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妻子赖莎说），1985年3月

对糟糕的政府而言，它开始改革自身之日，就是最为危险之时。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没有伤害或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动荡的意图。

——海因里希·温德伦（联邦德国的两德关系部部长）

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有时也会迫于形势而采取理性措施，并同意妥协。

——亚当·米奇尼克

国民们，你们的政府已经回归你们了。

——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就职演说，1990年1月1日

通常认为，苏东易帜的故事始于波兰。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拉被选为教皇，成为第一位当选教皇的波兰人，即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当选在教众中引起的热望，在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认为他会是个比较激进的教皇，因为他虽然年轻（1978年当选教皇时仅58岁，而在被任命为克拉科夫大主教时仅30多岁），但早已是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元老级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遗愿的合适人选，能够将教会带入新时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神父，而不是教廷的官僚。

同时，沃依蒂拉在神学原则上有毫不妥协的坚定性，以及因为有在共产党国家做神父和高级教士的经验，而且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绝对忠诚，这些都让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人士颇感安慰。他这个人尽管素来背负“有思想的教皇”的声名，尽管对于知识与学术方面的交流和争论持开放态度，但对于教会的敌人是绝不会妥协的。与信仰教义部权威的负责人、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一样，他早年对改革一度热情高涨，但在看到约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极端后果后，惊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敛。在成为教皇之时，早已身为主管领导的他在教义上也更趋于稳重了。

沃依蒂拉非比寻常的坚定信仰和卓尔不群的教皇风格，也可以从他的波兰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8岁丧母（3年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没有姐妹，父亲作为他唯一幸存的亲人，在他19岁时于战争中丧生）后，父亲将他带到了卡尔瓦利亚·泽布日多夫斯卡的圣马利亚教堂，他也在日后的岁月中多次前往朝拜。该教堂与琴斯托霍瓦一样，是现代波兰重要的圣母马利亚朝拜中心之一。15岁时，沃依蒂拉就已经成了家乡瓦多维采圣母马利亚联谊会主席。这是他对圣母马利亚崇拜的一种早期体现，而这种崇拜则坚定了他对婚姻和堕胎的看法。

这位新教皇对基督教的看法，从波兰天主教那种独特的救世主风格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他的眼中，现代波兰就是真正宗教真理的东线前沿，它不仅饱受战火的洗礼，而且这块土地及其人民正是上帝选中的一面旗帜和一柄利剑，向东可以对抗无神论，向西则可以同唯物质论斗争。这种观念，再加上他的长期履职地克拉科夫与西方神学和政治主流相互隔绝的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倾向于采取教区观念、有时候还采取令人不安的波兰式基督教观念。

但这也同样解释了他对祖国具有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热情。他的几位前任都来自罗马，是大都市人，因而默许现代性、世俗宗教观和妥协，但他从一开始起就与这种观念决裂了。他的一系列国际亮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型露天广场演出设计上用心良苦，而且在声光和时机的拿捏上也很有火候。这一切都表明，这位教皇是一位强势教皇，是要将自己的信仰推行到全世界的，要推行到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要推行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而最重要的，是要推行到波兰。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抛弃了前任奉行的谨慎的“东方政策”，于1979年6月2日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这便是他三次戏剧性“朝拜”共产主义波兰中的第一次。在华沙，他享受到了热爱他的教众人山人海的欢迎。而他的到来，也更加巩固和增强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但仅仅让基督教寄存于共产主义的屋檐下苟且，决非教皇的兴趣所在。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他已经开始用明白无误的语言鼓励人们决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妥协，并且通过基督教廷向人们不仅提供一种无声的庇护，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标杆。这种做法，甚至让他的主教们也不时地感到一丝不快。

波兰共产党非常清楚，天主教这种从妥协到反抗的转变，会对波兰本国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而挑战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占波兰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诚；而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教皇这个人本身。但他们却束手无策，若禁止教皇造访波兰并发表讲话，只能适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让其数百万信徒更加远离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经实行戒严以后，教皇重返波兰，并在华沙的圣约翰大教堂中对自己的“同胞们”就他们的“失望与耻辱、他们的苦难与被剥夺的自由”发表讲话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们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听。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他对如坐针毡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说：“波兰必须在欧洲国家之间、必须在东西方之间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并无一兵一卒。但是，上帝并不总是在兵多将广的一边：教皇虽手上无兵，却占有人和以及天时。1978年的波兰已经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自1970年和1976年两次因物价暴涨引发的工人暴动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就一直在竭力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过大借外债来对食品和消费品进行补贴。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策略已显露出失败的迹象。

由于库伦领导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的出现，反对派知识界人士和工人领袖们展开了远比过去更为广泛的合作。作为对谨慎出现的“自由”（即合法）工会组织的回应，“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领袖们于1979年12月起草了《工人权利宪章》。在《工人权利宪章》的众多要求中，有的要求成立自治的、无党派的工会组织，有的要求罢工的权利。官方的反应是不难预料的，那就是逮捕知识界活跃分子和开除犯事的工人。而在这些被开除的工人中，就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电工列赫·瓦文萨和其他14名格但斯克电机厂的员工。

半隐蔽的工人权利运动能否延续下去，形势变得模糊了起来。但教皇最近的一次到访却给他们壮了胆，使他们觉得当局因为害怕国际上的反对，所以不太愿意使用暴力措施，只是他们现在的活跃分子网络规模还很小，也极为危险。但是，导致民众对他们大规模支持的原因，却是共产党于1980年7月1日宣布立即提高肉价，试图以此来解决经济困难。这已经是10年中的第三次了。

在此决定宣布后第二天，保卫工人委员会宣布自己为“罢工信息机构”。在随后的3周时间内，抗议罢工从1976年爆发抗议活动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扩展到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并于8月2日抵达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该厂工人占领造船厂，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领导人为瓦文萨。瓦文萨于1980年8月14日登上造船厂墙头，也登上了全国罢工运动的领导位置。

当局的本能反应是逮捕主犯，孤立罢工工人。此举失败后，又选择了争取时间、离间反对派人士的办法。政治局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派出代表到格但斯克与“有理性的”工人领袖谈判。甚至连库伦、米奇尼克和其他保卫工人委员会领袖也被短时间拘押问话。但是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和天主教律师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等学者赶到格但斯克，帮助工人谈判，而工人们也要求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言人作为代表：这当然主要是指声望日隆的瓦文萨。

当局被迫采取温和态度。9月1日，警方释放了所有在押人员。两周后，波兰国务委员会正式让步，同意了罢工者们的主要要求，即组织和注册自由的工人联合会。在8周时间内，遍布波兰境内的所有非正式的罢工网络和特别的联合会组织都组织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对于这一组织的存在，当局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1980年11月10日，团结工会成为共产党国家第一个得到官方注册的独立工会，估计拥有1 000万会员。在次年9月举行的全国团结工会成立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的波兰，到处是激动、不安和拘禁。那些对历史记忆犹新的顾问们非常担心会对蒙羞受辱的共产党领导人造成刺激，给后者造成报复的机会，他们时刻提醒瓦文萨要谨慎。这是一次“需要自我克制的革命”。由于不能忘却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例，库伦不断坚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时刻念叨要团结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地位”。任何人都不想给华沙和莫斯科当局派出坦克进行干预的借口。

自我克制的努力没有白费，但也并非一劳永逸。裁军和对外政策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由团结工会公开讨论的。后者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保卫工人委员会业已确立的策略，即“实践社会”：与天主教会建立联系（米奇尼克对此特别感兴趣，决心打破波兰左派人士传统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与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天主教领导层形成同盟），组织地方工会及工厂委员会，致力于在工作场所实现自我管理和社会权利（后一概念是从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劳工组织”借来的词汇）。

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即使是谨慎到如此地步的“非政治性”策略，也注定会与不愿真正放权的党发生冲突。另外，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由于新组成工会的工人们举行集会、抗议和罢工来表达自己的要求，整个1981年的工业生产都在下滑。在华沙，特别是在莫斯科看来，国家在漂泊，方向难以确定，政权也在逐渐失控。对邻国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妙的先例。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们尽管已经竭尽谨慎之能事，但它注定要勾起人们心中那个匈牙利事件和布达佩斯之春的梦魇。

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取代失势的盖莱克，由国防部长升任总理。后又于同年10月接替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他得到了军方的坚定支持，苏联领导人也鼓励他对逐渐出轨的波兰采取强有力措施。于是，他便迅速出手，以终止双方都知道无法永久维持下去的局面。1981年12月13日，也就是美苏核裁军谈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当口，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此举明显有预阻苏联干涉的意图。团结工会领导人和智囊们悉数被捕入狱（虽然团结工会本身直到次年才被取缔，并从此转入“地下”）。

1989年以后，回头审视当时的情形，团结工会的崛起就仿佛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射出的一阵排枪。但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还可以有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它是自1970年以来，工人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压制工人运动和经济管理无能而掀起的一系列抗议浪潮的最后一组日益高亢的强音。玩世不恭、管理无方、论资排辈、草菅人命、物价高涨、抗议罢工，以及随之引发的镇压、地方工会的自发涌现、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参与、天主教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一切，像极了民权社会重生过程中那一幕幕场景，也像极了安德尔泽伊·瓦依达的两部电影《石人》（1977）和《铁人》（1981）。这两部作品以电影的笔法，动人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波兰那种被出卖的错觉和重生的希望。

但除此之外，这两部电影也没有更多的东西了，它们没有预测到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米奇尼克、库伦等人坚持认为，在实行戒严之前、之后，尽管共产主义日渐从内部、并自下而上地受到侵蚀，但却也不会被推翻。公开的对抗只能导致灾难的后果。这一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过。的确，戒严令（直到1983年7月才撤销）以及随后宣布的“战争状态”，等于承认了当局方面的某种失败——还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被逼到这步田地，连米奇尼克本人也将其称为“极权国家的一场灾难”（他同时也承认这是“独立社会的一次严重倒退”）。但共产主义就是关于权力，权力不在华沙，而在莫斯科。在共产主义解体这出大戏中，波兰事件尽管可称为令人激动的序曲，却远不是主戏。真正的演出并不在这里。

在波兰的镇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系日渐冷却的过程。这在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冷战”，但其作用却不应被夸大。尽管勃列日涅夫和里根都曾一度指责对方搞阴谋，甚至计划发动核战争，但苏美双方都不曾有此企图。在达成《赫尔辛基协议》后，似乎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认识到冷战的终结对双方都有好处。当时的情形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都很适合，而美国现在的角色，与1815年击败拿破仑后数十年中沙皇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有这样一个大陆警察的存在，就可以保证不会有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国家敢来场革命，从而打破现状。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中。为恢复其敏感的南部边境的稳定，在该地区恢复一个听话的政府，苏联在外长安德烈依·葛罗米柯的鼓动下，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导致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集团同样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对美国还以颜色），并导致卡特总统公开修正“我对苏联最终目的的个人意见”（1980年1月1日《纽约时报》）的看法。这一入侵也促使西方领导人在两周后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欧洲增加部署108枚潘兴Ⅱ式导弹和464枚巡航导弹。这一部署同时也是对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新一代SS20中程导弹的回应。新一轮军备竞赛似乎已在提速。

对于核弹的威力，任何人都不会有错觉，尤其是那些自己的国家在核战中首当其冲的西欧国家领导人们。其实作为作战工具，这样的武器与长矛形成了鲜明对比，恐怕是唯一的一种没有实际用途的武器。它们的作用，正是用来摆着不用的。但是，作为阻止战争的装置，核武库还是有其用途的，前提是对手相信你有可能最终使用核武器。不管怎么说，面对当时拥有50个陆军装甲师、1.6万辆坦克、2.6万辆战车和4 000架战机的华沙条约集团，除了核武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西欧。

