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并无所谓“社会”之物，有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和一户户人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

法国人民开始渐渐明白，是商业创造了财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并确立了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弗朗索瓦·密特朗

在密特朗试验的尾声，法国左翼势力表现出空前的思想匮乏、灰心丧气和孤立无援。

——唐纳德·萨松

每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观念的转变为序曲的。欧洲20世纪80年代的几场巨变也不例外。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将战后数十年以来西欧盛行的乐观主义态度渐渐蚕食，导致了传统保守政党的消亡，一些原本无人问津的问题反倒成了大众讨论的焦点。关于冷战的两大阵营的政治争论，摒弃了以前几十年来陈旧的思维定势，并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无论前景如何，新现实主义悄然诞生了。

在这种观念巨变中，首当其冲的是一直笼罩整个战后时期直至今天的社会民主共识，以及它的重要的学术支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社会开始渐渐察觉到其国家福利体制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的一代人现已步入中年，政府的统计学家早已在提醒社会重视这一代人将来的退休金供给问题。由于退休年龄大范围提前，这一问题日益显现出它将对政府预算造成的压力。以60-64岁男性人群为例，在联邦德国，在1960年，他们当中有72%仍在从事全职工作；但是20年后，该年龄段的男性人群中只有44%在职。在荷兰，这一比例从以前的81%下降到58%。

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乃是欧洲历史上有记载的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代人，用不了几年，他们便不再向国库缴纳税收，相反会开始消耗大量的财政支出。有的是以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方式直接占用财政支出，有的是通过增加对政府支持的医疗及社会服务的需要，对财政造成间接压力，这一压力与前者相比不分伯仲。此外，这一代人比前人的生活条件都更为优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寿命会更长。考虑到这一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救济支出造成的成本将日益增长，截至1980年，在西欧各国，事业保障金支出一直是政府预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种种担忧波及甚广，而且并非毫无事实根据。战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成立有两个暗含的假设前提：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从而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增加）将持续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水平发展；二是出生率将一直大大高于退休人员比例，从而为社会提供新一代纳税人做好准备，以确保他们缴纳的税收足以支付其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养老金。这两种假设现在都成了问题，但是这两者对人口的错误统计造成的错误更大。到80年代初，西欧的人口置换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只有在希腊和爱尔兰才符合或超过要求。在联邦德国，这个数字只有1.4。在意大利，不久还会进一步下降：1950年，26.1%的意大利人（每4个人中有不止1个）在14岁以下；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20%，即1/5。到1990年，降到15%，接近1/7。

在繁荣的西欧，似乎在20年后不会有足够的人来支付账单。可靠的避孕手段、越来越多的妇女出门工作都难辞其咎，甚至连繁荣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的根源。结果是使付钱的人面对更高的费用。某些地方（尤其是法国）养老金的成本和国民保险准备金早已成为就业者的沉重负担，这是在高就业率时代的认真思考。但是，更直接关注的事情是国家银行的直接费用：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府债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1977年，瑞典国民生产的1/3用于社会性开支，这种预算性开支要么靠赤字，要么靠提高选民——就业的工人、公务员、专业人士——的赋税来平衡，而社会民主党至今还是靠这些人来达成共识的。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依赖的是已被普遍接受的“凯恩斯主义”共识。这一理论想当然地认为，经济计划、赤字财政和零失业率究其本质而言是理想的选择，而且三者互利共存，持续发展。相关评论提出了两点争议：第一点很简单，即西欧各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是不可持续的；第二点是，无论可持续与否，国家干预总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点在战后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受到危机困扰、经济停滞不前的英国尤为紧迫。

这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国家与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影响分离，且分离越远越好。国家不应占有生产资料，不应进行资源配置，不应实行或鼓励垄断，也不应控制价格和收入。根据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当前由国家支配的大多数服务行业——金融、住房、养老金、卫生和教育等行业——若改为私营部门，以上各项费用就不再（错误地）归为公共支出，而是由市民用其收入自行支付，那么这些行业的效率会更高。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即使运行最为完善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处理数据，从而得出积极有效的政策。他们要做的本应是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得出正确结论，而事实上他们却总是在扭曲信息。

这些观点并非首次提出。它们是“前凯恩斯”时期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的灵丹妙药，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提出。之后的经济专家们还会常常在哈耶克及其美国信徒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中读到这些观点。然而，由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由需求带动的经济繁荣的影响，上述观点被普遍认为是政治上缺乏远见和经济的无政府主义而遭到废弃（至少在欧洲情况如此）。但是，自1973年以来，自由市场理论家又再次出现，他们十分自信，大张旗鼓地指责地方经济的衰退，抨击伴随“大政府”而来的不幸，指出税收这只手已失灵、税收带来的国家活力和动力已不复存在。在许多国家，这种雄辩的策略颇能迷惑那些年轻选民，因为他们在半个世纪前自由主义理论占统治地位时还未出生，未能亲身体验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利后果。只有在英国，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得以控制政策制定，从而得以根本转变该国的政治文化。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国家中，是在英国发生了这种转变，因为尽管英国的经济受到高度控制，但在欧洲诸国中却算得上是“计划性”最少的一个。尽管英国政府不断操纵价格机制和财政“信号”，但在英国经济生活中，唯一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便是1945年后由工党政府首次出台的国有化政策。即使是在将“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控制分配和交换”并入政党的方针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党领导人也仅是说说而已，很少付诸行动。

英国作为福利型国家的关键并不是在于“集体主义”经济，而在于该国统一化的社会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是在20世纪初由凯恩斯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进行的改革中而牢固确立的。大多数英国选民，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并不在意国家是否发展计划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医疗免费、公共教育免费以及公共交通补贴。而这些措施在英国不尽完善，因为英国公共服务缺乏资金、公共养老金不足、住房条件差，这样建立起的福利国家，耗费的成本当然比别国低，但它们被视为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无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对这种社会产品的低效性抨击得多猛烈，它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可动摇。

