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群岛丢了，大家都输了。

——荷兰谚语，被广泛引用于20世纪40年代

整个大陆风向已变。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非洲人的）意识正在觉醒，这是一个政治事实。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的演话，1960年2月3日

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帝国，却还没有找到新的角色。

——迪恩·艾奇逊在西点军校的讲话，1962年12月5日

我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发起强攻，想占领我国首都，明显地企图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军正在抵抗。政府仍在执政。我谨对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做此公告。

——伊姆雷·纳吉在匈牙利电台的广播，1956年11月4日凌晨5点2分

依靠外来军队教训本国人民，那是大错特错。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56年1 1月1 1日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西欧各族人民本身已难以自治，民不聊生，但却还在统治着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在欧洲殖民地本土的精英们看来，这些悖论并没有不合时宜，但却结出了恶果。对许多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而言，他们国家在非洲、亚洲、中东地区和美洲拥有的殖民地和帝国资产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可以弥补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灾难性战争损失和屈辱；他们宣称那场战争中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国家资产。一旦丧失了这些遥远的领地，缺少了来自这些殖民地的供给和人力资源，英法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会比实际上蒙受更大的不利。

对英国来说，状况尤为明显。任何一名战后长大的英国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把“英国”、“不列颠”和“英帝国”看成近义词。小学生的世界地图上显示的英国占领了红红的一大片领域；历史教科书尤其着重描述了英国征服印度和非洲的历史；新闻影片、广播报道、报纸、画报、儿童故事书、喜剧、体育赛事、饼干桶、水果罐头的标签、肉店橱窗上的告示，无处不在提醒人们，在这个海上帝国的中心，英国拥有多么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那些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城市、河流和政客们的名字也都和大英帝国本土上的名字一样耳熟。

英国人失去的“第一个”帝国是北美。而后来的那些帝国即便不是“心不在焉状态下的产物”，至少也完全没有经过认真规划。它受到了一小群农场主和牧场主阶层的拥护和捍卫，它在警力、服务业和管理上耗费了巨资；和法国在北非的统治区一样，例如在肯尼亚和罗德西亚地区。这些“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南非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在形式上依然正式效忠于女王，在感情上依附于英国，并且他们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应以及军备力量除了在名义上，都计入英国的国有资产。这些地区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物质财富上，而是在于其战略意义。英国在非洲东部占有的资产，首先被认为是帝国主要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英国统治的其他地区和中东的港口、阿拉伯半岛一带和印度洋地区：当时还包括后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内的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

所有的欧洲帝国在领地上都呈现出一种星罗棋布的随意性片断性（除了英国通向印度的海陆通道），忽视对物流和经济收益应有的持续性关注。西班牙早就丧失了部分帝国领地，先是输给英国，再后来是由于当地居住者要求独立，最近则是因为美国势力的崛起，这时断时续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美情绪。如今只剩下了1956年至1968年间佛朗哥（曾经的现实主义者）想要放弃的在摩洛哥和赤道几内亚的一些飞地。

但是欧洲仍然控制着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要么直接受帝国首都的统治，招聘那些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人执掌当地人组阁的政府，要么就是由那些完全听命于欧洲宗主国派遣在当地的统治者执政。战后欧洲政治家们只认识这些人，因而大多对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崛起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知之甚微（也许印度是个例外，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低估了印度当地民族运动的规模和决心）。

因而，英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帝国都没有预见到他们即将丧失自己在海外的财富和影响力。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考证，1939年在一次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青年学生组织的讨论会上，他们都觉得欧洲殖民帝国的终结还是件很遥远的事情。6年后，这个世界就分裂为两大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势的和弱势的、富有的和贫穷的，他们之间的鸿沟在近期似乎根本没法逾越。即使到了1960年，全世界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之时，全球70%的总产量和80%的工业生产的经济附加值还是来自西欧和北美。

不起眼的葡萄牙在所有欧洲帝国中是最小、最穷的一个以极低的代价从它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掠夺原材料，这些也为葡萄牙的出口创造了垄断市场，使它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莫桑比克为葡萄牙商品市场种植棉花，而不顾本国人口的粮食之需，这一不合理的做法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利益，但却不断导致了当地人长年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时有动乱发生，而且葡萄牙本国军事政变不断，但是尽可能地推迟了非殖民化的步伐。

即使欧洲各国没有了他们的殖民帝国也还能继续维持，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殖民地本身离开了外来统治势力的支持，自己能够立足。甚至那些拥护自治和欧洲海外殖民地独立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也都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很多年。值得提醒的是，时至1951年，英国外交大臣、工党的赫伯特·莫里森还把非洲殖民地的独立比作“给一个10岁的孩子一把碰簧锁钥匙、一个银行户头和一支滑膛枪”。

然而，世界大战给殖民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远远超出了大部分欧洲人的理解。战争期间，英国丧失了它在东亚的领地，被日本人所抢占；虽然在日本战败后收回了这些地区，但却严重破坏了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在这些地区的实力。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国人向日军投降，这是英帝国在亚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令英国人一直无法释怀。虽然英军成功地保住了缅甸，从而保护印度未沦入日军之手，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却从此永远破灭了。1945年以后，在亚洲的殖民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放弃传统的领土主张的压力。

对荷兰而言，作为该地区最老的殖民势力，其最终结局更是使它痛苦难忘。荷兰属下的东印度殖民地以及为发展殖民地而组建的贸易公司，是荷兰民族神话的一部分，直接关联着它的黄金时代，也是荷兰商业、航海业繁荣的象征。尤其是到了战后那些暗淡、贫困的日子里，人们都在猜测，东印度的那些原材料，尤其是橡胶，将成为荷兰经济复兴的救星。然而，在日本战败后的两年里，荷兰再次被卷入了战争：荷兰控制的东南亚一带（今印度尼西亚）牵制住了荷兰14万人的军队（包括职业军人、应征入伍者和志愿者），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又激起了荷兰帝国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及南美洲各殖民地的佩服和竞相效仿。

接踵而来的4年游击战给荷兰带来了3 000多名军民伤亡。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革命，是1945年11月17日由印尼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单方面宣布的，最终于1949年12月在海牙会议上得到了荷兰当局（和泪流满面的朱莉安娜女王）的承认。一大群欧洲人被逐步遣散回“家”（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生在东印度，根本就没有到过荷兰）。到1957年末，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禁止荷兰商人入境，这时被遣返回国的荷兰人已经达到了好几万。

非殖民化的进程对曾经经历过战争创伤的荷兰公众产生了痛苦的影响。许多前殖民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向政府施压，将荷兰未能在日本战败后的间歇期内重夺殖民政权一事归咎于左翼，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良政神话”。另一方面，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们（占有绝对人数）在经历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殖民战争后，只想着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认为，这场军事胜利只是联合国坚持用谈判来移交权力而极力促成的，而这一切很快就会湮没在国人的记忆空洞中。

从长远来看，荷兰被迫从殖民地撤离，反而使荷兰人越来越滋长“欧洲”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荷兰不可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尤其是它周边的大国。失去印度尼西亚及时提醒了荷兰，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小而易受侵犯的欧洲小国。出于自身需要，荷兰改变了策略，成了促进欧洲经济和后来的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热切拥护者。然而，这一进程的实现并不顺畅，荷兰全体民众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情感的大转移。截至1951年春，战后荷兰政府的军事预算和开支主要还不是针对欧洲防务（尽管荷兰已经加入了《布鲁塞尔条约》和北约），而是为了保有原来的殖民地。渐渐地，带着一丝强忍的遗憾，荷兰政治家们放弃了他们一向优先考虑的要务，开始全神贯注于欧洲的事务。

西欧所有的殖民强国和前殖民强国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美国学者在对西方其他国家展示华盛顿方面的经验和先见时，有时会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这一显著特征。在美国，冷战是它的大事，其表现主要反映在它的内政外交优先事务和言论上。但在海牙、伦敦和巴黎，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疲于应付那些遥远的、越来越难统治的殖民地的游击战，消耗巨大。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令人头痛的大事不是防范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尽管在有些时候这两者是重叠的。

和英国一样，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世界的再分割中，法兰西帝国从同盟国手中夺得了亚洲和非洲的统治权，获利丰厚。而1945年后，解放后的法兰西再次获得了对叙利亚、黎巴嫩的统治，还拥有非洲下撒哈拉一带的一大片土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所有权。但是，法兰西皇冠上的“宝石”是印度支那，还有那些早期法国殖民者占领的地中海北非沿岸地区：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法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殖民地的标示比英国教科书含糊：也许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是共和制国家，帝国的统治在教科书里自然不会显示；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在早期征服的土地早就被讲英语的统治者接管了。到了1950年，还有数百万法国男女记得发生在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在和英国争夺埃及、苏丹和上尼罗河地区的控制权时遭到了惨败。谈起法兰西帝国，对法国人来讲是事关成败的事。

另一方面，法国的学龄儿童一直被灌输说，“法兰西”是一个跨越大洋的统一体，法国文化的特点是它的公开性。从西贡到达喀尔的小学都教“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并且宣称——哪怕只是从原则上——自身与法国文化浑然融于一体的品质，这在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统治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只有在法国，帝国当局会把大量拥有的殖民地看成法国行政区划的延伸而非外邦。因而“阿尔及利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整个地区归由法国的三大部门掌管（然而，在当地却只有欧洲人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权）。

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荷兰一样，它们视为珍宝的东南亚殖民地都落入了日本手中。但法国的殖民地丢失得稍微晚些，1945年3月，法属印度支那还在维希政府的托管之中，无论如何比起法国本土1940年的惨败所遭受的苦难要好得多。法国在欧洲遭遇的耻辱使它更注重它的海外帝国的象征意义：在法国人自己看来，要说法国还没有被彻底退化成“一堆无依无靠、毫无希望的细胞质”的话（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他们的评语），那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大国的持续声誉，这一点非常重要。

通过1944年2月初的布拉柴维尔会议，戴高乐再次确立了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在法属非洲赤道地区的首都，在比利时所属刚果界河对面，自由法兰西的领袖对法国殖民地的未来前景做出了很有特色的表述：

在法属非洲，以及所有生活在插有我国国旗的土地上的人们，只有依赖本土获得道义和物质的利益，通过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并参与自我管理，这才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法国有义务实现这一切。

实际上和往常一样，戴高乐说话含糊不清，也许那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明确提到了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终自治。恰逢时势。法国公众舆论对殖民地的改革并不反感——安德烈·纪德在《刚果之行》（1927）中严厉痛斥过强制劳动这一奴役行为，唤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对欧洲在中非所犯罪行的觉醒——而美国人也一直在不断发出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曾赞同对欠发达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实行全球化统治，并且尽早让其他国家实行自治。