这就是为什么卡拉汉和撒切尔夫人两任英国首相、历任联邦德国总理以及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领导人都欢迎部署新式战术导弹，并下令在本国部署。新近对西方联盟倍感兴趣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此更是特别热心。1983年1月，他在德国国会大厦做过一次颇具戏剧性的演讲，让联邦德国人深深地感觉到他想抓住最新式的美国导弹的那种强烈意愿，这让在座之人稍感意外。

在一切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或者说是出于大多数参与国的意愿，“新”的冷战开启了一种恐怖前景。在西欧，它引起了一场反对核武器的和平运动，新一代“绿党”活动家的加盟壮大了和平运动的力量。在英国，热情洋溢的、行动果断的女权主义者们，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无政府主义者们集合了朋友的力量，动用了各种关系，发起了一场持久的对格林汉康曼巡航导弹基地的包围和抗议，此举颇令长期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队感到迷惑。

阻力最大的是联邦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左翼对新型导弹投了反对票之后，该党总理施密特被迫下台。而在基督教民主党的科尔继任总理时，这一提案又被批准了，导弹也部署了。在中欧建立一个去核化中立区的想法，在很多德国人中还有着巨大的市场，加之联邦德国绿党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显赫人士也在为民主德国抵制核武器的呼吁推波助澜。在1983年10月波恩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上，前总理勃兰特敦促30万同情的群众要求联邦德国政府单方面解除新型导弹。那场反对在联邦德国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所谓《克雷菲尔德呼吁书》总共收集到270万个签名。

但即使在政界圈内，入侵阿富汗和波兰“战争状态”都没有在西欧引起与此相似的反应。不错，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戒严后，施密特的第一反应是于1982年2月向华沙派出一位高规格的个人代表，以帮助波兰摆脱“孤立”境地。而对于“反战分子”来说，让他们头疼的不是华沙的镇压，反而是来自华盛顿的好战论调。尽管北约在决定部署新型导弹的同时，也提出进行谈判以削减此类武器（即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但换了新总统的美国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更具有攻击性的策略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但好战的论调终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当里根要求“让波兰自主自决”的时候，当他于1983年3月宣称莫斯科为“邪恶帝国”的时候，他面对的只是国内听众。毕竟，启动核裁军谈判的是这位总统，提出只要苏联拆除自己的导弹美国也将撤回中程导弹的也是这位总统。但此时的美国，确实在启动一项新的重大军备计划。1981年8月，里根宣布美国将储备中子弹。MX导弹由于违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于1982年11月被宣布放弃，但5个月后就被战略防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所取代。苏联对此表示抗议，抗议的理由很可信，即该计划违反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对阿富汗和中美洲官方的军事援助和暗中的支持，都一直在稳步加强。1985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上升了6%。在和平时期，这一涨幅是史无前例的。

早在1981年9月，里根就警告说，如果没有可靠的核武器协议，就会有一场军备竞赛；而如果有军备竞赛，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军备竞赛。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在回头审视那段历史，美国的防务军备在事后被看作导致苏联破产并最终解体的妙手。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苏联早在1974年即已开始军备竞赛，这是它的经济无力承担的。但仅仅一个经济的原因，并不足以让共产主义俯首认输。

第二次冷战以及美国公开的战争叫嚣，无疑加剧了苏联这个早已年久失修、机能失调的体系。苏联曾建立过一个军事机器，这个军事机器击败了希特勒，占领了半个欧洲，并在与西方武器的一一比拼中不落下风。但这一切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其高峰时期，苏联30%——40%的资源被用于军事开支，这一数字是美国的4倍到5倍。众多的苏联专家早已看出，这样的负担国家是不可能无期限承受下去的。时间一长，这个由几代人付出的军备欠账单的收款时间就要到了。

但至少从短期来看，外交关系的紧张在帮助支撑着这个政权。苏联也许就是个面积有整整一个大陆那么大的“波将金”村，用德国总理施密特那灰暗的笔调来描述，就是“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但它的确有导弹，而且这些导弹给了他的主人地位与尊严。再者，垂垂老矣的苏联领导人们，尤其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都没把美国的威胁当儿戏。他们与华盛顿同行一样，都认为对方阴谋率先发动核战争。里根的强硬态度，尤其是他的战略防御计划，使得老迈的苏联领导层更加不可能考虑妥协。

但苏联领导人面临的真正的军事两难困境既不在欧洲，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喀布尔。这场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在时间上正好与卡特总统在任后期体现出的对苏联战备野心的暗合，却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开辟出一条与自由世界作斗争的新战线。其实，将它的起因说成是国内忧虑情绪的体现才更为合理。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苏联中亚地区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在哈萨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毗邻阿富汗的加盟共和国，197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25%以上。在此后的10年中，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了几乎一倍，而同期乌克兰只增长了4%。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少数民族的威胁。正如健康状况不佳的勃列日涅夫于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上所承认的那样，国家仍有“民族问题”需要处理。

要是占领阿富汗后，能够在喀布尔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友好的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次双重的成功。它一方面可能重新确立莫斯科在中东日见衰落的存在，另一方面可以向梦想独立的新一代苏联穆斯林们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然，苏联在阿富汗遭到了失败。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他们的将军们不仅忽视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重复了很多美国犯下的错误，甚至还忘掉了80年前沙皇俄国自己在同一地区犯下的错误。苏联在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是灾难性的，只起到了相反的结果，激起了由外国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和宗教激进分子永不妥协的强烈反抗。帝国自身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处理”好，反而有火上浇油之嫌：喀布尔由苏联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当局对莫斯科在穆斯林世界及国内外的地位作用甚微。

一言以蔽之，阿富汗是苏联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对整整一代苏军士兵的创伤，要在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至90年代初，每5名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中，据估计有1人确认有酗酒的问题。而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很多士兵由于找不到稳定工作，滑向了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早在此之前，苏联领导人就已经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除了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以外，在阿富汗山区长达10年的摩擦式战争成了苏联长久的国际性耻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红军要在境外部署兵力已经不可能了。后来，政治局成员伊戈尔·利加乔夫对美国记者瑞姆尼克承认道，自阿富汗战争之后，在东欧用兵的问题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这个事实的背后，无疑显示出苏联已经脆弱到了一定程度，就连一次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冲击都已经承受不起，尽管这次战争失败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就像80年代初日益加速的军备竞赛一样，一场战争的失利也不足以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因为恐惧、惯性和统治国家那批老人的个人利益，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也许还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这个因素不是因为有对冲力量，也不是因为有持不同政见运动。无论在苏联本身还是在其附庸国，这些因素都是没有的。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也正是一位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性前提，是其对历史规律及集团利益的信仰，用这种信仰来抑制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恰恰是，其最终的命运也将由人的命运来决定。1982年11月10日，时年76岁、重病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最终离开了这个已如幽灵一样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已经68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仅仅1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他就死去了，总书记职位由72岁的契尔年科接过。契尔年科身体更糟，在1984年2月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甚至连悼词都无法念完。13个月之后，他也死了。

三位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老共产党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那些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起源有着第一手记忆的、身体和事业都遭受过斯大林打击的老一辈党的领导人正在逐渐逝去。他们继承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官僚主义老人政治体制，并监督着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的首要目的，就是关注其自身的存亡：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年龄幼小的那个时代，不死于非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从此以后，领导国家的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也并不是一定会远离专制主义，但却别无选择地必须去解决腐败、停滞以及从头到脚渗透到苏联体系中的效率低下的问题。

契尔年科的继任者，就是于1985年3月11日正式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于1931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41岁时入选苏共中央。而仅仅13年后，他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比前任苏共总书记年轻20岁，甚至比除了克林顿之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年轻。他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安德罗波夫的鼓励和提携，而且被广泛地看作一位改革者。

是改革者，但绝不是激进分子。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党官员，在党内一路攀升，从1956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第一书记，到担任地区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再到1970年入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体现出了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很多思想情结：从来不公开批评党或党的政策，深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意义的影响并为之激动，在赫鲁晓夫时代被打倒，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压制和惯性力量深感失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古典型改革派共产党人。因此，5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时与姆莱纳尔成为好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后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但就像他那一代人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一位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位改革家。正如他1986年2月在接受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采访时解释的那样，列宁式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种纯粹的、没有被污染过的理想。那斯大林主义呢？“只不过是由共产主义的对手拼凑起来、用以大规模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进行污损的概念而已。”

毫无疑问，作为苏共总书记，是应该这样说话的，即使是在1986年。但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也是相信这句话的，而且他发动的改革从意愿上说也是有意识地在走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路线。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比他的几位前任更加严肃。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若是英国人，一定投托利党一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外国政治家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发觉冈萨雷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自己的想法最为接近。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所怀有的希望的强烈程度，最确切地反映了在苏联国内反对力量的缺失。党造成的混乱，只有党自己才能清理。幸运的是，党现在选出的这位领导人既有精力，更有足够的从政经验来做出这种努力。对于一位高级苏联官僚来说，戈尔巴乔夫受教育的程度好得出奇，而且阅读也十分广泛。除此之外，他还本能地体现出列宁所拥有的一种素质：为了达到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理想做出妥协。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在70年代时，他曾周游西欧，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起，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就有意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死气沉沉的苏联经济、繁冗的高层机构盘根错节的低效率和腐败进行大修。外债在稳步上升。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到1986年时，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经从70年代最高的307亿美元回落。到1989年时，外债达到了540亿美元。整个70年代，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增长，现在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过去，苏联的经济产出还只是质量上的落后，而现在，则连数量上也不够了。专断的计划经济目标、各种地方反复出现的物资短缺、供给瓶颈，以及物价和市场指标的缺失，使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性。

正如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倡导的那样，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在定价和决策上的非中央化。但这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人有独立从事农业和推行市场经济的第一手经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造商品，该如何定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买主。即使在1986年颁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允许进行有限的（即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后，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办企业，这实在令人吃惊。3年后，整个苏联2.9亿人口中，也才只有区区30万商人。

此外，所有即将进行改革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如果经济改革从决策的非中央化开始，或者首先给当地企业以自主权，不再听命于远在天边的中央，那么生产者、经营者和商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功能呢？从短期来说，物资短缺情况和供应瓶颈只会加剧，而不是减缓，因为每个人都会退回到过去的区域自足型经济，甚至就在当地从事以物易物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一声令下就会有的。而且在一个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被批透批臭的社会，“市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风险（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一直避免提及市场经济，甚至在此之后也仅仅使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

改革的本能就是妥协，即试着从上至下创建几家有特权的企业，解除它们的官僚主义束缚，并为它们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及熟练工人。有人提出理由说，这是为了向其他那些相似的企业树立一种成功的、可以赢利的榜样。这样做的目标，是实行可以控制的现代化，逐渐过渡到按供需关系定价和生产。但因为运作前提有问题，即当局通过行政命令创建高效企业，这种方法已经先天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通过将紧缺资源提供给少数农场、作坊、工厂或企业，确实可以打造出几家可行的、可以赢利的单位，但这只是暂时的和抽象意义上的，而且还必须提供大量的补贴，并付出让其他不受宠的企业饿死的代价。其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扭曲现象和更大的挫折。另外，农场经营者和各地厂长们也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变化，总是担心中央计划的成规还会再度回头，因此无论有什么物资都会囤积起来，以免中央计划经济的控制再度套紧。

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来说，这一套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自1921年以来，苏联的每次改革都有着相同的开始，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最终熄火。严肃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放松或放弃管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却不仅从一开始起就加剧了问题，而且还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失控了。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豪尔赫·塞布伦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要在与苏联经济角力的过程中双脚先落地，就必须接受苏联的经济之谜无法孤立地解决的事实。但这只是症状之一，真正的问题还广泛得多。在指令性经济中，通过政治和机构进行控制，正是苏联这个国家那些有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在，那些如疾病般出现在某地的可笑情况，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败，也正是他们权力的源泉。要让党来改革经济，它首先就必须改革自己。