英国现代的保守党领导人，从温斯顿·丘吉尔到爱德华·希思，都积极拥护英国的“社会契约论”，就像工党中凯恩斯学派“社会主义者”一样满怀热情，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中间立场（毕竟丘吉尔早在1943年3月就说过，“对任何国家来说，没有比给婴儿喂牛奶更明智的投资了”）。1970年，爱德华·希思曾在伦敦附近的塞尔斯登公园召集一帮自由市场主义拥护者，讨论下一届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尽管自由市场主义者的建议不温不火，而希思也只是十分含糊地略微表达了对它们的好感，但此举还是为他招来了劈头盖脸的嘲笑和谴责。他们指责希思寻求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原始主义丛林经济，于是“塞尔斯登人”希思匆忙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如果说英国这一政治共识在之后的10年中渐渐瓦解，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遇到障碍，而是由于历任政府均未能制定并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英国的经济悲剧源于长期投资不足、管理不当、地区性工人工资纠纷和分工纠纷。从这一点出发，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都努力消除英国工业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与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相一致的计划经济。这在英国被称为“价格和收入政策”，是别具特色的经验主义最低纲领。

他们都失败了。工党政府没能重新设置工业秩序，原因是它在产业工会中的主要支持者们更喜欢19世纪风格的在工厂车间里的对抗，这样他们获胜的机会更大。他们不喜欢在唐宁街谈判后签订的契约在未来数年内对他们的约束。以1970-1974年的爱德华·希思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党，由于英国某些部门的工人阶级中主要是煤矿工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不愿与托利党政府做出任何妥协，更难以取得成绩。因此，当希思首相在1973年提出关闭部分亏损的煤矿，试图通过法律限制工会发动工人暴动的权利（这一权利首先由工党政府制定，几年前又由其废除）时，遭到了一连串罢工热潮，希思政府也遭到重创。希思提出由竞选来定夺，他自称“国家的经营者”，却以极微弱的劣势败给了哈罗德·威尔逊，一个行事谨慎、不轻言辩护的工党党人。

只有在1976至1979年由威尔逊首相的继承人、工党的詹姆斯·卡拉汉执政期间，新政策才开始出现。当时国内形势令人绝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的一项贷款又遇到了苛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下，卡拉汉和当时的财政大臣（令人尊敬的丹尼斯·希利）决定放弃战后英国政府一直视为灵丹妙药的方针政策。他们开始着手进行一项改组计划，该计划承认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必然存在；通过在保护技术工人权益的同时，允许但不鼓励少数自发的、无组织的兼职雇员的存在，因为这种做法能减少社会转移支出和劳动成本；不惜以经济发展艰难、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着手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支出。

然而，工党政府从未公开承认执行过上述措施。工党政府在其执政期间，始终坚持其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的各种福利制度。甚至是在他们严密策划、试图秘密进行一系列前人无法通过立法公开进行的改革期间，他们的基本立场也没有动摇过。但是，他们的策略失败了：工党非但没能因其取得的成绩而受到好评，反而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到1977年8月，英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160万人，并且还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是工党政府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第二年，也就是在英国历史上有名的1978年至1979年间的“不满的冬天”，英国各大工会出于愤怒纷纷组织工人罢工，向他们“自己的”政党、政府抗议，罢工范围甚广，以至于连垃圾和尸体都无人处理。

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本人却显得无动于衷：在回应记者提出的关于工业部门日益严重的动荡局面的问题时，他轻松地宣布说，大家无须担心。于是就有一个著名的新闻标题诞生了：“危机？什么危机？”正是这一讽刺性的标题“帮助”他在来年春天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9年大选中，工党一直在声明，工党政府从未因为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而引起社会危机——事实恰恰相反——新任保守党女领导人则坚信，由于英国社会混乱不安，需要的正是这种激进的政策。

从表面上来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是她将扮演的这个革命性角色的合适人选。她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安静的乡间小镇格兰瑟姆。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经营一家杂货店。她向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父亲作为保守党人，在当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攻读化学专业，并且在读书期间担任过大学里的保守派社团主席。1950年，25岁的玛格丽特作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候选人，代表保守党参加大选，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从事化学专业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职业税务律师。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代表的是保守党盛行的芬奇莱选区，直至1992年进入上议院为止。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希思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为缩减预算，她废除在学校免费供应牛奶的政策。正是这一决定（尽管是无奈之举）给她带来了“牛奶贼玛吉·撒切尔”的绰号，并首次预示了她未来政治生涯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个决定为撒切尔夫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阻碍她的发展——她努力挽回负面形象的精神，不仅没有招致同事的不满，反而成为她的魅力之一。因此在英国，她以教育部长而闻名，直到1975年她击败保守党内多位资深人物，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毫无疑问，她魅力十足。确实，在欧洲和美国，私下表示认为撒切尔夫人性感迷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此有所了解，曾形容她有着“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唇”。她的强硬手腕比得上丘吉尔以来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同时她也懂得使用温婉的说服策略。1979年至1990年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硬攻势和温和战略并用，一次次说服广大英国选民和她一起进行政治革命。

“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多种概念：削减税收、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个人至上”。其中的经济政策是保守党和工党早已广泛讨论的经济提案的延伸。其余各项，尤其是与“道德”主题相关的，更多的是被保守党成员们所接受并坚决实行，而一般大众选民并不热衷。这些观念紧随着60年代的反自由主义热潮而出现，与工人阶级和中低阶级中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的观念相一致，由于近年来在公共事务中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些支持者从未真正感到心里舒服过。

但最能代表撒切尔主义的实质的是“打破国家干预”。英国所谓的“不可统治性”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即政治阶层已失去控制能力，他们不但无力制定经济政策，甚至对工厂和社会秩序也束手无策，到70年代末，关于这个观念的讨论日益增多，担忧重重。工党一直被指责无力掌控经济，在“不满的冬天”之后，更被斥为毫无执政能力。他们在1979年的竞选中，在大力宣扬其发展经济的实力和合理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努力营造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形象，以迎合社会的需要。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次竞选获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从来没有能够在事实上赢得很多选票。与其说是保守党赢得了选举，还不如说是由于工党的支持者要么改投自由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弃权，致使工党输掉了大选。从这个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制订的激进计划以及努力实现这些计划的决心源自于她的民族使命，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甚至风险重重的举动，亦即与英国一贯坚持的尽可能向政治中间派靠拢的传统统治方式相背离。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这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的关键。即使在货币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她仍坚持不动摇。（1980年10月，保守党成员们请求她改换战术，在政策上采取180度转变，她的回应是：“你们若要转变，随你们的便，首相不变。”）她欣然接受了苏联人给她的“铁娘子”的称号；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阿根廷军事集团，到英国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她挫败了一连串对手，得意洋洋；在欧共体诸位领导人面前，她挥舞着手提袋，愤怒地高呼“还我们钱来”。以上种种，表明她早期的政治资本正是她顽固的作风和永不妥协的处事方式，这也正是她的批评家对她表示愤怒的缘由。每一次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即使不关心撒切尔政治方针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很欣赏撒切尔夫人本人的。英国又一次被“统治”了。

