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往事，我们最大的一桩错误就是允许选举继续进行。我们的垮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奥特洛·萨赖瓦德·德·卡瓦略将军

西班牙是问题的所在，而欧洲是解决的办法。

——奥尔特加·加塞特

欧洲不光是各种物质结果，它还是精神。欧洲是一种精神状态。

——雅克·德洛尔

大国之间的这些交易长期存在，大陆东西分界也从未消失过，北欧各国国内与国际的风云变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各国，问题主要是在国内。70年代初以前，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一直处于欧洲的边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尽管在冷战时期它们共同效忠于“西方”（葡萄牙与希腊均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这三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却各有千秋。其经济严重依赖在国外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国内汇款以及增长中的旅游业，因而与欧洲南部边缘的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或土耳其相似。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希腊的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同东欧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仿。

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都由独裁者统治，这种情况在拉美比在西欧更加常见。战后几十年间的政治改革似乎忽略了这三个国家。葡萄牙于1932-1970年间由安东尼奥·萨拉查统治，在西班牙，佛朗哥将军于1936年发动军事政变，并且从1939年开始直至1975年去世，他一直统治该国，其间无人敢挑战其地位。在这两个国家，来自另一时代的等级制度因此而固定下来。在希腊，一个军事小集团于1967年推翻了国王和议会，自此这个上校集团统治了该国。这段动荡的历史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国家的前景一片黯淡。

希腊的近代史和西班牙一样，受到内战的严重影响。在战后的两年间，希腊共产党对其控制下的村庄实行恐怖统治，以至于过后很久人们仍然心怀恐惧，并把左翼激进派和压制与暴行联系在一起。1949年10月共产党人放弃斗争后，轮到左翼分子遭受持久的压迫。战时的游击队员（包括许多在战争初期参加抵抗德国入侵的战斗者）被迫流亡海外，长达几十年。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则被禁止在公共部门就业，直至70年代，其子女甚至孙辈也不能幸免。在迈克罗尼索斯岛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共产党人被长期囚禁，并受到虐待。

但是，不管这与冷战时期的情景多么相符，希腊国内的政治斗争一直有其明显的地方特点。1949年3月，在斯大林与铁托斗争的高潮时期，奴性十足的亲莫斯科派希腊共产党曾在布加勒斯特通过无线电台发表声明，赞成马其顿独立。这样做的本意是通过鼓励南斯拉夫领土分割来削弱铁托的力量，不料却并未奏效。相反，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希腊共产党的信任，因为此举暗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将导致北部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马其顿地区实现自治，使希腊分崩离析。

希腊人之所以如此在意这一点，是因为希腊的民族主义特别缺乏保障，即便以地区标准衡量也是如此。由于希腊战后的保守派政治家时时刻刻对先前土耳其帝国时期的统治者保持警惕，防范与其发生冲突，而且从1940年以来一直与阿尔巴尼亚处于交战状态（直至1985年情况才有所改观），甚至不愿承认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接壤的地区存在着庞大的斯拉夫社区，因此他们选择了“秩序”与“稳定”，而不是“民主”或战后“妥协”。综合旧的国内因素与新的国际派别划分，希腊国王与其军队和大臣们选择了与西方站在一起，把西方国家看作在一个动荡的地区里最可靠的同盟者。

他们的忠心得到了很好的补偿。1947年2月，《巴黎条约》迫使意大利将多德卡尼斯群岛割让给雅典。在实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以后，希腊成为美国援助的主要受惠国之一。它于1952年被批准加入北约组织，其军队也接受了从部署到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量援助。这些军队后来也确实起了关键性作用。英国本来打算赠予希腊一支非政治性的陆军和现代警察部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希腊军队经过8年战争后，以永不妥协的反共主义者、保王主义者和非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对北约和美国同盟者的忠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本国政治制度或规约的认同。

事实上，希腊军官就像传统的西班牙军官一样，在他们看来，国家及其领土完整的守护神是他们自己，而不是那些他们曾宣誓捍卫的短命的宪法文件。在战后希腊的政治生活中，军队从一开始起就十分活跃：在50年代初的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希腊阵线党”就是由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元帅领导的，他曾在内战中担任政府军的指挥官。直至1963年，军人还十分乐意地支持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卡拉曼利斯曾经领导更名后的希腊阵线党（现称“民族激进派联盟”）在1956年、1958年和1961年的大选中获胜，尽管他在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举胜利后被怀疑有大规模舞弊行为。

卡拉曼利斯本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持反共态度，他甚至对军队也没有显示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生在希腊的马其顿地区，并且从内心深处是反斯拉夫的。他出身农民家庭，信仰东正教，本能地具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特点，很适合代表他的祖国。在美国外交官和本国官员等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人，他无意实施平民对军队的监督，也无意过于详细地调查愈传愈盛的高层人物中反议会的网络和阴谋。在卡拉曼利斯的领导下，希腊社会保持了稳定，但是经济停滞不前，腐败现象严重。

然而在1963年5月，左翼议员格里戈里斯·兰姆布拉基斯博士在泰萨洛尼基市的一次和平集会上演讲时遇袭，5天后身亡。这件事为左派造就了一位烈士，也催生了希腊的和平运动。而当局处事可疑，对这起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不想追查到底，这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怀疑。过了6个月，卡拉曼利斯在大选中以微弱之差输给了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代表日益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中间派联盟。在下一年的新一轮选举中，帕潘德里欧的政党及其同盟者表现得更加出色，以绝对多数选票获胜，所占比例从42%上升到52.7％。

新的议会多数派要求调查1961年大选被人操纵的情况，议会与年轻的国王康斯坦丁之间的紧张局面逐渐升级。国王在政治上对保守派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右翼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帕潘德里欧的职务。帕潘德里欧最终出于无奈，只好辞职，随后相继有几任临时首相上台，但是谁都未能得到稳定的议会大多数的支持。这时有一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军官被指控与帕潘德里欧之子安德里亚斯密谋，使议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1967年3月，他们中间有21人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到这个时候，希腊议会政府已经徒有其名了。保守派分子与军官们隐晦地警告人们，共产主义在全国的影响正在扩大。国王不愿与多数派的中间派联盟合作，说他们依靠极左派的选票，而反对派的民族激进派联盟拒绝支持成立临时代理政府。最后在1967年4月，民族激进派联盟组成了少数派政府，直至国王解散了议会，号召举行新的选举。

公众对议会陷入的僵局感到失望，他们普遍感觉国王从中扮演了过分偏袒一方的角色，这一切都表明即将到来的选举将会进一步偏向左翼。由于这个原因，加上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威胁”论不断地被提起，希腊的民主制不健全，以及执政者不称职，以此为借口，军队内部存在已久的右翼军官集团于4月21日夺取了政权。

在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的领导下，雅典等城市的街道一时间布满了坦克和伞兵，军队逮捕了政治家﹑记者﹑工会运动积极分子等公众人物，夺取了所有的要塞，并宣布自己为国家的拯救者。他们解释说，“民主将得以修复”。国王康斯坦丁尽管对这些阴谋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被动地同意并命令他们宣誓就职。8个月后，国王试探性地组织了反政变，失败后携家人逃往罗马，他的离开并未让国人感到惋惜。这个军人集团任命了一位摄政者——帕帕多普洛斯被任命为首相。

上校的这次政变是一篇经典的政治宣言。帕帕多普洛斯及其同僚以暴力起家，惯于实行压制，他们上任后解雇了近一千名公务员，囚禁或驱逐了左翼和中间派的政治家。在他们执政的7年间，希腊与世隔绝，令人窒息。上校们反对现代性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他们审查报刊，宣布罢工为非法，禁止现代音乐和迷你裙，还禁止研究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甚至连社会学、俄语、保加利亚语的研究也遭到禁止。他们虽然走的是平民主义路线，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家长式统治，对外表形象极为关注。在军政权统治下，留长发遭到禁止，宫廷侍卫和其他礼仪官员的制服也被换成了华丽俗气的“传统”服饰。尤其是首都雅典，更是给人以军管式的整齐划一的感觉。

军事政变对希腊经济的影响好坏参半。旅游业没有受到影响。即便有旅游者出于政治觉悟而对军人掌权的希腊进行抵制，还是会有人对它趋之若鹜，因为希腊旅游胜地虽然各种规章多得令人窒息，但毕竟价格低廉。政变之前10年才出现的国外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稳步增长（自1964年以来年平均增幅为6%）都未受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正如西班牙一样，低工资（依靠对工人反抗的镇压）和建立在“法律与秩序”基础之上的政权，为国外资本提供了有利环境。这些大多出身农民的上校们最初甚至获得了农村地区的广泛支持，尤其在1968年他们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之后。