关于贫困而孤立的、讲法语的非洲地区，改革派的言论毫无价值，尤其是在法国自己也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时候。而东南亚的情况则不同。1945年9月2日，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因为年轻时参加了1920年12月在图尔的会议，因此他也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宣布越南独立。英军在两周内赶到了南部城市西贡，法军也在一个月后赶赴当地。由于越南北部先前还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因而在1946年2月又重新回到了法国人手中。

基于这样的因素，巴黎当局公开召开了民族主义代表会议，商讨越南自治或独立之事。但是到了1946年6月1日，法国上将、当地全权代表梯也利·德·阿冈利厄单方面宣布交趾支那（该国南部）从民族主义者统治的北部分离出来，破坏了法国政府试图妥协的精心努力，宣告了与胡志明之间政府商谈的破裂。同年秋，法国轰炸海防港，民族主义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会）进攻法国人盘踞的河内，第一次越南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直试图在印度支那重建权威，结果却导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胡志明赢得了法国国内左翼的双倍支持，他被看作一名争取国家独立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士，并且这两种特质相互交织，不仅构成了他本人思想的一部分，还塑就了他的国际形象。对大部分法国选民而言，把年轻人送到印度支那去为一场“肮脏的战争”而送死毫无意义，而让河内来接管并不比支持法国在1949年3月选定的无能的新“皇帝”保大更差劲。

另一方面，法国军官团还想继续在越南挣扎；在那里，就像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一样，法国的军事遗产（或者保留下来的一切）似乎正面临危机，法国最高司令部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然而，如果没有重大的外力援助的话，法国经济已经再也无法维持在遥远的殖民地的这种长期战争的消耗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得到了美国的资助，起初，华盛顿的援助是间接的：提供贷款和帮助，使法国能调动大量资源来打击越南人，从事这场耗资越来越大、得胜希望却越来越小的战争。实际上，美国曾保证战后法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然而法国却将其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了战争。

从1950年开始，美国采取了比较直接的援助方式。同年7月起（离朝鲜战争爆发仅1个月），美国大量增加了对驻东南亚法军的军事援助。在同意支持那份遭受厄运的欧洲防务计划和同意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组织成员之前，法国曾讨价还价：它得到的回报（在华盛顿知情人士看来，就是允许美国保护它）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方面，法国是最依赖美国支持的一个国家。

到了1954年，华盛顿开始叫停，无论法国如何越来越拼命地乞求，美国拒绝从空中救援法国必败无疑的奠边府之战。经过长达8年毫无结果的浴血苦战，华盛顿方面清楚地意识到，法国不仅没有希望重建其在印度支那的政权，而且他们也不是胡志明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对手。在美国人看来，法国白白耗费了他们的钱财，这项投资正变得越来越冒险。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宣布投降，法国要求停火，这时已经没有人对此觉得惊讶了。

法属印度支那的溃败，宣告了最后一个想要保有该地区的联合政府的倒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士继任当上了总理。在他的带领下，法国在谈判后于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从该地区撤离，留下两个独立的实体——越南“北部”和“南部”，它们的政治关系和体制将由以后的选举来决定。然而，这些选举从未实行过，维持法国原先殖民地南半部的负担就由美国来独自承担了。

法国人对失去印度支那并不难过。与荷兰不同的是，法国人拥有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久，尽管美国为第一次越南战争支付了款项（当时法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毕竟是法国士兵在作战伤亡。尤其是法国右翼政治家对孟德斯-弗朗斯及其前任们大加指责，怨他们没有对战争做出更有效的规划，但又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因而几乎所有的人都窃喜能把越南扔掉。只有法国空军，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职业军官团才一直心怀悲戚。一些年轻的军官，主要是那些第一次参加抵抗运动或在“自由法兰西”服役的军官们，因为在那里养成了独立判断政治问题的习惯，所以渐渐产生了一种很不成熟但又充满危险的怨恨情绪。他们再次嘀咕说，战场上的法国军队遭到了巴黎政治主子们的虐待。

失去印度支那后，法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北非。一方面是因为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发动了起义，这离日内瓦条约的签订仅仅过了14周。但长期以来，北非就是法国人关注的中心。自从1830年法国人首次踏上当今属于阿尔及利亚的这块土地，这里就成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更大野心的一部分，更远还可以追溯到控制从大西洋到苏伊士运河之间的撒哈拉非洲。由于在东部受到英国的阻挠，法国转而首先取得了地中海西岸，并且穿越撒哈拉，进入了非洲中西部地区。

除了早已占领的魁北克和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外，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是有大批欧洲人定居的永久殖民地中法国人拥有的唯一殖民地。但当地欧洲人中间有许多人并非法国人的后裔，而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其他国家人的后裔。即便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也拥有部分西班牙人、部分法国人的血统，而他的法国祖先也是最近才移民到当地的。法国人口过剩的现象早就成了历史，和俄罗斯、波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甚至还有英格兰）不同的是，法国已经好几代都没有移民进入了。法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殖民者。

此外，要是说在法国之外还有法国存在的话，那就是指阿尔及利亚了。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证，阿尔及利亚在技术层面上属于法国的一个行政区，受法国的管制。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另一块海外殖民地北爱尔兰，它在体制上也属于“大陆”的一部分，对于久已在那里定居的社群来说，依附于帝国心脏地区的心理远比帝国都市的大多数人更甚。在少数欧洲人看来，阿尔及利亚终有一天会独立（并由阿拉伯人来统治，因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占绝对多数）这一想法简直匪夷所思。

相应地，长期以来，法国政治家也尽量避免考虑此事。除了莱昂·布鲁姆1936年领导的短命的“人民阵线”外，历届法国政府都未曾对法属北非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予以重视。温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如费哈特·阿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法国政界和知识界广为人知。但却没有人能够料到巴黎当局会这么快就同意他们采取温和至极的自我统治或“地方自治”的要求。此外，阿拉伯人的领导层最初很乐观，认为希特勒的垮台会促进他们盼望已久的改革进程。因此，1943年2月10日，紧随着盟军登陆北非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小心翼翼地强调了他们忠诚于1789年的理想、对他们“所接受和培养的法国和西方文化”的至深情感。

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解放的法国政府根本就不关心阿拉伯人的感情。这种冷漠态度导致了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东部卡比地区的起义，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接下来的10年里，巴黎方面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日积月累，阿尔及利亚人这种被压抑的愤怒之情和期望被遏制之怨，积聚到了爆发的顶点，终于在1954年11月1日爆发成一场有组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动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温和的、亲法的老一代人的策略嗤之以鼻。民族解放阵线的目标不是要实现“地方自治”和改良，而是要获得独立，这一目标是历届法国政府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又造成了长达8年的内战，伤亡惨重。

法国政府提出了改良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在1956年3月，盖依·莫雷领导新的社会党政府，认可了邻近的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这是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上首次让步。但是当莫雷到达阿尔及尔时，一群当地的欧洲居民就朝他扔掷烂水果。巴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暗中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决不放弃自己的要求，而当地的欧洲人又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防卫委员会的领导下，拒绝同阿拉伯邻居们妥协。法国的策略是在施压并使当地居民接受政治改革并共享权力之前，要先用武力解决掉民族解放阵线。

在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中，法国军队也遭遇了消耗战的痛苦。双方都不断采用威胁恫吓、严刑拷打、蓄意谋杀以及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手段。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拉伯人暗杀事件和1956年12月欧洲人的报复行动之后，莫雷的政治代表罗贝尔·拉科斯特授权法国伞兵上校雅克·马苏，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任意消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到1957年9月，马苏取得了成功，镇压了一次大罢工，并在阿尔及尔的战役中消灭了起义者。阿拉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法国的声誉也无可挽回地遭到了玷污。在巴黎长久以来的心目中，欧洲人都是怀疑对象。

1958年2月，法国空军轰炸位于突尼斯边境的萨奇特市，他们怀疑那个小镇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基地，这令费利克斯·盖拉德的新成立的政府由此陷入尴尬境地。国际舆论大哗，英美两国“善意的部门”提出帮助解决阿尔及利亚纠纷。这也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心里越来越引起恐慌，担心巴黎会弃他们于不顾。巴黎和阿尔及尔的军警们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同情这些居民。盖拉德政府于4月15日宣布解散，这已经是11个月里法国的第三届政府了。10天后，阿尔及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活动，要求永久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要求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这些集会组织者成立了一个“公安委员会”，挑衅性地沿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同一机构名称。

5月15日，皮埃尔·弗姆兰领导的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宣誓就职仅48小时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司令罗洛·萨兰将军就在阿尔及尔的讲坛上，面对欢呼的人群，大喊戴高乐的名字。戴高乐本人自从离开公共生活后，一直默不吭声地居住在法国东部的科伦贝乡村老家。在重回公众视线后，5月19日，他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科西嘉岛，巴黎谣言四起，据说即将被伞兵占领。5月28日，弗姆兰辞职，勒内·科蒂总统召请戴高乐重组政府。戴高乐当仁不让，毫不迟疑地于6月1日正式上台执政。第二天就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全票通过。他第一步就直飞阿尔及利亚，6月4日，面对热烈欢呼的士兵和满怀感激的欧洲人，他含义不明地宣称：“Je vous ai compris.”（我早就了解你们。）

这位新任的法国总理确实早就了解他的阿尔及利亚支持者们，远胜于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们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救星：在1958年9月公民复决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获得80%的选票，而在阿尔及利亚，得票率却高达96%。戴高乐众多优点中最突出的品质是他坚持秩序和立法。这位自由法兰西的英雄人物、维希政府的严厉抨击者，这位自1944年8月以来使法国恢复名誉的人，绝对不是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朋友（这些起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曾是贝当的追随者），更不会站在加入起义的思想自由的年轻军官这边。他很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法国政府的权威。他的下一个相关目标才是解决已经极大地危害到法国政府权威的阿尔及利亚冲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就很明显了，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存在着摩擦。国际舆论日渐倾向于同情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它的独立要求。英国正在同意它的非洲殖民地取得独立。甚至连比利时都最终于1960年6月放弃了刚果（虽然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戴高乐所了解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很快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他早就成立了“法兰西共同体”作为将那些前法属殖民地组成“共同体”的第一步。在撒哈拉以南，那些由接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们所执掌的国家立即得到了正式独立的允诺，因为他们实在都很弱小，根本无法自立，因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必定会完全依赖于法国。1959年9月，在执政一年后，法国总统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获得“自决权”的建议。

