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它是历史哲学的全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历史中将理性葬入了坟墓。

——莫里斯·梅洛-庞蒂

我谈论权利，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神灯表演。

——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

极权主义社会是整个现代文明扭曲的反映。

——瓦茨拉夫·哈维尔

和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给人的压力相比，国家机器给人的压力实在算不得什么。

——切斯瓦夫·米沃什

“社会民主政治时期”在西欧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出于实用考虑而相信公有制，以及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原则，还包括对整个时代面貌的感知。那个时代影响了众多潜在的批评者，压制他们达几十年之久。对于刚刚逝去的欧洲历史，这种共识里夹杂着对大萧条的记忆、民主世界与法西斯的斗争、福利国家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铁幕两边许多人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它是20世纪的元叙事。当它的核心观念开始腐蚀和崩溃时，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批公有制公司，还有整个政治文化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如果要找出这一变化完成的时间标志，找出战后欧洲了解自己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就是1973年12月28日。这一天在巴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首次在西方出版。W·L·韦伯在《卫报》上评论了此书的英译版。他写道：“活在现世而不知道此书，就是缺乏时代认知的关键部分，就是对历史愚昧无知。”正如索尔仁尼琴自己所承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并无新意，那就是“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野蛮的骗局，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劳役和大屠杀基础上的极权主义专制。

索尔仁尼琴自己以前就写过这个主题，许多受害者、幸存者、旁观者、学者也写过。《古拉格群岛》在已有的证据上又添加了几百页的细节和数据，不过，就道德思想的热烈程度和感情上的影响来说，作为一部见证作品，该书并不比其他一些作品有明显的高明之处。那些作品包括：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于1967年出版的《旋风之旅》，玛格丽特·布伯-纽曼关于自己在苏联和纳粹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1957年以德语首次出版），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对自己不当信仰的纠错式叙述（1955年问世），甚至还包括较早揭穿苏联神话的维克托·谢尔盖和鲍里斯·苏瓦林的作品。

可是，抓准时机非常重要。批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历来不少，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影响遭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西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欧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也是如此），普遍的愿望是想找到国家社会主义暴风乌云的一线亮色，无论这道亮色是多么暗淡。国家社会主义自1917年于俄国滥觞以来，已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无论“反对共产主义”真实的或可能的动机是什么，都置人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使人看上去是在质疑历史进步的形态，是未看到“大局”，是在否认民主福利国家（无论福利如何不足）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济）的必然连贯性。

正因如此，与战后大众意见相左的人士遭到了极大的边缘化。像哈耶克等人那样，如果认为为了大众利益而限制市场的计划用意虽好，但不仅毫无经济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迈向奴隶制度的第一步，那就是撕碎了20世纪的路线图。反对共产主义专政的人士，比如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和以赛亚·伯林都坚持认为，为了大众利益的社会民主改革和以集体主义神话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之间是有区别的。可是在批评他们的许多“进步”人士看来，他们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随声附和在冷战中所效忠的政党，并为之服务。

因此，这些人与不愿意放弃激进教义的大众（特别是60年代的大众）意见相冲突。知道真相之后，讥笑去世已久并且遭到其接班人谴责的斯大林是一回事，而承认错误不在其人而在体制，又是另一回事。更进一步说，把列宁主义的错误归咎于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制度，就是在削弱现代政治的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他在写给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的信中就严词批评道：你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失望威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此之前，科瓦考夫斯基针对1968年事件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到了1973年，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不仅受到批评者的严厉抨击，单单一些事件本身就给了其沉重的打击。当《古拉格群岛》以法语出版时，法国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对其不屑一顾，提醒读者说，既然“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任何人翻炒此事的动机都只能是“反对苏维埃”。然而，“反对苏维埃”的指责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在苏联入侵布拉格以及随后的镇压事件之后，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慢慢流出中国之后，索尔仁尼琴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全面指责听起来就是真的了，甚至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尤其如此。

越来越清楚的是，共产主义败坏了其激进的传统，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不久，柬埔寨的种族屠杀、越南逃难“船民”受到的广为人知的创伤就证明了这一点。西欧为数不少的人认为美国应对越南和柬埔寨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离《古拉格群岛》出版只有3个月的时候，美国策划杀害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使得这些人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现在，连这些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有优越性。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确实很坏，但另一边更坏，或许还要坏得多。

这时候，过去坚持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是对所有社会改善目标（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国有化、集中计划以及进步的社会工程都是同一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言而喻的威胁的传统“进步”人士开始否定自己的观点了。他们认为，如果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社会公平这口井里下了毒，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受到了伤害。就20世纪历史而言，不仅由于经济原因，甚或是主要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开始看上去更像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开始是集中计划，结果却是集中屠杀。

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知识分子气”的结论，但是后来，知识分子立刻感受到了逃避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相当正常，因为正是知识分子首先热衷于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正如捷克作家叶尔利·格鲁沙在1984年所写的：“是我们（作家）美化了现代国家。”也正如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现代专制统治的实施需要知识分子的协作配合。因此，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对进步这一宏大叙事的疏远，才导致了随后的雪崩性后果，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疏远在巴黎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比较正常的。200年前在巴黎的知识界和政界，这一宏大叙事就已首次出现了。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巴黎就不再是阿瑟·凯斯特勒所称的“西方文明闪光的明镜”了，但是法国思想家们仍然特别喜欢研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西班牙、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作家、评论家们在那些年里则是穷于应付本国问题，尽管令他们牵肠挂肚的恐怖威胁本身就会让人不再相信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英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受到共产主义的深刻影响，对共产主义的衰落也不大关心，因此也就没有欧洲大陆新近产生的那种情绪。与此相反，法国国内对共产主义制度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同情。在法国，共产党所得选票日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使得反共产主义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因此，本国的往事和事例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同情。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急于放弃自己以前的信仰，异常迅速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么匆忙，有时候倒是不太合适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黎年轻的“新哲学家”们，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思曼和伯纳德-昂利·利维抨击遭到扭曲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但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无新意。格鲁克思曼广受好评的文章《论大思想家》出版于1977年3月，文中大部分内容并不如雷蒙·阿隆在22年前出版的作品《知识分子的鸦片》。利维的《有人脸的野蛮人》比格鲁克思曼的文章晚了两个月问世，但文中所写，法国读者无不可见于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但是，尽管加缪的文章于1951年问世时，让-保罗·萨特对其评价非常尖刻，认为不值一提，利维和格鲁克思曼的文章却是很有影响的畅销品。时代变了。