但是上校们身上自给自足的农民本性，使他们更加倾向于恢复旧式的进口替代制度——低效的本地制造商生产的低质产品，在与国外厂商的竞争中受到保护。这种做法最终注定要使政权与本国城市中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虽然他们几年前看到争吵不休的政客们被赶下台时备感舒心，但现在他们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显然更为重要。而即便是以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上校们也只能算是平庸之辈，他们面对未来毫无准备：既没有计划如何让希腊融入正在兴起并日益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也没有关于如何恢复平民统治的计划。

再者，该政权虽然在国内还算稳固，在国外却日渐孤立。1969年12月，“欧洲委员会”全票通过将希腊赶出该组织；两个月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终止了与军政权的一切谈判。更无耻的是，该政权的基础只有武力。因此，在解决塞浦路斯历史遗留问题时，它在境外使用武力而遭到灭亡也就十分正常了。

塞浦路斯岛自1571年以后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878年后由英国控制，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英国单方面吞并。它位于地中海东部较远处，靠近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虽然远离希腊大陆和边远的希腊诸岛，但是岛上居民大多数都讲希腊语，信仰东正教，并且倾向于与希腊统一。占岛上人口18%左右的土耳其少数民族自然反对这种安排，并且得到了安卡拉当局的全力支持。就这样，塞浦路斯一方面有英国竭力要其摆脱帝国遗产，另一方面要面对由来已久的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对立，其命运在整个50年代都悬而未决，令人不安。

由于“合并”计划（即与希腊统一的计划）遭到否定，岛上大多数赞成统一的领导人勉强同意独立。1960年英国允许塞浦路斯独立，只保留了某些过境权和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军基地。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和宪法由英国、土耳其和希腊共同保障，由希腊、土耳其两族组成联合政府，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任总统。大主教曾被伦敦以武装暴力恐怖分子的名义流放，而今受到尊敬，成为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雄心的“合理”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该岛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毗邻而居，气氛紧张，社区间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均自称是塞浦路斯岛上各自同胞的保护者，而且偶尔会威胁说要进行干涉，但出于谨慎和国际压力，都没有这样做，即使在1963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遭到袭击，次年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时也没有出兵。尽管希腊人几乎垄断了塞浦路斯所有的公共部门岗位和有权力的职位（其情形大致相当于在阿尔斯特占人口大多数的清教徒把天主教徒排挤出有特权和权力的部门），或许正因如此，塞浦路斯看上去比较稳定。但是尽管塞浦路斯不再有危机，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问题”。

因此，在1973年，当雅典学生（起初是在法学院，后来在理工专科学校）首次公开反对上校们的统治，令他们尴尬不已时，希腊军政权的反应是转移公众视线，试图通过重提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来挽回公众支持。强硬派的伊奥安尼德斯将军在理工院校学生示威游行后，取代帕帕多普洛斯成为军政权首领，他与乔治·格里瓦斯等希腊——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合谋推翻马卡里奥斯，将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1974年7月15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与一批精心挑选的希腊军官袭击了总统府，驱逐了马卡里奥斯，设置了傀儡政府以期待雅典直接实行统治。马卡里奥斯逃往国外。

但是，就在这个关头，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入侵塞浦路斯，以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利益，并且很快于7月20日付诸行动。一周之内，该岛2/5的领土就在土耳其的掌握之中了。希腊军政府面对比他们强大许多的土耳其军队，既无力阻止，又无法做出回应，显得相当无助：一会儿命令部队全体动员，一会儿又下令取消动员。由于这次行动令国家蒙羞，遂使国内群情激愤，希腊的独裁者们只得求助于日渐衰老的卡拉曼利斯，邀请他结束巴黎的流放生涯，回国归政。7月24日，这位前首相回到了雅典，开始带领希腊回归平民统治。

这次过渡完成得相当轻松。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党”在1974年11月大选中一举获胜，并在3年后再次奏响凯歌。1975年6月通过了新宪法，尽管反对派各党在开始时反对加强共和国总统的权力（1980年后卡拉曼利斯一直位居总统）。希腊民主政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具有了与欧洲相似的特征，它的政治派别大致可以划分为中右翼（新民主党）和中左翼（由已故的乔治·帕潘德里欧之子、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安德里亚斯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希腊能够平稳地向民主社会过渡，要部分地归功于卡拉曼利斯的技巧。他一方面能与自己的过去诀别，另一方面又能给公众以成熟老练、游刃有余、前后一致的印象。他没有重建已经失去民心的中间派联盟，而是组建了新的政党。对众叛亲离的君主制的去留，他号召在1974年12月进行了全民投票。当69.2%的投票者要求将其废除时，他监督建立了共和国。为了避免疏远军人，他拒绝了清洗军队的要求。相反，他让那些比较愿妥协的高级军官提前退休，而对愿意效忠新政府的人予以奖励和提拔。

在废除了君主制，军队也实现中立之后，卡拉曼利斯不得不来处理尚未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愿再重提“合并”问题，但他们同时也不能公开忽视岛上土耳其人的存在，即使在1974年12月马卡里奥斯回国后，他们也未能这样做。卡拉曼利斯随后将希腊撤出了北约军事组织达6年，以抗议北约另一成员国（土耳其）的行径。尽管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它还是赢得了国内包括左翼和右翼都在内的广泛赞同。1975年2月，塞岛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尽管至今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它——以此为标志，再加上北爱琴海地区领土问题外交争端时有发生，希——土关系进入冰封时期。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联合国的外交家和律师们都曾试图解决塞岛的划分问题，但都毫无结果，该岛也因此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希腊政治家们也可以就此放下担子，暂时不管塞岛问题（尽管他们迫于国内政治因素，要对其命运继续表示关注），而去关心其他更有前途的事务。1975年6月，在上校们落马后不到一年，希腊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1981年1月1日，希腊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国，这令布鲁塞尔欧共体总部的许多人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是“希望”战胜了“智慧”。

与希腊不同，葡萄牙在近代没有经历过哪怕是最初级的民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是倒退的，即使以1932年他上台之初通行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事实上，吹毛求疵的教权主义、混合的制度、落后的农村这三者汇合，使葡萄牙像极了1934年后的奥地利。难怪战后的葡萄牙得到了怀念维希政府的退休法国人的垂青——“法兰西行动党”颜面丢尽的党魁夏尔·莫拉斯深受萨拉查崇敬，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直至1952年去世。

在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国民总体生活水平更像当今的非洲而不是欧洲大陆：1960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60美元（土耳其是219美元，美国是1 453美元）。富人的确富有，而婴儿死亡率为欧洲最高，32%的人口是文盲。萨拉查这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任教数年的经济学家，不但不为葡萄牙的落后感到不安，反认为这是国家稳定的关键。当听说在葡属安哥拉境内发现石油时，他仅评论说这是一个“遗憾”。

萨拉查像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一样，着迷于避免债务，煞费苦心地平衡每年的预算。他是个狂热的商业主义者，建立起了数量惊人的黄金储备，并且注意避免把它用于投资或进口。结果使国家陷入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北方小型家庭农场和更靠近南部的大庄园中劳动。由于没有本地资本为国内工业提供资金，而国外投资者又明显不受欢迎，葡萄牙大多依靠出口或再出口初级商品，其中包括自己的国民。

直到1970年去世，萨拉查一直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不仅使葡萄牙免受20世纪毁灭性的国外战争之苦，还带领国家避开了掠夺性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大灾祸。而事实上，他已让自己的臣民备受其苦：物质上的不平等和为盈利而进行的剥削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而且这个位于里斯本的独裁政府压制一切独立观点和首创精神。1969年，只有18%的成年人口有资格投票选举。

由于国内缺乏反对党，萨拉查的唯一阻力来自军队，这是全国唯一的独立机构。葡萄牙军人收入菲薄——萨拉查不是支付有限的军人工资，而是积极鼓励宦囊羞涩的军官们迎娶有钱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军官们尽管不情愿，并在1947年和1958年分别有过一次徒劳无功、轻而易举地被镇压的政变，但是直至1961年，他们对这个政权至少还是忠诚的。陆军或海军中倾向于改革的低级军官虽然对军队的毫无生气感到厌烦，但是又缺乏同盟者或群众基础。