阿尔及利亚的官员和定居者都觉得这是即将被“出卖”的证据，被激怒的人们开始策划一场全面的反抗。其中有阴谋、有政变、也有谈论革命。1960年1月，阿尔及尔筑起了街道堡垒，“彻底的爱国者们”见到法国宪兵就开枪射击。然而，在戴高乐的坚决镇压下，那些动摇了的高层官员出于谨慎，纷纷从阿尔及利亚辞职离去（包括马苏及其上司莫里斯·夏勒将军），这次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局势还是不稳定，在1961年4月又演变成了一场由新成立的“秘密军队组织”发起的军事起义，但还是失败了。这些谋反者们并没有扳倒戴高乐。戴高乐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宣布，那是“一小撮退休将军们发布的一份军事宣言”。这次政变，令法国军队的士气和（仅存的）国际形象大受损伤。大多数法国人，尤其是有儿子远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父母们，都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大得人心的事，从法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越快越好！

戴高乐向来是个务实的人，他开始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地点定在日内瓦湖区的温泉疗养胜地埃维昂。最初几轮谈判是在1960年6月和1961年的6-7月间，但是没有找到共同基础。1962年3月开始了新的尝试，这次比较成功。只经过10天的讨论，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在经历了将近8年的连续战火后，民族解放阵线于3月19日宣布停火。根据埃维昂协议的条款规定，戴高乐于7月1日星期日举行了一次公民复决投票，法国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这项议案，从此摆脱了自己脖子上的阿尔及利亚这道枷锁。两天后，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并未到此终结。“秘密军队组织”这一地下组织已经羽翼渐丰，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一招失败后，就严惩那些“背叛”他们事业的人。仅在1962年2月，“秘密军队组织”的特工和炸弹袭击就杀死了553人。虽然在巴黎郊外小克拉马镇暗中伏击总统座车险些得逞，但针对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和戴高乐的公开暗杀行动也都未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好几年里，法国受到了顽固的恐怖分子不断的疯狂威胁。法国情报机构最终剿灭了“秘密军队组织”，但是人们总是对此记忆犹存。

同时，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却被迫流亡到法国避难。这些在欧洲的“黑脚杆”主要定居在法国南部。第一代移民都对法国当局心怀怨恨，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他们，害得他们背井离乡，失去了原来的财产和工作。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他们中有些人去了以色列，还有许多人和之前的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来到了法国，在这里，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构成了西欧最大的犹太人（最主要是西班牙裔犹太人）社群。许多阿拉伯人也离开了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他们中有些人是因为怕会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高压专制，还有一些，主要是那些曾经同法国人一起工作过，或者是为法国军警当局服务过的雇员——那些被称为“鹰犬”的人——为躲避得胜的民族主义者而逃到了法国，以免沦为民族主义者早就宣誓过的报复对象。但许多人还是难逃被捕和惨遭报复的命运，即使是那些安全逃到法国的人，也并没有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法国政府的感激或认可之辞，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法国急于忘却它的阿尔及利亚之痛。1962年《埃维昂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生活中近50年来的战争和对战争的担忧。人们精疲力竭，厌倦了各种危机，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谣言和阴谋。第四共和国仅存在了12个年头。无爱无怨，从一开始起就缺少一种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是维希政府的遗疾，令战后的法国立法者们一直不愿意加强总统的权力。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和选举制度的削弱。议会和选举制度倾向于维护多党利益，从而导致了合作政府的不稳定，对社会的变化缺少预见，却造成了政见分歧。来自法国西南部内地的圣泽黑的一名书商皮埃尔·布雅德发起成立了欧洲史上第一个单一目标的反对党，要保护那些“被剥夺的、受欺骗的、受侮辱的和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1956年全民大选中，反对现行制度的52名“布雅德主义者”赢得了议会的席位。

但是，重要的是，战后法兰西第一届政府是被它的殖民战争拖累的。就像1789年大革命前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一样，第四共和国也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在1955年12月到1957年12月间，尽管经济稳步增长，法国还是失去了2/3的货币储备，外汇管制、浮动汇率（和后来几十年苏联集团的运作相比而言）、外债、财政赤字和连年通货膨胀，都得归咎于毫无胜算的、军费开支无度的殖民战争，这场战争从1947年打到1954年，又从1955年开始继续进行下去。历届政府面对这样的难关，不是分裂就是垮台。在法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经历了长达4年被占领的屈辱后，接下来的10年里，即使不是士兵们心怀不满，第四共和国也备感压力，难于应对这样的挑战。然而，它还是坚持得够久，真是令人惊讶。

夏尔·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在体制设计上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大大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势力，总统行政权得到了大幅度强化：宪法赋予总统相当的控制权，并且让他拥有制定政策的主动权；总统对总理拥有绝对支配权，并可以任意任命和罢免总理。在成功解决阿尔及利亚冲突之后，戴高乐建议今后的共和国总统应当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非迄今那种间接地由国民议会产生的方式），对宪法的这一修改提案于1962年10月28日经公民复决投票得以通过。受惠于他的体制、个人经历和个性，以及法国人的善于取舍，如今的法国总统拥有了比世界上其他所有通过自由选举而当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更多的权力。

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戴高乐乐于将大部分日常事务交由他的总理去做。为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法国于1958年12月27日发行了新版法郎，这一举措对稳定备受困扰的法国金融做出了直接贡献，从此拉开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的序幕。作为政界名流，戴高乐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天生的激进者，从不惧怕变化：正如他年轻时在关于军队改革的论文《未来之军队》中所写的，“只有不断更新，才能持久”。因此，法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城镇规划、国家指导下的工业投资等许多重大项目的改造，都是在他执政期间构思和开始的，这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和戴高乐追求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其他举措一样，特别是马尔罗雄心勃勃地计划修缮所有的法国历史公共建筑物，所有这些举措，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更远大的政治目标：为了再现法国的辉煌。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一样（除此之外他俩截然不同），戴高乐明白，经济稳定和现代化是重现民族辉煌的强大武器。至少从1871年以来，法国就一直在走向衰退，主要表现在军事失败、外交屈辱、殖民撤退、经济受损、国内不安定等一系列事件上。戴高乐的目标是要结束法国的衰落时代。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终我一生，我对法国都抱有一种理想。”而现在正是他付诸实现的时刻。

这位法国总统选择了外交作为他表演的舞台，这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品位和国家的政治需要。戴高乐早就对法国遭受的一系列屈辱十分敏感——认为后来从英美盟军手里受到的屈辱更要远甚于1940年从德国敌人那里受到的屈辱。他绝对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他作为贫困法国的发言人所受到的极大冷落和令人难堪的孤立处境。鉴于对当时军事现实的了解，对1940年7月在克尔比海英国击沉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地中海舰队一事，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内心和法国同胞们一样感受到的痛苦，但这次行动的象征意味使他一样地怨恨悲痛。

在对待华盛顿的态度方面，戴高乐更有理由持暧昧态度，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美国一直和战时的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完全超出了应有的情理和谨慎。法国未能参加战时的盟军谈判，这使得戴高乐后来可以玩世不恭地否认法国应承担雅尔塔协议的责任，而先前他曾私下答应过此事。毕竟还是过去的记忆伤害了他，令他痛苦。但最大的屈辱却发生在战争胜利之后。在讨论决定德国的重大问题时，法国被彻底排除在外。英美之间的共享情报从来都不会透露给法国（因为它被确认为是最危险的泄露者）。该“俱乐部”中也没有法国，从而前所未有地使法国被排斥在国际军事讨论之外。

更糟糕的是，在亚洲的殖民战争中，法国一直完全依赖于美国。1956年10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密谋袭击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却施压令英国撤退，这令法国大为光火却又无从发作。一年后，即1957年11月，法国外交官满腔怒火，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和美国的军火运进突尼斯，而完全不顾法国的担忧：这些武器可能最终会落到阿尔及利亚的动乱者手中。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后不久，北约组织的美国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就粗暴地告诉戴高乐本人，说他无权得知美国在法国国土上部署的核武器的具体情况。

这就是戴高乐就任总统后在外交政策上所处的背景。他对美国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从核武器到作为储币而占有特殊国际地位的美元，美国都处于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中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并不值得信赖，这一点至少可以预料。重要的是不要依赖于华盛顿，不能像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后来在苏伊士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法国必须尽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戴高乐对英国的态度则更复杂。

和许多观察家一样，这位法国总统合理地、正确地估计大不列颠会努力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维持一种折中的地位。而且如果被迫选择的话，伦敦会舍弃它的欧洲邻居而倾向于它的大西洋盟友。这一点在1962年12月得到了铁的证明，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肯尼迪总统在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会晤，达成了一份协议，接受美国提供为英国装备的用潜艇发射的北极星核导弹（这一多边军事力量合作将英国的核武器有效地纳入了美国掌控中）。

戴高乐怒火冲天。在出发去拿骚之前，麦克米伦曾经在兰布莱和戴高乐有过会谈，却没有对法国总统透露过任何消息。于是，拿骚协议在当时成了又一个背着法国炮制的“英美”计划。更令人进一步感到羞辱的是，在未跟法国协商的情况下，法国也被以相同的条件要求配备同样的北极星导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法国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如果英国想成为美国的卫星国的话，那就随它好了。但它不能同时拥有“欧洲的”身份。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戴高乐转向了波恩，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一份象征性的、毫无实质性内容的条约。

通过和莱茵河对岸的宿敌联合而弥补在英美那里受到的压力伤害，这个想法对法国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6月，法国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给他的政治老板写过一封密信：“和德国人一起来统治欧洲要胜过与他们为敌……法德修好可以使我们尽快摆脱英美的钳制。”1940年支持贝当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国签约并没有多少实际区别。法国无意脱离西方联盟，戴高乐丝毫没打算加入德国在战后重建东部的安定的计划。

1963年的条约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决心转向欧洲。对夏尔·戴高乐而言，20世纪的教训是，法国只有投身于欧洲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为法国的目标而服务，法国才能回到过去的辉煌。殖民地正在逐渐消亡，英美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过去几十年里的失败和损失令法国别无选择，如果它还想恢复一些过去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正如当时英美联手迫使法国放弃苏伊士时，阿登纳安慰法国总理盖伊·莫雷时所说的：“欧洲将成为你的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英帝国的衰弱和法国的衰弱大相径庭。英国的殖民地势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英帝国和苏联一样，虽然遭受重创，但完整地保留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基本食物主要都靠帝国种植生产（和法国不一样，法国食物主要靠自给自足，它那大部分热带殖民地生产的是不同的产品），而且在某些战场上，尤其是北非，共同体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英军人数。而且我们看到，比起他们的法国同伴而言，英国本土居民更加关心帝国的安危，伦敦比巴黎更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繁荣源于它是帝国赖以生存的港口、商品交易、制造业和金融中心。1948年的英国广播电台员工手册提醒播音员要注意他们那些重要的非基督徒海外听众时写道：“任何对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等不敬，更不用说是贬抑性的言词……都可能引起极度冒犯，都应一概避免。”