法国国内知识界的这场大地震具有明显的犯上性质。表面上它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界走了严重的弯路，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战后法国等国知识界的统领人物的。这些人物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达阵线后面，朝着胜利者欢呼，同时礼貌地把目光从其受害者身上移开。萨特是这些人物里最著名的，这些年来却受到了冷遇，甚至在他1980年去世之前，还因为曾经先后为苏联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辩护而使自己的创造性遗产背负了污名。

巴黎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代牵涉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报复了。1978年，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首次以法语出版，由此开始，法国主流社会不断地吸收了“盎格鲁——美利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法国知识界几十年来几乎一无所知。同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海具有开创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在书中，他系统地解析了“革命式教义问答”。几十年来，法国人就是通过“革命式教义问答”来学习理解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的。

据福海分析，在这种“革命式教义问答”里面，法国革命成了现代性的最早契机。这种冲突使法国分裂为左右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属于哪一派别，表面上看是由对立者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这一理论建立在19世纪初的自由乐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改造观点这两大支柱之上。按福海的话说，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尤其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已经溯及既往地污染了其整个传统。在有目的地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造这一道德剧里面，苏联是推定的革命继承者。按福海的话说，法国革命“死”了。

福海的作品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作者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政治学未获得成功是一回事，这总是可以解释为时运不济或时过境迁之类。可是，假如人们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假如理性、必然性在历史中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斯大林的行为，依照国家命令改造社会时所牺牲的性命、浪费的资源，以及20世纪强制命令进行乌托邦式的激进的试验所犯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失败，就不能辩证地解释为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迈出的错误的步伐。相反，这些就都成了批评者所一直指责的：损失、浪费、失败、罪行。

福海和年龄比他小一些的同代人都反对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活动。福海等人坚持认为，不存在制约人类行为进程的“元叙事”，因而也就没法证明一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是合理的，这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打着将来可能会给人带来好处的旗号，却造成了现实的苦难。鸡蛋碎了，还可以做出可口的蛋卷，但人心碎了，就无法借其改进社会。事后看来，以此来总结几十年激烈的理论和政治争执可能显得相当苍白无力，但正因如此，才清楚地显出了变化程度之剧烈。

帕斯卡坚信上帝，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在埃里克·侯麦1969年拍摄的“道德故事”剧《慕德家的一夜》中，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和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哲学家对此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辩论。回想起来，令人瞩目的不是辩论本身（年纪稍长、还记得欧洲大陆60年代往事的人，会觉得这场辩论的内容非常熟悉），而是人们对待这场辩论的认真程度，这些人不仅包括银幕上的主角，还包括当代观众。10年之后，即使这部电影还在，这个话题却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求助于历史来为令人不快的政治选择进行辩护，从道德角度来看就开始显得非常幼稚乃至无情了。加缪在许多年前就指出：“对历史负责就可以使人不用对人类负责。”

自从这种不相信历史（以及历史学）的新情绪产生以来，西欧的知识分子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10年。他们惴惴不安，心里清楚伟大的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分崩离析预示着，那些喋喋不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将来不会很妙。过去提出那些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他们自己现在也遭到了漠视，这令他们颇为难堪。1986年9月，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私下对一名法国记者袒露心迹时就曾哀叹，孜孜不倦地为大众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很差。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要说现在还有什么伟大事业的话，那就是保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时，选择自我否定。以赛亚·伯林曾经把这称作“以可怕的德国方式来摆脱道德抉择的重压”。这种说法对德国人来说有些苛刻，虽然这一想法根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圣殿上贬低自己的欧洲人绝不只有德国人。这种说法指向了欧洲政治学说正在出现的真空：假如没有剩下伟大的事业，假如进步传统已走到穷途末路，假如历史或必然性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引起对行为、政策和制度的保护，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宏大的时代难题呢？

对于撒切尔式的激进人士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公共政策是私人利益的延伸，市场对于他们而言是判定价值与结果的必要的、充分的标准。对于欧洲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而言，那个时代也并不特别令其感到厌烦。对于这些人而言，处理人事的善恶标准仍然是宗教准则和社会习俗。60年代的文化大地震只是略微地给这些准则和习俗造成了危害，但并没有消除他们。进步的左派仍然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他们急于需要一种新的理论。

让左派集体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了一门全新的政治语言，确切地说，是一门重新发现的非常古老的语言。右派（亦即自由派）的语言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每一部欧洲宪法，尤其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是几十年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讨论权利”一点儿也不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在有关战后安排的辩论中起了关键作用。参加“凡尔赛和会”的有关各方在迫使几大国接受自己的方案时，绝大多数都大张旗鼓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那些都是集体权利，即国家权利、民族权利和少数派权利。

况且，集体决定的权利并没有令人高兴的记载。只要民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通常是领土争端），很明显，最终获得优势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武力而不是法律。这很令人沮丧。在一国内部，少数派的权利得不到保护，面对力量强大得多的邻国的要求，弱国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回顾业已落空了的“凡尔赛和会”所带来的希望，1945年战争的战胜国得出结论，重新划分地理板块（后来被称作种族清洗）是一个尽管痛苦但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更好地为集体利益服务。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至于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在一个由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里，在司法管辖上将不再被特殊对待，而是被看作迫害或不公正行为的个体受害者。

因此，战后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教训。即使人们是因为共同身份（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而遭受到迫害，那么受害的也只是个人。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就是寻求把人们当作有个体权利的个人来保护的。已经并入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各种有关人权、种族灭绝以及社会经济权利的公约对大众情绪的影响越来越深：他们把18世纪盎格鲁——美利坚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和20世纪中期对国家义务的强调结合了起来。强调国家义务是为了使更多的要求，无论大小，都能得到满足：从生命权到广告真相的知情权以及其他更多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低潮以及“国际安全和合作会议”在欧洲召开（于《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的那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共同推动了用法律语言把个人权利写入现实政治。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权利的议论在偏左派的欧洲知识分子中受到冷遇。他们附和马克思著名的论断，认为“所谓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将其加以摈弃。在进步圈子里，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其他与“一般意义的人”有关的抽象概念的词汇，只有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形容词修饰时，才会被认真对待。