所有这一切在1961年得到了改变，这一年新德里强行吞并了葡萄牙在印度本土的领地果阿，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也爆发了武装叛乱。失去果阿固然是国家的耻辱，但相比之下，非洲的叛乱更为严重。葡属的非洲各“省份”（他们自己这样称呼），较大的有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西非的佛得角群岛和东南非的莫桑比克。其中安哥拉不到600万人口中有近50万欧洲殖民者，其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几“省”。它境内尚未开发的丰富的物质资源，比如铁、钻石和新发现的近海石油，使得萨拉查不愿意外商前来投资（典型的如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在60年代，这块领土对葡萄牙本土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里也发生了公开的叛乱。为了摧毁风起云涌的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1967年里斯本实施了“反叛乱”战略，将人口重新安置到可以控制的大村落中：截至1974年，100多万农民被搬迁。这一计划并未瓦解叛乱，尽管它对安哥拉社会和农村经济贻害无穷。不过，此举确实离间了前去执行这一计划的士兵：既包括把参加殖民地军队作为提升社会地位手段的宦囊羞涩的军官，也包括不情愿被派去镇压叛军的普通士兵。

在安哥拉，叛乱者划分为不同派系，葡萄牙军队至少还可以暂时控制他们，而在别处，情况逐渐难以维持。在莫桑比克，6万名葡军士兵为保护仅1万名欧洲殖民者忙得不可开交；在几内亚和佛得角，充满魅力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在游击战中以1万兵力牵制了葡军3万人，使他们徒劳无功。到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战事每年消耗掉这个欧洲最穷国家的年国防预算的一半。每4个到入伍年龄的葡萄牙男性中就有1个要应征到非洲服役，并且在1976年之后，最低服役限度为4年。到1973年，他们中有1.1万人阵亡。按人口比例来说，死亡率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最激烈时还要高出许多。

葡萄牙为保卫其殖民地付出了昂贵而又血腥的代价，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对此军人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他们还有别的理由感到沮丧。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把国人的视线从海外的不幸中转移开，萨拉查选定的接班人马切罗·卡埃塔诺放松了信贷限制，从国外大举借债而且鼓励进口。再加上在国外工作的葡萄牙人的汇款，1970年至1973年间，葡萄牙经历了短暂的消费繁荣。但好景不长，石油危机引发了不断的通货膨胀，公共部门的工资开始被物价远远地抛在后面。

葡萄牙多年来首次遭遇了罢工。首都周围贫民区的居民中，有许多是刚刚从赤贫的阿连特霍地区搬来，他们不但要忍受地方性的贫穷，还要眼看着附近里斯本炫耀性财富急剧增长。由于非选举产生的技术专家、官员指挥的政府不受欢迎，军队越来越痛恨代表它在遥远的土地上进行“肮脏的战争”，他们的不满而今在国内得到广泛响应。低级军官满腹苦水，通货膨胀使他们本来不高的收入缩水，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与他们同病相怜的是正在兴起的一代商人，统治者的无能让他们苦恼不堪，他们明白国家的希望在欧洲而不是非洲。

1974年4月25日，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成员把卡埃塔诺和他的同事赶下台，宣布成立以民主化、非殖民地化和经济改革为目标的临时政府。这次政变（就像1926年年轻军官们发表檄文首次拥立萨拉查上台一样）没有遇到多大阻力，旧政权的领导者们被允许流亡——先是到马德拉群岛，然后到巴西。前葡萄牙军队副参谋长、1968至1972年几内亚总督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被同僚任命为军事集团首领。秘密警察被废除，所有政治犯被释放，新闻自由得以恢复，葡萄牙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领袖结束流亡回国，他们的组织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得到法律认可。

这次革命处处受到极大的欢迎。斯皮诺拉把中立派和社会主义者都纳入临时内阁中，7月，他公开宣布了给予非洲殖民地完全自决权的计划。一年之内，这些殖民地全部独立，印度尼西亚乘机控制了葡属东帝汶。非殖民地化的过程相当混乱。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的游击队对斯皮诺拉让他们先放下武器的要求置之不理，安哥拉局势则恶化为内战。但是从葡萄牙的角度看，优点是前后过程相当迅速。它还加速了在葡军撤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发生暴力冲突后约75万名欧洲人返回葡萄牙。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对保守的葡萄牙北部地区安顿下来，在未来数年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这些飞快的变化令斯皮诺拉感到不安，他的保守本能与更为年轻的同事们越来越激进的做法产生抵触，他于1974年9月辞去职务。在接下来的14个月中，葡萄牙走向全面的社会变革。在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和阿尔瓦罗·肯哈尔领导的坚定的“列宁主义共产党”的热情支持下，银行和主要工业实现国有化，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进行，特别是在南部产粮区阿连特霍，那里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仍在大地主，尤其是不在当地的大地主手中。

国有化在城镇中受到欢迎，南部地区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集体化——最初是由当地佃农和体力劳动者在共产党及其盟友的动员下“自发”进行的土地占有和夺取。共产党不愧为暗中反对旧政权的一支组织最严密、行动最有效的队伍。但同样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却显然不受欢迎，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已经被细分为若干小块，归家庭私有。以农村和小镇为主的北部盛行天主教（现在仍然如此），1972年平均每500人就有1名教士。中南部地区教士和平民的比例为1︰4500，在南部更远一些的地方比例更低。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和农民领袖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和集体化运动遭到了人口众多的北部地区的强烈反对。

实质上，1974年葡萄牙革命者在重复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土地改革激进分子所犯的错误：他们试图将适合南部社会条件的集体主义土地改革强加于北部土地私有、效率更高的小农身上，最终把后者变成了敌人。在1975年4月立宪会议选举中，共产党只赢得了12.5%的选票。中间偏右的党派战绩稍好，但大赢家是“葡萄牙社会党”。该党两年前由马里奥·索瑞兹在流亡中建立，他以“要社会主义，不要独裁”为口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竞选，赢得了38% 的选票。

“武装部队运动”和共产党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肯哈尔公开承认，如果通过议会获得权利的道路走行不通，他们或许会采用其他办法——正如他在1975年6月对一位意大利记者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可能拥有你们西欧那样的民主……葡萄牙不会成为一个有民主、自由和垄断的国家。它不允许这些东西存在”。从4月到11月，局势越来越紧张。国外评论家警告说，共产党即将发动政变，而葡萄牙的北约盟国和西欧贸易伙伴也许诺，一旦发生马克思主义革命，他们将介入并提供援助。

事态在年末发展到了关键性阶段。11月8日，里斯本立宪会议被建筑工人包围，在两周的时间里，传言说即将成立“里斯本公社”，甚至将爆发南北内战。11月25日，有几队激进士兵试图暴动。起初他们还有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支持，但后来当武装部队中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左翼军官本身都反对起义时，就连肯哈尔也妥协了。正如“武装部队运动”有些领导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1975年4月的选举结果已经提前使革命军官们的目标失去了民心：左派可以实现议会民主，或实现革命“过渡”，但不可能两者都实现。

1976年2月，葡萄牙军队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平民当局，尽管在政变后两年他们仍然有效控制着全国。国家将按照1976年4月通过的宪法得到治理，这部宪法在措词和目标上仍然反映了1974年后的政治气氛，它使葡萄牙致力于“通过创造让工人阶级民主地行使权力的条件，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当月的立法选举中，尽管选票数略有下降，社会主义者又一次领先，马里奥·索瑞兹组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葡萄牙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葡萄牙民主的前景仍然堪忧。维利·勃兰特只是许多赞同这一观点的当代观察家之一，他们在索瑞兹身上看到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克伦斯基不自觉地充当了非民主势力的掩护，一旦机会适合，他们就会将他撤换掉。然而索瑞兹却幸存了下来，而且不止如此。军队仍然局限在军营中，其政治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共产党的得票数上升了——1976年上升到了14.6%，3年后又上升到19%，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恶化，而且索瑞兹的温和政策挫伤了党内的左派，他曾许诺他们会在社会主义的葡萄牙消灭资本主义，但前提是左派要放弃起义的企图。

1977年，议会通过了一部农业改革法，肯定了不久前进行的土地集体化，但是把这种做法局限在南部，而且限制了从当前所有者手中没收土地的数量。这一做法消灭了农村冲突的危险，也避免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是短期内却不能改善民主葡萄牙所继承的一团糟的经济状况。由于没有了来自前殖民地的廉价原料（而且没有了殖民地提供的垄断市场，其出口产品在别处毫无竞争力），不能像过去一样向西欧输出非熟练工人，而且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限制，要平衡预算，厉行节约，葡萄牙遭遇了连续几年的失业和消费不足。

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根据1976年宪法规定，由非选举产生的军人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具有否决权。在1980年一年中，它否决了23项立法，其中包括由当年选举产生的中间偏右派政府所做的将国内银行非国有化的计划。但是，议会在随后的两年中修改宪法，削减行政权力（1982年把“革命委员会”也废除了），并悄悄去掉了宪法的原来文字中强调的反对资本主义，对此他们也并未表示反对。