但1945年以后，英国并没有实际指望能保有帝国的遗产。国家的资源供应紧张，毫无办法，帝国甚至连维持印度这一在经济和战略上占有优势的地区都觉得不划算：1913年英国向印度次大陆的出口占英国总产量的1/8，“二战”后只占8.3%，甚至还在逐年减少。无论如何，几乎人人都明显感到了压力：印度的独立是不容抗拒的。根据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而创立的英联邦，其构建者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殖民地的加速独立，因而为那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区提供一个框架，使它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效忠并听命于英王陛下，同时又免受英帝国的不当统治。但如今，它却成了原来那些殖民地的束缚者，那些仍属于英联邦而今已独立的国家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感情而努力压制着自己。

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取得了独立。第二年，锡兰也独立了。整个独立的过程都充满了流血事件——在消灭种族的斗争中，上百万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徒惨遭屠杀，接着，又是人口交换——但撤退中的殖民势力本身并未遭殃。然而，毗邻的马来西亚地区爆发的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却令英国政府于1948年6月宣布整个国家处于戒备状态，这一禁令直到12年后起义彻底失败才宣告解禁。但总体来说，除了从印度及其邻国撤退了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及行政人员外，英国从南亚的撤退不仅比预期中的有序，而且也没有遭遇多少痛苦。

在中东，情况更为复杂。在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在虽然不光彩但却（在英国看来）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大不列颠放弃了它的权利。英国一撤离，该地区就陷入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争夺战。在英美都对当地石油感兴趣的伊拉克，美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统治地位。但在埃及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原来并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有悖常理的是，英国却遭遇了戏剧性的、尖锐的反殖民运动，经历了历史性的惨败。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英国首次感受到了国际性的耻辱，这意味着并加速了帝国走向衰落——那是法国早就习以为常的事了。

出于后来那些年里对石油的需求，英国对埃及的兴趣直接源于保有印度的重要地位。1882年，英军首次占领开罗，时隔由巴黎苏伊士运河公司掌管的苏伊士运河开通13年。“一战”前埃及虽然名义上不是但实际上一直是由一位英国居民在统治（大部分时期是由令人敬畏的克罗默勋爵在统治）。1914年到1922年，埃及成了英国的受保护国，1923年后取得了独立。两国关系一直维持稳定状态，并于1936年正式签署了一份条约。但1952年10月在开罗成立的军人领导的新政府，推翻了埃及法老的统治，正式废除了该条约。因害怕由此失去具有战略优势的这条水路，英国重新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域。

两年后，起义的军官之一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台执政，他施加压力要求英军撤出埃及。英国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需要和埃及合作。英国越来越依赖廉价的石油，它得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进口并支付英镑。一旦这种供应中断，或者阿拉伯人拒收英镑，英国将不得不动用它珍贵的储备货币来购买外汇从别处进口石油。此外，当时的外交官安东尼·艾登在1953年2月曾建议英国内阁：“可以通过武力维持军事占领，但在埃及问题上，如果没有当地劳力来支撑的话，埃及的基地就失去了价值。”

因而，1954年10月伦敦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军将于1956年撤出苏伊士英军基地，但双方达成谅解，一旦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该地区受其他国家的威胁，英军将重新在埃及“活动”。条约很快付诸实施，1956年6月13日，最后一名英军按时撤离了苏伊士。然而，当时的纳赛尔上校本人却卷入了权力斗争的麻烦中，他早已于1954年11月宣布自己担任埃及总统。在从亚洲到非洲之间新成立的国家独立运动中，他可是一位杰出的大玩家，在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严厉谴责“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该地区阿拉伯人激进分子眼里，他更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导师。他正在设法吸引苏联人的注意，1955年9月埃及宣布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批武器交易。

到了1956年，英国越来越感觉到纳赛尔构成了威胁：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行事激进如暴君，处于激流中却又逆向而行；另一方面是他现在成了他人的楷模。艾登及其高参们不断地把他和希特勒做比较，把他看成一个难以摆平的威胁人物。法国人也有同感，他们恨纳赛尔并不是因为他对苏伊士运河及他和苏联集团的交好对法国构成了威胁，而是他对法国在北非的臣民们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力。美国也不太喜欢这位埃及总统。1956年7月18日在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一次会谈中，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起签发了一项“不结盟”联合声明，明确表态埃及将保持独立而不会与任何西方国家结盟。美国马上予以报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7月19日取缔了先前于1955年11月关于美国资助在尼罗河上建立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协议。一周后，即7月26日，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化。

西方国家的最初反应是结成联合阵线：由英、美、法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如期举行，并于8月23日起草了一份“计划”，派遣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齐斯去约见纳赛尔。但纳赛尔拒不接见。那些伦敦会议的参与者只好再次开会，从9月19日一直开到9月21日，最后商定要成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同时，英法宣称它们将把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争议提交联合国商讨。

在对纳赛尔的行动做出反应这点上，英国特别注意美国的反应并与其保持一致。英国对美国仍欠有巨额债务，需支付大笔贷款利息，1955年英镑支付带来的压力甚至使英国想寻求暂时的豁免偿付。英国一直怀疑美国在该地区暗藏野心：它认为华盛顿正在构思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那也是美国发言人不断热衷于发出反殖民主义论调以博得当地精英人物好感的原因所在。但总体来说，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作为冷战动力的朝鲜战争掩盖了20世纪40年代两国之间的互相怨恨，英国觉得可以在英国的国际利益和承诺方面依赖美国。因此，虽然艾森豪威尔亲口说他们都非常担忧纳赛尔及其带来的威胁，但英国领导人还是想当然地认为一旦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美国人是会支持他们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1955年刚接替年老的丘吉尔）出发了，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埃及问题。不管在公众面前如何表现，英法都对联合国及其烦琐的程序失去了耐心，它们并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虽然因纳赛尔的行动而引起的各种会议和国际计划正在召开和讨论中，但英国政府却开始和法国进行私下协谈，计划联合出兵入侵埃及。10月21日，这项计划又新增加了以色列，它参加了英法在塞弗尔举行的高层机密协商会。以色列的目标很明确：1949年2月，埃及和以色列的边界宣布停火，但双方都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因而双方为边界之争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埃及于1951年7月封锁了阿卡巴海湾，限制了以色列的贸易及行动自由，因而耶路撒冷方面决定要撤销这一封锁。以色列想通过打击纳赛尔而确保其在西奈和周边地区的土地及安全。

在塞弗尔，这些阴谋家达成了共识。以色列负责袭击西奈的埃及军队并向前推进，进而占领整个半岛，包括其西侧的苏伊士运河。英法将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军，然后借着不相干的国际社会第三方的名义，偷袭埃及：先空袭，再从海上打击。它们将占领运河，以证明埃及没有能力公平、有效地管理这一重要资源，从而恢复过去的状况，最后再摧毁纳赛尔。这一计划实行了严格保密，在英国，只有艾登和4位内阁高级部长知道这一协约。这份协约经过10月21日至24日三天的酝酿，最后在塞弗尔签订。

一开始，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10月29日，（由于苏联的反对）在安理会未能就苏伊士问题达成有效决议两周后，也就是塞弗尔会议一周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西奈。几乎同时，英国船舰从马耳他基地向东行驶。第二天，即10月30日，英法投票反对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撤军的提议，并对以色列和埃及下达了最后通牒，狡猾地号召双方停止战争并接受英美军队占领苏伊士运河区。第二天，英法空军开始空袭埃及空军基地。48小时后，以色列完成了对西奈和加沙的占领，完全不顾联合国大会的停火要求。埃及出于自救，击沉了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有效封锁了航线。两天后，即11月5日，英法地面部队开始登陆埃及。

这时，阴谋才得以暴露。11月6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华盛顿政府对英法的欺骗行为大为恼火，对其联合行动谎言背后的真实目的非常痛恨：英法公然违背了1950年《华盛顿三国共同宣言》的内容和精神，这一宣言要求在阿以冲突中，英、法、美一起反抗侵略者。美国开始在明里暗里对英国施加大量的压力迫使其停止侵略埃及，甚至威胁说要对英镑实行“釜底抽薪”的做法。一方面震惊于美国竟然站在如此直接反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又担心英国无法经受住大量的英镑流失，艾登稍有迟疑后，不得不采取屈服的措施。11月7日，即英国伞兵首次在塞得港登陆两天后，英法两国军队宣布停火。同一天，联合国向埃及派驻维和部队。纳赛尔于11月12日接受了这一决定，证实了埃及主权不容侵犯。三天后，联合国维和部队抵达埃及并于12月4日进入西奈。

同时，英法军队宣布撤离苏伊士，并于12月22日完成了撤军。在这次危机中，英国的英镑和美元储备共损失了2.79亿美元，但后来得到了美国允诺的财政资助（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相当于5 000万美元的贷款限额）；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批准了一项对英国约计5 614.7万美元的贷款，附加另外的一笔7 38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公开保证它可以在阿卡巴海湾和蒂朗海峡右侧安全通行后，以色列军队也于1957年3月的第一周内撤离了加沙。英法完全撤离一周后，苏伊士运河开始清理河道，并于1957年4月10日重新通航。它还是留在了埃及手里。

在苏伊士大灾难中，每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以色列人虽然在武器上还得依靠法国，但却清楚地看到，以后还得尽可能地站在华盛顿这边以谋得自己的利益。这些在美国总统1957年1月宣布“艾森豪威尔令”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条总统令声称美国将出兵镇压“国际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侵略。在不结盟国家中，纳赛尔的地位通过击败旧殖民势力而得到进一步巩固。正如法国人所担心的，他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他们的支持者中所具备的道德影响力及其榜样作用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法国在埃及的失败预示着它在阿尔及利亚将遇到更大的麻烦。

对美国来说，苏伊士事件既提醒了美国它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良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对莫雷及艾登自以为美国总会提供援助的做法心怀不满。他们都对英法很恼火：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这次秘密计划在构思上有误、在出征中又执行不当，还因为它们选择的时机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的时间和苏联占领匈牙利几乎发生在同时。由于英法如此公然为了某块地区的帝国统治权而狡施计谋去对付一个阿拉伯国家，从而将世界注意力从苏联入侵其他国家并摧毁其政府上转移了开来。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落伍的做法，它们完全是在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的整体利益之上。

更糟糕的是，它们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宣传资料。苏联并没有参与这场苏伊士危机，但在11月5日，却威胁英、法和以色列，假如它们不停火的话，它将采取军事行动镇压。这种威胁当然对于整个事态的发展作用甚微。而且赫鲁晓夫及其同伴们也并不想采取什么行动。但一旦允许莫斯科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扮演保护弱者的角色，英法就会使得苏联首次获得参与权，这正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苏联所乐意并兴致勃勃地扮演着的角色。由于苏伊士危机的爆发，冷战的分裂主义和论调也被根植到了中东和非洲大陆。

