保护和重申“纯正”塞尔维亚语的某些塞尔维亚作家身上。可以看似公平地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单一全国性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区别形成反差，方言的用法千差万别，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倾向于使用一个共同的“正确”形式——在前南斯拉夫，事实上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使用可以互换使用的单一语言，然而少数的民族主义者寻求通过强调自恋主义的细小差别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被大作文章的宗教差异也一样有误导作用。比如说，天主教克族人和东正教塞族人之间的差异在早先几个世纪中，或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舞动天主教作为反对塞族人和犹太人的武器时，这种差异的作用明显重要得多。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宗教日渐式微，只有在乡村，宗教和对应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一定地位。许多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穆斯林人鲜有相似之处（绝对不是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是穆斯林，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敌人并不在意这一事实）。这样，尽管毫无疑问，旧日的奥斯曼习惯于通过宗教来确定民族——主要是在南部的斯拉夫人中夸大东正教地位的做法留下了它的印迹，但是这样的证据也已经越来越削弱了。

尽管南斯拉夫的老一辈人继续持有早先时候的偏见——后来的克族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是出了名的偏向基督教而厌恶穆斯林，塞族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都不喜欢——也许这是近年唯一普遍性的针对生活在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歧视，这种歧视遭到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谴责，认为这种歧视是可耻的、没有出息的。这些情绪在塞尔维亚最为强烈。

之所以如此，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阿尔巴尼亚人是这个国家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族。尽管在1931年，阿族人在南斯拉夫人口中仅占3.6%，到了1948年，由于战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移民的加入，已经达到7.9%。到1991年，172.8万的人口数字，占了塞尔维亚（包括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总人口（但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总人口）的将近16.6%。大多数南斯拉夫的阿族公民居住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区，他们占到当地人口的82%，大大超过了19.4万塞族人的数量，尽管如此，还是塞族人享受了更好的工作、住房和其他社会特权。

科索沃作为中世纪塞尔维亚最后一个抵抗土耳其人进犯的战场，对塞族民族主义者来说有其历史意义。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这个战场上历史性地战败。于是一些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认为当地阿族人的主导地位从人口统计学上说是棘手的，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有挑衅意味的。而且，由于塞族人被穆斯林取而代之，不再是在邻近的波斯尼亚共和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相比之下这一点就尤为突出。看起来塞族人输给了迄今为止一直对铁托的联邦里平等地严格推行政策的做法表现出顺从态度的少数民族。科索沃于是成为一个潜在爆发的火药库，原因只是隐隐地与“古老的”巴尔干宿仇相关：正如60年代安德烈·马尔罗精明地向一位去法国的南斯拉夫访客指出的：“科索沃是你们在奥尔良地区的阿尔及利亚。”

如果说塞族对阿族的嫌恶建立在相邻性和不安全感上，在南斯拉夫的北端，人们对软弱无能的南方人越来越讨厌，而且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这种情绪不是建立在民族问题上，而是建立在经济问题上。就像在意大利那样，在南斯拉夫也一样，更繁荣的北部越来越憎恨贫穷的南方人，似乎南方人的生活是靠他们更有生产力的同胞的接济才能维持的。南斯拉夫的贫富反差变得极为显著，而且和地缘相关，这就带上了挑衅意味。

尽管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都在全国人口中比重相当，各占8个百分点，但在1990年，小小的斯洛文尼亚负担了南斯拉夫产品总出口量的29%，而马其顿仅占4%，科索沃占1%。从南斯拉夫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倍于塞尔维亚，3倍于波斯尼亚，8倍于科索沃。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洛文尼亚，1988年文盲率低于1%，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是11%，科索沃则是18%。到80年代末，斯洛文尼亚婴儿出生死亡率为11‰，波斯尼亚是16‰。但在塞尔维亚是22‰，马其顿是45‰，科索沃是52‰。

这些数字说明斯洛文尼亚以及（程度更次一等的）克罗地亚已经接近于欧洲较不发达国家之列，而科索沃、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农村地区更接近部分亚洲地区或拉丁美洲。倘若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他们共同的南斯拉夫家园内变得越来越不安分，那么这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宗教或语言情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或是种族独立发展自身利益原则的重现，而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可以不用考虑住在他们南面生活水平不好的南斯拉夫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主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就能过得好得多。

铁托的个人权威和他对严肃批评的猛烈压制，使许多非常不同的见解远离公众视线。但他死后情况迅速恶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欧蓬勃发展，吸走了南斯拉夫的劳力，送回了大量硬通货的汇款，那时南方人口过多而就业不足就不那么成问题。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南斯拉夫经济开始放开。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欠下了对西方的巨额债务，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反应是继续借来国外资金，而在贝尔格莱德，他们是不停地印刷自己的钞票。在整个80年代，这个国家进入持续高通胀时期。到1989年，年通胀率高达1240 %，并且不断上升。

政府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犯下经济错误，但其后果被人感觉到并且最遭人嫉恨却是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许多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相信撇开联邦首都当权者的腐败和裙带主义，让他们自主发展经济，就会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在其本族的塞尔维亚共产党联盟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周围有一小群共产党官员，通过鼓动并操纵塞族民族情感，努力在铁托死后的政治真空中谋求权力。对这些人的做法与日俱增的恐惧，加重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上述想法。

米洛舍维奇的行为在那些年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共产党人通过调用18世纪普鲁士的荣耀来求得好感；而在邻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族共产主义”被四处展示已达数年之久。1986年，米洛舍维奇炫耀性地欢迎来自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的爱国备忘录，或在次年访问科索沃，对塞族和阿族的“民族主义”的抱怨表示同情，他的算盘和当时其他东欧领导人并没多大不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执政党迅速衰败时，爱国主义提供了保住权力的另一种选择。

在东欧的其他地方，这种求助于民族主义唤起民族记忆的做法还只是冒着在外国人中间引发焦虑的危险，但是在南斯拉夫，代价会在国内偿付。1988年，米洛舍维奇想进一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巩固他的地位，开始公开鼓励民族主义集会，并且在集会时公开展示战时的契特尼游击队徽章。这在40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些徽章提醒人们回忆曾经遭受铁托压制的过去。这种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尤其是要在克罗地亚人中间制造真正的忧虑。

民族主义是米洛舍维奇确保自己控制塞尔维亚的方法——这在1989年5月他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时得到了证明。但是，为了保持并加强塞尔维亚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影响，他需要对联邦制本身进行改革。这种精心安排的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影响力的平衡，先是由铁托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力，后来是由轮换担任总统职务的办法来实现的。

通过强制推行对塞尔维亚自己宪法的修正案，他将到那时为止还保持自治的科索沃和普里什蒂纳省“吸收”进塞尔维亚——同时允许他们在联邦内部各共和国总统职位中保有两个席位。此后，塞尔维亚能保证在任何争端中得到联邦投票的8票中的4票（塞尔维亚，科索沃，伏伊伏丁那，顺从的、亲塞尔维亚的黑山共和国）支持。既然米洛舍维奇的目标是缔造一个塞族领导下的更加一元化的国家，这自然会遭到另外4个共和国的反对，联邦政府制度在事实上陷入了僵局。尤其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视角出发，事情的发展导致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既然他们不再能指望通过一个功能紊乱的联邦政府来推进或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唯一希望只能是远离贝尔格莱德，在必要时宣布完全的独立。

为什么到了1989年底，事情就落到了如此地步？在别的地方，共产主义的出路是“民主”：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的政党官员和官僚，在几个月内就把自己从原先唯唯诺诺的人转变成圆滑的多元政党政治的实践者。生存取决于调整个人的忠诚外表，使传统政党同自由政治的文化一致起来。不管这种转变在许多个人身上多么难办，但是它的确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若再打出“阶级”这张牌便不会再有权威性，内部也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成为猎物：根据一套新的公众分类——“私有化”或“公民社会”或“民主化”（或者囊括了这三者的“欧洲”概念）占据了政治新地形的主要部分。

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样。正因为它的多种族人口如此交相混杂（并且没经历过类似几十年前使波兰和匈牙利改头换面的种族屠杀和人口变迁），这个国家为擅长煽动民心的政治家（比如米洛舍维奇，或他的克族对等人物弗拉尼奥·图季曼）提供了大量机会。在围绕着新的政治体制退出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可以打出一张在欧洲其他地方再也得不到的种族牌——用这张牌取代对民主的关注。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者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客们可以求助于国家独立，作为走出共产主义过往岁月的出路——同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一个新民主政体——而不用过度担心民族主义少数派的存在。但在南斯拉夫，联邦瓦解成各个加盟共和国，会使一个或几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在别人的国家里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其他的就觉得不得不亦步亦趋。简言之，南斯拉夫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有如70年前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同僚在凡尔赛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样。

正如很多人预见到的，催化剂正是科索沃。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反对政府虐待的示威和抗议总是零零星星地出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的抗议行动。他们的机构被关闭，领导人被驱散，尤其是在1989年3月实施宵禁以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由于被严格管制而受到困扰。塞族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剥夺了已经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的阿族人所有自治权和参政权——通过米洛舍维奇1989年6月为庆祝“科索沃战役”600周年而访问这个省份，一系列事件被大大地强调了。