在随后的20年中，社会党与其对手、由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领导的中间派“社会民主党”将交换位置。早已放弃反资本主义言论的马里奥·索瑞兹本人在1986年升至总统，是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以西欧的标准看葡萄牙，它仍然十分贫穷，这要感谢萨拉查，是他留下的永久遗产泽被后世。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葡萄牙既避免了“白色恐怖”，也避免了“红色恐怖”。共产党虽然在南部农村和里斯本郊外工业区仍然受欢迎，在日渐老去、直至1992年才退位的肯哈尔领导下依然坚定地坚持着强硬路线，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被永远地削弱了。被遣返的殖民者从未成功地组织过心怀怨愤的民族主义者的极右党。在这种环境中，民主葡萄牙的出现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对一个比方说在1970年从法国一路看到西班牙的游客来说，比利牛斯山脉两侧的差距似乎太大了。佛朗哥长达30年之久的统治，加重了西班牙近两个世纪以来经历的社会落后和文化孤立的痛苦，他的独裁政权似乎比当初更加与当代欧洲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第一眼看去，西班牙似乎与60年代擦肩而过了：苛刻的审查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来约束民众的着装和举止、无处不在的警察，还有对待政治批评者的严酷刑法，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这是一块时间停滞的土地，历史的时钟永远地停在了1939年。

但是，如果就近看的话，你会发现西班牙——至少在北部地区和城市中——其实正在快速地发展。佛朗哥的确是一个严苛的、真正反革命的独裁者，但与邻居萨拉查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个经济现实主义者。1959年，西班牙放弃了20多年来的闭关自守，在一群教士的鼓动下，通过了“国家稳定计划”，旨在平抑地方性通货膨胀，开放西班牙，允许投资和贸易。这一计划最初对经济的冲击是严酷的：贬值货币、削减预算、冻结信用、限制工资——所有这些都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得到了执行。这些做法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迫使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到国外寻找就业机会。

但是，私有部门自此受到了社团主义规章和长期进口替代政策的保护，拥有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关税得到削减，西班牙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经合组织”准成员（佛朗哥1962年甚至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没有成功）。佛朗哥推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机是合适的。在战后欧洲经济繁荣阶段的初期，西班牙对国内经济采取保护政策，规避竞争，而现在对国外贸易开放得正是时候。从1961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农业劳动力所占百分比（1950年是50%）急剧下降，并且从南部、西部移向北部，转向工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截至1971年，全国只有1/5的人口还在从事农业。到60年代中期，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西班牙已经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

佛朗哥的“经济奇迹”也不能被过分夸大。西班牙没有帝国的遗留影响，因此也无须为非殖民地化付出经济或社会的代价。60年代流入西班牙的外币，大多不是来自国产商品的出口，而是来自在国外务工的西班牙人往国内的汇款，或者北欧度假者的消费。总之，西班牙的经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繁荣兴旺的副产品。除去巴塞罗那、布拉瓦海岸、巴斯克等部分地区和（现代化程度稍差一些的）马德里，该国的交通、教育、医疗与服务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即使在1973年，该国的总体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爱尔兰，不到欧共体国家的平均值的一半。

不过，即便是有限的经济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也十分重大。在有电视之前，西班牙人或许大都未受到其他国家60年代文化冲击的影响，但是由于实施“国家稳定计划”而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和对经济的扰乱，引起了劳动者的广泛不满。从6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到佛朗哥去世，工人罢工、资方停工、示威、集体谈判和工会抗议成为西班牙社会生活的一种固定特色。这个政权固执地反对一切政治让步，但是当有如此众多的外国游客到来时（1966年达1 730万人次，到佛朗哥去世前一年，上升至3 400万人次），它就不好在公众面前显得过于压制一切了。

西班牙当局也无法忽视日益壮大的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能力与技巧。因此，他们被迫承认了事实上已经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重工业区的工人运动。加上由公共部门的职员、银行工作人员和其他正在扩大中的白领阶层组成的非正式工会，截至佛朗哥去世，这个由工人和职员代表组成的半地下网络可能经过了近10年的组织和经验才得以建成。

但是，西班牙的工人反抗活动被严格限制在生活必需品问题上。在最后的几年里，佛朗哥政权就像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政权一样，依靠的不是公开的暴力镇压，而是一种强制的被动接受，一种几十年来形成的文化去政治化。1956年以来，学生中的反抗者一直在谋求更大的校园自主权，以及对道德规范和其他限制的放宽，政府允许他们在极其严格的范围内组织反抗；他们甚至得到了政权集团内部一些批评家的同情，包括那些有意改革的天主教徒、受挫的“社会长枪党党员”等。但是，政府严格禁止他们对别的阶级主动表示同情，或是与其他部门联合，比如说与罢工的矿工联合。这种做法也被用于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成年人。

事实上，一切纯粹的政治观点都受到严格限制，独立的政党也遭到禁止。直至1967年，这个国家甚至还没有一部宪法，已经存在的那些权利和程序也大都是做给西方伙伴看的。作为被暂时取消的君主国的“摄政者”，佛朗哥选定年轻的胡安·卡洛斯——西班牙末代国王的孙子——在适当的时候接替他，但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君主国问题在西班牙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是教会，虽然在许多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西班牙在传统上是基督教文明反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堡垒，这是小学课程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天主教本身（不像天主教社团中的现代化“秘密僧侣”那样）被排挤到了权力之外，这与政权创立之初10年间所提倡的新十字军“国家天主教教义”精神所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1968年6月，佛朗哥屈服于当代现实，首次承认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允许西班牙人在自己选择的教堂里公开做礼拜。但在那时，宗教本身却已经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一个在60年代初有8 000名神学院学生的国家，12年后只剩下不到2 000名。1966年至1975年间，全国1/3的耶稣会修士离开了修道会。

国家对军队也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佛朗哥本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十分清楚疏远军队会有什么危险。这支军队继承了保卫国家、保卫传统价值观的过强的责任感。在战后的几年中，西班牙陆军受到了宠爱和奉承。它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每年都要在主要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庆祝，而在内战中的失败也在1959年9月完工的、排场十足的阵亡将士谷里得到了纪念。军衔与勋章数量增加了：到这届政府灭亡时，共有300名将军，军官与其他军阶的比率为1︰11，为欧洲之最。1967年，“国家公共机构法”正式规定军队负责保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卫“公共机构系统”。

但实际上，军队已经变得多余。佛朗哥几十年来都在保护自己的军队不参加国外战争和殖民地战争。与法国或葡萄牙军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耻辱的失败或被迫撤退。西班牙没有面临过军事威胁，国内安全由警察来负责，宪兵和特殊部队只用来对付恐怖分子——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而军队主要被用于仪式典礼，成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惯例。军队的保守派传统日益表现为热情地希望君主国复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认同感在后来向民主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国家事务由一群受严格限制的律师、信仰天主教的教授、公务员实行管理，他们中许多人对政策鼓励的公司表示出积极的兴趣。但是由于国家禁止提出正式的政治反对意见，所以是从这些统治阶层圈子内部——而不是其领导者仍在流亡的知识阶层——在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国外的批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榜样的刺激下，产生了改革的设想和变革的压力。

佛朗哥在1975年11月20日去世，时年82岁。他直到临终都不肯认真考虑自由化或移交权力的问题，这样做，即便对支持他的人来说，他也没有价值了。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同情年初曾要求取消对新闻界和政治集会的限制的示威者。因此，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是由佛朗哥自己任命的官员和部长来操作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渡既迅速又成功。在告别佛朗哥主义、向民主过渡的最初阶段，西班牙赞成民主改革的传统力量——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会员——扮演了配角。

佛朗哥死后两天，胡安·卡洛斯加冕为国王。最初，他在内阁中保留了佛朗哥的最后一任总理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和他的同僚，以此向军队和其他人保证不会同过去突然决裂。但是在1976年4月，阿里亚斯取缔了刚刚成立的、尚未批准的左派政党的联盟——“民主协调组织”，逮捕了其领导人，从而受到国王的冷遇。两个月之内，国王就撤掉了阿里亚斯，换上了自己的一个部长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

44岁的苏亚雷斯是一个典型的佛朗哥时代后期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他曾担任过一年由元首佛朗哥创立的长枪党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事实证明，选择苏亚雷斯是精明之举。他组建了新的政党“民主中间派联盟”，而且开始说服佛朗哥集团接受关于政治改革的全民复决投票，实际上就是说服他们批准引入普遍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佛朗哥的老近卫军被一个他们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打乱了阵脚，同意进行全民复决投票。1976年12月15日，投票结果是94% 的人赞成改革。