对苏伊士危机的失算，使英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针对纳赛尔所策划的整个阴谋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会被揭露出来，但许多人还是心存怀疑。几周后，安东尼·艾登被迫辞职，满怀羞辱，因为他所实行的军事战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遭到了美国的公然反对，不予支持。虽然执政的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哈罗德·麦克米伦曾不愿参与出征苏伊士的计划，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轻松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英国政府却被迫急速改进外交政策以重获好感。

苏伊士事件给英国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苏伊士事件很明确真实地显示出英国缺少军事和经济资源，而且唤醒了英国的意识：今后将会面临更多要求独立的呼声。经过将近10年的间歇期后，其间除了苏丹（1956年）和马来西亚（1957年）曾脱离英国的统治外，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黄金海岸在195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加纳共和国，成为众多独立国家中的第一个。1960年到1964年间，英国又有17处殖民地举行独立庆典，英国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于降下英国国旗并看着新的政府成立起来。1950年仅有8个成员国的英联邦，到了1965年拥有了21个成员国，而且还在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

和阿尔及利亚独立带来的苦难，或1960年比利时放弃刚果后导致的灾难性结局相比，英帝国的瓦解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和平。但也有例外。在东部，尤其是非洲南部，比起在西非，帝国的解散表现得更有争议。1960年在开普顿的一次著名讲话中，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南非人民说道：“风向已经变了，正在吹遍这块大陆，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非洲的）正在觉醒是一个政治事实。”他并不期望受到友好接待，而且也未得到欢迎。为了维护自1948年来就强制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白人们于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脱离英联邦。4年后，在邻近的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者单方面宣布独立和自治。以后许多年里，这两个国家中占少数人口的统治者都成功地推行暴政，打压那些反对他们种族政策的人。

但是非洲南部比较特别。在其他地方，如东非，占相对优势的白人殖民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一旦明了英国政府既无力也无兴趣来加强殖民统治、镇压大多数人的反抗，这些欧洲殖民者就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相安无事。那些反抗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尚不明显，当时英军曾在肯尼亚发动了一场残忍、阴暗又不光彩地挑动当地白人抗击茅茅人运动的战争。

1968年，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从1956年11月的事件中最后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宣布英军将从各种基地、港口、贸易中心、输油港和其他帝国时代为了保有苏伊士东部而建的机构中永远撤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天然港口亚丁港。英国再也无力假装可以影响和左右大洋彼岸的世界了。渐渐地，英国本身也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正如亚当·史密斯早就预见到的，1776年在大英帝国的初期阶段，放弃“帝国那华而不实的马车”是控制债务并使国家根据那平庸的现状来设计、规划它的未来的“最好的办法。”

苏伊士事件的第二个教训是：对英国绝大多数机构而言，那就是英国也不能犯站在美国对立面与其争论之错。这并不是说今后这两个国家总得意见一致——比如说，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英国更倾向于对苏联做出让步，而这导致了1957年到1961年间英美关系的冷淡。但在任何情况下，华盛顿都不可信任、不会支持它的友人这一说法，又使得哈罗德·麦克米伦站到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法国同时代人戴高乐的对立面。不管内心有多少顾虑、不管它对美国的行动有多么不解，英国政府今后是铁定矢志忠于美国了。只有这样，它才能指望影响到美国的决定并在必要时保证美国会扶持英国一把。这种战略上的再次结盟对英国和欧洲来说具有重大含义。

英国社会感受到了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延续性影响。大不列颠，尤其是英格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十分乐观。1951年保守党当选上台以及第一次显示出的经济繁荣的征兆，驱散了战后早期的平等主义阴霾。在女王新执政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沐浴在怡然自得的秋后难得小阳春般的阳光下。英国人在殖民地导游的正确导引下，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1953），并且首次以低于4分钟的成绩跑完了1英里（1954）。而且整个国家都时刻记得，正是英国人分裂了原子，发明了雷达，发现了盘尼西林（青霉素），设计出了涡轮式直升机引擎，等等，不胜枚举。

那些年代的辉煌——多少有些过誉地号称是一个“新的伊丽莎白年代”——在有关当时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最受欢迎的关于英国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影片如喜剧片《古纳维芙》（1953）和《家庭医生》（1954）描述了生机勃勃、年轻富有而又充满自信的英格兰南部的景象。除了背景和人物都不灰暗且没有受过压迫的迹象外，其他的一切都沿袭了传统：剧中人物个个都青春亮丽、受过教育、薄有资产、言辞得体、受人敬重。那时的英国宫廷还仍然接受首次进入社交界的女子（这一明显落伍过时且荒唐可笑的礼仪最终被女王于1958年正式取缔）；保守党议员中1/5来自伊顿公学；1955年的大学里，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并不比1925年的高多少。

除了善意的社会喜剧外，英国电影院也纷纷推出了大量的战争片：《木马》（1952）、《无情的大海》（1953）、《轰炸鲁尔水坝记》（或译《敌后大爆破》）（1954）、《小艇英雄》（1955）、《普拉塔河口的战役》（1956）。这些影片都根据“二战”中的英国英雄事迹改编或创作而成（其中尤以海战为重），令英国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值得他们自豪的人和事，有点儿妄自尊大。要是缺了辉煌的战役，那他们就会杜撰英国的战争神话，浓墨重彩地描绘那种跨越阶级的或占领时期的同志之爱。当涉及暗示有社会压力或阶级差异时，往往会出现一种老于都市世故的妙语或令人怀疑的论调，而不会出现冲突或发怒。只有在查尔斯·克里奇顿的《熏衣草山的乌合之众》这部伊灵喜剧中最尖锐的一部喜剧里，才出现了一些对社会的评论，这是一种布雅德主义（poujadism）在英国的变体：反映了那些身处当中的温驯小人物们的怨恨与梦想。

然而，从1956年起，调子开始明显阴暗了起来。战争片如《克瓦依河大桥》（1957）或《敦克尔刻》（1958）就带着一种质疑的低调，似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自信正在瓦解。到了1960年，完全按过去模式拍摄的战争片《击沉俾斯麦号军舰》更是显得出奇地过时，与现时口味格格不入。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开创了新风，这部剧本于1956年在伦敦首演，两年后又被忠实地搬上了银幕，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部充满了愤怒与幻想破灭的戏剧中，主角吉米·波特一直在他所处的社会和婚姻中苦苦挣扎，既无法放弃，又无力改变。他谩骂他妻子艾莉森的资产阶级背景。而她，反过来，又陷入了她那易怒的工人阶级丈夫和日亦衰老的前殖民者父亲之间，而她的父亲则对现在的世界感到迷茫而无法理解，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像艾莉森警告他时所说的：“你受伤害是因为一切都变了，杰米受伤害是因为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你们又都无法面对这一切。”

这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时英国人心态的分析虽然说不上惊人地细致入微，但却很真实。《愤怒的回顾》登陆电影院的同时还上映了大量表现同样情绪的影片，大部分改编自50年代后半期的小说或剧本：《顶楼的房间》（1959）、《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孤独的长跑者》（1962）、《如此之爱》（1962）、《运动生涯》（1963）。50年代初的电影不是由那些仪容端庄、操一口标准伦敦音调的中产阶级演员来担纲扮演——如肯尼斯·莫勒、迪尔克·鲍贾德、约翰·格雷逊、瑞克斯·哈里逊、格奥弗雷·吉尼——就是由那些可爱的伦敦“派”的犹太演员来扮演（如西德尼·詹姆斯、阿尔菲·巴斯、西德尼·泰菲勒和彼得·赛勒斯）。后来的电影，所谓的“厨房——水槽剧”则一味地描述日常生活，造就了另一批新星，如汤姆·康特纳、阿尔伯特·芬妮、理查德·哈里斯、阿兰·白德斯。他们是一批典型的在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环境中成长的人，操一口与环境相称的口音和语言。他们所代表的英格兰充斥着分裂、痛苦、世俗、敌意和坚硬，幻想已破裂。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影片中，其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妇女都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影片中只有白人。

如果说帝国之梦想在苏伊士危机中遭遇了破灭的话，那么英国中产阶级那种岛民固有的自信心却早就遭到了围攻。1956年的灾难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1950年，就在伦敦“这块圣土上”，在板球运动的老家，英国国家板球队首次败于西印度群岛板球队，标志着英国的衰退；3年后，即1953年，在国家体育馆，英格兰足球队又输得一塌糊涂，颜面尽失，以出人意料的3∶6负于毫不起眼的匈牙利队。在这两项由英国人传遍世界的体育运动中，英国再也不是老大了。

这些非政治性运动的失败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和打击更为深远，因为这些年来英国社会一直在避开政治。苏伊士危机中持反对意见的英国工党，根本无法利用艾登的失败来扭转局势，因为选民们再不会通过政党政治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经历。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人对消费和享乐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宗教信仰热情也开始衰退，从而对与之相关的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都兴味索然。哈罗德·麦克米伦，一位带有自由倾向的保守党政治家，一位以爱德华式的乡村绅士面目出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对外宣扬取消殖民主义，对内则激励和平与繁荣政策。年长些的选民们都对此结局满心欢喜，只是年轻人们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帝国从各殖民地的撤离加强了英国人对国家未来何去何从的焦虑之心。失去了帝国往日的荣耀，现在的英联邦国家成了为英国提供食物的巨大来源。多亏了英联邦的优惠策略（即英联邦各国家之间享有关税优惠），英联邦国家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构成了英国所有进口产值的1/3。但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比例在其总出口量中却逐年下降，而更多地转向了欧洲（1965年，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首次与英联邦之间的贸易持平）。苏伊士危机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都把它看作英国衰败的标记，它们重新调整了对外贸易的对象和政策，转向了美国、亚洲以及后来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而对英国来说，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却不大可能为英国提供一个全新的未来前景，更不可能帮助它赶上时代潮流。反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恰恰表明了英国的衰落和无助。因此，它的文化和教育都针对着欧洲大陆，倒并不是说它是出于本能。对许多英国政治家及其他人来说——而不仅对麦克米兰本人——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多多少少，他们国家的未来在海峡对岸。除了欧洲之外，大不列颠现在还能指望谁来帮助它恢复昔日的世界地位呢？

一些理想主义者提出的“欧洲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遭遇了阻碍。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否决了建立欧洲军队的提议，从而阻碍了一切有关加强欧洲之间合作的会谈。地区之间制定了一些以比荷卢协约为模本的地方性条约，如1954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之间订立的“流动人口共同劳力市场”条约，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议程。倡导欧洲合作者于1955年春宣布成立了欧洲原子能机构，但它和煤钢共同体一样，是由法国最先倡议的，它的成功也主要在于这一机构范围狭小且便于技术管理。因此英国人对欧洲统一的前景仍抱怀疑态度，倒也情有可原。