确实，玛格丽特·撒切尔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并亲自主持实现了英国社会的复苏，成绩斐然，但又有些令人泄气。在管理方面，她是一个本能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为确保她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执行，她不断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减地方政府的预算（1986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废除英国的大都市政府，将管理权力收归中央，而欧洲其他国家此时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则是地方分权）。教育政策和地方经济计划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由于首相不再像往常一样依靠广大高级公务员，而主要依靠其少数几个亲信，所以政府部长们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直觉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不能相信政府机构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们（这一怀疑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同教育界和司法部门的公务员一样，都更倾向于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英国政治向来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玛格丽特·撒切尔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代表新富裕起来的一批商人，并未受到政府中贵族统治阶级的青睐，因此她用“利益”来对付“情感”。她对传统和旧惯例的无情批判令老一辈托利党人瞠目：在私有化热潮中，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指责她出卖“家产”。她的保守党前辈爱德华·希思曾愤怒地将一个腐败的英国商人的广为人知的所作所为称作“资本主义的无法接受的脸”，因为他本人十分反对撒切尔夫人及其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无动于衷。

这场撒切尔主义变革使国家得到了巩固，也改善了市场规划，同时又让国家和市场之间脱离了紧密联系。撒切尔通过立法限制工会领袖发动工人罢工的权利，并通过法庭切实地实施这些法律，从而永久性取缔了英国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在1984年至1985年间，由于撒切尔政府颁布政策，关闭非营利煤矿、停止对煤矿业的政府补贴，遭到了全国矿业工会的激烈反抗，引起了一场颇具代表性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撒切尔态度坚决，彻底平息了这批穷途末路的工业无产者的抗议。

这些矿工缺乏正确领导，对他们的事业毫无信心，他们的罢工之所以得以持续，与其说是出于精心部署，不如说是出于绝望。爱德华·希思没能完成的使命（这是后来的工党政府领导人努力回避的难题），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做到了，凭这一点巩固了她的统治。正如这场罢工中，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企图暗杀撒切尔夫人未遂，反而增加了她的威信。与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样，撒切尔夫人幸运地遇到了无能的对手，对手允许她自诩为被压迫、被过分管制的普通大众的利益的唯一代表，将他们从不劳而获、占尽既得利益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除了初期的1979-1981年间的短期经济下滑，英国经济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淘汰了一批亏损企业，提高了产业竞争力，重组了产业联盟，企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利润显著增长。出售国有资产的（一次性）收入补充了国库库存。这并未包括在撒切尔夫人制订的1979年计划之内，私有化本身原本也并没如此多地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毕竟是工党政府在197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出售了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国有股份。但是到1983年，清算国有和国营资产所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促成了撒切尔夫人未来10年的政治资本：“解放”生产者，同时“解放”消费者。

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范围。首先是小企业、小团体（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私有化，政府在这些小企业、小团体拥有部分或绝大部分的股份。之后紧接着便是“天然”垄断行业，例如电信业、能源、航空业，它们的私有化以1984年出售英国电信集团公司为开端。政府还出售了大量国有的战后公共住房股份：起先是出售给现在的房屋居住者，后来又出售给所有的人。在1984-1991年间，仅英国一个国家的私有化的资产金额（按价值计算）就占世界总量的1/3。

尽管国有部分明显减少，而且撒切尔夫人也曾承诺“国家不再是人民的负担”，但与10年前的数字（42.5%）相比，1988年英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基本没变（41.7%），这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不得不支付巨大数目的失业救济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1977年卡拉汉执政期间，失业人数曾达到160万，从而导致政府垮台，成为一时的“丑闻”，而到1985年，失业人数已达325万，这一数字在撒切尔的任期内一直是欧洲最高的。

许多生产率低下（而且以前大多接受政府补贴）的行业的工人，例如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造船工人，他们失业后便再也找不到工作，只有终生靠政府救济生活。如果他们以前的雇主通过私有化将公司转变成盈利的私有企业而保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在钢铁行业尤为常见），公司重新盈利与其说是私有化创造的奇迹，不如说是撒切尔政府通过失业救济将过剩劳动力的成本“社会化”，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关于公共产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问题，多年来，公共部门占有许多重要的经济资产，但从不考虑加以投资利用、更新换代。这些行业自己紧缺资金，它们受到的来自竞争和消费者的压力很有限，他们的管理者已被官僚主义和政治干预腐蚀。在撒切尔夫人的努力下，英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务市场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选择多了（尽管耗时较长，多样化的选择也不尽完善），价格竞争也更加激烈。当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将英国排除在欧盟条约的“社会章节”之外时，雅克·德洛尔指责他将英国变成了“外资的投资天堂”。对于这一“罪名”，撒切尔夫人更当之无愧，而且她还会欣然接受。

作为一个经济体，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英国遭受的是彻底垮台，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轻视国有资源，进而消除国有资源，宣扬个人主义，对一切不可量化的资产表示不满，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这些举措对英国的公共生活体制造成了严重伤害。市民变成了股东，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变成了资产和所有权的关系。从公交公司到电力公司，随着它们的私有化，公共空间市场化了。