1977年2月，苏亚雷斯授权西班牙最古老的政治组织西班牙社会党回国。当时该党由来自塞维尔市的年轻的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奎斯领导，他从20岁出头时就开始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同时，工会也变得合法化，并且获得了罢工权。4月1日，苏亚雷斯禁止并解散了他曾经领导的民族运动组织；一周后，他又宣布桑提亚哥·卡里约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与他们的葡萄牙同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已经承诺在向议会民主过渡时期的种种限制下运行。

为了制定新宪法，1977年6月进行了立宪会议代表选举。这次选举是自1936年以来在西班牙的第一次。得票数最多的是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间派联盟，赢得了议会165个席位；处于第二位的是冈萨雷斯的社会党，占121个席位，其他角逐者仅合占67个席位。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苏亚雷斯的胜利让保守派们（他们大多数投了他的票）放下心来，不会突然转向左派。由于没有取得明显的大多数席位，这就迫使他与左派代表合作。左派因此也就承担了起草新宪法的部分责任。

这部宪法（在1978年12月的第二次全民复决投票中得到了充分确认）总体来讲相当传统。西班牙将成为一个议会君主制国家；将没有官方宗教（尽管在仔细斟酌后向教会让步，承认天主教是一个“社会现实”）；法定选民年龄下降到18岁；死刑被废除。但会议将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有权自治写进了新宪法，这一点可以看作与它的近期历史的重大决裂。

宪法第二条肯定了“全体西班牙人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栖息地西班牙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但接着又“承认并保证境内各民族和地区自治和各自团结一致的权利”。接下来的自治法承认了在迄今为止极端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存在古已有之的语言多样性和地域性情感；他们还承认了加泰罗尼亚在人口数字方面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以及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都存在的强烈的自治情绪。但是，一部分西班牙人被赋予的东西不可能不让其他人也拥有。在4年内，西班牙将被分成17个自主管理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旗帜和首府。不只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会被承认是独立的，加利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加那利人、瓦伦西亚人、纳瓦拉人等也一样。

但是，新宪法规定马德里继续负责国防、司法和外交，这是一个尤其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而言让人难以接受的妥协。上文已经讲述过，“埃塔”组织在新宪法讨论阶段的几个月内，故意加强了针对政治家和士兵的暴力和暗杀活动，希望借此能引发他们的强烈反应，从而阻止使他们每况愈下的民主进程。

在1981年，他们有可能取得成功。1月29日，对经济发展的不满达到最高峰（见下文），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亚都开始尝试分离主义的地方自治，苏亚雷斯在本党派的胁迫下辞职。他所在的党痛恨的不是他的失败（1979年按照新宪法举行的大选中，民主中间派联盟又一次获胜），而是他的成就，还有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在另一位民主中间派联盟政治家卡尔沃·索特洛接替他之前，巴斯克地区各省爆发了大罢工。这样，在右翼批评家看来，民主西班牙不仅无人领导，而且到了崩溃边缘。

2月23日，国民卫队陆军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莫林·莫利纳用武力控制了议会。经过协调，巴伦西亚军区司令员哈伊梅·米兰斯·德·博斯克将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号召国王解散议会，任命一个军事政府。尽管现在看来，特赫罗和米兰斯·德·博斯克的做法显得颇有戏剧性而且笨手笨脚，却是有传统和先例可循的。而且议会本身或各政党及其支持者，也对政变的发生束手无策。军队是否持同情态度还很难说。

决定事态最终结果并塑造日后西班牙历史的，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阴谋者要求的断然拒绝和他的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地捍卫宪法，并毫不含糊地宣布他和王权都与新兴的追求民主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年轻的国王的勇气或许令事态双方都同样吃惊，因为此前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认为自己是被已故独裁者任命的国王；但是现在他的命运已和议会政治不可挽回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缺乏一种凝聚力量的制度或符号，那些怀念旧政权的警察、士兵等等都避开了起义或恢复原状的想法，转而投身于支持曼纽尔·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致力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抗击“西班牙最危险的敌人：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

特赫罗的做法让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事业”的信任，议会当初就应该趁机削减军队预算，并且通过一项早就应该通过的法案，将离婚合法化。但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大多数人都被夹在教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右翼和刚刚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左翼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前者不满于变革速度之快，对区域自治也感到不安，而新西班牙公共道德的松懈也让他们感到愤懑。后者一方面对宪法事宜公开妥协，另一方面又针对难以控制的工人运动和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摆出一副激进面孔。

就像葡萄牙一样，这次政治过渡恰逢经济困难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追究佛朗哥时代最后几届政府的责任。在1970年至1976年间，这几届政府为了换取公众支持而增加公共开支和公共部门就业岗位，补贴能源消耗，抑制物价，同时增加工资，几乎不考虑这样做的长远影响。这种漠然态度的后果在1977年开始显现：大选时，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26%，国库（在佛朗哥政权的递减税政策下空虚已久）接近干涸，失业率长期呈上升趋势。据估计，1973年至1982年间，全国失去就业岗位180万个。

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昙花一现的共和国时期一样，西班牙民主建设时期恰逢经济衰退，与生活指数挂钩的工资和经过政府补贴的物价恶化为过高的通货膨胀，因此很多人议论说，西班牙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如果这一点能够得以避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77年10月在《蒙科洛协议》上签字的那些人。该协议是经过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的第一个，在协议中，政治家、工人领袖和雇主都同意着手进行大范围的改革：贬值货币、制定收入政策、控制政府开支，以及对庞大而又浪费严重的公共部门实行结构性改革。

《蒙科洛协议》和后来的其他协议（最后一个签署于1984年）并没有创造奇迹。部分由于石油冲击的影响，国家的收支平衡危机持续恶化；许多较小的公司倒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一齐上涨，引发了罢工浪潮以及左翼工会和共产党内部的痛苦分裂——他们都不再愿意分担民主过渡的社会代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协议，这些分歧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肯定还会更加严重。

1982年10月的选举正值经济困难最高峰时期，社会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大多数席位，费利佩·冈萨雷斯上台，出任首相，并且将要留在这个位置上14年。苏亚雷斯的中间派民主党——它曾经带领国家摆脱佛朗哥主义——几乎被从议会中排除，只赢得了两个席位。共产党只赢得了4个席位，这是一次蒙受耻辱的失败，导致桑提亚哥·卡里约辞职。从此以后，西班牙政治将按照西欧其他国家的模式进行，不断围绕中左翼和中右翼进行重组。在这里，中右翼是指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1989年更名为“人民党”），他们在选举中令人惊讶地获得了26.5%的选票。

社会党以平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为纲领参加竞选，承诺保护工人的工作和消费能力，使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但一旦掌权，冈萨雷斯坚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开始对西班牙的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后来又逐步实行私有化），并于1986年在西班牙是否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的公民复决投票中击败了他的许多支持者。此刻他赞成西班牙继续留在北约。

这种方向性的改变并没有为冈萨雷斯赢得守旧的社会主义者的好感，这个政党在他的带领下，离存在已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越来越远。但是他的核心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对内战没有记忆的青年男女，并且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带领西班牙战胜落后（争论已久的“落后”问题自黄金时代结束以来，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半岛），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家来说，旧的左倾意识形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据冈萨雷斯判断，西班牙的未来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欧洲。1986年1月1日，西班牙与葡萄牙一起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

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和出人意料的发展，是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截至80年代初，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不仅实现了向议会民主的和平转变：而且这3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几年前还处于地下状态，并且大张旗鼓地反对资本主义——现在都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实质上以中间派的立场执政。萨拉查和佛朗哥政权不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且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而新一代政治家们在努力争夺年轻的“摩登”选民的拥戴。

其中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已经提到过的，尤其是在西班牙，远远落后的不是整个社会，而是它的政治状态。佛朗哥统治的最后10年间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意味着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和期望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远非仍然透过1936-1956年间的状况去看待西班牙的外界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地中海沿岸欧洲的年轻人并不觉得难以适应这种在离他们较远的北方欧洲国家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他们在政治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学着适应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从上个时代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对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说辞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也不为忠于过去的行为所感动。过渡完成以后去里斯本或马德里的游客往往对这里的年轻人感到惊讶不已：他们从不提起最近的过去，不管涉及的是政治还是文化。