正因为此，1969年属于“法国社会主义联合党”左翼的一群知识分子（当时由米歇尔·罗卡尔和皮埃尔·孟德斯-弗朗士领导）批评自己的政党支持布拉格的改革派。他们宣称，后者“自愿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自由、正义、进步、普遍无记名投票权等等）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许多偏左翼的评论家尽管政治信仰相当温和，可是避免提到“权利”、“自由”，以免显得天真幼稚。在东欧，共产党改革派人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这样的语言。在他们那种情况下，那些词汇在官方的语言里已含有贬义。

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人权”和“个人自由”越来越多地见于西欧政坛各类人士的演讲和作品中，使用起来毫无限制。一位意大利观察家1977年说道，这是左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公开讨论“未打折扣”的自由这一理念和理想，而“没有将它神秘化或者丑化”。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马上就会转化为政治现实，因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工党和社会党都在苦苦地挣扎，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将对手的方案非法据为己有来掩盖自己的贫乏。但是他们开始向权利和自由这样的词汇敞开大门，这使得西欧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东欧正在发生变化的有关政治对立的语言，能够跨过界线进行交流，而且正当及时，因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变化现在就在“铁幕”的东边发生着。

197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了一封《致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公开信》，其中主要是写给欧洲共产党人的，呼吁支持不同政见，反对压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不同政见，然而对共产主义改革的幻想一时还很难根除。可是姆莱纳尔已经属于少数派，他既相信社会主义，又相信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西方人士，这让苏维埃阵营内部的大多数批评者感到困惑不解。

那些批评者当时还没有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一般来说，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是不认同这个词的），但他们多数已经脱离了政权，摒弃了政权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术语。在1968年事件之后，这种术语以及那些机械地包含于其中的词，例如“和平”、“平等”、“兄弟般友好”，听起来就特别虚假，在那些曾经将此类话当真的60年代的活跃分子听来尤其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是学生、学者、记者、剧作家和作家，他们曾是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古斯塔夫·胡萨克的领导下，正确地算出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改善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意见，同时大力压制不同的意见，禁止谈论近期刚刚发生的事情。

政权的反对者被迫转入地下（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许多失业的教授和作家去做锅炉工，的确如此），几乎不能再和压迫者进行政治辩论了。相反，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终止了早年的修正主义辩论，心甘情愿地接受环境，有意支持那些“非政治”的主题。由于《赫尔辛基协定》的签订，“权利”成为其中可以经常谈论的主题。

在形式上，所有苏维埃阵营的宪法都很关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赫尔辛基达成了包括相当具体的补充权利的一揽子协议，这些协议给共产主义制度内部的批评者提供了战略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指出，意义不在于要求不曾有的一些权利，这只能招致进一步镇压，而在于要求得到业已经政府承认并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权利，这样在迫使共产党进行招架的时候，就使得“反对”带上了一层温和而且几乎保守的面貌。

认真看待“社会主义”法律的文字表述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不仅仅是一种让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难堪的手段。在封闭社会里，一切都是政治，因此前述的策略和手段遭到了杜绝。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权利”在“沉默的70年代”笼罩于东欧的厚重的悲观气氛中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权利”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对话语权的垄断。而且，个人的宪法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正式见证了拥有权利的个人的存在。人们彼此互相拥有权利，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权利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应保持的距离。

正如匈牙利年轻的理论家米克洛斯·哈拉扎梯所承认的，权利运动（“人权运动”）说明，纠正共产主义的缺陷需要的不是一种更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公民（即中产阶级）社会的宪法立法或者宪法修订。颠倒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安排，寻求用中产阶级社会代替社会主义国家，这让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们觉得很具有讽刺意味。不过，正如哈拉扎梯的匈牙利同事米哈利·瓦依达解释的，和他们国家过去令人不能忍受的对公民的专制统治比较起来，中产阶级社会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重新修订公民社会的宪法这一说法含义模糊，只是道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东欧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这一努力的意义在于，承认在1968年之后，尝试改革“党国一体”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真切地希望（苏联人就更不会这样想了），布拉格的胡萨克或柏林的昂纳克承认“谈论权利”是合理的，会认真对待宪法。在理论上谈论权利恰好说明了实际上没有权利，恰好提醒了国内外的观察家，这些社会实际上是多么没有自由。新的反对派并没有与共产党当局纠缠，而是故意越过了他们进行讨论。

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例如哈拉兹梯和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来说，这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脱离年轻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亚当·米奇尼克出版于1976年的论文《新进化论》为波兰反对派设计了未来的战略。对于那些从来不曾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感兴趣的人，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来说，这种转变就轻松得多。哈维尔是布拉格一个富商的儿子，他的家庭财产1948年后被共产党政府剥夺。哈维尔没有表现出同时代人那种蓬勃的革命热情，在1968年之后的改革运动中也不积极。哈维尔和共产党当局一直有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从来不是因为政治见解。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维尔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受到骚扰和逮捕，并最终被投进了监狱，由此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还是绝对与政治无关的。他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派争论，甚至也不是说出真相，尽管在一个靠着撒谎执政的政权里，说出真相非常重要。他写道，当时那种情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就只有妥协。“成立政治组织行为本身并不是把真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反而是使人开始了一项政治游戏。”

哈维尔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该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于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决方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哈维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在当今世界，这些方法可能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运用，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哈维尔所处的境遇不是没有先例，即使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鲁德维克·瓦楚里克196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甚至就曾向他的同事们推荐过类似的“假装”策略。他说：“装装公民的样子吧……假装我们已经成人，法律上已经能够独立，讲话要像那个样子。”不过，在60年代乐观一些的气氛中，瓦楚里克还可以希望当权者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变通。到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提出类似的观点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重要的不再是建议政府如何执政，而是通过实例建议国民如何生活。

在70年代那种环境下，认为东欧的知识分子可以“建议国民”如何行事这一看法可能显得很有野心。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能够提什么建议，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提，更不用说对全国同胞提什么建议了。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工业中心的情况和民意，与农民的隔绝就更加严重了。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伊万·泽兰尼和乔治·康拉德的话说，共产主义这一政治制度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争取权力的道路”。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过去中欧将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法（这种分类更适于匈牙利、波兰这样的贵族社会，而不大适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平民社会，但是1948年以后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人为地做了这样的划分）又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了。