如果真是像撒切尔夫人所断言的那样，根本没有“所谓‘社会’之物”，那么人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重视社会产品。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铁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国模式，但之后撒切尔主义统治下的英国渐渐表现出的更多是这种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国家掌控的服务部门资源紧缺，但在那些已经“被释放出来的”经济部门，财富却大量积聚，这一现象在伦敦金融城尤为明显。1986年，英国政府开始放开金融市场，并让其加入到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去，引发了一场金融“大爆炸”。在这场“大爆炸”中，伦敦金融城的投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聚敛了大量财富，公共部门领域严重遭到忽视。随着贫困人口日益增加，轻微违法犯罪现象日趋频繁。私人富裕的实现常常伴随着公众贫穷。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威信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撒切尔主义”拥护者们曾被幽默地讽刺为是一批30岁左右、生活在伦敦东郊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受过的教育不多，却享受高额报酬，物质生活丰富（享有房子、汽车，还能出国旅游，持有公共基金，并制订了私人养老金计划）。这些是他们父辈梦寐以求却从未享受过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可算得上是进入了撒切尔特色的个人主义社会。但尽管是在所谓的个人主义社会，他们和家人仍要依赖国家为其提供许多重要服务：义务教育、免费医疗服务以及交通补贴。因此，当撒切尔夫人及其继承人约翰·梅杰暗示政府有意实行国民卫生保健服务私有化或是国家教育开始收费，公共支持便瞬间蒸发了。放弃支持的那些人正是新富裕起来的，但基础仍很薄弱的撒切尔主义的首批拥护者。

撒切尔夫人离任5年后，约翰·梅杰成功实现了铁路服务的私有化。保守党又一次受到鼓舞，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利润前景充满信心；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梅杰需要找出可以私有化的东西，让大众看到私有化的好处。私有化是保守党唯一的计划，而那时所有可供私有化的部分几乎都已被撒切尔夫人转化完毕。但是，私有化过程中不规范、不合法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是一连串明显可以避免的火车车祸——不仅导致了两年后保守党政府的下台，而且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私有化进程，同时回过头来批判了极端化了的撒切尔主义本身。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党。当这位铁娘子结束对保守党的领导时，保守党这个近一个世纪来英国“天生”的执政党已经没有了计划，没有了领袖，在大多数人眼中，保守党也失去了灵魂。对一位带领她的政党连续3次获得大选成功、执政长达近12年的女士来说，这个评价无疑是苛刻的。但这个评价确实指明了重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执政是独裁统治。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人民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的意愿，而我则是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在重大事件上，凡有人与她政见不同，便会遭到孤立，受到排挤。

不用说，保守党内的老一辈政治家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撒切尔的势力一旦强大，他们便遭到了排挤。她的许多保守党同时代人也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清楚地记得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分裂和阶级斗争的悄然兴起。撒切尔夫人是个激进主义者，一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她鄙视妥协。在她眼中，合乎时宜的阶级斗争正是政治的内容所在。与她的目标相比，她那些常常是突发奇想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是第二位的；而这些政策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的行事风格。撒切尔主义主要是关于如何执政，而非具体做些什么。她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面对的是撒切尔主义之后萧条的社会，他们没有政策、没有目标、没有自己的风格，十分不幸。

也许我们可以谴责玛格丽特·撒切尔毁了保守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挽救了工党，使工党获得新生。当然，从短期来看，她无情地打击了她的工党对手。其实，要不是工党领袖们如此无能，撒切尔夫人也不会取得她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在1979年时，尽管工党领袖深知他们面临的处境，但他们既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无法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动荡不断。工党好战的、集中的党风使其在看待问题上和撒切尔夫人很相似，却是从不同的立场。英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选择保护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国家调控，要么选择开放性市场、自由竞争、私有资源以及最小限度的公有产品和服务。人们再次面对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都要归功于铁娘子。

工党中的传统分子向来态度温和，他们和保守党中的传统分子一样，满怀绝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欧洲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为代表，退出了工党，自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新成立的党派存在时间很短，后来与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党合并。但大多数人尽管忐忑不安，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怀有的悲观主义有理有据。工党领导人迈克尔·富特聪明睿智、魅力十足，却缺乏政治头脑。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厚颜无耻地推出一项与时代不符的竞选计划，不仅企图推翻撒切尔主义，还企图否定以前的工党政府曾做出的让步。英国可能会退出国际经济舞台（并且从此不再坚定不移地追随盟国美国）。不会再有私有化、开放市场、“欧洲化”或其他外国特色的计划。他们这些左翼英格兰小市民企图躲在封闭经济的围墙中，不顾别人的反对和指责，一意孤行，以最终建立起新耶路撒冷。

工党的国会议员都垂头丧气，其中一位议员将工党1983年的竞选宣言简洁地概括成“历史上最长的自杀遗书”，事实证明这一描述是很有预见性的。在福兰克群岛战争中，撒切尔夫人利用“爱国主义精神”统一全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再一次展示了她摆脱困境的超凡才能。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她以压倒性优势一举取得1983年大选胜利。工党失去了300多万选民，失掉了议会中的160个席位。在这次大选中，工党仅获得27.6%的选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取得的最差成绩。撒切尔夫人所宣扬的是否恰好是英国人民所需要的，这一点至今仍不明朗（保守党的得票率并未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民不想要工党提出的计划。

工党历经14年，在3位不同的领袖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1983年的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在政治上，工党要努力摆脱托洛斯基的影响，在（以利物浦为代表的）工党的大本营地区消除“极”左激进主义分子的影响。在社会观念方面，工党需要改正以前的错误观点，努力在思想上与新中产阶级保持一致，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新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工党（和各社会民主党）一直依赖的、现在却日益萎缩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公共部门的雇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工党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在政策方面，工党领导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标，并且对它们重新做出解释。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标已全部实现，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1996年，工党改名为“新”工党，一年后，它的未来领袖托尼·布莱尔说服党内其他领导人，废除了颇具争议的第四条党纲，解除了工党的国有化的义务。1997年，工党终于全面打败筋疲力尽的保守党，再次掌权，这时的工党已经不再提起关于反对撒切尔主义革命的话。新工党在竞选中努力争取“易动摇的”保守党支持者这一小部分人，猛烈抨击高税收、腐败和低效率，这些正是上一时代撒切尔夫人精选的攻击目标。

如果说托尼·布莱尔和他的同僚也都选择谨慎地对待撒切尔执政的时期，对其避而不谈，那绝不是巧合。布莱尔的成功主要依靠撒切尔夫人（现在是女勋爵）的三重遗产。第一，撒切尔夫人使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公共部分的激进政策改为“正常化”，并代之以“私有化”，使英国社会充满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布莱尔所大力赞扬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彻底打败了老一代工党，为新一代工党成员改革工党创造了条件，布莱尔只不过是继承了前人改革的成果。第三，正如我们亲眼看到的，撒切尔夫人毫不容许反对意见，她冷酷无情，这一作风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失去了广大选民的信任。