社会现实不容许20世纪30年代重现，导演阿伦·雷奈在1966年的电影《活在战争的梦魇》中未卜先知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叙述了悲伤的挽歌式故事，讲述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员迭戈（由杰出的演员伊夫·蒙当扮演）偷偷地从巴黎回到了马德里，勇敢地携带了“工人起义”所需的颠覆性文献和计划，虽然他知道起义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他试图告诉梦想复兴1936年希望的巴黎共产党领导人，“西班牙已经变成了浪漫左派的聚集点，成了一个用来欺骗过去战争中老兵的谎言。现在每年有1400万游客在那里度假。世界的现实在抗拒我们”。电影的编剧是豪尔赫·塞布伦，这也并非偶然，他本人几十年来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间谍，后来因为对该党不正视现实、一味怀念过去感到失望而离开。

到了80年代初，西班牙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停留在近期的历史上，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表现在对旧的公共行为准则大张旗鼓地拒绝：在语言上、着装上，特别是性观念上。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脍炙人口的电影就是一种对50年来发霉的独裁统治的自觉反抗，是新的反主流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些电影运用独特的视角和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一群在充斥着性的环境中感到迷惘的年轻女子。在1980年的电影《佩比、卢西、邦及不出众的姑娘们》（出品于西班牙首次自由选举后仅3年）里，剧中人心照不宣地对“大选”和“正在吞噬我们的色情战争”大笑不已。

两年后，在《激情迷宫》中，训练营里出来的恐怖分子和色情狂互相说着淫秽笑话，还一度争论“他们快乐的小恋情”和“国家的未来”孰先孰后的问题。他的电影故事背景一部比一部更浮华，城市外景地也越来越时尚。到1988年，以电影《崩溃边缘的女人》为标志，阿尔莫多瓦以电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一个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忙乱而又带有自我意识的现代社会的概括。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文化或政治领域的激进分子和革新者的努力，而是多亏了来自旧政权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阿道弗·苏亚雷斯就像几年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是他们帮助摧毁的那个体系的典型人物。卡拉曼利斯确实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处于流亡中；但他也与任何人一样是无可指摘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思想偏执。而且，他对受到玷污的1961年希腊选举负直接责任，主要是那次选举使战后的政治体系名誉扫地，使军队执掌了大权。

但正是他们带给选民的这种信任感，使他们能够摧毁自己曾经忠诚服务过的独裁制度。接下来又都由社会主义者——索瑞兹、冈萨雷斯、帕潘德里欧——继任。这些继任者们也都曾令人信服地向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过，说他们的激进主义信念不可动摇，但随后又为环境所迫，实行温和的、经常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这种过渡，用一位西班牙著名评论家的话说，是“要求佛朗哥主义者假装自己从来不是佛朗哥主义者，左翼妥协者假装自己仍然坚持左派原则”。

所以，时代环境迫使很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弃坚持已久的原则立场。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公众生活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息，那就是审时度势地背叛诺言，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忘却某些记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一代会有那种怀疑的、不关心政治的态度。而那些忠诚地、无怨无悔地坚持过去的追求的人，从共产主义者到长枪党党员，都很快被发生的事情甩在后面。如果不考虑现实，即便始终如一也没用。

最终，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毫不费力地加入或重新加入了“西方”，尽管它们对自己采取政治孤立的方针，但是它们的外交政策却始终能够与北约或欧共体国家兼容甚至联合。冷战的传统，加上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仇视，促进了多元民主国家和军事或教权独裁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北美人和西欧人在经过多年与独裁国家的伙伴共同开会、谈判、制订计划，或者仅仅是跟他们做生意之后，早已不会再动辄为马德里、雅典或里斯本的国内事务大动肝火。

因此，对大多数旁观者，包括许多它们本国的批评家来说，令人不快的南欧政权与其说是在道德上破产了，倒不如说是在制度上落后于时代了。当然，它们的经济在本质上还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并且早已融入国际市场，以获取金钱、商品和劳动力。即使是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也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辨认的一部分——尽管是在错误的一端。新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在西班牙，不仅在衣着打扮上，而且连理想抱负都在效仿法国、意大利或英国的经理人、商人、工程师、政治家和公务员。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社会尽管还很落后，但也已经属于它们现在渴望以平等身份加入的那个世界，而从独裁统治的过渡，首先得益于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他们中的那些曾经坚决地往后看的精英人物，现在已经在往北看。地理似乎战胜了历史。

在1973至1986年间，欧共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行动和扩张，一位历史学家曾称之为“一系列不规则的大爆炸”。庇护者戴高乐去世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想法不必再因他的不赞成而被束之高阁，而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战略意义使他烦恼不堪（上文已讲到），他明确表示欢迎英国加入欧共体。1972年1月，在布鲁塞尔，欧共体正式批准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加入，一年后生效。

英国申请成功，当归功于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唯一的一位毫不含糊地热情赞同把国家的命运同欧洲大陆邻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领袖。1974年工党重新执政时，号召全国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进行复决投票，结果是1 730万票赞成，840万票反对。但即便是希思也无法使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感觉”自己是欧洲人，左翼和右翼各有相当一部分投票者继续怀疑“加入欧洲”的好处。而挪威人则明确认为，如果他们不加入，生活反而会更好。在1972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全国54%的人反对加入欧共体，相反，他们选择与欧共体签订有限自由贸易协定。这次投票结果在22年后以几乎相同的票数得到了确认。

英国的成员国身份在后来的几年中受到争议，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刚刚出现的与欧共体加强联合的计划，并且要求欧共体退还英国“过多支付”的公共预算。但在70年代，伦敦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尽管加入欧共体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贸易区的交易在当时能为英国提供1/3国内投资，伦敦为此感到宽慰。新的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举是在1979年。在此之前，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大会的成员是由各国立法机构选举产生的，但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在英国，可以想见投票人数很少，只有31.6%；但那时在别处也不是特别高——在法国，只有3/5的选民愿意投票，在荷兰则人数更少。

“北方三国”对欧共体的追随，相对显得问题较少，不管是新成员还是原有成员。爱尔兰贫穷但是面积小，而丹麦和英国富有，因此也就成为公共预算的纯粹贡献国。正如下一轮成功扩张一样，当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已改称“欧盟”的欧共体时，新成员的加入增加了扩张中的欧盟的财力和影响，却并未显著增加其费用，也不必在敏感领域与已有成员竞争。来自南方的新成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希腊像爱尔兰一样穷而且小，所以它的农业对法国农民构不成威胁。因此，尽管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东正教具有官方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公证结婚直到1992年才得到允许——但并没有激烈的争论阻止它加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等人都支持它加入。但是对葡萄牙，尤其是西班牙的加入问题，法国提出强烈反对，因为葡萄酒、橄榄油、水果还有其他农产品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生产和销售成本要低得多；如果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地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农民会与法国生产者形成激烈竞争。

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用了9年时间才得以加入欧共体（而希腊的申请在不到6年就获得了通过），在此期间，法国历来的良好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落千丈。到1983年，在一系列用词尖刻的谈判过程中，有2/3的时间里，只有39% 的西班牙人对法国持“正面”看法，这是走向共同未来的一个不祥的开端。一部分问题在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欧共体将向法国农民进一步增加支持性拨款，以作为对巴黎的赔偿；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为欧共体增加了5 800万人，这些人多数很贫穷，因此也就有资格享受布鲁塞尔资助的各种计划和补贴。

事实上，随着这3个贫穷农业国的加入，共同农业基金背上了新的沉重负担——法国已不再是该基金的主要受益国。因此需要经过仔细谈判，达成各种协定，来补偿法国的“损失”。新成员国的劣势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而且他们的出口产品被允许平等地进入欧洲市场之前，由法国强加给他们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所带来的损失，欧共体也给予了补偿。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享受的“地中海综合计划”——事实上是区域性补贴，尽管名称上不是——在1981年时就没有提供给希腊，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因此才要求将他的国家也包括进去，甚至以“如果遭拒绝，就退出欧共体”相威胁，终获批准。

因此，正是在这几年时间里，欧共体才有了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形象，仿佛是一个制度化的牲畜交易市场，其成员国以政治上与之结盟换取物质上的回报。当然，这些回报都是实实在在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欧洲”之外做得也不错（虽然不及法国），西班牙谈判家变得非常擅长摆出保卫本国财政优势的姿态。但真正发了大财的是雅典：尽管它在80年代初落后于欧共体的其他国家（至1990年就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共体内最贫困的国家），但是以其成员身份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事实上，正因为希腊如此贫穷——至1990年，欧共体内部最穷的地区有一半是在希腊——它才会有这样大的起色。对雅典来说，加入欧共体等于接受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仅在1985至1989年间，希腊接受了欧共体基金的79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其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国。只要没有其他穷国在排队等候，如此慷慨的财富再分配——这是要希腊默许欧共体各种决策的代价——仍然是欧共体的缴费大国（主要是联邦德国）可以承受的。但是由于德国统一花费高昂，又有一批东欧的穷国将要申请加入欧共体，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沿岸诸国加入后几年间，欧共体的慷慨做法被证明是会造成负担而且备受争议的。