米洛舍维奇对大约100万名听众发表演讲，向当地塞族人保证他们会再一次“重新获得他们的国家，重获民族和精神的完整……到目前为止，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政治家们和他们的奴性心理，（塞族人）面对自己和他人都问心有愧。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在这里，我们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我们要说这一切不能再是这样了”。几个月后，在警方和示威者造成大量伤亡的血腥冲突后，贝尔格莱德关闭了科索沃省议会，把这个地区置于政府直辖之下。

在这个国家最南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到北部共和国的决策。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对阿族人的困境最多只是同情，而他们更直接地关心的是塞族独裁主义的抬头。1990年4月，在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中，尽管选民的多数仍然喜欢留在南斯拉夫联邦，但是他们支持对联邦现状持公开批评意见的非共产党的反对党候选人。5月，在相邻的克罗地亚，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票，政党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接手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发人深省的是，“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990年12月——在米洛舍维奇授意下，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领导层未经授权，就攫取了南斯拉夫联盟用于支付联邦雇员和国企工人欠薪和奖金的全部提款权中的一半。占全部人口8%却贡献四分之一联邦收入的斯洛文尼亚人对此尤为愤慨。1991年1月，斯洛文尼亚议会宣布，他们要退出联邦财政系统，并宣布共和国独立，不过尽管他们做出声明，实际上并未开始采取任何分裂的行动。一个月之内，克罗地亚议会也做出类似举动（在斯科普里的马其顿议会也照办不误）。

这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起初并不明朗。在克罗地亚东南部，尤其是在克拉伊纳这个长期存在的塞族边疆定居地，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已经和克族警方发生冲突，他们向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求救，反抗他们的“乌斯达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名称）压迫者。但是由于斯洛文尼亚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距离，以及塞族人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中人数不足5万，使人感到有希望策划一个和平的退出。国外的看法各异：华盛顿尽管由于塞族在科索沃采取的行动，而延缓一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但还是公开反对任何分裂行动。

几周后，正在基辅等待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6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他向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保证美国会支持“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但到那时为止，“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贝克发表讲话5天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控制了他们的边界，在公民压倒性的支持下和几位欧洲重要领导人的默许和赞同下，开始单方面退出联邦。作为回应，联邦军队向新的斯洛文尼亚边界进发。南斯拉夫内战一触即发。

或许，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的系列战争一触即发，因为后来一共打了5场。1991年，南斯拉夫对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持续了仅仅几个星期，随后军队撤退，允许分裂分子在和平中离开。紧随其后的是一场血腥得多的战争，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和反叛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叛者得到“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支持。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年初，在联合国调停下达成了不稳定的停火协议。1992年3月，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投票争取独立，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新国家宣战，开始构建一个塞族共和国，并且再次得到南斯拉夫军队的支持，他们包围了几个波斯尼亚城镇，尤其是首都萨拉热窝。

与此同时，1993年1月，波斯尼亚的克族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另一场内战爆发，一部分克族人试图在克族占统治地位的黑塞哥维纳建立一个暂时的小国家。最后，这些冲突刚告结束（尽管由于萨格勒布再次成功夺下3年前输给塞族军队的克拉伊纳，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火于1995年重燃，此时这些冲突并未结束），科索沃境内缘起科索沃问题的战争又爆发了：米洛舍维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结结实实地吃了败仗之后，1999年春天，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科索沃，而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进攻，阻止了米洛舍维奇毁灭或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企图。

在这一切冲突中，既有内在动因，也有外因作用。正如我们所见，促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国内因素。但正是仓促而至的德国以及随后而来的欧洲国家对这两个新生国家的承认促成了他们的正式存在，对他们的友人也好，敌人也好，这个事实不容动摇。由于独立的克罗地亚现在存在了，贝尔格莱德广播电视歇斯底里的宣传开始利用新国家内塞族人的恐慌情绪，激发战时大屠杀的记忆，催促塞族人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乌斯达莎”邻居。

在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数量多得多，一个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独立的波斯尼亚的前途引发了类似的焦虑。波斯尼亚独立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战前的各个共和国中，波斯尼亚是最为团结的，而它星罗棋布于领土各处的各个社区一旦因为武力而分裂，将会带来巨大损失；在米洛舍维奇崛起之前，它的少数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派从来没有实质性地表述过政体分立的愿望。然而一旦它的北方邻国分而治之，这个问题又有了讨论的余地。

1991年以后，比起在米洛舍维奇的剩下的南斯拉夫当中身处少数民族地位，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必然更喜欢主权独立，于是他们在1992年2月底的全民公决中表达了这一意愿。然而，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已经连续数月听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说教，这些宣传攻势不仅有关于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大屠杀的，还有关于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圣战，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与其在由萨拉热窝统治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国家中处于少数民族地位，还不如和塞尔维亚保持统一或至少拥有自己的自治区。一旦波斯尼亚（或不如说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或克族领导人——因为塞族人同时抵制了全民公决和议会投票）在1992年3月宣布独立，它的命运就尘埃落定。4月，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宣布成立塞族共和国，南斯拉夫军队开拔进来，帮助他们保卫领土和“清场”。

塞族对克族、塞族对波斯尼亚的战争，使人民深陷苦难。尽管早先在正规和不那么正规的军队之间有一些公开的战事，特别是在类似萨拉热窝和伏科瓦这样的战略性城市中，大多数战事是由非正规军进行的，尤其是塞族的非正规军。这些人只不过是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一帮由贝尔格莱德武装起来由类似于“阿尔坎”（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这样的职业蛇头领导的暴徒凶犯，他们的“塞族志愿卫兵”（“猛虎”）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东部地区屠杀了成百上千民众；或是由类似于拉特克·姆拉迪奇中校（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形容他为“富有个人魅力的谋杀者”）这样的前南斯拉夫军官领导，这位前中校从1992年开始领导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帮助组织了第一次针对居住在克拉伊纳的塞族占多数社区的克罗地亚村民的进攻。

基本的战略目标与其说是打败反对派部队，不如说是将非塞族公民从他们自己的位于被宣布为塞族领土的家园、土地或谋生之地驱逐出去。这种“种族清洗”——对一个古老做法的新名词——由各方共同参与，但塞族军队是最残忍的凶手。除了那些被杀害的人（到波斯尼亚战争结束时，估计有30万人遇害），几百万人被迫四处流亡。1988年至1992年间，申请向欧洲国家避难的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共计25.6万难民提出申请避难。在战争的头一年，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共有300万人（占战前人口的1/8）寻求海外避难。

于是国际社会就几乎不可能不知道南斯拉夫的悲剧——无论如何，在实播时间里展示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在悲惨的画面上，在塞族监狱营地里，穆斯林在忍饥挨饿，还有其他更悲惨的事。欧洲人是最先努力干涉的，1991年6月，派遣了欧共体部长级团队前往南斯拉夫——正是在这个场合，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沉痛地说出了一句不朽名言——“欧洲时刻”已经出现。但是，尽管建立了高级别的委员会进行问讯、仲裁和建议，欧洲社会及其各类机构却被证实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尤其是因为它的成员意见不一，比如，德国和奥地利支持分裂的共和国，其他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想要保留原有的边界和国家，还有一些国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并不完全对塞尔维亚采取不同情的态度。

由于美国（因此也是北约）打定主意超然于冲突之外，那么顶用的只有联合国了。但是除了制裁贝尔格莱德，联合国看来也做不了什么。在历史上，联合国指挥的士兵能够进入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确保并维持和平，但在南斯拉夫尚无和平可维护，而且既无意愿又无手段带来和平。在具有可比性的西班牙内战中，表面中立的国际姿态事实上倾向于内战冲突中的侵犯他人的一方：国际上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对抑制塞族人于事无补，塞族人可以依赖于旧日南联盟坚实的武器工业，但是禁运严重阻碍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们在1992年到1995年间惨重的军事失利。

1995年之前，国际社会取得的唯一实用成绩是在战火逐渐熄灭后，向克罗地亚派驻超过1.4万名士兵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来分隔开克族人和塞族人，然后有选择地向波斯尼亚某些被划为“安全区”的城镇派驻几百位穿制服的联合国维和士兵，以保护数目日增的、蜂拥而至的难民（主要是穆斯林）。日后又出现了联合国授权的在波斯尼亚部分地区的“禁飞区”，目的是限制南斯拉夫自由地威胁平民（或是它打破联合国实行的制裁）。

也许从长远来说，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1993年5月在海牙设立的国际仲裁法庭。仅仅是这样一个法庭的存在，就证明了在那时不言而喻的道理——有人在维也纳以南几十英里的地方犯下了战争罪行，甚至做出比这更糟糕的事。但由于多数假定的罪犯，包括姆拉迪奇和他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拉多万·卡拉季奇（塞族共和国总统），对他们犯下的罪行乐此不疲，而且逍遥法外，这个法庭还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