这同样算不上什么新鲜观点。列宁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那些周期性的清洗，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阻力的典型性表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苏联，无论如何进行压制，也无论如何落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嗜杀成性的极权暴政国家。得益于赫鲁晓夫里程碑式的住房改革，大多数苏联家庭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公寓房。尽管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屋外观难看，效用也很差，但毕竟给普通人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私密性和安全感。这是他们的前辈们享受不到的，他们再也不再暴露在告密者的注视之下，再也不用被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出卖给当局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怖时代已经结束。而且至少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代人来说，回到过去那种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的时代也已经不可想象了。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壁垒，推进经济改革计划，这位总书记以“公开性”为突破口，即官方鼓励对一些精心限制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通过让人民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种杠杆，这样他自己和支持者们就可以化解官员们对自己计划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计划，也是进行改革的专制者们常用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官方公开性的紧迫需求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灾难性事件。

那一天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四台石墨反应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被排入大气。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还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辐射尘埃向西北方向进入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远到达威尔士和瑞典，共有500万人暴露在其危害之下。除了造成30名抢险工人当场死亡外，另有3万人日后死于切尔诺贝利核辐射造成的各种并发症，包括邻近地区居民中的2 000多例甲状腺癌。

切尔诺贝利并不是苏联的第一次环境灾难。1957年，乌拉尔山中叶卡捷琳堡附近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的一处秘密研究基地的核废料库爆炸，对一片8公里宽、100公里长的区域造成污染。另有7 600万立方米的核废料被倒入乌拉尔河系统，造成长达数十年的污染，先后共有1万人被撤离，23个村庄被清除。车里雅宾斯克的反应堆是1948-1951年间使用苦力建造的，属于苏联的第一代核设施。

其他相同级别规模的人为环境灾难，还有贝加尔湖的污染、咸海的毁灭，向北冰洋和巴伦支海倾倒和丢弃数十万吨废弃的海军舰船及其核物质，以及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形成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那么大的、因生产镍制品而形成的二氧化硫污染区。以上事例和其他一些生态灾难，既是漠不关心、管理不善以及苏联实行的对自然资源野蛮的“砍烧耕作法”的直接后果，也是那种保密文化的产物。即使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爆炸地点几公里外就有一座大城市，官方竟也数十年秘而不宣。也就是在这座城市，1979年曾因市中心一座生物武器工厂泄漏而造成数百人染上炭疽热死亡。

对内部人士而言，苏联核反应堆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1982年和1984年的两份克格勃报告曾警告过设备（由南斯拉夫提供）“质量低劣”，切尔诺贝利的第三和第四两台核反应堆也存在问题（1986年爆炸的正是后者）。正像上述情报一直被隐匿不报、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一样，苏联领导人对“4·26爆炸”的第一本能反应仍然是装聋作哑。毕竟，当时整个国家还有14座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电厂在运行。莫斯科第一次承认有不幸事件发生时，已经过去整整4天了，而且也仅仅是两句话的官方公告。

但切尔诺贝利事件想再保守秘密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苏联自己无力处理灾难造成的损毁，戈尔巴乔夫于两周后被迫首次发表公开声明，部分地承认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国外援助，特别是专业人员。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同胞们第一次公开意识到官员的无能和对生命和健康的冷漠到了何种程度。同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迫承认国家的问题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对这次灾难和随后的掩盖企图需要负责的那些人所体现出来的愚蠢、欺骗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当作对苏联价值观的曲解而加以原谅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正是苏联的价值观。

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手法。在这年12月，世界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在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的软禁生活，这预示着次年将有大量苏联政治犯被释放。出版审查也松绑了。1987年，瓦西里·格罗斯曼久久不能出版的《生命与命运》面世了。而仅仅在26年前，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还曾预言说该书“两三个世纪”都不可能出版。警察也接到命令，停止对国外电台的干扰。这位苏共总书记还借用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电视采访时讲话的机会，使这一事件成为更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他就这样当着党内保守分子的面，对全体国民讲话。

到1987年时，每10个苏联家庭中已经有9个以上拥有电视机，而戈尔巴乔夫的手法一开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通过开辟公开渠道，对国家的弊病进行半公开的讨论，通过打破领导阶层对信息的垄断，迫使整个党跟着他出牌，也使得体系内部至今保持沉默的改革者们站出来说话，并给他们以支持。在1987-1988年间，这位苏共总书记创造了一种需要变革的民意基础，几乎到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左右的地步。

大量非正式组织也涌现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87年于莫斯科数学研究所创立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纪念”的组织，其成员致力于“让人们记住斯大林时代的死难者”。一开始，他们都惊奇于自己居然没给处死，毕竟苏联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迅速扩大。到1988年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开始主要来自党外，来自这个国家新近出现的公众舆论。

真实的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的逻辑性，以及他在实践中呼吁全国民众反对他在党内的对手的决定，已经改变了改革的方向。他一开始是一位党内的改革者，现在已经渐渐成了一位要对党进行改革的人，至少是试图绕过党内阻碍改革的力量。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在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警告说，如果党不支持改革，就将失去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在1988年6月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了进行改革和给出版审查松绑的承诺，并呼吁准备在次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也就是有竞争性的）选举。1988年10月，他将几个主要的持反对意见的人降了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加乔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他的人。同时，他还自己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取代了最后一位老资格人物葛罗米柯。在党内，他的身后还有一股反对力量。但在全国，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前进的原因，而且实际上除了继续向前，他已经别无选择。

1989年5月和6月间的选举，多少算得上是苏联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不是一次多党派选举（多党派选举要到1993年才出现，那时苏联早已不再存在），结果是预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给了党内候选人，而且不允许党内竞争，但是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了很多独立的和批评的声音。选举进程对大约1亿观众转播，萨哈罗夫等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众信任的党的特权）也没有被置之不理，虽然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乐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在流失。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次年2月正式进行投票，从苏联宪法中删除关键性的第六条，即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

对1985-1989年苏联国内形势剧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主导的重大外交政策变革。从一开始起，戈尔巴乔夫就决心给苏联减负，尤其是繁重的军备累赘。上台还不满1个月，他就停止了导弹部署，并提出举行无条件的核武器谈判。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将核武库减少一半。1986年5月，在与里根于日内瓦进行了一次意外成功的“峰会”（这是史无前例的5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意只要有助于谈判，可以将美国的“前沿武器系统”从战略武器谈判中排出。

第二次峰会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就核裁军达成协议，但却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87年末，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条约》，并于次年签字认可。这份条约全盘接受了里根早些时候提出的“零选择”提议，等于让苏联承认了欧洲的核战争是无法打赢的。而且，这份条约还成了1990年签订的另一份更为重要的条约的前奏，对欧洲大陆上常规军力的存在和运转都做了严格的限制。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自然成了里根的胜利。因此，对于主张“零和游戏”的冷战专家们来说，这也是莫斯科的失败。但对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巩固住稳定的国际环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为他赢得了在国内进行改革的时间和支持。而这一连串会谈和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承认在国外搞军事对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作用甚微。就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访问法国时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并非制定外交政策的恰当依据。

这些观点反映出，他正在接受新一代苏联外交事务专家们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认识到，通过精心计算的让步，苏联同样可以对外交关系进行控制，而不是搞毫无结果的对抗。相对于国内面对的无法处理的问题而言，外交政策是戈尔巴乔夫可以直接施加控制的一个领域，因此，他也希望最先在这一方面取得效果。况且，苏联对外关系中严格的超级大国纲领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他对西欧关系的重视并不比对美国少。他经常访问西欧国家，并与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撒切尔对戈氏“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的评价，一时成为名言）。

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欧洲政治家，欧洲问题具有优先性。他对结束军备竞赛和停止囤积核武器的强调，与其将苏联定位为角色鲜明的欧洲国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称：“军备应该削减到足以应付严格防御目的即可的水平。华约和北约都应该修订一下自己的战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转向防御目的。‘欧洲家庭’内的任何一间屋子都有权保护自己不受盗贼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毁坏邻居的财产。”

本着同样的精神，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阿富汗抽身的紧迫性。他在1986年2月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阿富汗称为苏联“流血的伤口”。5个月之后，他宣布撤出6 000名苏军士兵，并于同年11月完成重新部署。按照于日内瓦在两个超级大国保证下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的协议，苏军从1988年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最后一名红军士兵于1989年2月15日撤出。

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战争非但没有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如果苏联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发明出臣服的“诸民族”，并划拨给它们地区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正是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莫斯科曾经鼓励在各个民族的城区或“首都”建立一些机构和知识界团体，也就是在那些50年前从未听说过何为民族、何为国家的地方。在高加索地区和其他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们基本上是从该地区占主导的民族中挑选的。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封地，不难理解这些人会去认同“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在中央机关出现裂痕的时候。因各地管理者保护自身利益的急迫心情而造成的离心力作用，使党正在造成分裂。

对于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没有完全看明白。他在1987年对全党说：“同志们，我们可以真的说一声，对我国来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对于自己的话，他也不完全相信。但是，他肯定觉得中央的控制稍稍放松一点儿，长期的怨忿稍稍缓和一点儿（比如说在被放逐亚洲数十年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被允许重返家园），就足够了。苏联地域广大，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鄂霍次克海，拥有100多个民族，相互间不满已久。过去不敢出声，现在由于鼓励公开性，怨忿之声四起。对于这样一个大陆帝国，戈尔巴乔夫此举严重失算了。

对于苏联帝国广阔疆域的边缘地区发出的自治要求，戈尔巴乔夫反应不足并不令人奇怪。我们早已看到，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是一个很不一般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他对变革和更新的要求抱有同情心，但却不愿意去进攻这个体系的核心原则，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就像很多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他真的相信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归列宁主义“原则”。也许列宁的事业本身就有错误这样的念头一直离他很遥远。直到1990年，他才最终批准在国内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公开批评列宁的作家的作品。

在新近发现的材料中有一种官方容忍流行音乐的声音，其中的那种无法模仿的论调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早期目标精髓的最好例证。1986年10月的《真理报》这样表述道：“摇滚乐也有其存在的权利，但它必须有优美的曲调、有意义，而且演奏也要有水平。”戈尔巴乔夫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曲调优美、有意义而且演奏也有水平的共产主义。必要的改革可以进行，适当的自由也可以允许，但并不是可以毫无节制地颁发许可证。一直到1988年2月之前，对于独立出版商和印刷业，政府一直在进行坚决的打压。

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他们总是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目的，以为可以改革体制的某些方面，而不触及其他方面，包括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却保持中央计划控制，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却保持党对真理的垄断等。但是部分改革，或是对某一方面孤立地进行改革，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下的多元化”或“社会主义市场”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至于共产党可以一方面维持“领导地位”，一方面摘除七十余载绝对权力产生的病理赘生物的想法，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某种天真。在专政体制下，权力是不可分享的，放弃部分就终将失去全部。将近400年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对此的理解要比戈尔巴乔夫好得多。当苏格兰圣公会成员们对主教们的既定权力提出抗议时，他干脆地回绝道：“无主教，便无国王。”

最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控制型革命被其自身引发的大规模矛盾扫荡得干干净净。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自然，未能成功地将整个改革进程置于我初衷的框架内让我感到很不安。”但初衷与框架并不是兼容的。一旦那些起维持作用的支撑物，比如新闻审查、控制和镇压等等都被撤除掉了，那么，苏联体制下所有由此而衍生的东西，比如计划经济、公众舆论以及党的垄断权，就将轰然倒下。

戈尔巴乔夫没有实现他那个高效率而且没有功能性障碍的改革型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确，他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是他的成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苏联，批评者和改革者们没有独立的，甚至没有半自主的机构可以代表自己来发起行动。因此，苏联这个体系只有从内部加以拆除，或者自上而下主动进行解体。通过今天引入一项改革、明天又引入另一项的方法，戈尔巴乔夫演进式地腐蚀掉了那个支撑自己崛起的体系。他用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从内部摘除了党的专政。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没有先例的成就。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用他的一位亲密顾问的话来说，戈氏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创造性的错误”。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禁不住会想，他崛起的时机真是巧不可言——正当苏联整个体系开始动摇之际，出现了一位洞察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走出帝国的战略。难道真的是“时间一到，主角也到”？也许吧。而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绝不像其前任们那样仅仅是一个党务干部。