欧共体规模越大，就越难管理。政府间的部长委员会所要求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造成了无休无止的辩论，各种决策都要经过几年才能被同意。有一项关于矿泉水的定义和标准的指令，用了11年时间才从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被送出来。必须采取措施了。长久以来的一项共识就是：欧洲的“计划”需要把目的和干劲儿融合起来。早在1969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会议，就是一系列不定期举行的、旨在“重新启动欧洲”的会议中最早的一个，而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在1975-1981年之间的私人友谊有利于这项日程。

但是，消极的经济融合——消除关税和贸易限制、补贴处于劣势的地区和部门——要比达成积极的政治行动的标准来得容易。原因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现金周转，经济合作只会给各方带来净利润；而任何以欧洲一体化或调整为目的的政治行动都会潜在地威胁国家自治，并且限制各国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主动性。只有当强国的强势领导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意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合作时，变化才会发生。

因此，维利·勃兰特和乔治·蓬皮杜首先发起了货币体系的调整，即“蛇”计划；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把它发展为欧洲货币体系（EMS）；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酝酿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促使了欧盟的诞生。德斯坦和施密特还发明了“首脑外交”，作为一种规避布鲁塞尔累赘的超国家官僚作风的方法。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与过去一样，法德合作是西欧统一的必要条件。

70年代法德联合行动的动力是经济焦虑。欧洲经济当时即使有增长，也是缓慢的，地方性通货膨胀流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带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汇率反复无常、不可预测。考虑到对该问题的地区性而非国际性反应，“蛇”计划、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单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德国马克被用来逐步代替美元，成为欧洲银行家和市场的稳定参照货币。几年后，欧元代替了各国货币，成为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尽管从形式上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各国的货币体系。因此，统一的欧洲货币的最终出现，是对经济问题的实用性反应的结果，而非朝着既定的欧洲共同目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

但是，通过说服众多观察者——尤其是当时持怀疑态度的社会民主党人——经济复苏与繁荣不再可能仅靠一国之力实现，西欧国家成功的货币合做出人意料地成为通往其他形式的合作的台阶。在基本上没有重要选区反对的情况下，欧共体各国首脑和政府于1983年签订了《庄重宣言》，致力于进一步的欧洲联合。这种联合的具体轮廓是在协商《单一欧洲法案》的过程中敲定的，法案于1985年12月由欧洲议会批准，1987年7月生效。

《单一欧洲法案》是对原先《罗马条约》的第一次重要修改。法案第一条明确规定“欧共体和欧洲政治合作应以共同致力于脚踏实地迈向欧洲统一为目标”。仅仅通过把“欧共体”换成“欧盟”，12个成员国的首脑就在原则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法案的签字者却避免或推迟了一切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欧盟农业预算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他们还小心翼翼地绕过缺乏防务和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这一尴尬问题。20世纪80年代“新冷战”高峰时期，在几十英里开外的东部重大发展即将开始时，欧盟成员国却坚决地专注于内部事务，关心的是欧盟尽管有3亿多人口，却仍然主要是关于共同市场的问题。

然而，他们的确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要有目的地向着真正的、单一的内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这是将于1992年实施的目标）迈进，而且决定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实行“有效多数票”制——提出“有效”的问题，是因为较大的成员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坚持保留阻止对它们的国家利益有害的建议的权力。这些是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被通过，是因为单一市场得到了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绿党”的赞同，尽管他们各有各的原因。这些变化促进了未来10年间真正的经济一体化。

13年来，欧盟成员国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瑞典、奥地利等国家也即将申请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共同体若要做出任何决定，就必须取消欧洲委员会的国家否决权制度。欧盟规模越大，对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来说就越有吸引力，甚至让他们觉得无法规避。但是，对成员国公民来说，近年来欧盟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的管理方式（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是其领导人为进一步一体化所做的努力，而是出入金库的钱的数目，以及这笔钱是如何花出去的。

按原先的《罗马条约》，只有一个机构有特别权限认定各成员国有哪些地区需要帮助，然后将共同体现金分发过去，那就是在意大利倡议下成立的欧洲投资银行。但一代人之后，以现金补贴、直接援助、发放启动资金和采取其他投资鼓励形式进行的地区性开支，已成为布鲁塞尔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欧共体掌握下的最有影响力的杠杆。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各成员国国内的地方主义政治和成员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欧洲各国仍然是统一的，由中央统一管理，很少考虑地区多样性或地方传统。

只有1948年的意大利新宪法承认了地区权威，但即便如此，在它控制下的有限的地方政府，在1/4世纪以来仍然形同虚设。但就是在地方要求自治成为整个欧洲的国内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后，欧共体出于自身原因，设立了地区资金体系，以1975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设立为第一步。

在布鲁塞尔官员看来，“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其他所谓“结构性资金”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应对欧共体内部经济落后和不平衡的问题。正如《单一欧洲法案》明确指出的那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战后欧共体前进的方向。每批新成员国的加入都会带来新的不平衡，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就必须对这种不平衡给予关注和赔偿。意大利南部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唯一的贫困地区。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英国部分地区（阿尔斯特、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西部）、希腊与葡萄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南部、中部与西北部地区都很贫穷，要赶上其他地区，需要大量补贴和中央援助的再分配。

1982年，欧共体成员国的年收入若以100计的话，丹麦（最富裕的成员国）是126，而希腊只有44。至1989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葡萄牙的两倍多（在美国，穷州和富州的差距只有它们的2/3）。而且这只是国家平均值的比较，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即便富国也有需要帮助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时，其靠近北极的地区就是。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完全依赖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拨款维持生活，而他们现在也有了向布鲁塞尔申请援助的资格。为了纠正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和瑞典的法斯特波顿在地理上的不便和市场的畸形状态，以便使其不再依赖援助，布鲁塞尔的机构分发给它们大量现金。这无疑给当地带来了利益，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开销巨大、臃肿、有时腐败的地方官僚机构。

欧洲开支巨大的地区资金援助项目的第二个动机是使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能够绕过成员国中不肯合作的中央政府，直接与地区合作。为了这两个目的，到本世纪末，各种“结构性”和“聚合性”基金要占到整个欧盟总开支的35%。这一战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各地区的地方主义情绪一直在增长（或复苏）。1968年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加强地区之间的亲密联系为新的政治信条，试图恢复并使用法国西南部古老的奥克语。与布列塔尼的激进分子一样，他们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裂主义分子、苏格兰和佛兰芒民族主义者、意大利北部分裂分子等等找到了共同的事业，共同反对马德里、巴黎、伦敦或罗马的“苛政”。

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政治分为许多互相交叉的亚文化类型，有历史的、语言的、宗教的，寻求自主、自治甚至是完全的民族独立。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痛恨被迫资助本国贫穷地区的富裕省份；另一类是历史上长期贫穷的，或刚刚被削减工业生产能力的、对反应冷淡的政治家感到愤怒的地区。前一类别的地区有加泰罗尼亚、伦巴第、比利时的佛兰德、联邦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法国东南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截至1990年，这个大区与巴黎大区合在一起，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0%）。第二类有安达卢西亚、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讲法语的瓦龙大区和其他许多地区。

这两类地区都将从欧洲地区政策中获益。加泰罗尼亚、巴登-符滕堡等富裕地区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学会了如何代表本地区进行游说、争取投资，或是使欧共体政策有利于地区而不是国家机构。贫穷地区的政治代表也同样迅速地学会了操纵布鲁塞尔的拨款和援助，用以增加自己在当地的人气，并借此迫使无奈的都柏林或伦敦当局鼓励甚至补充布鲁塞尔的慷慨援助。这样的安排于各方都适合：欧洲金库可能会花费几百万元的库存来补贴爱尔兰西部人口稀少地区的旅游业，或者同意税收优惠，以吸引投资者到洛林或格拉斯哥等人员长期失业的地区；但即便是出于自我利益考虑，受惠者也正在成为忠诚的“欧洲人”。爱尔兰用这种方法，成功更新或改造了相当一部分破烂的运输及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不仅爱尔兰，其他较穷的边缘化成员国也受惠于此。