这种情况只是到了1995年才发生变化。到那时为止，在联合国军队内外的英、法军官非常积极地宣称，波斯尼亚塞族人力量强大，意志坚决，装备精良。于是一切关于外国干涉的言论都被堵塞了。这些军官还说，千万别惹波斯尼亚塞族人：任何违背他们意愿或利益的要在波斯尼亚达成和平解决的企图，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会使情况雪上加霜。这种推理方法来自于贝尔格莱德的米洛舍维奇，他仍然有点不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波斯尼亚的塞族同胞所做的决定中没起什么作用。

波斯尼亚塞族人拥有事实上的自由，他们仍然进一步过度使用这样的权力。尽管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包括一群外国外交家组成的“联络组”不知疲倦地寻求一项协议）“穆斯林——克罗地亚”联盟（1994年3月建立于华盛顿的一次结束穆斯林——克罗地亚战争的庆典上）应该在一个新的波斯尼亚联邦中占51%，而塞族人占49%，但以佩尔镇为基地的塞族领导人无视这个建议，反而继续他们的进攻。1994年2月，他们的军队从环山上往萨拉热窝的市场发射了一枚迫击炮弹，杀害了68人，使好几百人受伤。随后，北约在联合国支持下威胁说，如果有进一步的进攻，他们将实行空中打击，于是有了暂时的平静。

然而在1995年5月，由于波斯尼亚的军事拓展和克罗地亚成功夺回克拉伊纳（这就证明关于塞族军事威力的说法荒诞不经），塞族对萨拉热窝的轰炸再度开始。当作为回应北约飞机轰炸波斯尼亚的塞族目标时，塞族人将350位联合国维和人员挟为人质。西方各国政府担心自己的士兵，恐遭不测，强求联合国和北约中止他们的行动。国际力量的存在远不能够抑制塞族人，现在反而给了他们额外的保护。

有此西方人胆怯之明证壮胆，7月11日，姆拉迪奇领导下的波斯尼亚塞族大胆地阔步进入所谓的一个联合国“安全区”——波斯尼亚东部城镇斯雷布雷尼察，到那时为止，那里已满是心惊胆战的穆斯林难民。斯雷布雷尼察不仅正式由联合国法令“保护”，而且守军是超过400位荷兰士兵组成的联合国维和分遣队。但当姆拉迪奇的手下到来时，荷兰军队放下武器，不做丝毫抵抗；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梳理了穆斯林社区，将男人和男孩同其他人分开。第二天，姆拉迪奇说“以他军官的名誉担保”这些男性不会受到伤害，但他的士兵将这些穆斯林男性，包括年仅13岁的男孩，带到斯雷布雷尼察周围的田地里。在随后的四天里，他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一共是7 400人）全部被杀害。而荷兰士兵毫发无损地回归故里。

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恐怖的集体谋杀：这一战争犯罪的级别达到了欧哈杜村惨案、利迪泽村惨案或卡廷惨案的规模，而且是在国际观察员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几天之内，关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新闻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然而唯一的快速反应是北约对塞族人的官方警告：如果其他“安全区”再遭袭击，空中打击将卷土重来。直到8月28日，整整过了7个星期，国际社会终于做出反应——这仅仅是因为波斯尼亚塞族人合理地假设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大屠杀，而再次错误地向萨拉热窝的市场投掷炸弹，又杀害了38位平民，其中包括许多儿童。

现在，北约终于行动了。克林顿总统战胜了联合国领导层、某些欧洲领导人，甚至他自己的美国军队里始终存在的不情愿的情绪，授权进行严厉的持续的大型轰炸行动，意在减少并最终消除塞族人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能力。行动来得晚了些，但的确有效。塞族人自己大肆吹嘘的战斗机器烟消云散。面对着对他们的阵地持久而结果未定的攻击，而又没有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此人此时可以强调他和来自佩尔镇的人保持着距离），波斯尼亚塞族人偃旗息鼓了。

塞族人现在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而美国却大显身手，证明要在巴尔干引入和平是多么令人吃惊地轻而易举——或者至少让那里没有战争。10月5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停火，宣布各方同意在美国进行和平会谈。11月1日，会谈在俄亥俄州戴顿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幕。3个星期后，会谈结束，1995年12月14日，各方在巴黎签署了协议。图季曼代表克罗地亚，阿利扎·伊泽特贝戈维奇代表波斯尼亚穆斯林发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时代表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塞族签署协议。

从美国的观点看，戴顿会议的目标是寻求南斯拉夫战争的解决，而不引起波斯尼亚的分裂。若分裂，就代表塞族人的胜利（塞族人到那时候就会寻求加入他们在塞尔维亚的中心地区部分，建立符合民族主义梦想的大塞尔维亚）；而且分裂就等于将种族清洗作为建国的一部分内容而获得国际认可。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复杂的三方统治系统，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均享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和领土权，但他们并存于唯一的波斯尼亚国家中，整个国家的对外边界将保持不变。

于是，从形式上看，波斯尼亚从内战中幸存下来，但恐怖和驱逐的后果却无法被消除。大多数被逐出家园的人（首当其冲的是穆斯林）再也没有回来，尽管他们得到当地和国际当局的保证与鼓励。千真万确，进一步的“清洗”即将发生——这回轮到塞族人了，他们被萨格勒布当局从刚被获取的克拉伊纳系统性地驱逐出去，要不就是被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施压，要他们离开在萨拉热窝或别处的家园，然后在主要是塞族的地区“重新定居”。但从总体而言，和平持续了下来，波斯尼亚金瓯无缺——这要归功于超过6万名士兵的北约军队作为执行部队（而后又作为稳定部队）和一位平民高级代表，他被授权管理国家，直到这个国家能够承担责任，管理自己的事务。

这位高级代表和国际部队还一直留在波斯尼亚，持续监管它的事务，直至本书撰写之时（戴顿协议签署后已经10年了）——这表明这个国家在战后多灾多难，3个民族之间仍然彼此不怀好意，缺乏合作。波斯尼亚接待了大量的国际机构：政府机构，政府间机构，还有非政府机构。的确，1995年后的波斯尼亚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机构的存在和开销。1996年1月，世界银行估计，使波斯尼亚复苏3年之内需要51亿美元。后来这被证明还是极度乐观的估计。

一旦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各式各样的国际机构都到位来确保和平，国际上的关注就退潮了。和往常一样，欧盟为自己机构的事情所折磨，而克林顿则首先忙于本国选举的问题，其次是北约扩张，还有叶利钦的不稳定的俄罗斯，于是全世界就不再聚焦于巴尔干危机。但尽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表面上现在是独立国家，但是南斯拉夫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还掌控着他的国家残存的部分，而问题是他赖以掌权的首要问题一触即发。

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确，国际社会的关注转向更北部地区的危机了，所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戴顿协议签署后，米洛舍维奇的国际地位决定性地提高了：尽管他并没有成功地使所有的制裁都取消（这是他如此配合美国人在波斯尼亚和平行动的主要目的），南斯拉夫不再是过去那种低三下四的下等人。于是，由于他的一系列失败，并且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治家批评他和塞尔维亚的“敌人”妥协时，米洛舍维奇重提科索沃问题。

到1997年春，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人伊丽莎白·雷恩已经开始发出警告，说科索沃省的灾难即将到来，因为贝尔格莱德当局压迫那里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拒绝一切要求当地自治权的要求，甚至剥夺了当地人哪怕最少量的机构代表席位。武装起来的年轻一代的阿族人从阿尔巴尼亚那里得到鼓励，越过孤立无助的、忍辱负重的易卜拉欣·鲁戈瓦的温和派领导，放弃了非暴力抵抗，越来越接近科索沃解放军。

科索沃解放军最早于1992年出现在马其顿，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来争取科索沃独立（也许也希望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它的策略主要是对孤立的警察局进行游击战式的进攻，这给米洛舍维奇一个机会来谴责所有的阿族抵抗为“恐怖主义”，并授权发动越来越暴力的行动。1998年3月，武装有迫击炮和战斗直升机的塞族军队在德雷尼卡和其他阿尔巴尼亚村庄发动屠杀，伤亡达几十人。尔后，国际社会最终对鲁戈瓦的呼吁发出回应，开始密切关注。但是当美国和欧盟表示他们“对科索沃警方的暴力极度震惊”，米洛舍维奇却发出好战的警告，说“意在将问题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将对那些求助于这种方式的人最为有害”。

到此时为止，科索沃所有的阿族领导人——其中多数人或四处漂泊，或东躲西藏——认为只有完全脱离塞尔维亚，才能拯救他们的部族。与此同时，美国和正在进行的“联络组”国家继续努力，在米洛舍维奇和阿族人之间斡旋——部分原因是为了从中促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另一部分原因是阻止在巴尔干南部地区爆发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这并不是无端的恐惧：如果南斯拉夫不能被调教到体面地对待它的阿族公民——而阿族人是选择分裂的——就会给邻近的马其顿带来严重后果，马其顿本身就有一大群不开心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