但他对自己在干些什么却根本没有什么洞察力。要是有，他自己一定会被吓得不轻。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却比他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理解，党内的强硬派都痛恨戈尔巴乔夫，都热烈赞成1988年3月13日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人》报上那篇著名的书信。信中，列宁格勒一名中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愤怒地（事后证明，她完全有理由愤怒）警告说，新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把国家引向倒退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给予过激进的改革者无条件的支持，反倒是后者对前者明显的优柔寡断越来越感到沮丧。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弱点，为了使事件处于控制状态下，他总是感觉到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占据中间派立场。对新观点他给予鼓励，但当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激进改革派敦促他走得更远一点儿时，他又溜回党内保守派的怀抱之中。他的这种摇摆不定、不愿按设计的改革逻辑推进的迹象，以及坚持认为改革不能走得太远，也不能走得太快的态度，都让他早期的崇拜者们有一种被涮了的感觉。

麻烦在于，由于放弃了党的权力垄断和主导性，戈尔巴乔夫也同样等量地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被迫缔结战术同盟，并在他人的各种极端立场之中寻找平衡。对于民主派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做法虽不舒服，却也并不陌生。但在已经习惯了70年专政统治的国民眼中，这种伎俩只会让戈尔巴乔夫显得很软弱。从1989年开初几个月起，这位苏联总统在民意调查中一路下滑。到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只剩区区21个百分点了。

于是，他还没有从权力的位置上下来，就早已决定性地从荣誉的位置上下来了。但这只是在国内。在其他地方，“戈尔巴乔夫热”却正在掀起高潮。他更加频繁地出访，所到之地，都受到西欧政治家们的热情迎接，受到热情人群的欢呼。1988年末，戈氏热烈的追捧者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冷战“结束了”。从东欧看，下此断言似乎让人觉得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就算在东欧，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在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痛苦虽然也被人们注意到，但与他发出的那些外交声明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其中最广为报道的，就是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先是宣布单方面裁减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接着又向听众建议说“自由选择是一条普遍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例外”。这已不仅仅是对“勃列日涅夫原则”的抛弃，而是莫斯科再也不会用武力将自己版本的“社会主义”强加在东欧兄弟国家之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正在承认的，而且立即被理解为已经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卫星国的人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了，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什么道路。东欧即将重新走进历史。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自1985年起即已逐渐摆脱了对它的附庸国的直接监督，但这种日渐远离的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仍然被一些专制政党集团统治着，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大规模镇压机器上。警察和情报机关仍牢牢地处于掌控之中，紧盯着苏联自己的安全机关，在行动上也半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当布拉格、华沙或是东柏林的统治者们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无条件支持再也靠不住时，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自己的臣民都没有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确定因素让波兰局势都给占全了。一方面，宣布实行戒严重申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镇压团结工会并让其领导人噤声非但解决不了国家的任何根本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债务没有丝毫改善，而且由于镇压行动导致的国际谴责，波兰领导人再也无法通过继续借债来让自己摆脱困境了。事实上，他们面临的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曾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选择更少了。

另外，反对力量虽然被定了罪，却没有蒸发，秘密出版仍在进行中，演讲、讨论及舞台表演也没有停止。团结工会本身虽被禁止，却维持了事实上的存在，尤其是当其最著名的代言人瓦文萨于1982年11月结束拘禁获释（并于次年缺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当局也不敢冒险拒绝教皇于1983年6月的回访。自此之后，教会更加活跃地参加到地下及半官方活动之中。

政治警察倾向于进行镇压，并且干下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1984年，为杀一儆百，他们策划逮捕并杀害了一名很受欢迎的神父泽西·波皮鲁兹科，罪名是“破坏民心”。但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知道，这种挑衅和对抗行为已经不起作用了。波皮鲁兹科的葬礼吸引了多达35万名群众。这一事件非但没有吓倒反对力量，反而彰显了民众对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支持程度，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组织。社会是决不会顺从的，而国家也因日益绝望而孤注一掷。到80年代中期，波兰正在快速进入这两者的对抗状态。

党的领导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提议“进行改革”（在华沙如是，在莫斯科亦如是）。1986年已经担任国家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释放了米奇尼克和团结工会的其他领导人，并通过新设立的“经济改革部”制定了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吸引外资，以填补此时已经接近400亿美元的国债。1987年，政府竟问波兰民众喜欢哪种类型的经济“改革”，此举算得上是对民主的一种奇怪默许。摆在波兰人民面前的问题是：“你们愿意面包涨价50%、汽油涨价100%，还是汽油涨价60%、面包涨价100%？”不出意料，公众的答复大体上是“都不愿意”。

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做出提这个问题的决定，都很好地说明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破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波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部分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同意，这多少说明当局的公信力正在崩溃。尽管已经被禁，团结工会在国外的组织却保存了下来。于1985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议接受波兰加入的，正是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分部。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团结工会还坚持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不彻底改革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一揽子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到1987年时，波兰局势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波兰党及其各部门完全无助的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是采取实际行动处理自己的权力垄断面临的可见威胁，而是滑落到了去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的境地。米奇尼克等人10年前提出的“反社会”理论正在成为实际上的权威，并且掌握了主导权。1986年以后，反对派内部争论得更多的，已经不再是如何教育社会争取自由，而是与政府的交锋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目的是什么。

以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为首的华沙计划与统计学院的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着手在为摆脱中央计划之后的自主私营经济（即市场经济）制订计划。在一些“非官方”波兰人中间、在海外，人们广泛地讨论着这些计划和其他一些建议。但政治“现实主义”和1980-1981年间的“自我克制”的目标仍然在起作用，因为对抗和暴力正是党内强硬派的拿手好戏，因而被小心而且成功地避免了。对话是一回事，但是“冒险”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难预料的是，波兰党最后垮台的契机，是另一次经济“改革”的企图。或者说得客气点儿，是削减国家再也无力承受的债务的企图。1987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约25%，1988年又上涨了60%。在1970年、1976年和后来1980年出现过的景象，现在又再次出现了：暴涨的物价激起了一轮罢工浪潮，在1988年春夏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形成了大规模的堵塞交通和占领工厂的情况。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撬动工人的力量，共产党当局要么放弃涨价，要么只能诉诸武力，或者双管齐下。现在，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请工人们自己的领袖来帮忙。1988年8月，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斯沙克催促瓦文萨（一位未得到承认的组织的未得到承认的领袖，不过一介白丁而已）与自己会谈，以结束这个国家的工人抗议活动。瓦文萨一开始不愿意，但最终同意了。

瓦文萨对罢工者的号召力是不成问题的（毕竟1981年以来，这几年团结工会的道德权威增长了不少），但引发罢工的原因却不会消失：通货膨胀已经接近每年1 000%的水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团结工会与政府进行了一些零星的非正式接触，激起了更加响亮的呼吁“改革”的声音。当局在无助地摇摆，时而做出姿态，时而进行威胁：撤换部长、拒绝谈判计划、承诺经济改革以及威胁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就这样，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了。

1988年12月18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征兆，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做的那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演讲的一周之后——华沙成立了“市民委员会”，计划与政府进行全面谈判。雅鲁泽尔斯基看上去已经别无选择，最终只好默认客观存在，并强迫仍然心有不甘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谈判。1989年2月6日，共产党终于正式承认团结工会为谈判伙伴，并与其代表召开了“圆桌”会谈。谈判持续到4月5日（巧的是，这一天正好又是苏联一次重大事情，即公开进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后的一周），各方同意独立工会合法化、进行广泛的经济立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新的国会。

事后回顾这一事件，可以说圆桌会议以谈判的方式终结了波兰的共产主义。至少对于部分谈判者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但谁也料不到的是，结局竟来得这么快。计划于6月4日举行的选举虽说会允许前所未有的真正选择，但其本意还是为了确立共产党的多数派地位：国家参议会的选举是真正而开放的，但在议会选举中，半数席位已经预留给了共产党官员候选人。而且，政府把选举日期定得这么早，也是希望能够因对手缺乏组织与经验而占点儿便宜。

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在米奇尼克的临时《选举日报》的支持下，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以及议会中所有允许公开竞选的席位。同时，在“预留”给共产党候选人的席位中，仅有两人得到要求的50%以上的选票，有资格当选。在这种全面溃败和史无前例的公开耻辱面前，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可以选择不承认投票，再次实行戒严，或者接受失败，放弃权力。

然而，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私下跟雅鲁泽尔斯基说得很明白，选举必须有效。雅鲁泽尔斯基的第一个想法是邀请团结工会与自己组成联合政府，好有个体面的妥协，但却遭到回绝。相反，经过数周进一步谈判和共产党屡次提名自己的总理候选人而失败后，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向时势低头。1989年9月12日，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被批准为波兰战后第一位非共产党籍总理（尽管共产党仍然保留了对几个关键部长职位的控制）。

接着，团结工会又下出了一手精明的政治妙棋。他们在议会内的成员同时投票，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国家元首，有效地将共产党温和派纳入了随之而来的过渡进程，并缓解了他们的尴尬。第二个月，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宣布了实行“市场经济”的计划。这一计划是放在稳定计划中提出的，即所谓的“马佐维耶茨基计划”，于12月28日被议会批准。第二天，波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终于从宪法中删除了。还不到4周，即1990年1月27日，波兰共产党连自己也解散了。

我们不能被波兰共产党垮台前最后几个月的狼狈而蒙蔽了眼睛，而应该看到在此之前漫长而缓慢的积累过程。1989年这台大戏的大多数演员，雅鲁泽尔斯基、基斯沙克、瓦文萨、米奇尼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等，都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很多年了。波兰在1981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和相对自由，之后是戒严，然后迎来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压抑和半容忍带来的痛苦，最后，又经历了一次10年前经历过的经济危机。相对于天主教会的强大力量、团结工会在全国上下获得的广泛支持和长期以来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统治者的不满，共产党能够抓牢政权，维持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甚至当它最终垮台时都让人觉得有点儿意外。这真是一次漫长的谢幕。

波兰实行戒严引发的后果，表明了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也有不足的地方。镇压手段使得反对力量在变得更团结的同时，也变得更加谨慎。而在匈牙利，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谨慎。当局连续20年实行的容忍政策，已经模糊了官方对不同政见给予宽恕的准确界限。毕竟，匈牙利是希尔顿于1976年12月掀开铁幕开办酒店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是葛培理在80年代曾三次而不仅是一次公开访问过的国家，也是在同一个10年中有两位美国国务卿和一位副总统老布什访问过、并暗示过很喜欢的国家。到1988年为止的10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无疑有着美好的形象。

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反对党的力量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走向公开。伪装与计谋似乎压倒了勇气，特别是对于那些还记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在卡达尔治下的匈牙利，生活虽然单调了点儿，却也还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正如前一章所述，官方经济在试验过多种改革方式与实行“新经济机制”后，与波兰相比也只是半斤八两。可以肯定的是，“黑市”经济（或称“平行经济”）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可以过上比邻国更高水准的生活。但是匈牙利社会统计学家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正经历着收入、健康和住房条件方面的严重不公平现象，社会流动性和福利水平实际上也落后于西方。此外，超长的工作时间（很多人不得不做两到三份工作）、过高的酗酒比例、精神障碍等，再加上东欧最高的自杀率，都长时间折磨着匈牙利人。

这些都是不满的充足理由。但是，却没有产生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立的组织浮出了水面，但基本上都限于环境问题和抗议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虐待。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默默同情的政策是可靠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对1987年成立的、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性质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持容忍态度。匈牙利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是1972年版宪法的正式定义。虽说1985年的选举第一次允许不同的多党派参加，而且也有几个官方同意的独立人士当选，但不同政见和批评基本上还都控制在执政党内部。但到1988年时，重大变化出现了。