再一次重新推动欧洲统一的进程，得主要归功于比、荷、卢等国家，它们曾从跨疆界的统一合作中获益匪浅，却并没有淡化本国的个性特征。这就提醒了欧洲的政治家们，如著名的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至少在目前，要寻求政治或军事统一是不可行的。到了195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人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前些年的军事领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很显然，重点应当放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上，在这一领域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和各国的合作而又不侵犯传统的民族感情。斯帕克和他的荷兰同伴一起，于1955年6月在麦西拿召开了一次会议，共商对策。

参加麦西拿会议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还有一位英国（低级）“观察员”。斯帕克及其同伙们提出了一项旨在促进关税联盟、贸易合作和其他跨国合作的提议，尽力避免伤及英、法两国的自尊。法国抱着警惕的热情，而英国则坚决地怀疑这一切。麦西拿会议后，斯帕克在一次由他本人主持的国际会议上继续谈起这项计划，旨在坚定地寻求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寻求一个“共同的市场”。1955年11月，英国退出，表现出对他们一直心存怀疑的所谓欧洲共同体的警觉。

然而，法国却决定冒险一试。1956年3月斯帕克委员会再次强烈推荐成立“共同市场”时，法国表示赞成。英国观察家们还是犹疑不决。他们也深知不加入这一组织可能遭遇的风险，正如在斯帕克推荐之前英国政府委员会私下观测后所指示的：“一旦麦西拿会议的权力机构在脱离英国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那就意味着德国获得了欧洲的霸权。”要不是担心这一点，而且亲英的斯帕克又在极力主张，并且国际英镑体制在几个月前的苏伊士危机中又显得过于疲软的话，英国政府可能还不会冒险和“欧洲人”站在一起共命运。1957年3月25日，根据在罗马签订的和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掌控原子能的欧洲原子能机构），并于1958年1月1日起生效。新成立的欧共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共有6个7年前原属煤钢共同体的成员国。

完全有必要重申《罗马条约》的重要性。对多数人而言，它表达了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意愿。它的签约国都列出了一份时刻表，计划着要减免关税和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最终调整货币并实现自由商品、货币和劳力兑换的目标。《罗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一种框架并为以后制定和加强这些规则而设计出一套程序。根据条约第177条，各国可以提交诉讼至欧洲仲裁法庭以获得终审权。这项最重要的创新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倒是在后来几十年里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并不强大，反倒可以说十分微弱。1956年斯帕克在报告中强调：“欧洲这一世界制造业的巨头，曾经从其海外市场获得了大量重要资源，如今正面临着外在地位衰弱、影响力衰减的局面，它在分裂中失去了进步的能力。”正是因为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才拒绝加入欧共体。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部分战略目标是为了抵抗正在日益强大的美国势力，从而获得一定量的货币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十年间进入华盛顿政策圈内，这一目标实在显得荒唐可笑：新成立的欧共体得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防护，离开了美国的保护，它的成员国根本没法投入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不用说什么共同防务了。

然而，也并不是每个成员国都对这一新的提议感到满意。在法国，许多保守党代表（包括戴高乐主义者）投票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汇率制，而有些社会党人和激进的左派（包括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则反对成立因没有英国参加而显得令人不踏实的“欧洲小团体”。在德国，阿登纳自己的经济部长，热切主张自由贸易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对新商业主义者的“关税联盟”提出批评，认为它会损害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限制了贸易往来并损害了价格体系。在艾哈德看来，欧共体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宏大经济体”。一位学者曾敏锐地观察到，情况有可能变得完全两样：“要是艾哈德统治德国的话，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英德自由贸易组织，在农业上称霸世界，这样一种经济上排外的作用会最终迫使法国加盟进来。”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如实发生。而欧共体的最终成形也有它的逻辑可循。20世纪50年代，西欧大陆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和联邦德国进行贸易，欧洲经济复苏越来越依赖于联邦德国的市场和产品。此外，战后欧洲各国正忙于各自的经济事务：通过计划、法规和制订增长目标并抵消其他各种力量之间的势力抗衡。但出口的增长、从旧产业转向新产业中的资源转向、对农业和交通等行业发展的扶持等等，这一切都需要跨国合作。没有一个西欧国家的经济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这样一种为实现共同体利益而合作的大趋势是受到了各国自身利益发展的驱动，而并不是舒曼煤钢共同体的目标之一，这一权力机构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制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1939年以前，这种保护和增强地方利益的想法曾使欧洲国家各自为政，如今却把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障碍的排除，成了推动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比如，荷兰对欧共体可能对外征收的高额关税并不高兴，认为那会引起当地价格膨胀，和它的邻国比利时一样，它也因英国未加入这一组织而感到担忧。但它们也不敢冒险断绝与它们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德国人的心思则比较复杂。作为欧洲主要出口大国的德国，在和西欧的自由贸易中获利日增——主要是因为德国制造商失去了在东欧的重要市场，也没有以前的殖民地可供剥削利用。在艾哈德看来，为保护关税而限制了6个国家的欧洲关税联盟并不是德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和英国人一样，他和许多德国人期待着一种更广阔、更自由的欧洲贸易的到来。但为了遵守外交政策的原则，不管他们之间的利益差异有多么不同，阿登纳将不会和法国断交。另外，还有农业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农民大多产能低下，生产的食物还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结果导致了贫穷、移民和乡村法西斯主义。“二战”后的那个饥荒年代里，所有的计划都用来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生产能力的农夫们尽量多生产。为了减少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进口国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依赖，政策的重点放在了鼓励多产而非提高效率上。农民们不用担心会出现战前的价格紧缩：直到1951年，欧洲的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政策保护和政府的价格支撑下，欧洲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说，40年代对农民来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到了50年代，虽然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已流向了城市新兴行业，但农产品产量还是在不断增加：欧洲农民正在变得越来越高产。而且他们也从公众的永久福利中不断得利。

在法国，这一怪异的状况表现得尤为突出。1950年，法国还完全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但接下来的几年里，该国的农产品出口就开始飙升。1949-1956年，法国的黄油产量上升了76%；1949到1957年奶酪出口上升了116%。同时期的大麦和玉米种植分别增长了348%和815%。法国现在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剩余。跨度从1957年到1961年的第三个现代化计划，仍倾向于肉类、牛奶、奶酪、糖和小麦生产（在法国北部和巴黎盆地盛产主要粮食的地区，影响法国农业生产的辛迪加势力最强）。同时，法国政府也一直关注土地在法国公众生活中的象征性意义——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农村选票——努力维持着支撑价格并寻求着食品的出口市场。

这在法国决心加入欧共体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利益兴趣主要在于它可以优先进入海外尤其是德国（或英国）的肉类、奶类和谷物产品市场。这和它的欧洲同伴所允诺的持续的价格支撑以及同意全部购买法国剩余农产品的许诺一起，成为说服国民议会投票赞成《罗马条约》的重要原因。作为交换，法国对德国非农产品打开了国内市场。法国通过向欧共体成员国转嫁国内农产品而大大减轻了巴黎政府的负担，这一对农业的承诺长期以来已成了耗资巨大（并且快引起政策崩盘）的重负，法国早已无法忍受了。

这就是欧共体著名的共同农业政策诞生的背景，它最早提出是在1962年，经过了近10年的商谈才于1970年正式产生。由于欧洲固定价格的上涨，所有的欧洲粮食产品都因价格太高而在世界市场失去了竞争力。由于都得受制于同样的价格机制，高效的荷兰奶业企业联合集团并不见得比小型、低产的德国农场好多少。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这一问题，欧共体花费了大量精力设计实践方案和制定规则。他们为所有的农产品制定了目标价格。欧共体的对外关税将使进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到这一水准——这完全是根据欧共体成员国国内最高价格和最低效生产者的水准而制定的。

因此，欧共体每年都得以低于“目标”价5%——7%的价格买空它所有成员国的剩余农产品，然后以低于欧洲价的价格贴补卖给共同市场外的国家，以清空多余的农产品。这种事实证明非常低效的交易流程实际上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政治交易。为了维持生计，德国的小农场往往需要大量的补贴。法国和意大利的农场经营成本并不很高，但却没有人敢叫他们限制生产，更不会要求他们为他们的产品定个市价。相反，每个国家都对农民有求必应，把产品成本部分地转嫁到城市消费者和所有纳税人头上。

共同农业政策的出现并不是前所未闻的。19世纪末欧洲的谷物关税和它非常相似，主要针对的是从北美进口的廉价粮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高峰时期，曾有过多次尝试通过购买剩余产品或出钱让农民少生产的方式来抬升农产品价格的做法。在1938年德国和法国之间再也无法完成的一项协约中，德国曾许诺将从法国进口农产品，而法国则对德国开放国内化学、机械工程类产品的市场。（战时在被占领后的巴黎曾举办过一次“欧洲的法国”展，强调了法国丰富的农产品，并认为法国加入希特勒的新欧洲后将进一步获益。）

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策保护。即使在美国，从1947年到1967年，它的对外关税降低了90%，却还是（并且仍在）小心地将农业排除在这些自由贸易之外。从一开始，农产品就被故意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当然，欧共体也不例外。但共同农业政策带来的后果却也明显有悖常理。随着欧洲生产者效率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高收入保障使他们得以投资最好的装备，使用最好的化肥），供远大于求，尤其是在那些受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法国大农业主尤其偏好于谷物和牲畜，而对意大利南部生产的水果、橄榄和蔬菜却毫不关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粮食价格的下跌，欧共体的粮价显得高得离谱。共同粮食政策宣布后的几年里，欧洲的玉米和牛肉价格是世界价格的200%，而欧洲的黄油价格则高达400%。到1970年，共同粮食政策雇用了共同市场4/5的行政人员，农业占据了预算的70%，这对一些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来说，真是一种怪异的状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承受这样一种荒唐的政策，但是通过把重担整个地转嫁给共同体，并将它与共同市场的更广泛的目标联结在一起，每个国家都至少在短期内获得了收益。只有那些城市贫民（和非欧共体农民）没有从共同农业政策中获利，但前者还是至少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

这一时期，当然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加入欧共体。共同市场宣布成立一年后，英国仍在试图阻止出现一个超国家范围的欧洲集团，提议将欧共体扩展为一个工业自由贸易区，包括欧共体成员国、其他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在内。可想而知，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提议。作为回应并在英国的带动下，一些国家于1959年11月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会员国多是些繁荣、次要却热切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如奥地利、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葡萄牙、英国以及后来加入的爱尔兰、冰岛和芬兰。除葡萄牙外，它们的农业生产虽然规模很小却很高效，并且以世界市场为主。