刚独立的马其顿，在希腊人的坚持下，被称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为“前南马其顿），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个敏感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它与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接壤的地区都一直充满争议。它的所有邻国总用充满疑虑的眼光对待它——这个完全处于内陆的国家必须全部依赖邻国，才能获得外贸和通向外面世界的通道，而且在它脱离南斯拉夫后，能否生存下去还不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但是一旦马其顿崩溃，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甚至土耳其都有可能卷入纷争。

于是米洛舍维奇持续地对科索沃阿族人进行的虐待甚至屠杀，必定会给他带来西方列强的不满，直至最终干涉。奇怪的是，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领会这一点，尽管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在1998年整个夏天都对他发出系列警告，比如奥尔布赖特就说，她认为米洛舍维奇“个人应该负责”。正如几年后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米洛舍维奇与西方的意见绝缘，并对自己长袖善舞、操控外国政治家的能力过分自信。

这并不全是米洛舍维奇的错。某些美国外交官虚荣心强，过度自信他们的谈判威力，他们频繁造访米洛舍维奇，让他很有理由高兴地相信，他不被西方当作不妥协的敌人，而是一位有特权的对话者。这位南斯拉夫独裁者很清楚，国际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是防止任何进一步重新划定国界的可能。一直拖到1998年7月，尽管有明确证据证明科索沃局势已经令人绝望，外国“联络组”国家的部长们仍然公开排除将独立作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米洛舍维奇很不理解的是波斯尼亚浩劫对国际舆论所产生的转折性的影响。人权——尤其是种族清洗——如今是重中之重的议题，只是因为当初整个世界没有及时行动，结果让所有的人都为此自责不已。1998年6月，设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对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拥有执法权——检察长路易斯·阿博尔宣布，在科索沃省发生的战斗的规模和性质，决定其为应受国际法管辖的武装冲突。7月19日，美国参议院敦促海牙官员，指控米洛舍维奇犯下“与人类为敌和种族仇杀的战争罪行”。

这样指控的可行性在快速增加。当时不仅成百上千阿族“恐怖分子”被从塞尔维亚抽调来的特警部队杀害，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冲突的掩护下，贝尔格莱德当局计划“鼓励”阿族人离开，强迫他们为了逃命背井离乡，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营生。1998年至1999年冬天，一直有关于塞族警方行动的报告——有时是他们回应科索沃解放军的进攻，尤为典型的是塞族警方攻击一个或多个有几代人的大家庭——目的在于使整个社区胆战心惊，从而放弃他们的乡村，落荒而逃，直到穿越边境进入阿尔巴尼亚或马其顿。

国际反应日显分歧。美国及其多数北约盟友公开赞成代表被困阿族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这些行动早在1998年10月就开始了。但遭到联合国（它对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表面上必须经过授权）、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决议，将北约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定性为“非法入侵”。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希腊出于自身原因，反对对南斯拉夫事务的任何干涉。与此同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向他们在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同胞提供“无条件团结”和“道义上的支持”。

贝尔格莱德当局在1999年年初增加赌注，进行一系列残忍的大屠杀，首先，1月15日在科索沃南部的农村下手，继而在3月里扩大到科索沃全省。要不是他们这样做，这明显的僵局也许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拉恰克屠杀造成45名阿族人丧生（其中23人明显是被处死的），这次暴行最终就像萨拉热窝市场的刺杀案那样，刺激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在朗布依埃举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贝尔格莱德当局拒绝从科索沃撤军，也拒绝接受国际军事力量在科索沃的存在。谈判陷入如此结局，已是意料之中。干涉已不可避免。3月24日，尽管没有联合国正式许可，北约军舰、飞机和导弹在南斯拉夫开始行动，事实上向贝尔格莱德政权宣战。

最后的南斯拉夫战争只持续了3个月，其间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本身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将阿族人从科索沃驱逐出去的行动，成效却很有限：在战争期间，大约86.5万名难民（其中一半是科索沃的阿族人）逃往黑山、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西部阿族地区边境的临时营地里。克林顿总统轻率地公开坚持认为北约地面部队不应该介入其中，迫使北约联盟从空中发动战争，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灾祸，而被南斯拉夫宣传攻势利用，也被塞族抓住，以受害者的身份大作文章——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的。6月9日，贝尔格莱德当局同意从科索沃撤出全部军队和警力，北约的进攻暂时延缓，联合国适时下令由北约领导的科索沃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临时”占领。

攻占科索沃，标志着长达10年之久的南斯拉夫战争终结，也标志着米洛舍维奇自身终结的开始。他的信誉遭到了破坏，原因是他自己给塞族人的民族主义计划带来了最近的也是最大的挫折。2000年9月，他在南斯拉夫总统选举中被反对党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击败。米洛舍维奇玩世不恭地承认科什图尼察得票更多，却宣称两人差距甚微，应该再进行一次决定性选举。此举终于引发长期遭受苦难的塞族人的普遍抗议。成千上万抗议者涌向贝尔格莱德街头，10月5日，米洛舍维奇最终承认失败，认输下台。6个月以后，对西方经济援助越来越不抱希望的塞尔维亚政府同意逮捕米洛舍维奇，并将其移交给指控他犯下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的海牙法庭。

该怪谁造成了南斯拉夫的悲剧？当然各方面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起初，联合国对此几乎无动于衷，它的秘书长波特罗斯·波特罗斯-加利行动不力，对此漠不关心，他把波斯尼亚形容为“有钱人的战争”。当联合国代表正式抵达巴尔干后，他们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阻挠对最可恶的侵略者采取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欧洲人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法国明显地不情愿将事态进程归罪于塞尔维亚——而且法国人的确根本不愿意和巴尔干事务沾边。

这样，当1990年9月华盛顿当局在法国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峰会上，试图将南斯拉夫提上议事日程时，弗朗索瓦·密特朗指责美国人“过度夸大”（事态的严重性）而拒绝这项提议。4个月后，当南斯拉夫问题再度上升，法国外交部声称外国干涉“为时已晚”，之后即使国际力量不得不投身该地区的行动，巴黎当局依然保持不合作，联合国派驻在波斯尼亚的维和部队司令、法国将军贝尔纳·让维埃个人禁止在斯雷布雷尼察展开打击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空中袭击。至于荷兰政府，更是否决了北约针对波斯尼亚塞族要塞的一切打击行动，直至所有的荷兰士兵安全离开波斯尼亚。

其他国家的表现略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伦敦当局最后支持美国施压干涉，但在南斯拉夫冲突发生后的关键的前几年，英国当局阻碍欧共体和北约进行任何直接干涉。英国对待南斯拉夫难民的行为很是可耻：1992年11月，当无家可归的、绝望的波斯尼亚人的数量达到高峰时，英国宣布波斯尼亚人没有签证不能入境。这真是“不讲信义的英格兰”最无心肠的表现。由于萨拉热窝没有英国大使馆可以发放这样的签证，波斯尼亚家庭唯有借道第三国才能到达英国大使馆，这样英国人就说，既然他们已经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难所，英国就不需要让他们入境。就这样，尽管在1992年到1995年间，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慷慨大方地接纳了成千上万南斯拉夫难民，英国实际上在同期减少了向它寻求庇佑的人员的数量。

尽管华盛顿当局过了特别长的时间才关注于巴尔干事务，但是一旦开始关注，美国在那里的表现就好多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的动议，才推动了每一阶段的国际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中欧洲盟国一系列屈辱的源头。然而美国也踯躅不前——主要原因是其国防部不愿冒任何风险，也因为许多美国政要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什么好处”。在这个新奇环境中部署北约军队的想法——或者美国单边干涉这个与之从未争吵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没有什么吸引力。正如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波斯尼亚战争达到高潮时说的，“这是来自地狱的问题。”

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没有人以光荣的姿态出现。南斯拉夫联邦制度的失败是贝尔格莱德当局猝然造成的，但是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当局并不为联邦制度的消失而感到难过。波斯尼亚穆斯林没有多少机会犯下战争罪——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别人进犯的对象。他们的损失是最让人难过的——萨拉热窝的毁灭尤其令人悲伤。尽管规模有限，波斯尼亚首府是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它也许是最后的多种族、多语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中心城市之一，一度代表了中欧和地中海中部的荣光。它可以被重建，但它永远不可能恢复元气。

另一方面，武装的克罗地亚人要对无数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负责——这些暴力行为，或者是在萨格勒布当局的授意下，或者是他们自发的。在波斯尼亚西部城镇莫斯塔尔，这里有超出寻常比例的跨宗教信仰的婚姻关系，克族极端分子开始有意将穆斯林或多信仰的家庭逐出城市西部。然后他们将克族农民驱赶进城市，取代上述家庭，这些农民由于在自己村庄里发生的种族清洗的经历，已经变得激进了。克族极端分子还包围了穆斯林的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在1993年11月，他们有计划地摧毁了内雷特瓦河上一座16世纪的奥斯曼大桥，这座桥象征着这座城镇融合宜居的过去。