首先弥合这条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波兰发生了一系列罢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当局予以严厉回击，在工业城市乌尔苏斯和拉多姆，许多工人遭到了痛打和逮捕。几年前，工人和知识分子互不关心对方的抗议运动，此时，雅契克·库伦与几个同事特意对此做出反应，于1976年9月宣布成立KOR（“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KOR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ROPCiO）的目标就是揭露对工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在法律上帮助他们进行自卫，组成一条统一战线。3年后的1979年12月，作为KOR领导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有一些是前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什么都不是）后来负责起草公布了《工人权利宪章》。

因此，社会冲突导致产生了波兰公民自治群体（更确切地说，确认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在与波兰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环境更加令人沮丧，公民自治群体的产生源于一个法律上的机缘。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该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载于一家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实施捷克斯洛伐克宪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最终法案》以及联合国的政治、民事、经济及文化公约中有关人权的条款。上述法律布拉格业已签署，并且还将“赫尔辛基120法令”正式纳入《捷克法典》。

在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称自己为“松散、非正式、开放的群众团体……希望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以求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对人权和民权的尊重，出于此愿望而联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常设机构，“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敌对行动的基础”。做出这种约定，意图是将他们的行为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规定范围之内。

《七七宪章》永远是一小群勇敢的人缔造的，他们不代表别人，只代表自己：在原始文件上签名的有243人，在后来10年里仅有1 621人（全国人口是1 500万）加入进来。宪章的首批发言人有哈维尔、伊利·哈耶克（杜布契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顶尖的哲学家、年老的扬·帕托斯卡。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在大众眼里，既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对他们的宣言做出狂怒的反应，认为它是“一部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蛊惑人心、恶语伤人的作品”。对每个在宪章上签名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逐字不差地用50年代盛行的3种说法来描述就是：“叛徒败类”、“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和代表”、“破落的政治家和国际冒险家”。对签名人的报复和恐吓随即展开，包括将他们解雇，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入学，吊销驾驶执照，剥夺公民身份，迫使他们流亡，遭逮捕、审判以及监禁。

在《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遭到了严厉处罚，新一代年轻的音乐人（著名的摇滚乐组合“宇宙塑胶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报复迫害，这促使支持他们的“保卫遭受不公正迫害者委员会”（VONS）于1978年4月成立，该委员会的目标与KOR大致相同。对这一新成立的组织，布拉格当局的反应是将该委员会领导人中的6人（包括哈维尔）予以逮捕，并在第二年以颠覆政府罪对他们进行审判。1979年10月，这些人被判监禁，刑期不等，多者5年。

1968年之后，各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除外）在实践中都采取了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的做法。他们甚至不再假装寻求真正得到国民的忠心，只要求人民表面上装出顺从的样子。和VONS和KOR一样，《七七宪章》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本国公民中因此而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玩世不恭的漠然态度。哈维尔特别强调，需要让政府不再满足于看到民众为了不引起注意而随意地贬低自己的这种现状。他写道，如不这样，当局可以料想每个公民的外表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一主题在哈维尔的经典名篇《无权者的权力》中已得到阐释，书中以一位蔬菜水果店的店主为例，写他习惯性地在商店的橱窗里挂上了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事务中，有些较好地适应了消除公众的冷漠和恐惧情绪这一努力。本书第15章里提到的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当局自己的统计，1982年在斯洛伐克，总长3 500英里的河流中，45%已遭到污染，达到危险的程度。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80%的井水已不能供人饮用，这主要是由于在东部的集体农场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含毒、庄稼歉收，就像苏联黑土区曾经历过的那样。

到80年代早期，由于在工业和能源生产方面使用褐煤（因其价格很便宜），波希米亚北部遭受了欧洲最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个地区发电量为735亿千瓦，其中640亿千瓦产自燃烧这种含硫量高的燃料的电厂。结果，到1983年，捷克地区大约35%的树林死亡或濒于死亡，1/3的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作工业用水。在布拉格本地，政府不得不设立一所专门医院，医治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在一篇名叫《圣诞节的阴谋》的短篇小说里，伊凡·克里玛描写了从这家捷克医院走出来到街上的情景：“阴暗、冰冷的雾气里充满了煤烟、硫磺的味道和易怒的情绪。”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因此污染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隐含着政治含义：难以保护环境的原因是没有人对采取预防措施感兴趣。只有一贯施行有效的行政制裁，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改善，而这又得来自于首先鼓励浪费的同一行政当局。如果有工厂的经理、农场的场长不够明智，甘愿冒完不成“定额”的风险，自发地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那他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对环境就是有偏见的，这一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作家和学者们关心的是作品审查制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条件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1969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满不在乎地推行压制政策。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题、人物和事件甚至不准被提及。相反，在波兰，天主教会及其所属的机构、报纸提供了半保护的空间，只要谨慎行事，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波兰，像在匈牙利一样，问题在于往往需要做自我审查。为了保证能够让观众、读者见到作品，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学者们预计有些地方可能会遭到官方的反对，因此就总想着要改编作品，修饰或回避某个观点。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文化艺术的社会里，做出这些调整所取得的职业上乃至物质上的益处是不容小觑的，但道德上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或许会伤到自尊。海涅在150年前就已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海涅的这席话肯定会立刻得到许多东欧知识分子的认可。

这是部分共谋的一种。另一种是沉默。沉默就是把事情放在心里，而不是在嘴上，奉行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中所写的“阳奉阴违”。真正大胆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人，将自己作品的原始复写本在私下里非法地流传。这些真正的作品面临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惨淡前景，他们的观点和艺术只能限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的遭际至多也就是某捷克知识分子所称的“自慰”。后者曾闷闷不乐地将在同一群两千个知识分子中流传禁书称为自慰，因为那些人写的也是禁书。

而且，勇气本身并不能保证质量。地下作品表现出来的叛逆和对立情绪经常是危险的，所以也给它罩上了一层浪漫的、其重要性有时候被夸大的光环（尤其是在西方的崇拜者中）。原创的激进思想在苏维埃阵营这一渐渐腐烂的混合肥料堆里真的可能会鲜花怒放，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作品是共产主义“恶之花”最好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作品过去未能出版，并不保证它就是质量好。世上不存在“审查女神”（乔治·斯坦纳语）。并不会因为政府当局不喜欢你，就意味着你很有才。