变化的催化剂，是年轻的一代“改革派”共产党员们对垂垂老矣的党的领导层的顽固感到失望，并对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进行的改革公开表示出热情。在1988年5月专门为此问题举行的一次党的特别会议上，他们成功地搬开了76岁的卡达尔，并以总理卡罗利·格罗斯取而代之。这次党内政变在严格意义上的实际后果仅限于一项旨在加强市场力量的经济节俭运动，但它却有着重大的象征力量。

自1956年起，卡达尔就一直统治匈牙利，而且他在那次镇压中起过主要作用。尽管他的国际形象很不错，但是对匈牙利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这一官方谎言的化身，即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反革命”。而且，他还是30年前那场围绕伊姆雷·纳吉进行的无声阴谋的活化身，最终导致了纳吉被绑架，并被秘密审判、处决和埋葬。因此，卡达尔的靠边站，似乎暗示着匈牙利公众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根本的变化。后来，当卡达尔的继任者不仅允许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其他人组成青年民主党，而且于1988年11月正式允许独立政党出现时，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印证。

1989年的前几个月中，共产党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承认自由集会的权利，正式批准向多党制“过渡”，并于4月份正式抛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更重要的时刻还在后面。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如果不对历史进行清算，就没有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的希望。于是，他们宣布有意发掘出令人不得安生的纳吉的遗体，重新安葬。同时，伊姆雷·波茨盖依等政治局中的改革派也说服了同事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1956年事件，并给事件重新正式定性：即官方的定性不再是“反革命事件”，而成了一次“反抗有辱民族的寡头统治的民众起义”。

1989年6月16日，即在纳吉逝世31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4位同志的遗骸得以按照民族英雄的身份重新隆重安葬。据估计，有30万名匈牙利人肃立在街道两旁，更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葬礼的电视直播。在众多到墓地致辞的人中，有青年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他控制不住地说道，今天重新安葬纳吉并对纳吉大唱赞歌的某些共产党人，正是几年前还在声嘶力竭地污蔑这次革命的人。

这是事实。匈牙利脱离共产主义的进程正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导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刚刚在6月份模仿波兰的先例，与反对派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在反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人中引起了某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此次纳吉的复活就像他先前的遇害一样，只不过是一次党内事件，与众多被害死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低估了重新安葬纳吉的象征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对失败的承认，承认了党及其领导人编造了一个谎言、宣传了这个谎言，并将它强加给了人们。

3个星期后，卡达尔去世了。同一天，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给纳吉全面平反。这一天，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也随着卡达尔一道死去了。剩下的，只不过是给它办个死亡手续而已。党的“领导地位”废除了，多党选举已定于次年3月举行，10月7日，共产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过再一次洗礼，改组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仍由原共产党执政时当选的共产党代表占压倒多数的议会再次投票更名。这次，他们是给国家更名，更改为简单的匈牙利共和国。

1989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唯一的一个完全由内部发动的、向真正的多党制过渡的共产党政权。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和晚些时候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1989年的事件都是以自己为参照的，但匈牙利的演变却在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德国。

如果从外部观察的话，民主德国似乎是共产党政权中最不容易击破的一个，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会让它倒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民主德国的物质环境，尤其是城市，有些俗气和过时，但是它的安全警察无所不在也是有名的，而且柏林墙也是一种道德和美学上的耻辱，但人们普遍相信民主德国经济要比其社会主义邻国们好得多。当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自豪地宣称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10个国家之一时，有人听到贵宾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一声重重的鼻音。别的不说，民主德国政权在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观察家都相信昂纳克的话。

民主德国最狂热的崇拜者在联邦德国。西欧国家的“东方政策”在消除紧张和促进两德人员和经济交流方面的明显成功，使得几乎整个政治集团都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德国能够永远延续下去。联邦德国要员们不仅鼓励民主德国领导人们产生幻觉，甚至鼓励自己也产生幻觉。只要不停地说“东方政策”具有缓和与东方关系的效果，他们就会笃信不疑。

满脑子“和平”、“稳定”和“秩序”概念的联邦德国人最终都赞同了与之做生意的民主德国政治家的观点。1982年1月，一位显赫的社会民主党员埃贡·巴尔在听到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消息后，立即解释道，为了和平，德国人已经放弃了民族统一的要求，波兰人也应该以同样的“最最重要的名义”放弃争取自由的权利。5年后，著名作家彼得·本德尔在一次关于“欧洲中部”的社会民主党论坛上颇为自豪地断言：“在对缓和关系的欲望上，我们与贝尔格莱德、斯德哥尔摩以及与华沙和东柏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巴黎和伦敦的共同点更多。”

若干年后，人们渐渐得知，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领导人们不止一次对来访的民主德国高层人士做过秘密却明显的妥协性表态。1987年，布容·英格霍姆称赞民主德国的政策为“历史性的”。次年，他的同事奥斯卡·拉封丹许诺将尽一切努力打压联邦德国支持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他向对方说：“社会民主党人会避免一切可能导致那些持不同政见力量得到增强的事件。”正如1984年10月苏联给民主德国政治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很多此前我们传达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观点都已经被他们接受了”。

也许，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也以几乎同样的热情相信这些幻觉。自1982年起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在发展与民主德国的良好关系方面，与他的对手一样热心。1984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他与昂纳克举行了会谈。第二年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两人再次举行了会谈，并就文化交流和边界排雷问题达成了协议。1987年9月，昂纳克成了第一位访问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领导人。同时，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持续增加（但却从来没有对民主德国内部的反对派提供过任何援助）。

民主德国有联邦德国的资助，可以感到激动；有莫斯科的支持，可以充满信心；还有西方可以转嫁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民主德国政权本可以永远维持下去。而且，它也确实显示出对变革的免疫力：1987年6月，民主德国有示威者反对柏林墙，并为遥远的戈尔巴乔夫唱赞歌，但是很快就被驱散了。1988年1月，有示威者纪念1919年被杀害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并打着卢森堡自己的话做标语：“自由也是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政府毫不犹豫地逮捕并驱散了100多人。1988年9月，昂纳克在访问莫斯科时，当众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只不过一直努力回避回家后也实施改革的问题。

民主德国共产党人无视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局势变化，仍然在按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熟悉的方式，在选票上做假。1989年5月民主德国市镇选举的官方结果是98.85%支持政府候选人，操纵的结果太过明显，因而激起了全国牧师、环保组织甚至执政党内批评人士的抗议。对此，政治局刻意置若罔闻。但现在，民主德国人民有了一种选择。他们不必再接受现状，也不必冒被捕或逃亡到西方的危险。1989年5月2日，在给匈牙利自己对运动和表达思想实行松绑的过程中，布达佩斯当局拆除了该国西部的电网，虽然边界本身仍然处于正常的关闭状态。

民主德国的人民开始蜂拥进入匈牙利。到1989年7月1日，已有约2.5万人到那边去“度假”了。数以千计的人也跟了出来，很多人到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暂时避难。少数人则越过仍处于关闭中的奥匈边境，边境警卫也不加阻拦，但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匈牙利。到9月初，进入匈牙利等待的民主德国公民已经达到6万人。9月10日，当匈牙利外长居拉·霍恩在一档匈牙利电视新闻节目上被问及，如果这些人启程向西，政府会如何应对时，他回答说：“我们将让他们穿过，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猜想奥地利人会让他们进入。”通往西方之门就这样正式开启了：在72小时内，大约2.2万名民主德国人就已越境而过。

民主德国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因为匈方的举动违反了一条各国共产党政府间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即不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兄弟国家人民的逃亡通道。但布达佩斯当局只是简单地坚持说，受《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约束，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在接下来的3周中，民主德国当局面临着一场公关灾难，因为数以万计的同胞们通过新的出口弃国他去。

为控制事态，民主德国统治者向在民主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中避难的人们提出，给他们开辟一条通过自己的国家的安全通道，然后可以乘坐密封的火车前往联邦德国。但此举无疑是给丢尽颜面的政府再添一道新的耻辱：当火车在德国境内穿行时，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夹道欢呼，报以羡慕的目光。据估计，当火车在德累斯顿短暂停留时，有5 000人爬了上去，在警察殴打他们时发生了暴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全世界媒体的眼皮底下。

当局的狼狈相使批评者的胆子大了起来。匈牙利开放边界后的第二天，一群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在东柏林成立了“新论坛”。几天后，另一个公民运动“今日民主”也成立了。两个组织都敦促民主德国实行民主改革。10月2日，星期一，万余人在莱比锡举行示威，表达对昂纳克拒绝改革的不满，这是自不幸的1953年柏林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集会。77岁的昂纳克不为所动。9月份，他宣称“试图移民的民主德国人民是受到了诱惑、许诺和威胁的讹诈，想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对于那些再也不能无视面临的大规模挑战的年轻同行们，领导层显得是那么的无助：就像被冻住了一样。10月7日，为纪念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戈尔巴乔夫来访并发表了讲话。他向面无表情的主人指出：“生活总是惩罚那些拖拖拉拉的人。”他的这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昂纳克表示对目前的现状感到满意。

在苏联领导人来访的鼓励下——还不用说国外局势的发展的鼓励——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开始定期举行示威和“守夜”，要求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到来后的第二周，时间已经固定为星期一的莱比锡集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万人。集会的人群宣称：“我们就是人民！”并呼吁戈尔巴乔夫帮助他们。到了下一周，人数又增加了。昂纳克越来越生气，开始提议用武力镇压任何反对的迹象。

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似乎最后占据了昂纳克在党内的批评者的思维。10月18日，在埃贡·克伦茨的领导下，昂纳克的一些同事发动政变，将这位执政18年的老人赶下了台。克伦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同时也寻求戈氏的支持，并返回柏林准备进行谨慎的民主德国改革。但已经太晚了。在莱比锡最近一次集会上，参加者估计已达到30万人，要求实行改革。11月4日，50万名民主德国人聚集柏林，要求立即实施改革。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开放边界，仅仅48小时之内，就有3万人逃亡。

这时，当局才真的慌了。11月5日，民主德国政府犹犹豫豫地提出了一部稍稍自由一些的有关旅行的法案，但立即被批评者们拒绝了，他们认为这种法案极其可怜、根本不够。于是，民主德国内阁戏剧性地提出辞职，随后政治局也辞职了。次日晚间，即11月9日，也就是凯泽绑架案和克里斯托纳赫周年纪念日，克伦茨提出了一项新的旅行法，以图阻止目前的逃亡现象。在由德国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君特·沙博夫斯基解释说新的条款立即生效，允许到国外旅游可以不提前通知，并允许穿过边境进入联邦德国。换言之，柏林墙打开了。

广播还没有结束，人们就已经涌上大街，向边境进发。几小时内，就有数千人涌入西柏林：有的人一去不返，有的人只是过去看看。第二天早晨，世界变了。每个人都看到，柏林墙永远地打破了，一去不复返了。4周后，横跨东联邦德国边境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1989年圣诞节假期间，240万民主德国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6）访问了联邦德国。这肯定不是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初衷。沙博夫斯基日后解释道，当局丝毫想不到打开柏林墙会导致民主德国的垮台。相反，他们把此举视作“稳定”的开始。

民主德国领导人们犹犹豫豫打开边界的决定，只不过是希望打开一个安全阀门，也许还会获得一点儿民众好感。而最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时间提出“改革”计划。毕竟，打开柏林墙的原因与一代人之前修建并关闭柏林墙的原因大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阻止人口失血。1961年，这一孤注一掷的策略成功了。而1989年，也多少起了点儿作用。因为，一旦相信返回后不会面临牢狱之灾，永远留在西柏林或移民到联邦德国的人少得令人称奇。但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的代价，并不是民主德国政权垮台的全部原因。