托尼·布莱尔紧跟撒切尔的路线，也接过了她的许多偏见，但是不像她那样生硬粗暴。他像她一样，强烈地讨厌陈旧的政治语言。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要避免一切关于“阶级”的话题，使这种老式的社会范畴在新工党的语言里以“种族”或“性别”来取而代之。布莱尔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几乎不能容忍非中央化的决策或者内部的反对意见。他也像她一样，宁可让身边都是私营业主。而新工党虽然仍旧模糊地对“社会”负责，但是布莱尔的领导层就像撒切尔一派的核心原则一样，对“国家”始终本能地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

因此，这就是衡量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取得的成绩的尺度。她不仅摧毁了战后的共识，而且造就了一种新的共识。在她上台执政之前，英国公共政策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权的天然源头。而当她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观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在英国国内与国家关系最深的工党的观念上也是如此。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作用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越来越少听到为它辩护的声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当然，仍然有人继续认为，撒切尔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产公有制的条件下）。但是根据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需要的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除了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核心社会商品需要郑重考虑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证能听到同情的声音。

有时候会有人指出，撒切尔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环境情势总会推动英国走向“撒切尔式的”方向：战后的社会契约早已枯竭。或许是吧。但是即使回顾起来，也很难说有谁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应该承认，她操作这场变革的规模是很大的，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任何一个人，若他在1978年的英国睡着了，20年后醒来，他们的国家确实会变得很陌生了，完全不像它旧日的模样，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也相当不同。

在这些年里，法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着一些相同的结果。然而在英国，战后共识的核心命题是由右派的革命粉碎的，而在法国，却是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的复兴和转型打破了它的政治模型。多年来，法国政治一直因为左翼的共产党和右翼的戴高乐主义者的相互平行和对立而受到束缚。共产党和戴高乐主义者都与他们下级的伙伴们一起，忠实地具体化和扩展了一种奇特的法国式政治效忠的传统，这种政治效忠是由区域、职业和宗教决定的。

严谨而且刻板的法国政治社会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未受到损坏，但是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受60年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影响而使它陷入重围。左翼再也不能依靠无产阶级的集体选择，右翼也不能指望戴高乐本人和他的光环了，戴高乐于1970年去世。法国的政治保守性的最基本措施——保守的投票者倾向于奉行天主教——正在受到破坏，公众信奉宗教的人数下降，因为法国村庄里和小城市的教堂的教区居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大都市去了。

但是更加深刻的变化也正在它的进程之中。传统的法国社会和旧有的生活方式被饱含感情地描述成多种多样的说法——“源远流长的法国”、“甜美的法国”、“美好的老法国”、“永恒的法国”，等等。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法国人看来，这种传统社会正在从眼前消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的子女们迁徙到城市，不断地使法国农村变得日益干涸，人口越来越少。复兴的国民经济影响着工作、旅游方式、一个新的城市居民阶层休闲时光的转变。几十年来长满了野草、积满灰尘的道路和铁路经过重建，重新规划，或者完全被一种全新的全国交通网代替，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投资而逐渐变得陈旧的市镇和城市也在变得拥挤和充满活力。

法国人对这种变化速度并不总是感到舒服，于是出现了一些政治运动，抗议社会生活的加速化、都市化、城市的发展和乡村人口的减少。60年代的遗产之一，即人们重新对本地和区域的语言和文化感兴趣，似乎威胁着法国本身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代人看来，他们的国家似乎正在因为现代化而突然变得四分五裂。但是，国家高居在冲突之上。在英国，一个囊括一切的国家和一个低效率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此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不屑一顾——在许多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法国，是国家政权本身掌握着这个国家经济复兴的关键。经理们是这个国家里知识分子的精英，规划者们把自己看成不受国家短暂的意识形态激情和社会动荡的影响的无私的公仆。法国政治在谁会掌权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目的等问题上使国家令人不愉快地造成分裂，但是，在如何使用手中权力的问题上却有着明显讲究实际的共识。

自1958年至1969年，法国由夏尔·戴高乐统治。这位总统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传统风格，以及他公开宣称不关心经济规划细节的态度，都没能阻碍变化的发生。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为适应这位具有领袖魅力的军事独裁者的需要而产生的半独裁式的宪法的伪装下，法国开始了现代化，而这样的现代化带来了一些混乱现象，于是引发了1968年的抗议。究其原因，是守旧的家长式权威与不稳定的社会变化的混合导致了这些抗议的发生。

戴高乐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将军获得和行使权力的“不民主的方式”。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65年发表的小册子里称之为“永远的政变”。但是，这种实际上不受限制的总统权力的资源和诱惑，对来自各个政治领域的后继者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与众不同的直接选举总统的体制，给全国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投下了阴影，候选人的个人政治技巧和性格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党派必然是围绕这些候选人而重组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生畏的密特朗胜出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像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对于他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来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候选人。他出生于法国西南部一个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态度右倾的法律系学生，而且是那个年代里一些最激进的反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维希傀儡政府里担任低级雇员，后来又适时地改变了他的效忠对象，为的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在战后取得人们的信任。他的议会生涯和内阁生涯是在中左派的许多小党派内部度过的，这些小党派没有一个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

在1965年的大选中，即使是在左派政党的支持下，他没有成功地当选为总统，而他也绝不是他们需要的候选人，他刻意跟他们保持距离。直到1969年，旧的社会党内部分裂，而且在1968年的大选中失利，密特朗才开始着手策划他在社会党复兴中的角色。他在1971年发起了接管运动，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密特朗为领导的新社会党，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被招募来为他服务。

密特朗和使法国社会主义自豪的残余遗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这个政党需要密特朗，他在1965年的总统选举中表现良好，保证了27%的注册投票者的支持（其中包括东部和西部的许多保守派分子），迫使戴高乐进入最后一轮选举，这些情况都显示出他是个竞选的赢家。早在1967年的一次议会选举中，密特朗的竞选徽章和照片就卖得很好。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电视化政治、个人化政治的新时代，正像圣艾蒂安的市长米歇尔·杜拉弗在1971年沮丧地说的那样：“法国只生活在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期望中。”密特朗将会是左翼的王牌。