因此，一旦进入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即使曾经是知名度最高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名声都得大打折扣。1989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匈牙利的乔治·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康拉德在80年代写了几篇文章，谈论“反政治”，非常张狂，因此而广受膜拜。另外一些人，比如民主德国小说家克里丝塔·沃尔夫心里就很明白，正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做一名作家非常困难，这才给他们提供了题材，也提供了一些力量（还有社会声望）。也正因如此，许多共产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甘愿放弃移民和流亡的机会。他们认为，受到迫害但具有重要的影响，要比享受自由却变得无关紧要更好。

近些年来，害怕变得无关紧要的想法导致了另一种顾虑的产生，即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尽快“回归”欧洲。就像对待审查制度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只有知识分子，事实上主要是来自前哈布斯堡帝国西部省份的一些作家。过去苏联的政令导致这些省份非常落后，经济非常不发达，令人痛心。怀有这种情绪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捷克小说家和剧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流亡巴黎，在巴黎写作。在他看来，中欧（一个地理名词，为了清楚地证明昆德拉的观点而重新启用）的悲剧就在于受到了外来的、属于亚洲的独裁者统治。

在昆德拉的祖国，欣赏他的人不多。他选择流亡国外，又获得了成功，这令他的许多同辈感到憎恶。那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选择放弃流亡，也选择放弃了成功的机会。不过，他的写作主题和大多数人还是一致的，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写给西方读者的作品。他批评西方的读者忽略并无视在自己的东面还有一个“另类”西方存在。早在20世纪50年代，米沃什就约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假设就战后波兰诗歌写一本书，其中一章在写到西欧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时，得好好讽刺戏谑他们一番。”

昆德拉对国民采取类似于《七七宪章》这样的主动行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捷克面临的处境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延伸，这个问题就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国家的身份和命运究竟如何？在这个区域，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时刻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他认为，这个区域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外从事反对派活动的重点，应该在于使这个问题引起国际关注，而不是浪费时间，试图去改变莫斯科“拜占庭”式的帝国，更何况中欧还是“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的命运”。哈维尔对此深表赞同：“共产主义是历史举起给西方看的一面阴暗的镜子。”

像米奇尼克这样的波兰人不使用“中欧”这样的词汇，也不大谈论“重返欧洲”，部分原因是波兰人不像捷克人，波兰人追求的是实现更切近、更可及的目标。这不是说波兰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不想有朝一日能分享新成立的欧共体所带来的好处，也不是说他们不想把社会主义失败的神话换成欧洲成功的神话，只不过是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的目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论。

民主德国也有自己需要关注的事情。勃兰特及其继任者奉行的“东方政策”的悖论之一，就是通过把大笔的硬通货转入东欧，以及不断地对民主德国表示承认、关注和支持，联邦德国领导人在不经意之间就排除了民主德国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包括改革污染严重而且早已过时的工业。通过“架设沟通桥梁”、缔结姊妹城市、向对方表示好感以及与批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意见保持距离，波恩的政治家们使民主德国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政权非常稳固和安全。

而且，联邦德国“赎买”出民主德国的政治对立分子和政治犯，使民主德国的反对派失去了一些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像民主德国一样，在西方有一个孪生姊妹，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对于民主德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来说，离开民主德国的诱惑就一直存在。在这些人关心的权利中，“迁移权”非常典型地位列名单之首。但是民主德国当局的许多“圈内”批评者既不愿抛弃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抛弃旧有的观念。事实上，到70年代末，民主德国是唯一继续允许有非正式对立派乃至党内对立派存在的欧洲共产党国家。民主德国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从左派的立场攻击共产党当局。捷克作家伊利·佩利康曾辛辣地写道，这些人所采取的姿态使得他们在东欧的其他地方默默无闻、毫不相干。

正因如此，鲁道夫·巴赫罗以《另一种选择》这篇文章而名声大振。该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开批评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巴赫罗本人在经受多年的迫害之后，于1979年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比巴赫罗年长的共产党人罗伯特·哈弗曼在那些年里由于代理民歌手沃尔夫·比尔曼（1976年被驱逐出境）的事务而遭到审判和罚款。哈弗曼严厉地批评了执政党，不是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而是指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指责他们鼓励大众消费和私人拥有消费品。民主德国哲学界领袖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政府当局“官僚”作风日炽。他同样大力反对“消费主义虚幻的东西”，认为让人民接受再教育、反对这些虚幻的东西，是执政党的任务。

在民主德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教会，即新教的德国基督教会联盟。波兰也是这样。权利、自由等新的提法是与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由于与唯一幸存的先于社会主义产生的机构有关而得到了加强（在波兰也是如此）。由于教会的影响，在东欧的反对派中“和平”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在东欧其他国家，西方的“反战分子”和要求核裁军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相当的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无非是因为天真无知、没有头脑，所以成为苏联操纵下的工具。例如，瓦克拉夫·哈维尔就认为，80年代早期西欧不断高涨的反战运动是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保持中立的最好方式。他说，在国家政权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国度，“和平”不可以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和平和裁军会让西欧获得自由和独立，却会让东欧受到苏联的统治。把“和平”问题和要求拥有权利、自由分开是错误的。或者像亚当·米奇尼克说的：“减少战争危险的唯一条件就是充分尊重人权。”

但是在民主德国国内，和平运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毫无疑问，这有一部分归因于联邦德国。不过，也有其他原因。民主德国既没有历史，又没有民族同一性，它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可以说和平（至少是“和平共处”）是它“存在的原因”，这似乎有些道理。然而，民主德国同时又是军事化程度最高、最穷兵黩武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学校1977年就有了“国防学”课程，民主德国的青年运动组织准军事化程度非常高，即使按照苏联的标准也是如此。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导致了反对派运动的爆发。反对派运动以和平和裁军问题为焦点，在对它的支持力量中，大部分即来源于此。