柏林墙倒塌后，还要办理最后一个手续，一个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手续。12月1日，民主德国议会以420票对0票（5票弃权）决定从民主德国宪法中删除那条宣称国家“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4天后，政治局再次辞职，格雷戈尔·居希当选为新的领导人，党的名称也正式变更为民主社会党。老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昂纳克和克伦茨，都被逐出党外。与“新论坛”（这是一般人公认的、最明显的反对派组织）代表之间的圆桌（又是圆桌）会谈也开始了，并制定了自由选举的时间表。

但在由德累斯顿的党的首领汉斯·莫德罗领导的最新的（也是最后一个）民主德国政府开始起草“党的行动计划”之前，并非它所有的行动和意图都与事态无关。毕竟，民主德国有一个其他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选择：没有“西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西波兰”，所以它们就无法起到榜样作用。革命目标正在发生变化：1989年10月，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呼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到了1990年1月，人群呼喊的口号发生了一点儿微妙的变化，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e are one people）。

因为德国共产主义的终结，会带来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终结。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再叙述。到1990年1月时，问题已经不再是要走出社会主义（更不用提“改革”社会主义了），而是变成了走进联邦德国。1989年秋那些推翻民主德国的人心中的希望究竟是什么，时过境迁，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共产党（如匈牙利）还是反对党（如波兰）都不能完全左右事件的进程。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在认识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但是，那些聪明智慧的批评者们也快不到哪儿去。

11月28日，史蒂芬·海姆、克里丝塔·沃尔夫等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道呼吁“为了我们这片土地”，试图拯救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并抵制被海姆称之为西方的“闪闪发光的垃圾”的东西。“新论坛”的领导者巴贝尔·保利甚至把柏林墙的开放说成是“不幸的”，因为这样“改革”提前上演，各政党和选民都还没做好准备，就要面对匆匆而至的选举。像众多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更不用说他们在联邦德国的崇拜者了），保利及其同事们仍然一心设想一种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没有秘密警察，也没有执政党，但同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吃人成性、唯利是图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后来的事件表明，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它与昂纳克回归前斯大林时代那种一切服从上级的幻想一脉相承。于是“新论坛”批评它在政治上离题太远，而“新论坛”的领导人们更是整天抱怨群众的鼠目寸光。

如此看来，1989年德国的剧变或许是那一年里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而且确实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群众暴动。共产主义在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终结，虽说也和民主德国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间，但走的却是一条极其不同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两国，党的领导都是强硬和压制型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在布拉格和东柏林都不受欢迎。但除了这一点相同以外，其他的就都不一样了。

与匈牙利一样，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也建立在一个被偷窃的历史的沉默记忆之上，不是那么十分踏实。但匈牙利的卡达尔及其领导下的党却部分成功地与斯大林的遗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去这么做。1968年华沙条约国入侵以及随后的“正常化”，是1969年上台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即使在现年75岁的胡萨克于1987年辞去党总书记的职务（但继续留任总统一职）后，接替他的也只不过是米洛什·雅克什而已。后者的确要年轻一些，但他扮演过的最重要角色，却是70年代初的几次大规模清洗。

在把全面控制维持到最后一刻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天主教会（即使不说斯洛伐克，至少在捷克，天主教永远都只是一个小角色）还是知识界反对派，都没有在社会上赢得过什么支持。由于几次残酷而有效的成功清洗，该国从剧作家到历史学家，再到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不仅已经从工作职务上被撤除了，而且从公众视线中也被抹掉了。1989年以前，国内最敢于说话的那些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自瓦茨拉夫·哈维尔开始，全都是境内开花境外香。在上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就连“七七宪章”这个哈维尔自己创办的公民组织，从1 500万人口中也仅仅收集到不足2 000个签名。

当然了，人们总是担心公开批评政权会有危险。但必须指出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如何不满。像东欧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70年代初以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已经被特意转轨到生产基本消费品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还不只是基本消费品。虽然不太明显，但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在某些方面模仿西方消费型社会，比如在电视节目和大众休闲娱乐方面。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是单调的，环境在日益恶化，年轻人对无处不在而又吹毛求疵的当局也相当反感。但只要不与政权直接对抗，只要口头上对政府的宣传口头上表示赞同，人们还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对任何迹象的不同政见，政府的盖子都是捂得很紧的，手腕也很残酷。在布拉格等地，1988年8月上街抗议被入侵20周年的人都被捕了。一些非官方人士想在布拉格举办一次“东方——西方”研讨会，也被取消了。1989年1月，在扬·帕拉赫于温切斯拉斯广场自杀20周年纪念日当天，哈维尔和其他13名“七七宪章”活跃分子被捕入狱（但与前些年哈维尔所受的虐待不同，5月份他就被释放了。因为此时的哈维尔已经是一名国际知名人士，对其虐待只能让监禁他的人难堪）。

整个1989年春、夏两季，非正式的网络和组织在全国各地涌现，希望模仿邻国局势：先是1988年12月成立的“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随后是1989年5月的“布拉格母亲”抗议活动，然后是6月份于布拉迪斯拉法出现的环保抗议活动。这些民众活动的规模都很小，很容易控制，翻不起什么大浪，不会对警察和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但到了8月，也就是马佐维耶茨基正在华沙敲定政府计划、匈牙利边界马上就要门户洞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突然到处都是示威者，人们再一次走了出来，纪念对布拉格之春的颠覆。

但是这一次，捷克警察采取了坚决的克制态度。雅克什政府已经决定稍微变一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认可了莫斯科的转变态度，但在其统治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算计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一次重大群众示威时，即10月28日纪念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集会上（自1948年后，官方历来不纪念这一日子），当局为什么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但是，公众对共产党政府仍然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即使是11月15日宣布到西方旅行不再需要办理出境签证之举，也只不过是对其他国家局势变化的战略性仿效而已，并不是被迫做出的让步。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身上明显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以及外部有效反对势力的缺失（夏季的示威活动没有共同认可的目标，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导者来将人们的不满转变为某种计划），才使得后来发生的事件乃是一桩策划好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具有了某种可信性：这是一次政府及警察内部潜在的改革派人物把衰落的党向着捷克改革方向推动的企图。

这听上去真是奇谈怪论，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1月17日，警察批准学生队伍穿过内城，去纪念另一个黑色的日子，即纳粹杀害学生扬·奥普莱塔尔50周年。但当游行的学生开始呼喊反共口号时，警察出手了，他们驱散人群，并且暴打那些被分离开来的人。后来，警察甚至鼓励关于有一名学生被害（就像奥普莱塔尔被害事件的重演）的传言。这在事后被证明纯属谎言，但却不难预料，这样的谣言有在学生中激起愤怒的效果。此后48小时内，数以万计的学生动员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学校，大量人群聚集到街上示威。但在这时，警察却只是站在一旁观望。

如果这是阴谋的话，那肯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1月17日的事件及后来发生的情况，确实搞倒了共产党的新斯大林领导班子：不到一周，雅克什就带领整个常委会辞职了。但继任者们根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而且被事态的发展过快搞晕了头。11月19日，一直处于实际软禁状态的哈维尔从北部波希米亚农村回到了动乱中的首都。那里，共产党正飞快地丧失权力，但却没有人去从他们手中把它接过来。

哈维尔自己先在布拉格剧院中安顿好（这一举动很恰当），随后与“七七宪章”的朋友们组成了“公民论坛”。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而且流动性很强的网络，它在几天内就从一个供人论辩的协会发展成了一个民众运动，然后再演变为影子政府。这个“公民论坛”讨论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它的一些著名成员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但大部分是外面大街上正在加快发展的事态进程。“论坛”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要那些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后果负责的人辞职。

11月25日，在党的领导人总辞职后第二天，布拉格的莱特纳体育场外聚集了50万人。他们不是为了提出什么特别的改革要求，而是在经过20年高压下的沉默后，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让自己知道，也让别人知道。当晚，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对哈维尔做了史无前例的采访。第二天，他在温切斯拉斯广场对25万名群众发表了演讲。这个广场，也正是共产党总理拉迪斯拉夫·艾达梅克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年的讲坛。

到了这个地步，刚刚浮出水面的“公民论坛”领导人们已经清楚，自己已经在身不由己地发动一场革命。为了指明方向，同时也为了找点儿什么话来对外面聚集的群众说一说，一个由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领导的小组起草了《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它简述了论坛的总目标，成了1989年男男女女们的情绪指南和首先该做什么事的行动指南。“我们需要什么？”原则问道。一、一个法治国家；二、自由选举；三、社会公平；四、洁净的环境；五、受教育的人民；六、繁荣；七、回归欧洲。

这些各种政治诉求的杂合物，以及文化和环境理念，特别是对“欧洲”的渴求，都是具有典型的捷克特色的，也是《七七宪章》对此前数十年来各种要求的体现。但在11月那些个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很好地把握了群众的那种很实际、理想化而又野心勃勃的情绪。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演变之中，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情绪被公认是最乐观的。这就是加速度的效果。

对示威的学生进行镇压后不到一个星期，党的领导成员辞职了。一周后，“公民论坛”和“公共反暴力组织”合法化，并开始与政府谈判。在“公民讲坛”的温和要求下，联邦议会于11月2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宪法中删除了那条作为一切根源的保证的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此时，作为妥协，艾达梅克政府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在已经长久占领大街的、规模庞大的、意志坚强的群众的支持下，“公民论坛”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想再忽视国外的情况已经不可能了。不仅他们在民主德国领导层的同事们已于12月3日被驱逐，戈尔巴乔夫已经在马耳他与布什总统共进晚餐，就连华沙条约各国也准备公开谴责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了。由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丧失了领导资格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胡萨克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总理艾达梅克在内，也辞职了。

经过两天“圆桌”会议（这是那一年最短的一次圆桌会议）的商谈，“公民论坛”的领导人终于同意入阁。总理仍是一位党员，即斯洛伐克人马里安·卡尔法，但大多数部长都不是共产党员了，这是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七七宪章”派、5周前还是司炉工的伊利·丁斯特贝尔出任外长，来自“公共反暴力组织”的天主教律师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出任新闻部长，此前默默无闻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斯入主财政部。新政府于12月10日对胡萨克总统宣誓就职，尔后胡萨克立即辞职了。

沉沦20年的杜布切克重新出山，使得他当选并接替胡萨克出任总统成为可能。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以延续1968年被中断的梦想；另一方面，可以抚慰共产党人受伤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平息警察和其他组织内部的强硬派。但是，他一开口对公民讲话，就立刻让人觉得他是那么尴尬，那么与时代不合拍。他的用词、他的风格，甚至他的手势，都属于完完全全的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满口讲的是要重建一种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法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他一开始是一件老古董，后来干脆变成了一件让人看着心烦的不相干的东西。

作为平衡，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即议长），总统的职位则落到了哈维尔头上。仅仅5周前，这样的想法还曾是那么不可理喻，以致当布拉格街头欢呼的人群首次提议让他当总统时，他还委婉地拒绝了。但到12月7日时，这位剧作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由他来接受这一职位，才是帮助国家走出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1989年12月28日，过去只不过在立法程序中充当橡皮图章角色，同时也曾把哈维尔等人判处若干年监禁的共产党议会，把他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0年元旦，这位新总统宣布对1.6万名政治犯实行大赦。第二天，就连政治警察也被解散了。

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惊险但成功地以和平方式退出共产主义，完成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像在波兰一样，把知识界的反对力量团结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对过去失败的记忆和避免直接对抗的决心。同理，斯洛伐克起领导作用的民众组织把自己命名为“公共反暴力组织”是有其原因的。就像民主德国一样，执政党已经完全破产的暴露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进行武装自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

但同样重要的是哈维尔的作用。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出现过有如此威望的公众人物。尽管大多数可行的意见甚至“公民论坛”的政治策略，都在他不在时就已经出台了，但能够掌握并引导公众情绪、推动同事前进而同时又能够把群众的期望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的人，正是哈维尔。他本人以及他向公众发出的呼吁的影响力，是再怎么大书特书都不过分的，他后来甚至渐渐被人们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独立的奠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哈维尔也像后者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现在已被广泛看作民族的拯救者。1989年12月的一幅布拉格学生海报，用近乎宗教的语言把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描绘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也许这种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却是非常合适的。