反过来说，密特朗也需要社会党人。他曾经任职于第四共和国的政府，所以他的名声因其妥协和丑闻而受到很大影响，他缺少一个自己的组织，因此这位杰出的机会主义者既利用社会党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忠实的左派分子，同时又能够避免接触旧左派所负担的那些沉重的教条包袱。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生来是、毫无疑问到死也会是基督教徒，但是同时……”用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来说，他也许想说他生来是，而且到死也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同时也能够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种便利的结合所起的作用要比任何一个党派原来想象的都好。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进入最后的衰落时期，而法国的社会党却站在巨大成功的边缘。法国左翼多数党再次复兴有两个并存的障碍：其一，是戴高乐个人的影响力；其二，是许多投票者害怕左翼的政府将会被共产党人控制。到1970年的时候，戴高乐已经去世了，不到10年，共产党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前者与密特朗没有直接关系，但后者毫无疑问是他的功劳。

密特朗承认这种必然逻辑，他缺乏真正的社会党人前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细态度。起初他使新生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1972年，在一个措词含糊的、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下，他与共产党人结成了一个选举联盟。到1977年选举的时候，共产党——自1945年以来一直主导左翼的政党——已经比密特朗的社会党落后了10%的票数，到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才意识到，把共产党的命运与密特朗的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社会党联系在一起是个错误。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欧洲共产主义”普遍的乐观主义影响。但是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的表现在1965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改进。作为已经统一的左翼的候选人，他只以很少的票数之差输给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那个时候，密特朗已经筑成了一个极好的选举机器，把社会党的主张变成了一种全面的社会运动，吸引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天主教徒、妇女、农民和小店主。在这之前，所有这些人都对社会党怀有敌意。他的形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1981年的春天，在全法国范围内，巨大的竞选宣传牌以“软焦点”的形象展示密特朗的肖像，背景是永恒的乡村田园景色，向选民承诺“平静的力量”，这种背景曾在贝当时代的宣传牌上出现过并受到青睐。

与此同时，共产党变得软弱无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使法国共产党陷入极大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票数也一落千丈。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天空里固定不变的明星了：它的威望同它的票数一起瓦解了，甚至在巴黎工业区的“红色地带”——从20世纪中叶起，共产党就一直在那里占主导地位——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如此，马歇还是决定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一部分是出于习惯，一部分是出于自信，但更多的是由于愈来愈意识到有必要让共产党摆脱它的社会党伙伴的有毒的怀抱。

在1981年总统竞选的第一轮选举里，两位保守党的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年轻的雅克·希拉克的总票数超过了密特朗和马歇（后者仅赢得了12.2%的选票）。但是在双方阵营得票领先者密特朗获得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环境保护论者，甚至是平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票数翻了一倍多，击败了吉斯卡尔，成为欧洲第一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社会党人国家元首。他立刻解散了议会，并且召集了立法的选举，他的政党痛击了共产党和右翼，在国民议会里为自己赢得了绝对多数。至此，社会党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法国。

迎接社会党的胜利的自发庆祝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在街上手舞足蹈的成千上万名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这是“盛大的夜晚”，是革命的前夕，是与过去断然决裂的开端。仅以选举数据而论，可以说是个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过去的选举中的跌宕一样，密特朗的成就立即被拿来与1936年4月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或者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做比较。1981年的法国大选并未经历彻底的力量重新配置，尽管事实上在1981年的最初一轮投票中，密特朗实际上遭遇过比他在早期1965年和1974年竞选总统时更糟的情况。

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是左翼选民在这一次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他们在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在密特朗身后联合起来，而不是固守宗派的偏执，与此同时，右翼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81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给希拉克的人中，16%的人在第二轮中投给了密特朗，而不是重新选举即将卸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是希拉克阵营里的戴高乐主义派的支持者们非常讨厌的人。如果右翼没有这样分裂，就不会有密特朗总统，没有接下来立法选举中社会党的大获全胜，也没有了带着巨大期望的“盛大的夜晚”。

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似乎有太多的事情有赖于1981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回顾选举过程的时候，密特朗自己也明白，他在1981年的成绩是为了使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权交替过程“正常化”，使社会党有可能被当作政府的正常组成部分来对待，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1981年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使将来的权力交替正常化，而是现在马上就抓住权力并且利用权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领袖很有希望进行巨大的变革，不仅会努力扫除吉斯卡尔年代的腐败和厌倦，还会努力扫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长期排除在法国政局之外的法国社会党斗士一直做着革命的美梦。

左翼在法国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行使权力了。确实，它在行使权力时总是受到同盟伙伴、不合作的银行家、外汇兑换危机、国际紧急事件和一长串别的理由的阻碍，最终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失败。在1981年，这些因素似乎都不适用了，也没有了后退的理由，此外，控制国家政权与实现革命性的变革相结合是如此深深地印在法国激进的政治文化中，以至于仅仅是赢得选举这个事实就被当作一场将要到来的社会对抗的象征。

像马克思本人一样，法国左翼把真正的变化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等同起来，有人曾充满热忱地将其与1871年，甚至1791年做比较。密特朗在竞选中所说的话并没有让他的追随者中比较忠心的那一部分人想到别的方面。为了“欺骗”共产党和他自己党派中的左翼，密特朗盗走了它们的革命外衣。他的竞选唤起了对他的期望，现在是他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了。

因此，密特朗的时代是以一个富有野心和激进的时间表开始的：道德的提升、迟到的社会改革（其中取消死刑的意义最为重大），混合着一个变幻不定的“反资本主义”立法的计划。工资有所提升，退休年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了。但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成分是史无前例的国有化进程表。在任职期间的最初几年中，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新社会党政府把以下企业纳入国家的控制——有36家银行、2家大的贷款公司、5家法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包括汤姆逊——布朗特这家法国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制造商），还有法国大型钢铁集团与齐诺尔公司和萨西洛尔公司。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没有提前制订好的经济策略。曾经有过讨论，提出通过注入政府资金来激活正在放慢的法国经济，但这不是一个新主意，也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早在70年代中期，希拉克总理曾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同样搞过类似的计划，想以需求为导向来实现增长。1981-1982年的国有化以及相伴随的汇率控制的主要功能，就象征着这个新政权的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并且以此来证实1981年的选举是真正地改变了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变换了政府的人员。