1962年，民主德国当局规定，年龄在18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都必须服18个月的兵役，不过两年后，又增加了一条免除条款：由于道德原因，希望能够免除兵役的人员可以加入名为预备役的另类劳动营。虽然加入后者被证明可能会在后半生造成残疾，但是它的存在就说明民主德国承认了出于良知反对服兵役的事实及其合法性。到1980年，从预备役劳动营中走出的民主德国人民数以千计，这些人组成了潜在的庞大的和平主义者网络。

因此，当1980年路德教会牧师向早期的和平主义者提供支持和庇护时，就能够比较大胆地去做，而没有招致政府的反对。然后，初生的和平运动就从教堂扩展到了大学，人们不仅呼吁裁军，而且还要求拥有不受阻碍地发出这些呼吁的权利，这是必然的。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后来终于能够与本阵营里其他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对话，并赶上他们的步伐。

罗马尼亚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七七宪章》一出现，罗马尼亚作家保尔·戈马以及另外七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就写信勇敢地表示支持。他们立即遭到了镇压。但是除此以外，罗马尼亚就像过去一样悄无声息，时间长达30年。戈马被迫流亡他乡，他做过的事情也没人再做。对此，西方应该负一定责任。即使《七七宪章》或类似于波兰的“团结工会”（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这样的组织在罗马尼亚出现，也不大可能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要求过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让罗马尼亚自由发展”。

即使在苏联，也允许某些知识分子享有严格限制的自由。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一直享有一些特权。生物学家若列斯·梅德维杰夫在20世纪60年代揭露李森科的著作，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读者中长期流传。梅德维杰夫先是受到了干扰，后来被剥夺了公民权。1973年，他在英国定居。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对当局持批评态度）却还能保持自由身，只是后来他公开反对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才令当局不能忍受。萨哈罗夫令当局尴尬，不得不管，但他又极为重要，不能将其驱逐出境。于是，他和妻子叶琳娜·波纳尔被内部放逐到了十分闭塞的高尔基市。

不过，萨哈罗夫一直坚持说，他向来呼吁苏联说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说清楚对批评者的迫害，而不是寻求它是如何被推翻的。这种态度使他的立场介于老一代的共产党改革派和中欧新兴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间。其他不太突出并且公开宣称反对苏联的人士受到的处置就要严厉得多。诗人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与其他几百人一起被诊断患有“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在一所监狱精神病院待了3年。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中最为出名，他在苏联监狱、劳动营和精神病院里度过了12个春秋。此后，由于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给他治疗，他才于1976年被用来交换智利共产党人路易斯·戈瓦兰。

除了类似的偶尔为某个人表示抗议，以及为了苏联犹太人有移民的权利而统一行动之外，西方对苏联国内事务的关注少得可怜，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比对诸如波兰乃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反对派运动的关注要少得多。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终于开始批评苏联对人滥加诊断（这种缓慢拖拉的作风让人感到可耻）。直到此时，苏联才从世界精神病学协会退出。

要不是由于外界因素的推动，苏联知识分子中占压倒性的绝大多数绝不会照着东欧别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去做，无论后者是多么小心谨慎。斯大林进行镇压所引起的恐惧就像阴沉的棺罩，在他死后，笼罩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长达30年。即使没有人实际提到这种恐惧，除了那些最大胆、最直率的批评者之外，大家都刻意不去超越苏联划定的合法的主题和语言的范围。大家都认为苏联还是会存在下去的，这是很合情理的。像安德烈·阿玛里克这样的作家有预见性，但是不典型。阿玛里克的作品《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于1970年首次在西方出版，10年后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与其设立在周边的几个傀儡政权相反，到1983年的时候，苏联存在的时间已经超出了大多数苏联国民的记忆，并且看起来还相当稳固。

中欧知识分子反对派运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小。大家对此并不吃惊：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新产生的现实主义，不仅包括业已纠正了的对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解，还包括对权力运作的事实的清楚认识。而且，要求于人们的也有限：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论勇敢》一文中就颇令人信服地写道，对于那些辛苦度日的普通大众来说，要求于他们的只能有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对当局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为看起来没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那样做“不够英雄，但很现实”。

知识分子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在圈内，而不是广大的大众：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暗地校正自己以前的狂热言行。况且，他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就是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特权在他们中相当高效地代代相传，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这并不总是能让人民群众喜欢他们。就像在过去他们为现在所反对的政权辩护一样，那时他们只是一小撮，只代表自己。

乔治·康拉德略带说教地写道：“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着将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赶下来，以便自己能取而代之。”当他如此说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在当时、当地能够做成那样的事情。以此来理解严峻的生活现实就构成了反对派运动坚持非暴力的背景：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甚至在波兰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对政府当局时采取消极态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民主德国，路德派教会在反对派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波兰，对于米奇尼克等人来说，这种态度防止了危险而无谓的冒险，既实用又合乎道德。

新的反对运动的成就在其他方面。欧洲东部和西部一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愤世嫉俗的时代，60年代的精力已经耗尽，60年代的政治理想从道德方面来看已经没有了可信度，为公共利益而忙碌让位于为私利而斤斤计较。哈维尔等人讨论权利，关注“公民社会”这一相当模糊的概念，不断谈论中欧在过去和现在保持沉默，可以说是在公众场合进行毫无羞耻的说教。他们通过这些手段，逐渐建立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以代替被共产主义损毁的公共空间。

经济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大谈论的，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增长，既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又是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正如我们在本书卷二第6章所看到的，经济曾是老一代改革派知识分子重点关注的：这向共产党当局反映了其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印证了所有的政治最终都是围绕着经济展开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1956年至1968年是修正主义的10年，在这期间，有些反对派运动得到允许。对于这些反对派运动来说，批评意见以对经济改革的推荐意见的面目出现也是新近才有的。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阵营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们要认真看待从内部进行经济改革的前景就很难了，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体系经过几十年不恰当的滥用，已经瓦解。1973年以来，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远远落后于已经有所下降的西欧各国。此后，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石油产量丰富的苏联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反弹。除此以外，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80年代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经济陷入难以逾越的不利境地。1963年，经互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12%，到了1979年底，这一比例下降到了9%，并且还在迅速下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商品质量上无法与西方各工业国竞争。除了苏联之外，它们销往西方的原材料也不能有持续供应，因此它们甚至连与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都没有。经互会的封闭体系阻碍了其成员国加入西欧和关贸总协定等新的贸易网络。经济既不与国际物价水平接轨，又不冒激怒国内消费者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76年波兰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到了此时，导致共产党国家经济大幅衰退的问题是它们身上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低效率。由于顽固坚持第一产业产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错过了从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高效型生产的机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西方各国的经济得到了改造。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依赖于相对过时的经济活动模式，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底特律、鲁尔，或者19世纪末的曼彻斯特。