于是克族人便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在碎石瓦砾中崛起的所有“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领导人中，弗拉尼奥·图季曼是更惊人地缺乏吸引力的一位。他想把南斯拉夫的过去从同胞们的记忆中抹去，他比任何人都重视这一点，并且把这当作一项个人计划：截至1993年3月，在克罗地亚新出版的课本、读物、百科全书、书本标题和地图中，“南斯拉夫”一词已经杳无踪迹。只有在图季曼死后，他建立的克罗地亚国家才能可信地重新定位自己，申请国际社会的成员身份。

但是说到底，是塞尔维亚人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应该为南斯拉夫的灾难负主要责任。正是因为米洛舍维奇追求权力，导致了其他共和国的分离；正是米洛舍维奇随后鼓励他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同胞划出领土地界，并使用自己的军队支持他们。还是米洛舍维奇，授权并指引了针对南斯拉夫的阿族人的持续进攻，导致了科索沃战争。

贝尔格莱德当局的行动所到之处，都给塞族人带来灾难。他们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地区失去了土地；他们被迫接受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放弃了从中划出一个拥有主权的塞族国家；他们在科索沃被打败，从那时起，许多塞族人有理由害怕遭到阿族的报复，满怀恐惧地从那里出逃；在南斯拉夫的残余部分中（黑山共和国也试图从中分裂出来），他们的生活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事态发展已经进一步加剧塞族人由来已久的因为遭受历史不公待遇而形成的整体自怜倾向。的确如此，从更长远看来，塞族人极有可能成为南斯拉夫战争最大的输家。这和他们国家的状况有关，今天即便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当前的生活水平和未来前景方面也比塞尔维亚排名靠前。

但是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塞族的责任。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可怕的暴行和病态的残忍——那一系列的虐待、侮辱、折磨、强奸，以及对成千上万自己同胞的谋杀——是塞族男性（大多是年轻人）干的好事，引发了意外的仇恨，以及媒体和当地的部族领袖对苦难的漠视，这些部族领袖的最高指令和权力来自贝尔格莱德当局。随后而来的就不是那么不寻常的事了：在欧洲短短几十年前就已发生过——当时整个欧洲在战争的旗帜下，普通人犯下了非同寻常的罪行。

毫无疑问，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塞族的宣传力量可以依赖的历史，一段以往的苦难历史，深埋在战后南斯拉夫貌似平静的生活底下，这种平静很有误导性。但是，恰恰是人们，尤其是某一个人，决定要唤醒这段记忆，从而操纵它，利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戴顿会谈期间言不由衷地向一位记者承认，他从来没想到在他的国家，战争持续时间会这么长。这无疑是真的。但那些战争并不是由于种族原因自发点燃的。南斯拉夫不是坠落：它是被推的。它不是自己死的：它被杀害了。

南斯拉夫的情况最糟，但是各处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都举步维艰。葡萄牙和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的道路，伴随着从落后农业经济到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西欧其他地方从自己的历史上就一直熟悉的混合过程。但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却没有先例。从贝尔格莱德到伯克莱，在学术界、大学和咖啡馆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十分令人期待的道路被理论化了；但是没有人想过要给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提供蓝图。

在共产主义的许多沉重的遗产里，最看得见的是经济问题。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或西利西亚落后陈旧的工厂不光经济上运作不良，还带来环保问题。二者联系密切：贝加尔湖的毒化，咸海的死亡，波希米亚北部森林四处飘落的酸雨，不仅代表着生态的浩劫，还代表着对未来的严重透支。在对新工业能够有任何投资以前，旧工业需要被拆除，并且也应该有人为他们造成的破坏做出补偿。

在德国东部各州，联邦政府开始采用对共产主义造成的破坏进行修复的议案。国家投资银行（参见本书卷三第4章）在随后4年里花费几十亿德国马克，收购或变卖陈旧的工厂，向冗员清付工资，尽力补偿他们的活动造成的后果。结果尽管参差不一，并且几乎使联邦财政破产，前民主德国人民还是幸运的：他们摆脱共产主义的过渡由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买单。其他地方重新投资经济生活的代价却必须由受害者自己付出。

“后共产主义”的政府面临的基本选择，要么用“大刀阔斧”模式尝试一次性地、一夜之间从接受补助的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的变形，要么谨慎地去除或变卖“计划经济”中运作特别不良的部门，与此同时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对当地人来说最重要的方面：便宜的租金，有保障的工作，免费的社会服务。第一种策略与新崛起的一代“后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和生意人钟爱的自由市场法则最为吻合；第二种从政治上来说比较谨慎。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策略在短时期内（也许在不那么短的时期内）都会引起严重的痛苦和损失：在鲍里斯·叶利钦的俄罗斯，两种策略都应用了，它的经济在8年里剧烈萎缩——这在现代史上对一个主要经济大国而言，是和平年代里最重大的挫折。

波兰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他先是财政部长，后来是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强有力的监督下，首开先河，运用“大刀阔斧”模式，也是最持久使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巴尔采洛维茨争辩道，很显然，他的国家除了名称外已经破产，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一定无法恢复元气。然而除非波兰的信用建构是那种让西方银行家和借贷机构放心的类型，否则国际援助就来不了。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波兰强加严厉举措；相反，只要波兰预先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格规矩，就可以名至实归地得到它需要的帮助。要想这样，唯一的方法是“要快”：应该抢在“后共产主义”的蜜月期，抢在人们认识到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之前。

于是在1990年元旦，波兰的第一个“后共产主义”政府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建立外汇储备，停止价格控制，紧缩信贷，削减补助（换言之就是允许企业破产）——这些措施都以国内的实际工资为代价，工资立刻降低了大约40%。除了不可避免地明确承认失业（支持和帮助那些失业者再培训的基金的建立，使情况得到缓和），这和70年代两度改革不成功的尝试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政治气候变了。

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在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后来担任了总理）领导下，国家奉行一套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只不过他们额外强调货币可兑换性，实行开放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私有化，一切都符合克劳斯公开宣传的“撒切尔主义”。和巴尔舍诺维奇以及克里姆林宫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一样，克劳斯喜欢“休克疗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他找不到什么值得保留的，他发现推迟转向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好处。

站在另一个极端的是斯洛伐克的麦恰尔、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和乌克兰总理（后来担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等人。为了避免他们的选民不安，他们尽可能推迟实行任何变革——乌克兰的第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1994年10月宣布——事实还证明他们非常不愿意放开国内市场，或降低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1995年9月，库奇马警告说，不要“盲目抄袭外国经验”，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立场——这种说法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是陈词滥调。

90年代初，第一批前共产主义国家艰难地走出经济泥潭后，在比较安全的基础上重新崛起，它们能够吸引西方投资者，并且看到自己最终可以进入欧盟的前景。波兰或爱沙尼亚相对于罗马尼亚或乌克兰而言，在经济策略方面比较成功，这对于任何来访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就小型商业活动或者从公众的乐观主义的层面上来说，这些更成功的东欧国家比前民主德国都要做得好，尽管后者拥有明显优势。

我们不妨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更“先进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像波兰——或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也许还有匈牙利——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缩短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尽管这是以他们老一辈更穷苦的公民付出一定代价来达到的；与此同时，剩下的第二批巴尔干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自己挣扎，它们的前进步伐受制于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考虑必要的变革的、腐败的统治集团领导者。

从总体上来看的确如此。但即便没有克劳斯或巴尔舍诺维奇，或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同级别领导人，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也一直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要么是因为他们在1989年以前就出发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要么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时代的扭曲现象并不像那些不那么走运的邻国那样病态（在这一方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比较即为明证）。当然，在某些国家首都可以找到的经济转型的奇迹——比如说，在布拉格，或者华沙，或者布达佩斯——并不是在它们的偏远省份里可以复制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中欧和东欧真正的界限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繁华的都市地区和被人遗忘的穷乡僻壤之间。

比这些国家在后共产主义阶段经历的差异更发人深思的，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毕竟在每个国家，新的管理精英面对同样的策略选择。正如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在1994年1月鄙夷地说过的：“市场经济的浪漫故事”到处都一样。所以，总体的经济目标也是普遍地一样的：经济自由化，转型到某种形式的自有市场，加入欧盟——欧盟会保证带来诱人的外国顾客，他们会投资，提供地区性的援助资金，来缓解指令性经济的解体带来的痛苦。这些都是几乎每个人梦寐以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有见识的人看来，这件事别无选择。

如果说“后共产主义”各国的公共政策有深刻差异的话，那么不是因为对这些国家何去何从——或者如何到达目的地——有任何普通的见解分歧。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资源。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也许已经扭曲，效率低下，但它们拥有大量的、潜在性的、有利可图的资产——能源、矿产、武器、房地产、通讯媒体、交通网络，还有其他不可胜数的资产。而且，在后苏维埃社会中，唯一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实验室、一座农场或工厂的人——拥有国际贸易或管理大型机构经验的人——知道如何办事的人，是共产党的自己人：知识分子、官僚、政要显贵。