实际上，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明白，比如说，国有银行只有获准“完全自主的决策和行动”才可以发挥功能，因此就取消了调整的和社会再分配的目标，这些目标原本是用来证实他们一开始的接管就是正当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妥协阐释了密特朗改革面临的更广泛的阻力。一年来，这个新政府大胆地向法国和世界展示了它激进的一面。一开始时，这一点颇有说服力。根据密特朗的亲密顾问雅克·阿达利的记录，美国官员们（他们总是关注着这种倒退现象）声称，法国和苏联的经济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法国来说，1982年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意味着强加了汇率控制，还强加了一整套规则，把这个国家与它的商业伙伴们断绝开来，把经济放在自给自足的基本点上。把法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脱离出来或许本来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1977年，仅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市场资本化就相当于整个“巴黎证券交易所”交易额的两倍。意义更重大的事实是，这样的动向可以导致法国同欧共体产生隔阂，甚至从欧共体中分裂出来，由于它们之间在关税、市场、流通货币联盟方面都是达成过共识的，更不用提实施一个统一市场的计划，那么法国的状况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对会员国开放的特权。

这些考虑好像引起了密特朗的重视。毫无疑问，铁证如山，商业领域日益增长的恐慌，还有迹象表明货币、贵重物品还有人们正越来越急切地移往国外，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在眼前。1982年6月12日，这位总统决定进行180度的大转弯。密特朗拒绝了更加激进的议员的建议，他授权他的政府冻结价格和工资达4个月之久；减少公众支出（在前些年总体有所增加）；增加税收；优先对付通货膨胀（而不是印刷纸币，尽管他被催促这样做）。这实际上是采纳了保守经济学家雷蒙·巴尔的经济策略，根据他的从没实施过的1977年“计划”，本可以提前给法国引进一剂撒切尔主义药方，而且毫不犹豫地抛弃“通往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的一切可能。

这位总统的共产党盟友和他的一些社会党同事都非常震惊，但是他们原本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密特朗这位实用主义至上的人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东西，如果法国考虑到底是选择继续呆在西方经济（和政治）的轨道上，还是把自己抛到一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并不一定能持续发展的中间道路上，那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总是把过去必须做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做的，又适时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名主要的“欧洲主义者”。法国通过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去和它对抗，就能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不与资本主义对抗，会创建一个出众的国家。

到1984年，密特朗已经撤掉了他政府内的4位共产党部长。他公开声称“混合”经济的优点，任命一位年轻的技术官僚洛朗·法比尤斯担任总理，把经济事务、金融、预算的管理权交给雅克·德洛尔，并且指示他要稳定法国经济。在那一年4月份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密特朗甚至号召实现“美国式”的法国现代化。

密特朗让法国站到了他这一边。1983年，他自己的社会党里只有23%的人为他没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惋惜。他们是否想让他带着这么大的热情去“现代化”倒不一定，不过他确实是搞过现代化的。密特朗没有明确地放弃那些争议比较少的早期改革，比如分散行政权力，监督社会保障、保证妇女的工作权利、实行期待已久的司法改革。他在很长的任期（他在两个7年的总统任期后于1995年退休，次年于80岁时去世）的其余时间里都致力于在审美观和实际效用上都很成问题的、代价昂贵的公众工作，重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能力，并且监督将他最近刚刚纳入公共控制的许多服务业和产业重新回到私人手中。

最先推动法国庞大的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是在1986年选举中获胜的、在议会里成为多数派的保守分子。但是，后继的几届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追求同样的目标。确实，密特朗执政晚期的社会党政府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活力的私有化倡导者。仿照着英国公开销售证券的模式，第一批卖到私人手中的资产是一些大银行和法国电视台一台（即法国三大国家电视频道之一），接下来是公有控股公司、保险行业、化学和药业大公司，以及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和埃尔夫。

但是与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继承者们不同，法国对卖掉公共事业（或者像雷诺汽车公司这样的“战略性”公司）是非常谨慎的（1985年，国家的一大笔拨款刚把雷诺公司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在市场上就像在花园里一样，法国人对没有计划的增长持怀疑态度。他们宁愿保留一定的干预能力，主要是通过把一部分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仍然保留在国家掌握之中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在法国，私有化本身很显然就是一种受到管理和调节的事情。控股的做法被很小心地引导到国家依赖的企业和商业上，而国际投资者多年来一直被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以法国的标准看来，这些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使这个国家重新和欧洲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保持了一致。

现在或许是谈谈私有化浪潮的适当的时机，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冲破了西欧海岸，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了整个大陆。这些情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从1977年起，英国石油公司就逐渐地卖掉了；联邦德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通过发行公共股份来与普罗伊萨格化学联合公司分离，几年之后，它卖掉了在大众汽车的股份；甚至连奥地利也在20世纪50年代卖掉了它在两个国有银行中的40%股份，1972年又放弃了在西门子公司的可观的资产。

但是这些还只是零星的情况，而且本身都是注重实效的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事情却非常不同，政府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种压力来自技术方面，尤其是电信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加速发展正在破坏旧的“天然”的垄断。如果政府不能让无线电波或货币的运转供它专用的话，“拥有”它们也就没多大的意义了。另外还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使政府保留了某些部门，比如说一个公共电视频道或是邮局，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种压力是，政府出于短期的经济需要，被迫卖掉公共资产。通货膨胀、1979-1980年的石油危机、巨大的年度赤字和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给政府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财政部长把卖掉公有资产看作双重有利的事情。国家将会甩掉亏损的工业和服务业，筹集的钱又可以帮助平衡预算，尽管是一次性的。即使某一项工业或服务业继续保留部分国有制（国家一般会保留私有买者不想要的无利可图的部分），从出售股份得来的国库现金也会被应用于将来的投资。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公有部门的经理甚至也成了这次部分出售的热心分子。他们对于把他们的利润拿出去帮助改善国家预算短缺的做法一直心怀怨恨。