把哈维尔摆上这一神坛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却矢志不改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履历，更有他显著的非政治化人格。同胞们对哈维尔的推崇，其中有他专注于戏剧艺术的原因，而且这是一种重要的原因。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评论说，他那独树一帜的声音，使得他能够把一个被噤声的民族的情感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开过口，那么他们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费迪南·卡蒙的诗句，1989年12月16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只有哈维尔才能架起一座桥梁，引导人们走过横亘在诱人的平等谎言和自由市场令人不安的事实之间的千沟万壑。（人们怀疑过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诱惑。但哈维尔与财长克劳斯是不同的，后者才会受这种诱惑。）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座桥梁十分重要。除了它是东欧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很多方面最具有西方特点这个原因之外，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唯一的一个具有显著平等主义和左倾政治文化的国家。毕竟，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早在1946年的自由选举中几乎每五人中就有两个人选择共产党的国家。尽管实行了40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外加20年让人感到死亡的“正常化”，上述政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仍然没有泯灭：1990年6月举行的首次后共产党选举中，14%的选民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规模可观的核心共产党支持者的存在，加上规模更大的对现状不满、但并没有达到需要抗议的程度的非政治化公民的存在，才使得瓦楚里克等持不同政见者敢于质疑立即进行重大变革的合理性。历史似乎总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过不去：从1938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就从来没有收回过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于是，当1989年11月人们自己终于抓住一次可以主动做点儿什么的契机时，随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似乎就让人觉得结果太过理想，因而是不可信的。这就是那种警察搞阴谋和人为地制造危机的论调的根源，就好像捷克斯洛伐克人连起码的信心都没有，以至于倒共运动必定得来自共产党人自己似的。这种怀疑一切的思想肯定是放错地方了。到目前为止浮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11月17日捷克警察只不过是行为过头而已，并没有什么“阴谋”要逼迫执政集团出手。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似乎很清楚在1989年12月时，执政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内确有一小部分人认识到，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以武力将齐奥塞斯库周围的统治核心赶下台。当然，罗马尼亚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国家。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共产主义卫星国中最具有西方特色的国家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就是最具有“东方特色”的国家。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

与50年代的乔治乌-德治的独裁相比，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外表上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暴政的迹象。但是，罕见的几次公开抗议的蛛丝马迹，都被强烈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如1977年8月的丘河矿山罢工，以及10年后的布拉索夫红星拖拉机厂罢工。此外，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能够维持，不仅是靠恐吓人民，更是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批评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将丘河矿山罢工的领头人物投入监狱（并将主要领导人杀害）8个月后，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作为卡特总统的客人访问了美国。通过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这种手段（我们已经看过他如何回避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了），齐奥塞斯库给自己争取到了极大的腾挪空间和国际声望，尤其是在“新”冷战初期的80年代。由于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乐于批评苏联人（并派体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保持缄默。

但是为了齐奥塞斯库这种特殊的地位，罗马尼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66年，为了增加人口以满足这种传统的罗马尼亚式梦想，他禁止年龄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堕胎。1986年时，更把这一年龄限制提高到了45岁。1984年，妇女的结婚年龄下限降低到了15岁。为防止堕胎，每月对育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即使是少之又少的获批准堕胎，也只能在有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某位医生所在地区出生率下降，他的工资也将被降低。

人口没有增长，但因堕胎造成的死亡率却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非法堕胎作为唯一的节育手段得到广泛采用，但条件之危险令人震惊。在1966年法律实施后的23年中，至少造成1万名妇女死亡。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1985年以后的新生儿都必须等到存活4周以后才上报官方登记：共产党对知情权的控制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时，新生儿死亡率达到25‰，另有10万名以上的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如此的国家悲剧的背景，使人为造成的落后经济已从温饱型下滑到贫困型。80年代初，为提高国际地位，齐奥塞斯库决定偿还罗马尼亚的巨额外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各个国际资本机构十分高兴，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极尽赞美之能事，并给布加勒斯特开出了完整的偿还外债时间表。为偿清向西方债主的债款，齐奥塞斯库对国内消费施加了无情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别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者都毫无节制地向外借贷，丰富国内货架，以讨好本国人民。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却大大地不同，将所有能够生产的商品通通出口。在家里，罗马尼亚人只能使用40瓦的灯泡（如果有电的话），这样，能源就可以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国。肉、糖、面粉、黄油、鸡蛋等很多商品都定量配给。为提高生产，甚至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向公共劳力分派强制性生产指标。

汽油的使用更是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1986年，甚至还实施了一个养马计划，以代替机动车。马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而收割庄稼时则用镰刀。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现象：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对系统地造成的短缺物质的集中控制之上的，而在罗马尼亚，建立在对不需要的工业硬件进行过度投资基础上的经济，成功地转变成了建立在工业时代以前那种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经济。

齐奥塞斯库的政策有着某种残忍的逻辑。罗马尼亚确实偿清了外债，但代价是自己的人民过着穷困的生活。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除了这种疯狂的经济措施之外，他的统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为了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控制，也为了给农民增加压力，以增产出口食品，政府提出并施行了一项农村“系统化”计划。全国的1.3万个村庄中的一半（是从少数民族区域中按非正常比例选出的）被强制夷为平地，其居民被迁入558个“农业镇”之中。要是齐奥塞斯库还有时间把这一计划执行下去，那么这个国家所剩无几的社会组织也将被破坏殆尽。

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日益严重的夸大狂心理推动着这一农业“体系化”计划的执行。在他的统治下，列宁时代那种控制、中央化以及对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计划的冲动已经不过瘾了，已经发展成了要与斯大林的野心一较高下，甚至要超过他的迷恋。这种偏执狂的冲动，它的永恒的实际体现，乃是这个国家的首都。一个规模上超越尼禄帝国的庞大计划连时间表都已经定好了，只是后来因为1989年12月政变，这个“改造”布加勒斯特的计划才流产了。但已经进行的部分，已经足够把齐奥塞斯库的野心刻进这座城市当前的布局之中，再也抹不掉了。在该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已经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5公里长、150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4万多幢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个门面。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面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25岁的建筑师安卡·佩特莱斯库作为齐奥塞斯库个人宫殿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丑陋得难以言述，丑陋得独一无二。怪诞、残酷而又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3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50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仍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地准确的体现。这宫殿，就是罗马尼亚对极权政府都市化运动做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是在残暴和滑稽的交错中不安地度过的。到处都是这位党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的像，对他的赞美被写成诗歌传唱，其语言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脸红。从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用于表彰其丰功伟绩的词语中稍稍挑出几个，应该有下面这些：设计师、信条塑造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目光远大、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

齐奥塞斯库那些马屁精同僚们对此是何等想法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在1989年11月，当他在67次起立欢呼中再次当选为党总书记，并傲慢地宣布不会进行改革时，其中一些人开始清楚地觉得他是多么可靠了：他遥远得就不可触及，不仅已经高高凌驾于时代情感之上，而且已经凌驾于臣民们那种绝望的情绪之上了。但是，只要他有秘密警察的支持，他就刀枪不入。

因此，由秘密警察来加速这一政权的崩溃就再合适不过了。1989年12月，秘密警察想搞掉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的一位广受群众爱戴的匈牙利族新教牧师拉兹洛·托克斯。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饱受歧视和压制的匈牙利族人，受到邻国匈牙利局势的鼓舞，更因在国内不断受到屈辱而对齐奥塞斯库恨之入骨。于是，当罗马尼亚政府把托克斯当成迫害目标时，托克斯就成了他们的象征和愤怒的焦点。12月15日，教众围在他藏身的教堂周围，日夜守护他，给他支持。

第二天，守夜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政府出动警察向人群开枪。夸大其词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所谓“大屠杀”的报道，传遍了整个国家，抗议活动也从蒂米索瓦拉扩散到了布加勒斯特。为了平息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正在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齐奥塞斯库返回国内。12月21日，他出现在党的总部大楼的一处阳台上，想发表讲话谴责“一小撮动乱分子”，但立刻在质问面前被震惊得陷入了沉默。第二天，他再次试图对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但仍然没有成功。于是，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乘直升机逃离了党的总部大楼。

此时此际，权力的天平已经飞快地远离了现政权。一开始，军队似乎是支持这位独裁者的，他们占领首都的街道，并向试图夺取国家电视台的示威者开枪。但从12月22日起，在夺取了电视大楼的“全国解放阵线”的指挥下，军队掉转枪口，与装备精良的秘密警察对峙。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获、逮捕并草草审判。在被判定犯有“危害国家罪”后，二人于1989年圣诞节被匆匆处决。

“全国解放阵线”改组为临时执政委员会，将国家更名为简单的“罗马尼亚”，并指定自己的领导人伊昂·伊利埃斯库为总统。伊利埃斯库像阵线内的其他同事一样，也曾是共产党员，几年前与齐奥塞斯库决裂。他曾于学生时代与戈尔巴乔夫认识，因此勉强算得上是一名“改革派”。但他领导“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的真正资格，是他能够控制武装力量，特别是最后几个顽固分子，于12月27日放弃抵抗的秘密警察。的确，除了在1990年1月3日下令重建政党外，这位新总统基本没有撤除原政权的任何机构。

后来的事件显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国家机器令人惊异地没有做任何变动，只是剔除了齐奥塞斯库家人及其被控有罪的死党。那些宣称在抗议活动和12月的战斗中有数千人死亡的说法被证明太夸张了，真正的死亡人数接近100人。而且后来证实，尽管在蒂米索瓦拉、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都有大量勇敢而热情的群众，真正的战斗只是在伊利埃斯库周围的“现实主义者”和齐奥塞斯库周围的原卫兵之间进行的。前者的胜利保证了罗马尼亚能够顺利地走出共产主义，而且确实顺利得令人有点儿怀疑。

齐奥塞斯库晚期的荒诞行为被一扫而光，但警察、官僚机构和党基本保留完好。很多机构名称改了（其中秘密警察被取消了），但不改的是它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行为：3月19日，在特尔古穆列什，有人策划对当地匈牙利少数民族发动攻击，造成8人死亡，约300人受伤，伊利埃斯库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暴乱。此外，在1990年5月，他领导的“全国解放阵线”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已经事先许诺不与他们竞争）、他本人也正式连任总统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大巴运来大量矿工，殴打抗议学生，造成21名抗议者死亡，约650人受伤。罗马尼亚的路还很漫长。

罗马尼亚式的“宫廷政变”的本质，在其南面显得更为突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隆重地将78岁高龄的托多尔·日夫科夫请下了权力宝座。他于1954年起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党集团里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他已经以具有保加利亚特色的风格，为追随着俄国的榜样而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80年代初，他推出了“新经济机制”以提高生产力；1987年3月，他又在莫斯科的带领下，承诺终止官僚主义对经济的控制，向全世界证明保加利亚能够走上自己的改革之路。

但由于保加利亚经济接二连三地失败，而且因为莫斯科局势的日渐明朗化造成的共产党领导的日益不稳定性，迫使日夫科夫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来寻找其合法性：民族主义。保加利亚境内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在900多万的总人口中占到了约90万）于是就成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因为土耳其人民族特色鲜明，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是记忆犹新的、遭人痛恨的奥斯曼统治的后人和象征。于是，在邻国南斯拉夫发生过的一幕，现在又在保加利亚重演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党的独裁政府，将民族偏见的怒火发泄到了无助的国内牺牲品身上。

1984年，官方宣布，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其实根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被迫改变信仰的保加利亚人，现在应该恢复他们的固有身份了。穆斯林习俗（比如割礼）将被限制，并视同犯罪；在广播、出版和教育中禁止使用土耳其语；而其他最犯忌讳（也最让人痛恨）的举措，是要求所有使用土耳其语姓名的保加利亚人从此以后必须使用地道的“保加利亚”姓名。这些规定的后果是一场灾难。土耳其人进行了强烈抵抗，并且继而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对。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保加利亚在联合国和欧洲法院受到谴责。