这些人就是要在1989年后负责管理自己国家的人，正如他们在1989年以前也一样——他们要管到至少“后共产主义”新一代出现以后。但现在他们要在新的姿态下工作：他们不再为党服务，他们要在各个争权夺利的政党中工作；他们不再受雇于国家，相反却成为技能、商品和资本的竞争性市场中的独立工作者。当国家出卖自己的一切利益（从采掘权到公寓街区）时，这些人（主要是男人，而乌克兰未来的总理尤丽娅·季莫申科是个明显的例外）就是会做卖出生意的人——也是会做买入生意的人。

在传遍福音的整个“后共产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就是同市场相关。市场意味着私有化。在1989年后的东欧，出售公有商品就像火灾受损物品大拍卖一样史无前例。西欧对私有化的顶礼膜拜从70年代末（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加快速度以来，为东欧从国有制狼狈撤退提供了一个模板；但除此之外两者几无相似之处。与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和西欧在4个世纪中的崛起相伴随的，是法律、制度、规章和实践——这些是它赖以生存，保持合法性的奠基石。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法律和制度鲜为人知——而且自由市场的新信徒们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结果造成了私有化下的盗贼当道，贪污腐化。最寡廉鲜耻的是叶利钦和他的朋友们当政时期的俄罗斯，过渡时期之后的经济落入一小撮人的手中，这些人变得富可敌国——到2004年为止，36名俄罗斯亿万富翁（“寡头”）聚敛了估计1 100亿美元财富，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4。私有化、贪污勒索和直截了当的偷窃之间的区别简直荡然无存：有那么多东西可供窃取——石油、天然气、矿产、贵金属、输送管道——然而却没有人也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防止这种偷盗。公共资产和公共机构分崩离析，被重新配置，官员们将事实上可以移动的或可以合法重新分配的东西占为己有，或转移到私人名下。

俄罗斯的情况最糟，乌克兰紧随其后。库奇马和其他政要都来自“商人”的巨额现金支持，当然这些钱也将为这些商人带来未来的收入：在后苏维埃的乌克兰，正如这些人心知肚明的那样，权力带来富贵，没有权力就没有富贵。公共财物、国家贷款或补贴从政府手中直接流入几大家族的腰包，当中许多转移到了海外的私人账户上。这些国家里的新“资本家”没有真正创造任何东西，他们仅仅通过洗钱方式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

裙带关系泛滥成灾，正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一样，但是有人变本加厉地中饱私囊：乌克兰拥有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克里沃罗格钢铁厂，这家工厂拥有4.2万名雇员，每年（在一个人均月薪只有95美元的国家）税前利润高达3亿美元。2004年6月，这个厂终于被出售。在基辅，当人们得知成功“拍得”这个厂的人叫维克多·平丘克，无人会感到惊讶。此人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商人之一，也是乌克兰总统的女婿。

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国有资产即使没有全部卖光，也遭受了类似命运。当地政治首脑们安然度过最初的私有化谈判，他们更愿意按原有方式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正像阿尔巴尼亚人在差不多也是同时期里所做的那样，追求快速从市场得到满足的罗马尼亚人却被提供了一种金字塔计划，能保证在短期内带来巨额的无风险暴利。在高峰时期，一个号称“博爱”却实为欺骗性的商业阴谋活动，在1992年4月到1994年8月风行一时，参与者可能有400万——几乎占到罗马尼亚人口的1/5。

就像“合法”的私有化一样，这些金字塔计划（这些计划在俄罗斯也大行其道）主要使私有现金流入以旧的政党网络和安全机构为基础的黑手党手中。与此同时，在齐奥塞斯库倒台14年后，66%的罗马尼亚工业仍然保留在国有制中，尽管一些更加有利可图的、有吸引力的企业已经易手。许多年来，国外投资者对冒风险将资本投入这样的国家顾虑重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由于长期缺乏法制保障，充裕回报的前景被抵消了。

在中欧其他地方，风险的平衡对外国投资者有利，原因是欧盟成员国的地位必将加速必要的制度改革和立法。即使这样，在匈牙利和波兰最初的私有化过程中，很多是将共产主义时代的黑市交易转化为合法的活动，或是将国有企业中明显有望成功的部分快速出售给有境外资金支持的当地企业家。变革3年之后，波兰国有企业中仅有16%出售给私人。在捷克共和国，有一个有独创性的担保计划，向人们提供机会购买国有企业中的股份。这个计划原本想要使公民人人成为资本家：但它在后来几年的主要效果却是为未来的丑闻种下祸根，并且造成了针对猖獗的“牟取暴利”的政治反击。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私有化被扭曲的一个原因是西方介入的实质性缺席。的确，在莫斯科或华沙，一开始时有许多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主动要求教给接待他们的东道主如何建设资本主义，而且特别是德国公司对相对比较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司（例如捷克的“斯柯达汽车制造公司”）很早就表示了兴趣。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外国政府的参与，没有马歇尔计划，或者任何和马歇尔计划有一点相似的东西：除了在俄罗斯，来自华盛顿当局的大量拨款和贷款源源不断地涌入，以支持叶利钦的政府，而这些钱却又流入了叶利钦及其盟友和支持者的腰包里。

外国投资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西欧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却像凡尔赛协议后那样，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在情况良好的时机投入，在形势严峻时撤出。于是像过去那样，东欧人只好和西方的对手在明显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他们既无当地资本，也无海外市场，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食品和原材料，或其他低廉的工业品或消费品。这些商品保持低廉的原因是低工资和公共补贴。

因此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后共产主义”政府都动心了，就像他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前任那样，他们保护自己避免因为这样的局势而付出政治代价，他们的做法是建立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立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和公司的法律。这些较早地试图自给自足的努力，被外国评论家不甚公正地指责为“民族主义”，可以预想，这些做法成效甚微：通过限制外来投资而扭曲本地市场，他们只不过将私有化进程进一步推向腐败。

于是每个不老实的俄罗斯寡头都在伦敦或戛纳有第二个家，每个兴高采烈的年轻波兰生意人都有一辆宝马和一部移动电话，每有一个这样的人，与之对应的是几百万愤愤不平的、靠微薄养老金度日的老人和下岗工人。对这些老人和工人而言，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更别提成百上千万个既不能被重新安排就业又不能在经济上自谋生活的农民了：在波兰，到了20世纪末，农业只贡献3%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他们占劳动力的1/5。失业一直在许多地方泛滥——但失去工作却带来便宜设施和其他福利，过去这些好处在这些国家是和工作相伴的。物价持续上涨，不管是因为通胀也好，或是因为预期加入欧盟，任何有固定收入或国家年金收入的人（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教师、医生和工程师过去曾是社会主义的骄傲）很有理由越来越怀念过去。

东欧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过40的人——沉痛地抱怨他们失去的物质上的安全感、便宜的食宿和各种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渴望回到共产主义。一位50岁的俄罗斯退休军事工程师和她拿着养老金的丈夫每月依靠448美元度日，她在2003年对外国记者解释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像苏联时代那样好过，确保有个美好稳定的未来，物价便宜，但与此同时，我们能拥有过去没有的自由。”

对拉脱维亚人来说，回到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但他们的民意测验仍然表明，尤其是农民坚信他们的日子在苏维埃时期更好些。他们也许是对的，不光因为他们是农民。在革命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人非常喜欢看电影。到1997年，拉脱维亚人看电影的比例下降了90%。各处的情况都如此，保加利亚下降了93%，罗马尼亚下降了94%，俄罗斯下降了96%。有意思的是，同期波兰只下降了77%，捷克共和国只下降了71%，匈牙利只下降了51%，斯洛文尼亚几乎没有下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富裕程度和看电影的直接关系，证实了一项保加利亚对当地电影院上座率下降调查得出的解释：自从共产主义衰落以来，有更多的好电影可以选择……然而人们不再买得起电影票。

在此情况下，东欧艰难的不彻底的经济转型引发了约翰逊的观察评论，即认为尽管经济转型没完成好，能看到他们在努力实现转型，就已经够让人吃惊了。同样适用于这个评论的是向民主过渡的进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例外，在维也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前共产主义社会有任何关于真正的政治自由的记忆，各国的许多批评家都对未来实行多元政治的可能表示悲观。如果资本主义没有法律限制，直接堕落成偷窃行为，那么，如果没有公认的、能被理解的公众言辞和政治竞争的界限——恐怕民主将冒着沦为竞争性煽情的风险。

这种恐惧不是没有缘由的。通过将权力、信息、主动性和责任集中在政党国家手中，共产主义造成了一个不仅个人互相猜忌、对任何官方声明或承诺将信将疑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缺乏个人或集体主动意识，缺乏任何可供做出知情的公众选择的基础。在后苏维埃国家中，最重要的新闻导向来自提供确凿信息的报纸——莫斯科的《事实与争鸣》，基辅的《事实》，这绝非偶然。

年纪大一些的人对转换到一个开放社会是最难应付的。年轻一代有获得信息的较好渠道——从外国电视广播或越来越多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但尽管这使这些国家的许多年轻选民越来越国际化，甚至越来越老于世故，这也使他们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间有了分歧。在国家独立10年后对年轻斯洛伐克人的调查，证明了年轻人和长辈之间明显的鸿沟。年轻人对1989年前发生的往事知之甚少，也概无联系；相反，他们抱怨在“后共产主义”的斯洛伐克的美丽新世界里，他们的父母飘忽不定，而且十分无助：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既不能提供帮助，也不能提供建议。