欧洲各国在公有制和公有控制权的形式和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荷兰、丹麦和瑞典的公有工业部门最少，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最多。除了卫生和社会服务业，各国在80年代初由国家直接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联邦德国是15%，意大利是28%，奥地利是接近1/3。在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公有的部分被组建成大型工业控股公司，其中意大利的“工业复兴公司”是最大的一家。

在其他方面，国家的利益经由“国家投资银行”和“工业保障基金”的过滤，在荷兰或比利时则是性质相同的“国家投资协会”。仅钢铁工业就有多种支持方式：在英国，财政部通常将国有企业债务一笔勾销；法国政府提供低利率贷款，并通过政治干涉手段，为国内生产商提供同国外生产商竞争的优势。联邦德国私营钢铁企业的生产商得到的是直接的现金资助。

不同国家的悬殊情况，导致欧洲的私有化形式自然相差迥异。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导致撤销国家的管理制度，市场自由主义化，引入新的金融手段促进部分或全部私营化企业的股份销售或再销售。在联邦德国，主要出口部门已经被私人占有（汽车、机械工程、化工、电子公司）。阻碍效率和竞争力的不是国家控制，而是昂贵的固定成本和劳动力市场规则。在德国的私有化中，负主要责任的是托伊汉德公司，这是一家为处理前民主德国国有企业而建于1990年的国有公司。

在意大利，私有化道路的绊脚石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政党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国家企业和公有控股公司，以公共合同、吸收进政府部门或自己掌控的权力机构的方法，来奖励同伙，贿赂支持者。但是，尽管有如此强大的障碍，意大利的私有企业在这一时期依然稳定增长，尤其是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制造业公司，这种公司在意大利比在英国、法国、德国要多得多。

1976年，宪法法庭已经结束了对国有电台电视台网的垄断。几年后，仍在一家公有控股公司庇护下的“阿尔发罗密欧公司”被“移交”给了菲亚特汽车公司。在6年内，主要的控股公司（包括IRI、INA、ENI和ENEL）自身都被改造成为合资的公有企业。它们本身没有价值。正相反，工业复兴公司在1984年为其50万名员工每人每年损失450万里拉。但是，它们可以在自己掌握并列入私有化日程的公司内部发行可转化为股份的债权。

但是，在刚从独裁统治下浮现的国家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佛朗哥下台后的西班牙为例，它的公共部门实际上反而扩大了。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组成部分的公共开支在逐渐上升，因为自1976年到1982年，政府部门里的中间派沿用旧政府的策略，仅仅通过将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转移到国有部门来，以避免社会冲突。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形式的国有化也备受工人、业主、国家政客和地方当局的喜爱。在任何情况下，在削减公有部门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是，它所体现的福利社会耗资过大，难以维持，但是削减公共部门的做法在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都行不通。那里没有什么需要拆除的福利国家。

然而，即使西班牙的社会服务和保障达不到欧洲的水准，但其公共部门——尽管承担着被西班牙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并备受宠幸的青春期所抛弃的负担，但仍然不堪重负。1976年，仅国家工业部门就负责对747家工业公司（大多数无盈利）的投资和对另外379家公司的控制。若西班牙想要偿还能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私有化和撤销管理的办法。正如在法国，发起这一进程，在1987年引入个人退休基金，并于两年后废除国家电视垄断的，都是社会党政府。

在后革命时代的葡萄牙，宪法第85条和1977年后续的法律都明确禁止私营企业经营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邮政电讯业、电力生产和分配、石油精炼和军事工业等产业。1983年，马里奥·索瑞兹的社会党政府寻找途径，采取灵活方针，允许私有部门同国有部门在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并批准钢铁、石油、化工和武器产业成立股份合资企业。但要使其余受保护的部门开放到有限竞争的程度，也还有待时日。

地中海地区就像几年后的“后共产主义”中欧一样，若不是欧共体和欧盟的影响，放弃国家控制的速度可能会更慢。1979年后，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货币汇率过早地产生了约束。密特朗政府开始出售公共资产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货币市场，因此将法郎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协商一致的水平上。但布鲁塞尔的主要平衡手段是它的种种法规，而起草这些法规的目的是为了运作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单一的欧洲市场要求所有的公私企业一律遵守国内的、最终遵守国际的公开竞争的准则。这样便不会有对哪个“冠军”国家的偏爱，也不会在竞争合同或顾客时，对公有或公共控股企业私下里提供补贴或其他好处。

无论在实施时这些规章如何被回避，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便迫使国有公司在市场上的行为要与私有公司毫无异处，这就没有理由维持国家在处理双方事务中的干预。在欧共体所有成员国中，意大利的反应最典型：1990年，意大利采用新规章，与单一欧洲法案的相关条款相符合，要求（除对国家实施任务时执行国家垄断必不可少的公司或企业外）一切国有企业在一切交易中实行公开、公平的竞争。这一条款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使得各国政府既能适应欧洲的规范，又能对地方压力保持敏感。

尽管在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兴奋地讨论日益增加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欧洲的“私有化热”带来的变化或许并没有比它的支持者许诺或期待的多。批评者们曾经警告说，结果并不会是更多的竞争，而仅仅是从公有的集中型经济到私有领域的转化，而事实正是如此。法国许多大型的私有公司得益于复杂的跨股权安排，模仿以前公有企业的做法，例如，它们垄断整个部门，对它们的小“股票拥有者”的要求不做任何反应，就像以前在公有行政部门管理下对纳税人或消费者的态度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有化和增加的竞争对国有部门本身的规模几乎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已经在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看到，国家的范围实际上扩大了。在其他地方也一样。1974-1990年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者享受的份额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性私有企业的失业状况）：德国从13%增加到15.1%，意大利从13.4%增加到15.5%，丹麦从22.2%增加到30.5%。然而，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即供应服务和管理服务（包括金融、教育、医学和运输业），而不是制造业。

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福利社会的垮台，更不是其第三产业的衰退，尽管这不是理论家们的期望。但是，它确实表明了从公有到私有企业在资源及主动性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已远远超过谁拥有工厂或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该有多少规则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观察他们的国家，而政府当局在他们的事务上起着不容置疑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已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它背后的前提，即最积极的国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已经大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若没有对这一假设的积累不断的阐明，那么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密特朗“铁面”，都将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