由于上述原因，而且它们又和英国关系密切（尤其是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它们对欧共体而言意义不大。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却成了（并仍然是）一个少数派的组织，成了对布鲁塞尔派缺陷的一大对抗而非一种真正的替代品。它只是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还是得自我定价。一些小的成员国，如奥地利、瑞士或瑞典，可以在此找到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市场并吸引大批游客，得以繁荣本国经济。其他如丹麦等国则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出售它们的肉类和奶制品。

但英国本身需要一个更大的工业出口市场，它的盟友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阿尔卑斯山区国家的市场还太小，满足不了它的胃口。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虽然还在希望能够影响欧共体的政策，但却认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正式决定于1961年7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时离伦敦鄙夷地拒绝参加麦西拿会谈已隔了6年。爱尔兰和丹麦在经济上和英国关系极为密切，也跟随英国申请加入了欧共体。是否会批准英国的申请加入还不确定，大多数欧共体成员国仍然希望英国能够加入进来，但是他们对英国能否接受《罗马条约》的核心目标却有理由心存怀疑。但事情仍属悬而未决，众所周知，戴高乐曾于1963年1月公开反对英国的加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一些事情真相正在逐步被揭示出来，直至此时仍受轻视的欧洲社会拒绝英国的加盟，这令麦克米伦非常绝望，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多年来的一切努力……白费了。我们的内外政策都毁了。”

英国别无他法，只好再试一次。他们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6个月后却再次遭到了心存报复、态度冷静的法国总统的投票否决。最后，在1970年，戴高乐退休并过世后，英国和欧洲之间展开了第三轮谈判，终于顺利加入了欧共体（部分原因是随着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不断下跌，英国不再坚持要求布鲁塞尔会议各国保证和非欧共体国家之间的第三方贸易优先权）。但是到了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最终加入欧共体的时候，欧共体早已定型，它们再也无法像英国的领导人以前一厢情愿地想对它施加影响力了。

欧共体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宰，波恩掌管着财政大权，而巴黎主持政策。联邦德国希望成为欧洲社会的一部分，为此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随后的几十年里阿登纳及其后继者们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买单，毫无怨言，忠于法国这位盟友，这让英国大感意外。法国的农场则通过贴补和转型实现了“欧洲化”，而不用花丧失主权的代价。后者一直是法国外交战略的首要考虑点，早在1955年麦西拿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安托万·比南就明确宣布了法国的目标：跨国行政管理机构固然不错，但应当听命于各国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欧共体的最初10年里，戴高乐可以对其他成员国吹胡子瞪眼睛。根据最初的《罗马条约》，所有的主要决策（除吸纳新成员外）都应当在成员国内部的部长级会议上以多数投票赞成的方式才可决定。但是，通过1956年6月撤离政府间的会谈，并迫使其他领导人同意根据法国的要求调整农业资金，法国总统一直束缚着欧共体的运行。经过长达6个月的僵持后，其他国家开始屈服；1966年1月，他们很不情愿地一致同意，今后部长级会议将不再通过多数投票的方式施压。这是第一次违背了原来的《罗马条约》，也是法国赤裸裸权力欲望的一次重要表现。

但欧共体早期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令人瞩目。1968年，欧共体就取消了内部关税，提前实现了原定计划。同期内6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3倍。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约4%，而在20世纪60年代，每个劳动者的农产品产量却年递增8.1%。到第一个10年快结束时，虽然还处在戴高乐的阴影之下，但欧洲经济共同体却成了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排队申请加入。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那代价很高的自我服务式关税联盟、由集权当局和一位非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官直接从布鲁塞尔发号施令的做法，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好处。实际上，这种按法国的命令形成的保护性条约和间接性补贴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国际贸易组织体系的精神和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欧共体的管理制度完全是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好兆头。

最终，法国人对早期欧共体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一个新“欧洲”，它被指责为在次大陆使各个民族国家再次产生了一切最坏的特征：似乎为西欧复兴而付出的代价总是太高，有可能引起以欧洲为中心的地方主义危险。尽管增长势头喜人，但欧共体的世界实在太小。在某些方面，它在人数和地域上甚至比法国或荷兰以前在海外的殖民地还要小得多。但这在当时对大多数西欧人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还没什么选择余地。但一旦时机来临的话，它将导致产生一种狭隘的“欧洲”观，这对它的未来发展很不利。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的去世，预示着在他那批神经紧张的继承者中间将引发一场权力之争。起初，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首先表现出一副唯一继承人的架势。正因如此，他的同事们密谋准备于同年7月将他暗杀，中间经过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短期执政2个月后，在斯大林内部圈子里名气并不大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被确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多少带有点儿讽刺意味：贝利亚虽然患有精神错乱，但他一直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主张实行当时还不具备正式名称的“非斯大林化”。从斯大林去世到他自己被捕的这段短时期内，他还一直在谴责所谓的“医生的阴谋”，并且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一些犯人，甚至还在那些卫星国推行改革，这令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很是迷惑。

虽然新的领导层名义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却越来越以赫鲁晓夫为主，他们除了继续走贝利亚鼓吹的路线外，别无选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许多年里，苏联一直陷于压迫和贫穷交迫的境地，到处都是抗议和要求变革的呼声。1953年和1954年，在西伯利亚的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和坎格尔的劳改营里发生了暴乱，克里姆林宫出动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和人数众多的军队，才平息了这些动乱。但一旦恢复“秩序”后，赫鲁晓夫又恢复贝利亚的策略。在1953-1956年间，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约500万名犯人。

后斯大林时代的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1953年的柏林动乱中（参见第六章），而且还表现在那些弱小卑微、逆来顺受的帝国边远地区的反抗中，如保加利亚的卷烟厂工人于同年5月、6月发起了骚乱。苏联的统治并未受到严重的威胁，但莫斯科当局还是严密关注公众不满情绪的范围。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埋葬掉斯大林及其暴行，又得注意不损害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建立起来的恐怖体制，同时还可以利用垄断的权力为其政党服务。

第二年出台的赫鲁晓夫的策略分四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的是，由于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他需要稳定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第二，莫斯科开始构建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桥梁，最早是和南斯拉夫，在经过长达7年的对峙局面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访问南斯拉夫（离签署《奥地利立国公约》仅隔了一个月），以便重修苏——南旧好。第三，莫斯科开始鼓励其卫星国的共产党改革，允许谨慎批判老派斯大林捍卫者们所犯下的“错误”，重新安置一些当时的受害者，结束一系列的公审、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迈向了有控制的改革的第四步（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最后一步）：划清同斯大林的界线。这一步是在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走出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那现在为人熟知的“秘密报告”，严厉批判总书记所犯下的罪行、错误和个人崇拜。现在回顾起来，这次报告带有神话般的基调，但却不可夸大它的划时代意义。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一位列宁主义者，并且至少和他的共产党领袖中的同时代人一样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阴险狡猾的目标，承认并细述斯大林的行为，但是把一切责任又都推到斯大林本人身上。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就是通过将一切指责和责任推卸到已死的“约大叔”身上，同时确保共产主义事业继续下去。

2月25日发表的报告在篇幅和言辞上都完全按传统的样式进行。它是对一批党内精英所做的发言，而且发言本身仅限于描述斯大林在“背离”共产主义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独裁者被指责为“忽视了党内生活的准则，践踏了列宁主义关于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也就是说他独断专行。因而他的下级同事（自1930年初以来，赫鲁晓夫也归入了此列）可以被免除罪责，不用为他的罪行及更严重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为了维护并加强列宁、列宁式的政府体制和斯大林的后继者的纯洁地位，赫鲁晓夫经过精心思考，冒着一定的风险，罗列了斯大林个人失误的细节（从而使听众中那些唯唯诺诺的老干部们感到震惊和感情上的伤害）。

这次秘密报告达到了它的目标，至少在苏共内部是如此。它和斯大林时代坚决划清了界线，承认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灾难，并且继续表明这一切都和现任的共产党领导无关。于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得到了保障，他相对自由地腾出手来改革苏联经济，并可以放宽对恐怖机构的控制。老一代斯大林主义者被边缘化了——在6月铁托回访莫斯科的前夕，莫洛托夫就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赫鲁晓夫的同代人以及那些年轻些的共产党员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这些人和参与斯大林罪行的赫鲁晓夫一样，都是有罪的，因此，他们根本无权来否定斯大林的主张和败坏他的名誉。这场控制严格的“非斯大林化”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

然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无法保密，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虽然在苏联，这份秘密报告直到1988年官方才准许公开发表，但事发后几天之内，西方情报机构就风闻了这份报告。西方各国共产党也得知了这一报告，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动机还并不知情。结果，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贬损斯大林的传闻天下皆知，令人激动不已。对共产党人而言，贬损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做法令人迷惑而且担忧，但也是一种解脱。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共产党人今后将不再需要寻找借口或否认他们批评斯大林的大胆指责了。西方各国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同情斯大林的人开始退党和转向，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他们的信念。

赫鲁晓夫公开抛弃斯大林主义的言行在东欧激起了强烈反响。分析苏联领导人最近和铁托的重修旧好、4月18日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之言，人们觉得莫斯科今后似乎将寻求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放弃了作为控制手段之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现在，至少让人觉得，苏联将首次开诚布公地发言了。正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在1956年4月布拉格的一次作家大会上所解释的：“一次又一次，在这种大会上我们被告知，作家要讲真话。这就是说这些年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讲真话……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梦魇终于被祓除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历史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过去的恐怖记忆犹新，而且莫斯科那边又有传言说将发起新的政治行动。非斯大林化在邻国波兰则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6月间，波兰军队奉命开赴西部的波兹南市，镇压了一场因工资和劳动指标的争议而引起的示威运动（这和3年前柏林的那场动乱很相似）。然而，这在整个秋季反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个国家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并没有被彻底苏联化，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战后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受到的破坏并不严重。

1956年10月，由于害怕对公众情绪失去控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苏联元帅康斯坦蒂·罗科索夫斯基的波兰国防部长一职，并将其逐出政治局。同时选举符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以取代斯大林主义者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戏剧性变化：哥穆尔卡几年前还被关禁在狱，几乎难逃公审的厄运。在波兰公众眼里，他代表了一种波兰共产主义的“民族性”，他的当选被普遍理解成是共产党为了维持民族性而采取的一种对莫斯科更高权力的暗中对抗。

那也正是苏联领导人对此事件的看法。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另外3名高官于10月19日突然飞抵华沙，意图阻止哥穆尔卡上任，禁止驱逐罗科索夫斯基，并想重新控制波兰。为确保对方明白他们的意图，赫鲁晓夫同时命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但在机场柏油碎石路上，在与哥穆尔卡的激烈争辩中，赫鲁晓夫得出了结论，认为与其强加于人并引起激烈冲突，还不如接受波兰共产党的新状况，从而使苏联在波兰的利益得到最大实现。而哥穆尔卡则向苏联人保证，他能够恢复控制局势，无意放弃权力，但不会使波兰退出《华沙条约》，也不会要求苏联从波兰撤军。