代沟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政治后果，事实证明，凡是年纪大一些或者比较穷困的选民，往往都容易被对新的自由共识提供怀旧的或是极端民族主义选择的政党打动。可以预料的是，这个问题在前苏联的某些地方最为糟糕，那里分裂和混乱的状态最严重，民主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由于贫困潦倒，缺乏安全感，痛恨一小撮招摇的新贵富豪，俄罗斯和乌克兰上了年纪的——还有没那么上年纪的——选民们尤其容易受独裁政治家的吸引。因此，尽管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很容易创建模范宪法和民主政党，但要锻造一个有甄别力的选民群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处的初期选举倾向于自由派或中间偏右的联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人促成了旧政体的倒台；但经济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带来的反冲力往往对前共产党人有利，现在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重新出现。

旧日的政要显贵的转型不像外界的观察者眼里那么古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起它们其中任何一个与民主的共同之处要多：可以说，二者有共同的政治“句法”——而自由主义则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姑且不论其他，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公敌——资本主义，或“西方”——而他们的继承人会擅长操控广为人知、令人羡慕的人人平等主义（“至少在过去那时我们人人都很穷苦”），进而将“后共产主义”的悲哀归罪于外来干涉。

于是，像科尔内留·瓦迪姆·图多尔的崛起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此人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手下有名的擅长溜须拍马的文人，早在从民族共产主义转型到极端民族主义之前，他就致力于撰写对“近卫团”的荣光歌功颂德的赞美诗。1991年，在移民们的金钱支持下，他创立了“大罗马尼亚党”，其政治纲领包括了民族主义怀旧情绪，攻击匈牙利少数民族，还有得到公开支持的反犹太主义。在2000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1/3罗马尼亚选民选择支持图多尔，票数超过唯一的另一位候选人、前共产党官员伊昂·伊利埃斯库。

即使当民族主义政客开始成为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者——正如俄罗斯名为“Pamyat”（意为“记忆”）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他们舒舒服服地滑进对苏维埃过去共生互惠的同情中，将一种无法公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愤懑之情和对苏维埃遗产和它的丰碑的怀旧之情融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将爱国的漂亮话和对苏维埃式的独裁主义失去的世界表示遗憾结合在一起，这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新民族主义者受到欢迎的原因——在波兰90年代末兴起的各式农民政党和“民粹派”政党中也有类似人物，著名的有安捷依·莱佩尔的广受支持的“自卫党”。

尽管循环再生的共产党员们到处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结盟，彻底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俄罗斯是最强大、最持久的。不足为奇的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位在不肯改悔的旧式俄罗斯仇外基础上建立个人竞选魅力的新的火爆公众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人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受屈辱的民族。”不管这句话有多少局限性，苏联也曾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幅员辽阔，文化璀璨，是俄罗斯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和延伸。它的解体对老一辈俄罗斯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痛恨苏联军方，由于北约将俄罗斯“远东”吞并了，而国家无力阻止。重获国际“尊重”的愿望驱动了莫斯科当局的许多后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这既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总统职权的性质使然，也是因为普京可以获得的广泛支持，尽管（或因为）他的国内政策越来越狭隘偏执。

出于明显原因，中欧的俄罗斯前帝国的公民并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怀旧。但即使是共产主义失去的世界在民主德国也有些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那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旅游、电子媒体和言论自由，1989年前的生活更好。在其他国家，甚至连旧日共产主义时代的媒体节目都引起了某种喜爱之情——2004年，捷克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泽曼少校》的重播，这是70年代初的侦探系列节目，它的剧本几乎就是1968年后“正常化”的宣传。

只有在捷克共和国（还有法国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还公开保留它的名字。但在每一个中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大概1/5选民支持有同比性的“反某某”的政党：反美，反欧盟，反西方，反私有化……或更常见的是反对上述一切。尤其在巴尔干人中间，“反美主义”或“反欧主义”就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代号，这给不能公开对旧日表达怀念的前共产党员以外衣，让他们在经过掩饰的公开声明中表达相同的观点。

这些抗议的选票，间接地说明不可避免的共识约束了政治主流：这个地区只有唯一可能的将来，那就是在西方，在欧盟，在全球市场，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出现。就这些目标而言，相互竞争的各主要政党之间差别很小，他们全部通过批评他们政敌的“失败了的”政策，然后自己又接着实施一个惊人相似的计划。中欧和东欧的结果都是一种新的公共政策的“生硬”语言——“民主”、“市场”、“预算赤字”、“增长”、“竞争”——对大多数公民而言，这些概念都没有意义，也无关紧要。

想要表达抗议或痛苦的选民就这样被拖向边缘。90年代初，观察者们在“后共产主义”欧洲见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边缘政党及其擅长煽动情绪的领导人的崛起，认为他们是反民主的危险的力量，是一个落后的、被时间扭曲和束缚了半个世纪的地区里的倒退现象。然而在最近几年，奥地利的尤尔格·海德尔、法国的让-玛丽·勒庞，还有和他们非常接近的从挪威到瑞士的领导人的成功，已经倾向于稀释西欧评论俨然以恩人自居的语气。复旧现象是不管边界的。

政治民主的成功，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奋力使之实现的知识分子看来，它的结果是模糊不清的。其中某些人（像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一直通过新闻界保持有影响的话语。另外一些人（像匈牙利的雅诺斯·基斯）从原本知识分子出身转向议会政治（基斯是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最后还是在公众的视线中度过喧嚣的几年后，回到了学术生活。但大多数早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并没有成功变身为“后共产主义”政治家或公众人物，除了做做过渡性质的有名无实的领导，还有许多人努力过，但也令人悲哀地证明是不合适的。瓦克拉夫·哈维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即使是他，也不是特别成功。

正如埃德蒙·伯克很不屑地评论早一代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最好的也只是纸上谈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几十年混乱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全无准备。他们对一般知识分子的公共地位剧烈地下降也一样全无准备。地位下降的原因是阅读习惯的改变，年轻一代离开了传统观点的指引。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间一度很有影响的期刊已经令人悲哀地边缘化了。

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的《文学评论》是在巴黎由68年一代的波兰流放者出版的、广受崇敬的文学期刊，它在1989年前，在维护波兰文化的争论中起了主要作用。现在，在它被解放的祖国的首都成功地创办后，挣扎着保有1万名读者。《新文学》是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捷克文化周刊，也一样困难重重，到了1994年，发行量不到1.5万份。这些数字如果按比例摊派到人头上，对多数西方国家的文学杂志和期刊的出版商而言，并不是那么不值一提；但在中欧，它们日益边缘化的地位代表着文化的重点发生了令人悲伤的转移。

这些知识分子的式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大受好评的强调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他们认为需要建立重视道德的文明社会，来填补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方向的空间；然而他们的看法被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实务压倒。在短短几年间，中欧的“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古旧的观念，只有几个外国社会学家对此感兴趣。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发生了十分相似的情况（参见本书卷一第3章），战时抵抗力量的道德高调被驱散，首先被战后重建事业取代，随后被冷战取代。然而，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在那些年里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这要部分地归功于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的匈牙利和波兰同行就不那么走运了。

那些的确成功地跃入公众民主生活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技术官僚”——律师或经济学家——这些人在1989年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默默无闻。到当时为止，他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英雄伟绩，他们现在向芸芸众生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更让人放心的模式。瓦茨拉夫·克劳斯于2003年接替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他在总统演讲中很直率地表明了这一点：“我有一点像你们。我过去既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既不是某党派的追随者，也不是个道学先生。我出现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你：你缺乏勇气，你问心有愧。”

这里所指的“问心有愧”，提出的是关于报应这个麻烦的问题——人们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里如果做过什么事，那么他们现在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的话）。这就证明了，几乎任何一个后共产党政权都会带来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不仅在道德化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在其他人中间都一致认为，在苏维埃时代犯下的政治罪行应该昭告天下，而犯罪的人应该被惩罚。除非关于共产主义的过去得到公开承认，已是困难重重的、向自由的过渡就会难上加难：旧政权的辩护者们会洗刷罪行，人们就会忘记1989年究竟意义何在。

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执政都超过40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50年，在苏联本身是70年。政党国家对权力实行垄断。它的法律、它的机构、它的警察成为国家中唯一的当权派。回顾过去，谁能说共产党不是合法的统治者？他们当然被外国政府当作合法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国际法庭或审判庭宣布共产主义是非法政体。那么，怎能因为某人过去遵守共产主义的法律或为共产主义国家工作而惩罚他呢？

何况，最早呼吁对共产主义暴政还以颜色的人当中，一些非常显眼的人自己的出处就让人怀疑——在90年代初混乱的情绪中，反共和某种对被共产主义者们取代的政体的怀旧混杂交织。要将对共产主义的谴责与它之前的法西斯统治者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有理智的人承认，应该区别对待斯大林时代：要惩罚50年代那些参与政变、公审（为宣传目的而举行的对政治反对派等的公审，通常判决已在审讯前决定）和迫害的人为时已晚，而且他们的很多受害者已经去世了。