捷克斯洛伐克铁矿资源极为有限，然而到了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却成了世界第三大（人均）钢铁出口国。糟糕到底的是，民主德国还在计划不断扩大落后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如果有别的选择，没有人愿意买捷克的钢铁、民主德国的机械，除非有很高的价格补贴。因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亏损的。实际上，苏联式的国家在减损物品的价值：他们进口的或从地下挖出的原料比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来的成品更值钱。

甚至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苏联式的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经互会内部选择匈牙利生产拖拉机和大客车，同样，在20世纪80年指派民主德国生产电脑。但是民主德国生产的电脑不仅不可靠，而且也已过时，集中的经济体制也使产能不足。到1989年，民主德国（人口1600万）电脑产量只有奥地利（人口750万）的1/5，而作为电脑生产国，奥地利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优势”严格来说只是相对的：民主德国在花费数百万马克生产没有人要的商品，相对质优价廉的同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所有这些问题的责任都主要应该归于集中计划的内在缺陷。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有40个部门负责经济的不同分支领域，另外还有27个各自独立的经济部门。对数字指标的关注恶名昭著，以至于达到了自嘲的地步。蒂莫西·加顿·阿什举了“（民主德国）普伦茨劳堡区人民经济计划”为例。据该计划称，“图书馆的藏书量要从35万册增加到45万册，借阅量要增加108.2%”。

固定价格体系不能弄清商品的实际成本，不能对需求做出反应，也不能适应资源条件的限制。各级官员都害怕冒险和革新，唯恐短期内会减少总产量。这些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上进心：众所周知，由于勃列日涅夫喜欢保持“干部的稳定”（1971年之后所使用的口号），因此不管干部多么无能，职位都非常稳固。同时，为了确保能够完成上级制定的目标，工厂的干部和经理们花费大量精力向上级隐瞒原材料和劳动储备。浪费和短缺因此而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这种体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不仅助长了生产停滞和低效之风，而且还导致了贪污腐败之风不断。没有财产往往导致更多的腐败现象产生，而不是更少，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现象之一。权力、职位和特权不是直接可以买来的，相反是以提供庇护和接受庇护这一互相强化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权利被阿谀奉承所代替，阿谀奉承相应地又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升迁作为报偿。为了实现哪怕是一般的合法目标，人们都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细微或腐败的方式徇私枉法。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愤世嫉俗的人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下面的例子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拖拉机厂和生产卡车的汽车厂不愿意生产足够的零配件，因为制造大型机器更容易达到“标准”，结果一旦这些机器坏了，就找不到替换的零配件。官方数据只公布某个领域生产的各种机器总量，而不公布还有多少台机器仍然能够工作。工人们当然更加清楚。

可以用一句很流行的笑话来总结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你们假装工作，我们假装付你们工资。”这样的安排对许多工人，特别是对那些非熟练工人有利。它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工作压力却很小。作为回报，工人们就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民主德国官方的《政治小辞典》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工作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这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讽刺的意味。

到1980年的时候，典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中相对高效的只有高科技国防工业以及所谓的“第二经济”——商品和服务业黑市。这种第二经济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承认，它的存在证明了官方经济是多么糟糕，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到了80年代初，据估计，在匈牙利有8.4万个私下开展业务的从业人员，满足了国内几乎60%的服务需求，业务范围从修理管道业到娼妓业。

除此以外，农民在私下也从事一些生产活动，一些公共资源（例如砖头、铜线、印刷模板等等）也“挪给”私营企业里的工人使用。由此可见，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就像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一样，依赖于两种并存的经济。这两种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性质的：只有把那些既不能否认又不能肯定的活动和需求导入私有领域，共产党国家才能维持其在公共领域的垄断地位，而第二经济又要依赖于官方经济的资源，最主要的是要依赖于公共领域的低效率。这保证了第二经济能够获得市场，并且可以人为地提高价值和利润。

经济停滞本身就有力地反驳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经济停滞假使没有使人们产生反对意见，也一定使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于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恐怖和镇压都不再影响生活了，但生活却是灰暗乏味的。成年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喝的酒越来越多。在那些年里，苏联每年人均烈性酒消费量翻了两番，因此他们的寿命也短了。共产党国家里的公共建筑不仅没有艺术吸引力，而且品质低劣、令人不适，忠实地反映了这种专制制度的不堪。一位布达佩斯的出租车司机曾经指着一排排肮脏灰暗的住宅楼对笔者说：“我们就住在那些楼房里，冬冷夏热，典型的共产主义式建筑。”

此处就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住房很便宜（在苏联，房租平均只占一般家庭预算的4%），因为经济不是由价格调整的，而是由稀缺性调整的。这对政府来说是有好处的，将稀缺商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可以使人们继续忠于政府。但共产党领导人大都十分清楚，这样做也有重大的风险。到60年代末，事情已很清楚，光靠“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不再能够使人们依附于政府当局，自此以后，执政的共产党人选择将国民当作消费者，选择用物资丰裕的现在代替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他们是有意识地做出了这一选择。捷克的强硬路线者瓦西尔·比拉克曾经在1968年协助苏联军队进入自己的国家。1970年10月，他曾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里说：“（1948年）我们在商店橱窗里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人们尚能接受。那时候的历史时代不同，人们的兴奋心情也不同。如今，我们不能再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了。如今商店的橱窗里必须摆满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

那时，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受到鼓励，这和赫鲁晓夫1959年与尼克松展开的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不同。当时，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保证，在可见的将来，共产主义就将超过资本主义。比拉克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一样，对此不抱幻想。只要提供的商品能够让消费者高兴，哪怕共产主义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资本主义，他也就满足了。1971年，民主德国的埃里希·昂纳克接替无人哀悼的沃尔特·乌布利希，担任共产党领导人。同样，他也希望能为民主德国公民带来某些经济成就，只要稍稍类似于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就行。