《单一欧洲法案》把欧共体的权力延伸到了许多政策领域：环境、雇用方式、地方的研发行为。这些领域是欧共体以前从未涉足过的，而一旦涉足，就意味着要把布鲁塞尔的资金分发到地方机构。欧洲这种逐渐的“地区化”助长了官僚主义，而且开销不菲。举一个有代表性的小小例子：处于与奥地利北部接壤处的意大利的阿尔托阿迪杰-南蒂罗尔地区，1975年被布鲁塞尔正式归入“山区”（一个没有争议的称呼）类；13年后，它正式宣布，超过90%的地区为“农村”（任何普通的旅行者都看不出来），或者用布鲁塞尔的术语来说，是一个“5-b类目标地区”。这种双重身份使阿尔托阿迪杰省有资格申请的项目有：环境保护基金、支持农业的拨款、加强职业教育的拨款、鼓励传统手工艺品的拨款、改善生活条件以保持人口数量的拨款。

结果，在1993年至1999年间，小小的阿尔托阿迪杰省就接受了总计达9 600万埃居的拨款（价值大致相当于2005年同等数量的欧元）。在欧洲结构性资助的所谓“第三个时期”（计划从2000年至2006年间实施），又有5 700万欧元被分发给这个省支配。按照“第二类目标”的规定，这些钱只能用于为居住在“完全”山区或“农村”地区的居民谋福利。1990年以来，该省首府布尔扎诺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指导当地居民如何获益于“欧洲”和欧洲资源。1995年以来，该省还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与邻省特兰提诺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区共用）。布尔扎诺所在省的官方网站（提供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拉地诺语以及各种罗曼斯语的方言版本）满腔热情地表达对欧洲的好感，这也在情理之中。

结果，在南蒂罗尔省等地方，不管代价是否昂贵，“自下而上”的欧洲大陆一体化似乎确实行得通。当1985年发起成立“欧洲地区委员会”（后改称“大会”）时，该会已有107个成员，还有更多地区即将加入。在一定意义上的统一的欧洲已经开始明朗化了。地方主义曾经是积习难改的语言学家或怀旧的民俗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现在有了另外的“准国家”身份：它取代了国家，而且更加合法化，因为它得到了布鲁塞尔，甚至是本国首都（尽管明显缺乏热情）的正式许可。

欧共体的公民也许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明显地分为“意大利人”、“英国人”或“西班牙人”，但他们未必就觉得自己更像“欧洲人”，尽管“欧洲”的标签、选举、公共机构呈扩散之势。像下层灌木一样繁茂的各种事务处、媒体、公共机构、代表和基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却几乎没有赢得他们的喜爱。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分配和监督赠款使用情况的欧盟官方分支机构的大量存在：本已很复杂的现代国家政府机器，及其各部门、委员会、理事会，现在又加了上层（布鲁塞尔）和下层（省或地区），机构规模增加了2倍甚至3倍。

这不仅会造成规模空前的官僚主义，而且大量可利用的资金还会诱发和助长腐败。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申请资金而夸大甚至捏造当地的需求，因此而造成了地方滥用权力、贪赃枉法，这些行为虽然逃过了欧盟官员的眼睛，但这样做会使他们的事业丧失信用，致使将来连受益者也不再相信他们。尽人皆知，欧盟放手让遥远的、未经选举产生的公务员进行决策，而且有大量传言说各地区在政治上互开方便之门、投机倒把，所以最近几年“欧洲”虽然成就不小，但名声欠佳。

本以为在管理得较好的国家里已经克服了的地方政治的常见弊端——任命制、腐败、操纵——如今又在整个大陆重现。偶尔出现“欧洲丑闻”时，公共责任就会被国内政客小心翼翼地转嫁到一群隐形的“欧洲官僚”身上，因为这些人不必为坏名声付出政治代价。同时，欧共体日渐膨胀的预算得到受惠者和提倡者的鼎力维护，理由是这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和睦化”，或者这是应得的补偿（其预算由欧共体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支撑）。

总之，“欧洲”逐渐代表一种严重的“道德危险”，正如挑剔的批评家（尤其是英国人）高兴地坚持认为的那样。几十年来，依靠纯技术手段来促进大陆统一的努力，现在明显具有了政治色彩，但这种努力又缺乏一种名分，不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从事的传统政治事业一样名正言顺。只要“欧洲”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其经济战略就仍会以50年代的精心设计与雄心为基础。至于政治，欧洲委员会宣言中体现出的自信的、干涉主义的语调，以及欧盟专家莅临遥远地区时体现出的权威感和手中拿着的翻开的支票簿，都表明了一种牢牢扎根于60年代初社会民主鼎盛时期的管理风格。

尽管70年代和80年代建设“欧洲”的男男女女们努力超越国家政治的种种弊端，精神可嘉，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仍然思想褊狭。他们在当代最伟大的跨国成就，即1985年6月签署的《申根协定》中就暴露了这一缺陷。根据这一协定，法国、联邦德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国家同意废除共同边界，成立共同的护照控制体系。自此以后，从德国去法国就像长久以来来往于比利时跟荷兰之间一样轻而易举。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申根协定》的参与国要全力保证与非参与国之间最苛刻的签证和海关制度。比如说，法国要为自德国入境的人开放，那么他们必须首先确保德国人在过境者穿越他们边境时已经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开放某些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内部边境的同时，该条约坚决强化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外部边界。文明的欧洲人之间可以互相跨越边界，但绝不能给外部的“野蛮人”这种自由。

1970年，葡萄牙工人到达法国。到1973年为止，外国人占法国劳动力的11%。在联邦德国有大约300万名“客籍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欧洲的“经济奇迹”极大地依靠了这些移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寄回家的汇款。

1972年通缉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布告（左上角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亚斯·巴德尔）。该组织系德国议会外激进分子集团，后转为恐怖组织，目的是“撕下”联邦共和国的“面纱”，揭示“布雷顿森林新秩序”的文雅的扼杀技术。

1982年，“埃塔”即“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成员。由于富裕的当地人口（很多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不为“独立的巴斯克”幻景所动，“埃塔”日益孤立，备感沮丧，在整个80年代，“埃塔”杀手平均每年杀害34人。

“…… 我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往士兵身上扔……再长大一点儿我就会去弄一枝枪……”（贝尔法斯特儿歌，流行于1976年前后）。爱尔兰共和军、清教徒和英国军队之间长达30年的冲突使大约2 000人丧生。

被指控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63名“红色旅”成员在1982年4月开庭审讯日。在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强调他们与无产阶级的（虚幻的）联系，但构成更大威胁的（杀人更多的）是右翼恐怖分子。

1974年，意大利妇女示威要求改革离婚法。战后西欧福利方面的立法主要惠及有工作的人和家庭。而妇女特别关心的问题——堕胎、避孕及离婚——北欧60年代才有立法，其他地方则要到70年代才出现。

1971年10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他选定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王子。佛朗哥（1975年去世）如果活着的话，会对这个门生很失望：胡安·卡洛斯作为国王，挫败了1981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并成为民主西班牙忠诚的、受欢迎的捍卫者。

1975年4月，葡萄牙第一次议会选举。现在回想起来，地中海沿岸国家向议会民主的过渡似乎是顺利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当时，左翼和右翼各有许多人希望不是这样，他们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和失望）。

1970年3月，维利·勃兰特总理和民主德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一次两德谈话期间。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缓和了中欧紧张气氛，开启了交流。但在有些人看来，联邦德国似乎是在将共产主义邻国合法化，甚至是在支持他们。

“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巴。”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够成功地迫使欧共体将巨额预算返还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会诱惑、恫吓英国选民，就连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老练的愤世嫉俗者也愿意俯首。

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作为教皇首访波兰。教皇并不是单枪匹马打倒了共产主义，尽管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是这样。但是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失去民心这件事情上，他的确功不可没。

1984年，亚当·米奇尼克在格但斯克市。米奇尼克是东欧最勇敢、最有独到见解的共产主义批评者之一。尤其有影响力的是，他强调非暴力，强调要从内部腐蚀共产主义政权，而不是试图与其正面冲突或将其推翻。

1987年4月，布拉格，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陶醉在民众过分的敬仰中。这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在国内从来没有像在较远的西边国家那样受欢迎过；但是他在国外的成功感激励他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也许并不是他的初衷。

1989年11月，民主德国难民乘坐一列封闭列车，经布拉格驶向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列宁乘坐封闭列车穿过德国开始，因此以这种方式把共产主义公民送往西方是完全合适的。

1989年11月24日，布拉格，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项任命杜布切克为后共产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计划很快就流产了：1989年的人们选择了哈维尔。

1989年11月，布拉格。即使是“天鹅绒革命”，序幕也是血腥的。但是除去罗马尼亚，其他国家1989年的过渡却少有严重暴力。

列宁雕像，匈牙利，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