人们觉得这样的事最好留给历史学家，他们可以翻阅档案，可以出于后代的利益而考虑把事情处理好。然而，关于后斯大林的几十年，已有广泛共识，对最惊人的罪行和罪犯应有一些公开反思，例如：共谋推翻“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刺杀波皮鲁兹科神父负有责任的波兰警察（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下令射杀任何企图翻越柏林墙之人的民主德国当局，等等。

但是仍然有两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处理前共产党党员和警官？如果他们没受到明确指控，他们应为自己过去的行动遭受什么惩罚吗？允许他们作为警察、政治家，甚至总理参与公众活动么？为什么不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竟积极参与了推翻自己政权的活动。但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如果要对这些人的公民权或政治权利加以限制，那么限制的有效期是多长？所应牵涉的政要显贵应该包括哪些人？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和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想要实施“去纳粹化”计划的盟军所面临的问题相比——除了一点不同：1989年后，做决定的不是占领军，而是直接相关的各方。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更加复杂，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共产党政权不仅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不情愿接受领导的公民；他们还鼓励人们加入对自己的压迫——通过同安全机关合作，报告自己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和其他有关系的人的活动和想法。这种地下特工和线人网络的规模，各国之间互不相同，但它到处都有。

结果是整个社会都被怀疑——谁在某个时间不会为警方或政府工作，哪怕在不经意间？出于同样原因，很难区分仅仅由于懦弱或甚至是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做出贪图金钱或别的利益而同警方或政府合作的事。如果拒绝向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报告的话，要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你孩子的将来。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灰色面纱就这样落在很多孤立无助的个人的选择上。回头看，谁——除了几个英勇的、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能够安然通过评判？而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在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之间，许多人——其中有名的有亚当·米奇尼克——最积极地反对以任何方式惩罚他们的同胞。

尽管这些困难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都很普遍，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处理的方式。在没有真正转变的国家——共产党人及其朋友仍然当权，只不过换了新名称，而且有了新近洗过（像洗钱一样）的“西方化”日程——过去尘封如故。在俄罗斯，正如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南斯拉夫的剩余部分，惩罚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提出过，旧政权的高级官员静悄悄地又官复原职：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共产主义时代的“强力部门”（包括检察官、警察、军队或安全部人员）占据了超过半数的总统非正式内阁。

另一方面，在德国发现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规模和范围令举国震惊。除了8.5万名全职人员外，全国还有大约6万名“非正式合作者”，11万名固定线人，还有超过50万的“兼职”线人，许多人甚至无从知道自己被归入这一类人。丈夫监视妻子，教授告发学生，教士检举教徒。前民主德国有600万份居民档案，占人口1/3。整个社会实际上被渗透，被分裂，被污染，这些都是它自己任命的保卫者惹的祸。

为了使互相恐惧、互相猜忌的沸腾情绪缓和，1991年12月，联邦政府任命由前路德教会教士约阿西姆·高克领导下的委员会监管政党的档案，防止对其滥用。个人可以确认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档案”，然后，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过来阅读这个档案。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有时是带来了破坏性的家庭后果——是谁告发了他们，但这材料并不是对全部公众开放的。这是一种笨拙的妥协，但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非常成功：截至1996年，一共有114.5万民众申请阅读他们的档案。覆水难收，没有办法复原人类造成的破坏，但由于信任高克委员会不会滥用职权，它控制的信息几乎从来没有被用来提升政治优势。

正是由于担心利用这样的信息，在东欧其他地方禁止了类似的程序。在波兰，使政敌蒙羞的常用做法就是指责他们过去（和旧政权）的合作——在2000年，甚至是列赫·瓦文萨也被指控和前特务机关合作，尽管这个指控从来没有生效。一位“后共产主义”的内政部长甚至威胁要将他所有和前政体合作过而因此褪去光环的政敌名单全部公之于众；正是由于担忧出现如此的行为，米奇尼克等人倾向于将共产主义的过去一笔勾销，向前看。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在2001年甚至反对审讯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当时78岁）。时间回到70年代，那时这位总统下令向罢工的工人开枪。1989年，最近记忆中的军事法及其余波，使旧事重提并评估罪责显得不明智；到了可以安全地这么做的时候，机会已经溜走，大众的注意力已转到别的地方，于是，迟到的、回顾性的伸张正义看起来更像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拉脱维亚规定，任何被记录和克格勃有瓜葛的人将被禁止从事公职长达10年之久。从1994年开始，拉脱维亚公民重获自由，他们学习德国的榜样，可以阅读自己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档案；但内容只有在一个人寻求司法职位时才公之于众。在保加利亚，新政府学习维希政府之后的法国，建立法庭，拥有权威，对那些做下和前政府相关的坏事的人施以“公民权降级”的处罚。

在匈牙利，共产党在交出权力的过渡阶段的和善方式，使人觉得很难清算或惩处它早先的罪行——尤其因为在卡达尔之后的匈牙利，争论的主要焦点当然是1956年，一个对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古老历史的时期。在邻近的罗马尼亚，那里最近真的有很多理由要实行报复，要建立一个当地版的高克委员会的努力，几年来一直遭到失败，因为受到“后共产主义”政治精英的坚决反对：他们中间的那些知情人（从总统伊利埃斯库开始）肯定会被任何与齐奥塞斯库政权活动有关的严肃盘问牵连其中。最后，一所“国家‘安全’档案研究学院”创立，但它永远比不上德国原创的权威性。

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解决和共产主义的过去达成妥协的问题能使人人都满意，或达到完全的公平。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采用的解决方式引发了超越国界的争议。在这里，斯大林主义比别的地方来得迟，持续得也更长久些，而对“正常化”的丑恶记忆还很鲜活。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捷克地区也比别的东欧地区更加扎实。最后，举国对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948年和1968年后一系列抵抗暴政的明显失败感到不舒服。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整个国家——在它最不妥协的国内批评家看来——问心有愧。瓦茨拉夫·克劳斯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

1990年制订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项“后共产主义”立法旨在抚慰1948年至1989年之间被非法审判的人，最后付出1亿欧元作为补偿——几乎没有引发争议。但紧接而来的是一部“清洗法”（1996年该法重新获得5年有效期，并且在21世纪初到期时，再度延长有效时间），它的目的是审查一切公务官员和即将成为公务官员的人，看他们是否与旧制度的安全机构有关。但是，这个貌似有理的目标造成广泛的滥用机会。后来得知，许多在旧时秘密警察线人名单上的名字只不过是“候选人”罢了：旧政权想要强迫就范的男男女女。他们包括几个最有名的捷克作家，有些人甚至并不住在国内。

秘密警察的名单很快进入报界，由政客们和议员候选人发布，并且借此大作文章，希望借此羞辱他们的政敌。在这场诽谤政敌的硝烟中，甚至哈维尔也被指为一度要被警方搜罗到间谍网中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某些评论家警告的那样，这份警方秘密名单虽然极大扩展了他们想要招募的人员的数据，但却对那些从事征召工作的警员的身份几乎保持缄默。在每日出版的《人民报》上刊登的一幅卡通，描绘了两个男人在布拉格议会大厦前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不担心遭到清算，我不是告密者，我只是指挥员。”

清算并不是刑事诉讼程序，但是也确实给它的许多受害者带来尴尬，他们被不公正地“点名和羞辱”。更严重的是，也许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种公开使用的政治工具。它也造成了旧的“公民论坛”联盟的分裂——长期坚持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哈维尔）反对新法律，而克劳斯则热情地支持这个法律，认为这是一种“澄清谁的立场是什么”的方法（而且让以前批评他的人——有些是改革派共产党员——感到难堪）。值得关注的是斯洛伐克的弗拉基米尔·麦恰尔同样反对关于“清算”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被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成是同前秘密警察有瓜葛——尽管从前他为了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独立，曾经充分利用警方档案的信息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相对地说来，《清算法》在生效的头12年里基本上没有造成直接破坏。这项法律运用于申请证明自己清白的30万人：其中大约9 000人没有通过，这个数字与1968年后5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失去工作或被从党内清算出去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这项立法更持久的影响是它遗留的苦涩滋味，它普遍地造成了捷克社会对“天鹅绒革命”如此结束的方式的愤世嫉俗情绪。看来，捷克共和国中的“清算”与其说是关于如何诚实地对待逐渐淡出的过去，还不如说是关于如何使逐渐登堂入室的精英合法化。

1993年7月，捷克议会采纳了《关于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以及反共产党政权的法案》，事实上宣布共产党为犯罪组织。这样就从理论上把千百万前共产党成员变成了犯人，但是它的实际影响是纯理论上的，并未采取实质行动。这项法案并不是要羞辱共产主义，并使推翻共产党的行为合法化，而只是用来将一种超然的怀疑强加给民众。在这项法案通过的10年后，民意测验显示1/5选民拥护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共产党，这个党一直是国内最大的政党，党员有16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