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至少以消费品零售额来看是如此。汽车和电视机是那个时代具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销售数量都有了稳定的增长。在波兰，1975年至1989年间，人均拥有私家车的数量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匈牙利每10人就拥有4台电视机，捷克斯洛伐克也差不多是这一水平。如果顾客不在意质量和款式的优劣，也不在意选择余地有限，他们通常都能在国有商店或“私营”市场找到心仪的商品。但是在苏联，这种“可选的”商品就很难找到，而且相对要贵一些。

生活基本必需品也是如此。1979年3月，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消费者必须工作12.5小时，才能买得起普通一篮子的基本食品（香肠、牛奶、鸡蛋、土豆、蔬菜、茶、啤酒等等）；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在伦敦需要工作21.4小时，而在莫斯科尽管有高额补贴，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却需要工作42.3小时。如果不以卢布、克朗或福林计算，而以付出的时间和工夫计算，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累人。

要是以能否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要来界定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整个经济都是以大量生产工业机械和原材料为目标的，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除了食品之外，共产党国家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这些国家生产食品的效率也不高。苏联很早以前就是纯粮食进口国，单从1970年至1982年，其食品进口就增加了两倍）。绕过这道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国外进口消费品，但这需要支付硬通货，而硬通货又只能通过出口获得。然而，除了苏联的石油之外，世界市场几乎不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除非大幅打折销售，而且许多情况下，即使大幅打折，也销售不掉。

西方当然乐于帮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私人银行家都乐意贷款给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因为苏联红军是稳定的可靠保障，也因为共产党官员虚报产量和资源到了令人信服的地步。仅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硬通货债务就增加了12倍。由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及其同僚大量引进得到补贴的西方商品，为农民提供代价高昂的新的社会保险，将食品价格固定在1965年的水平，波兰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 000%。

一旦如此高额的借贷启动，就很难得到控制。1976年，盖莱克政府给食品涨价，引发了愤怒和暴乱，于是又迅速取消了涨价。波兰当局转而选择继续借贷：从1977年至1980年，波兰外借贷款限额的1/3被用于补贴国内消费。布拉格的共产党经济学家建议逐步停止补贴，引入实际价格，但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害怕这种倒退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相反，领导人们宁愿增加债务。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一样，脆弱的东欧小国又开始向西方借钱，以支撑其封闭的经济，同时又不需要选择艰难的方法。

匈牙利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纳密斯在几年以后对这种情况大多予以承认。匈牙利向波恩借10亿德国马克的贷款，1987年10月得到了批准。联邦德国政治家形容此贷款致力于推进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但实际上贷款是如此分配的：“我们将贷款的2/3用于偿还利息，剩下1/3用于进口消费品，以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到1986年，匈牙利官方的经常账户赤字每年达到14亿美元。从1971年至1980年，波兰硬通货债务从10亿美元上升到205亿美元，后来的情况更糟。根据其自身的计算，民主德国在最后几年将60%以上的年出口所得用于偿还西方债务的利息（西方已经非常慷慨地将利息打折）。南斯拉夫一直是受到青睐的客户（从1950年直到1964年底，美国支付了贝尔格莱德年度赤字的3/5），根据其提供的官方数据，它获得了大量的贷款以及备用贷款安排，而那些数据和现实却没有一点儿关系。

整体来看，东欧各国的硬通货债务1971年为61亿美元，1980年就增长到了661亿美元。到1988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95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将负担转嫁到长期受苦的国民身上，从而付清了外债。要不是匈牙利在70年代允许一定范围的自由定价，前述数字可能会更高。但是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仅依靠贷款，而且是在拖延时日。它迟早是要做出痛苦而且导致社会分裂的经济调整的。

此后不到几年，民主德国间谍组织头目马尔库斯·沃尔夫曾宣称，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德国“不行”。这样认为的当然不止他一人。匈牙利经济学家塔马斯·鲍尔和同时代的波兰人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就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已经像纸牌搭造的房子，非常脆弱。然而，只要资本家愿意为共产主义提供资金，共产主义就能存在下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经济停滞时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语）使许多人产生了幻觉，这还不仅仅限于苏联国内。1978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就当真认定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比英国高。这时，波将金大公一定是在遥远的墓地里微笑。

不过，有些东西是西方银行家忽略了的，共产党人却对此十分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仅被推迟，而且毫无可能。正如阿玛里克在《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所预言的，共产党的精英们“认为与变革政局的痛苦历程比较起来，现行政权的弊端要轻一些”。即使对完全局域性的、效率低下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革，也会立即产生政治上的后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部署并不是用自治区方式，而是构成了这一政治体制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欧的卫星国全都由日益衰老、保守的随波逐流者统治着，这不是偶然的。在现实主义的新时期，华沙的爱德华·盖莱克（生于1913年）、布拉格的古斯塔夫·胡萨克（生于1913年）、柏林的埃里希·昂纳克（生于1912年）、布达佩斯的雅努什·卡达尔（生于1912年）以及索菲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生于1911年）都是最讲现实的。地拉那的恩维尔·霍查（生于1908年）和贝尔格莱德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1892年）就更不用提了。这些人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样，都很守旧，也都已经衰老。他们不愿意放弃职位，他们一心只想终老于位子上。勃列日涅夫生于1906年，7次获得“列宁勋章”，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曾获“列宁和平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自1977年以来，还担任了国家元首。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存在着功能性的障碍，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它的命运。索尔仁尼琴1971年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中（本人缺席，由他人代读）就令人鼓舞地断言，“一旦谎言散去，令人厌恶的暴力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然后，业已衰退的暴力就会崩溃”。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苏联的暴行很久以前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其1979年给阿富汗带来灾难的侵略暴行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在1968年之后的那些年里，共产主义的谎言也逐渐被驱散了。

然而，这一制度还没有崩溃。列宁为欧洲历史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于绑架了欧洲激进主义的离心的政治传统，通过革新的垄断控制系统将其纳入政权，并且毫不迟疑地将它聚拢在一处，有力地将其保留在一处。共产主义制度可能会在外围无限期地腐蚀下去，但是，导致其最终崩溃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其中心区域。在共产主义消亡的整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反对派运动在布拉格和华沙蓬勃发展开来，而这只是开始阶段的结尾。然而，一种新的领导阶层在莫斯科本地出现，这才是结尾阶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