同时，日夫科夫在国外的共产党寡头伙伴们也与他拉开了距离。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孤立状况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邻国南斯拉夫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在失控的情况，也让他们感到稍有些不安。1989年夏，约30万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使得这一问题严重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这是保加利亚政权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一场灾难，同时还是一场经济灾难，因为国家开始感到劳动力不足。当10月26日警察对聚集在索菲亚公园的一群环保人士做出过激举动——由于来自《生态公报》的活动分子传阅请愿书而被逮捕和殴打——的时候，以外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为首的改革派决定行动了。11月10日（正巧是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们将倒霉的日夫科夫赶下了台。

下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释放政治犯；政党开禁；删除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举行圆桌会议计划自由选举；原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然后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原来的共产党轻松赢得选举（其中有关选举作弊的指责流传甚广）。

在保加利亚，政治上的反对派是先见其形，再闻其声。与罗马尼亚一样，也有传言说，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为达到目的而捏造的。但是，产生的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至少，保加利亚成功地避免了南斯拉夫即将遭遇的悲剧：12月29日，在愤怒的民族主义抗议者的压力下，穆斯林和土耳其人被给予了同等权利。到1991年为止，一个主要由土耳其人组成的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得到了足够的选举支持，在全国议会中形成了平衡局面。

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1989年轰然倒下？我们不能沉浸在事后的聪明中沾沾自喜，不管其诱惑力有多大。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弊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却没几个人能够预测到它崩溃的时间和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共产主义泡沫破灭的容易程度揭示出，这些政权原本就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脆弱。这一点，使人们在看待其早期历史时会有新的感悟。但无论是不是错觉，欧洲共产主义都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再延续几年呢？

答案之一是“多米诺理论”。一旦某个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倒台，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相信，部分是因为它宣称自己代表了某种需要，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事实，是现代画卷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这一切让人觉得不再真实，比如说在波兰团结工会就明显把历史倒转了过来。那么，在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怎么还会继续有人相信呢？别人的事例在某种平衡中占有多重的分量，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实际上并不是其传染性：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传播的，即以事例累积的方式腐蚀掉已建政权的合法性。1848年、1919年以及1968年所发生的，正是这么回事。不同的，只不过是1968年的事件的调子低一些。1989年的新奇之处纯粹就在于整个进程的速度。甚至在1989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的波茨盖依和民主德国的克伦茨都还曾兴高采烈地猜想可以控制住局面，可以把各自版本的改革搞成。对此，他们的对手们也都倾向于同意，并继续在其中寻找某种妥协。上溯到1980年时，米奇尼克曾写道：“混合型社会是有可能的，即国家组织的集权形式与社会机构的民主形式将会共存。”而到了1989年仲夏之际，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望别的什么了。

传媒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对布拉格民众来说，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即时政治教育，向千家万户传送着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已无能为力”和“我们做到了”。于是，对新闻的控制和垄断这一共产主义的致命财产，就这样丧失了。对于孤独的恐惧——那种无法知道别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这样永远地烟消云散了。甚至在罗马尼亚，占领国家电视台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将齐奥塞斯库的可怕命运拍摄下来向全国观众播放，决不会是没有效果的。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新鲜。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电台和邮局都是首先要夺取的目标，从都柏林到巴塞罗纳无一例外。但最快的是电视。

1989年诸多事件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平静。当然，罗马尼亚是个例外。但考虑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性质，这应该不是个意外。但意外的是，无论是在蒂米什瓦拉，还是在布加勒斯特，流血的规模都要比每个人担心的小得多。这一点，电视同样也起着部分作用。当全国民众——还不用说国际社会很多人——都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共产党政权下不了手了。如此这般处于注视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的丧失，也极大地限制了可供做出的选择。

对暴力的厌恶是1989年的众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点。即使按最近的几次暴乱来衡量，他们也是成分五花八门的一群人。也许各地成分相互之间稍有不同，但这些“人民”的典型构成，包括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天主教活跃分子、工会人员、和平主义者、顽固守旧的托派分子等等。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恰恰形成了一种由市民和政治组织构成的非正式组合，因而是对一党制国家尤其憎恨的。

至少有一条明显的断裂线（一条将自由民主人士和民粹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断裂线）应该早就已经发现了，可以将一些人区别开来。比如说，将马佐维耶茨基和瓦文萨区别开来，或者将以雅诺斯·基斯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匈牙利的左倾自由民主人士和“民主论坛”中的顽固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我们还可以看到，1989年的这些民众在年龄上也有一个明显的断代特点。知识分子反对派中那些老成的领导者，与党内那些对政权的批评者往往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但对于学生和青年人来说，他们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段不能也不该复活的过去。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从其创始理念来说，是一个仅对30岁以下的人开放的政党，因为它是按照自己年仅26岁的领袖维克多·奥尔班的形象来设计的。

杜布切克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愿景并没有被他们的子孙所分享，后者对回忆1968年或者拯救民主德国“好的”方面并没有多大兴趣。年轻一代对与统治者辩论并不感兴趣，对给他们提供一种不同的激进的统治方法也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下而上地出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革命会像一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家评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像是一场嘉年华。同样，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用暴力进行惩罚不感兴趣。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障碍，它早就成了一个离题万里的枝节问题。

在人们普遍用来表达1989年的目标的用词中，这一点体现得最清楚。“回归欧洲”这一主题并不新鲜。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这块大陆的东边一半就一直是在寻求欧洲的认可与承认；“西”欧才是那个认识自己的欧洲，所谓承认就是要热切地获得西欧的认可。自从来了苏联集团，这一部分欧洲的已被连根切断的意识，就成了知识界持不同政见人士和整个地区反对派人士的主调。

近年来，东欧人那种失去欧洲身份的哀痛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西欧出了一些新事物：这就是体现某种制度性身份的“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联盟”。这种身份是建立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价值观念之上的，也是东欧人极力认同的：个人权利、公民义务、表达和迁徙的自由等等。谈论起“欧洲”时，已经少了以往的空洞论调，因而成了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它已经不再是对古老的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失去的文化的哀痛，而是已经代表着一种具体的和可以达成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的反义词已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了“欧洲”。

这决不只是玩弄辞藻。老一辈共产党干部们虽然可以令人信服地（而且确实做到了）把“资本主义”抽取出来破坏掉，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代替“欧洲”，因为这一概念代表的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规范。有的时候，这一思想反映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有的时候则反映在“公民社会”中。但无论用什么词，“欧洲”都代表着常态及现代生活方式，公公正正而又简简单单。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代表未来——这是它坚持不懈打了60年的王牌——而是代表过去了。

自然，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想法的。大量在1989年很活跃也很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人士，也许考虑的就是“波兰”或“匈牙利”，而不是什么欧洲。而且与别人相比，他们有些人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兴趣会小一些。群众各自首要考虑的东西也是各不相同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挑动群众情感时，“回归欧洲”这一概念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要比在罗马尼亚管用，因为在罗马尼亚，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打倒独裁者并把食物摆到餐桌上。1989年时，某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1989年9月马佐维耶茨基组建第一届政府时，就发表过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称要“寻找自己的路德维希·艾哈德”），但是，其他人则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的民众基础之上。后一类人以哈维尔为代表。

这些细微差别的重要性，要再过一些时间才会体现出来。但此时，似乎该探讨一下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了。东欧人，特别是东柏林人，对美国牵制苏联的作用非常了解。同样，他们也明白西欧政治家与里根等美国政治家的细微差别。前者只要共产主义不来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而后者则将共产主义描述为“邪恶帝国”。团结工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而且一旦美国看清柏林等地方的抗议者有可能胜利，那么给予的官方支持最多的也是美国。

但却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说（有时人们确有这种想法），东欧被奴役的人们渴望变成……美国的奴隶，更不能说是美国的鼓励和支持加速或促成了这一解放。在1989年这场大戏中，美国的角色小得令人惊奇，至少是在既成事实之前作用甚微。而且，美国的“自由市场”这一社会模式本身，也只是偶尔出现在群众和发言人的口中，成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人而言，所谓“解放”不意味着向往那种毫无约束的经济竞争，更不意味着要失去免费的社会公益服务、有保障的就业形势、低房价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附带福利。按照东方的想象，这些正是“欧洲”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即它那种富足而又同时安全、自由而又不失保护的前景。你完全可以拿上一块社会主义的蛋糕，在自由中去吃。

这样的欧洲之梦预示着未来是会有人要失望的，但当时基本没什么人看到这一点。在另一种模式的市场方面，美国的生活方式只有少数人喜欢。而且美国尽管在全球都有影响，但毕竟远在天边，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却近在眼前。东欧的卫星国全都是那个设在莫斯科的帝国的殖民地，因此，1989年的大变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因于各国本土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斯洛伐克的天主教组织、波兰的摇滚乐团或是其他地方的自由知识分子，都不会超过上面所说的程度。而最后的分析，应该来谈谈莫斯科了。

在“解放”那诱人的余晖下，很多东欧人贬低了莫斯科的作用，以便突出自己的成就。1992年1月，“民主论坛”的姚哲夫·安塔尔，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提及西方对中欧人民在欧洲共产主义垮台时的英雄作用缺乏认可时，大倒苦水说：“这种有爱却得不到回报的状况必须停止了，因为我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们自己完成了战斗而没有放一枪，而且我们为他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安塔尔这番苦痛的言辞固然让听众很受用，却忽略了1989年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如果真是东欧人民、知识分子还有工会领导人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原因很简单，是戈尔巴乔夫让他们赢得的。

1989年7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与会人员说，苏联不会阻挡东欧的改革之路：那“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1989年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东方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保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不受外来干涉。5个月之后，在离马耳他海岸不远处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战舰特等舱中，他向布什总统保证说，不会使用武力来帮助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维持政权。这种立场是毫不含糊的。正如1988年米奇尼克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自己外交政策成功的囚徒”。一旦一位帝国元首如此这般公开表示不会、也不能牢牢抓住外围殖民国家，而且还因此受到了天下人的赞扬，那么它的殖民地就失去了，同时失去的，还有自己固有的合作者。剩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崩溃的方式和方向而已。

这些合作者们自己当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从1988年7月到1989年7月间，匈牙利共产党中的主要改革派成员格罗斯和纳密斯共分别4次造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他们的同事雷兹索·尼尔斯也曾于1989年7月7日，即卡达尔死后的第二天，在布加勒斯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过。从这个日期来看，前两个人的使命明显是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过任何主动行为加速或鼓励1989年的变化，他只是站在一旁观望。1849年时，俄国的干预曾决定过当年匈牙利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命运；而1989年时俄国的退席则帮助这些国家取得成功。

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还不仅是放手让这些殖民地国家离去。他表示的不干预，决定性地打击了这些卫星国的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真实根源：莫斯科武力干涉的承诺（或威胁）。没有了这种威胁，这些政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一丝不挂了。从经济上说，他们也许还可以再勉强支撑上几年。但即使是经济上，苏联撤出的后果也是一种决定性的打击：一旦莫斯科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对出口给经互会成员国的商品要价（就像1990年所做的那样），那么这些对帝国的补贴有着沉重依赖性的国家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正如最后一个例子揭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让共产主义在东欧垮台，是为了拯救俄国自己的共产主义，就像斯大林建立这些卫星国，不是为了这些国家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西部边境，是同一个道理。从战术上说，戈尔巴乔夫严重失算了。还不到两年，东欧的教训就在他自己的国家降临到了这位东欧地区的解放者身上。但是从战略上说，他取得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功。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地域帝国如此迅速地、体面地并且以这么少的流血代价而放弃过自己的领地。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对1989年事件直接负责——这不是他规划的，他只不过朦朦胧胧地领悟了它的长远意义。但是，他却是这一切发生和加速的原因。这是一场戈尔巴乔夫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