考虑到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之间的悬殊实力，波兰新的领导人却成功转移了一场国家灾难，实在令人惊奇。但赫鲁晓夫却认清了他的对话者，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后，他对苏联政治局解释说，苏联驻华沙大使波诺马连科“完全错误估计了哥穆尔卡”。共产党控制波兰的代价只是一些人事变动，放松了波兰公众的生活，但哥穆尔卡是一位坚定的党员，他不愿意把权力拱手放到街头或落到共产党的政敌手里。同时，他也是一位务实的人：如果他没法平息波兰动乱的话，那么就只能让位给苏联红军了。哥穆尔卡认识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消除苏联的地域影响力和政治垄断。

“波兰的十月”最终得以化险为夷，纯属偶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华沙差点儿再次被苏联占领。然而，匈牙利的情况却不一样，这在最初表现得并不明显。早在1953年7月，匈牙利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就被一位一心改革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所取代（他是由莫斯科提名的）。纳吉和哥穆尔卡一样，早年曾遭受过清洗并被关入狱，因此对他的国家刚刚经历过的恐怖时期和暴政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作为党的领导人，他的首次行动就是在贝利亚的支持下，推行自由化政策：关闭拘留营和劳改营，允许农民自愿离开集体农庄。从总体上更多地鼓励农业生产，而放弃不切实际的工业目标。1953年6月28日的匈牙利共产党秘密决议很有特色地表述说：“错误的经济政策揭示出一种自我吹嘘之象，充满了风险。只要强制发展重工业，就总是预见到有一部分资源和原材料无法得到。”

在莫斯科看来，纳吉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接班人。1949年9月，他曾批判过马迪亚斯·拉科西的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并且他也是匈牙利政治局成员中仅有的两名反对处死拉兹罗·拉吉克的人之一。这件事以及他对农村集体化的批判，导致他被逐出党的领导层，并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纳吉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态度”，未能紧跟党的路线。但是选择他是符合逻辑的。在这样一个政治精英和经济都曾遭受斯大林蹂躏过的国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拉科西统治下，从1948年到1953年间，约有480名公众人物被处死，这还不包括拉吉克和其他共产党牺牲者在内；同一时期，（在总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里）竟有15万人被关进了监狱。

纳吉一直执政到1955年春。那时候，拉科西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一批中坚分子正在暗中给这位同事制造麻烦，趁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北约组织扩张的威胁、邻国奥地利将要变成独立的中立国家，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莫斯科，说纳吉不值得信赖，他无法坚决控制局面。苏共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了纳吉的“右倾背离”，他被赶下了台（后来又被开除出党），而拉科西和他的朋友们则得以重掌布达佩斯的大权。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8个月前，这种从改革中倒退的做法，预示了在诋毁斯大林名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是多么缺少计划，扰乱了共产党的平稳执政。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下了台的“纳吉集团”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形成了一股非正式的反对派，即“改革”派，这在战后共产主义中还属首次。与此同时，又轮到了拉科西来吸引莫斯科的嫌恶目光了。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正在急切地想重续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拉科西在先前反铁托的那阵疯狂运动中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匈牙利的公审中，尤其是对拉吉克的审判中，特别指控了拉吉克等人的“铁托主义”，这并不是出于偶然。在这场运动中，匈牙利共产党被指派扮演了公诉人的角色，而且党的领导层在执行任务中表现积极而热切。

因而，这时的拉科西就陷入了尴尬境地，成了苏联计划中不合时宜的障碍物。1956年6月，随着苏联——南斯拉夫高层领导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似乎继续在布达佩斯保留这样一位与过去不光彩的日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又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显得毫无必要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况且他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顽固正在激起匈牙利民众的公开抗议。尽管拉科西费尽心机，在1956年3月撰稿，在匈牙利报纸上起劲地批判贝利亚在匈牙利警察中的追随者尉加伯·佩特，紧跟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论调，并庆贺得以“揭露”这种迫害无辜者的罪行，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56年7月17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飞抵布达佩斯，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最后一次把拉科西赶下了台。

苏联提拔了厄尔诺·格罗顶替拉科西的位置，这位匈牙利人也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斯大林主义者。这次苏联选错了人，格罗既无能力领导变革，又无法镇压变革。10月6日，对贝尔格莱德来说尤其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示，布达佩斯当局允许公众重新安葬拉兹罗·拉吉克及其在公审中牺牲的同伴。拉吉克公审中的幸存者贝拉·萨兹在墓前演讲道：

被以捏造的罪名处决的拉兹罗·拉吉克在一处不知名的墓地里躺了七年。然而他的死对匈牙利人民和整个世界而言是一种警示。从他棺木旁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人都不仅仅是在向死者表示敬意，他们是在热切希望并决心埋葬掉一整个时代。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独裁专政、道德腐朽的不光彩的年代，应当被永远埋葬掉；匈牙利实践者们在执政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和个人崇拜，充满了危险，更应当被永远禁止。

拉吉克的命运在激起人们同情心的同时，又夹杂着某种讽刺意味，这个人自己也曾将许多无辜的（非共产党）受害者送上了绞架。但不管是否带有嘲讽意味，重葬拉吉克却引发了匈牙利的火星。

1956年10月16日，匈牙利外省城市塞格德的大学生们组织了“匈牙利学生团”，它独立于官方的共产党学生组织。一周之内，学生组织遍及全国，到10月22日，以布达佩斯科技大学学生系统阐述的“十六点”声明为高潮。学生们要求实行包括工农业在内的改革、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言论权，取消各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对生活的禁令和规定。但是，他们还要求伊姆雷·纳吉当总理、审判拉科西及其同伙的罪行，以及要求苏联军队撤离他们的国土。这就预兆着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第二天，10月23日，学生们开始聚集在布达佩斯的议会广场上示威，坚持他们的要求。政府一开始是禁止，后来又允许了这次示威。当天下午，示威还在继续，格罗通过当晚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开始发表讲话，指责这次集会及其组织者。一小时后，愤怒的示威者打碎了矗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雕像，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攻击人群，匈牙利中央委员会连夜召开会议。第二天早上8点13分，宣布伊姆雷·纳吉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理。

如果党的领导层指望通过纳吉的回归来平息这场事端的话，那他们是盘算错了。纳吉本人也急于恢复秩序：他上台后1小时内就宣布了宵禁法。在和苏斯洛夫与米高扬的谈话中（米高扬当天就从莫斯科直飞而来），纳吉和匈牙利的其他新的领导人却坚持认为有必要和示威者对话。在10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雅努什·卡达尔向苏联人汇报时解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分辨出谁是忠诚的大众，他们因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而疏远了党；谁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纳吉政府希望孤立的人。

卡达尔的明确表态可能说服了苏联领导人，但这不是匈牙利的真实情况。一时之间，全国各地自发地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工人团体和革命者“全国委员会”。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反击和私刑泛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不顾一些党员的劝告，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场动乱是一次民主革命，而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运动”，从而失去了拉拢对方的机会。10月28日，在首次示威爆发仅一个星期后，纳吉才在广播中建议停止武装冲突，承认最近的抗议活动是合法的、具有革命性的，许诺废除令人鄙视的秘密警察，并宣布苏军即将从布达佩斯撤离。

苏联领导人虽心存疑虑，但还是认可了匈牙利领导层的新路线。苏斯洛夫在纳吉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把这次让步看作党为了控制群众运动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发展远远超出了莫斯科的估计。两天后，即10月30日，在共产党的布达佩斯总部遭袭并造成24名楼层保卫者遇难后，伊姆雷·纳吉再次发表广播讲话。这一次，他宣称他的政府从此以后是建立在“1945年新成立的各党之间民主合作”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纳吉正在成立一个多党政府。纳吉不是与反对派对立，而是将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建立在民众运动的基础上。他的演讲结束语说，要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匈牙利，他甚至明确地省略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这可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公开要求莫斯科从布达佩斯直至匈牙利全国各地“开始撤走苏军”。

纳吉的赌博得到了共产党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他深信可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能摆脱苏联的干涉所造成的难以启齿的威胁。但是他放弃了主动权。民众起义委员会、政治党派和新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到处充满了反抗苏联的情绪，还不时提到1848-1849年沙皇俄国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最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正在对纳吉失去信心。10月31日下午，纳吉宣布他正在商谈匈牙利决定退出《华沙条约》之时，也许他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早就想好了，就像先前的波兰一样，一旦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失控的话，他们就会插手此事。只是一开始他们还并不想做此打算。直到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仍宣称，关于苏军撤离匈牙利一事，他们愿意和匈牙利领导层“进行适当的谈判”。然而，即使他们已做出了这一让步，还是得到报告说（罗马尼亚的）蒂米索拉的学生示威活动以及“含有敌对情绪的”保加利亚知识界都同情匈牙利动乱。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似乎是他们长期以来害怕的传染效应的开始，因此他们决定采取新的措施。

于是在赫鲁晓夫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原来定于第二天进行撤军谈判的议程。因为“帝国主义者”可能将这次撤军看作苏联软弱的证据之一。因此相反，苏联现在正“不得不首先恢复匈牙利的秩序”。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部队被立即调派前往匈牙利边境。得知这一行动后，匈牙利总理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并通告他，为表示对苏联军队新动作的抗议，匈牙利单方面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当晚，11月1日19点5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匈牙利从此以后将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并请求联合国承认其新地位。这一宣言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广泛赞同；曾在动乱之初就举行大罢工的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马上积极回应，号召工人复工。纳吉此举最终赢得了大多数曾对他产生过怀疑的匈牙利人的支持。

就在纳吉发表历史性讲话的那天晚上，雅努什·卡达尔却秘密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赫鲁晓夫说服了他，说苏联将支持他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新政府。不管怎样，苏联红军将进入匈牙利维持秩序，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匈牙利人才能有幸与之合作。赫鲁晓夫坚持说苏联现在意识到7月份让格罗重新上台是犯了个大错，这就打消了卡达尔心中残存的会背叛纳吉和匈牙利人民的顾虑。一旦控制了布达佩斯的局势，他们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赫鲁晓夫动身前往布加勒斯特会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领导人，共商干涉匈牙利事宜（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团曾在前一天会见过波兰领导人）。这时，纳吉还在继续抗议苏联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11月2日，他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出面调停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并寻求西方社会承认匈牙利的中立地位。

第二天，即11月3日，纳吉政府与苏军领导就撤军问题开始（或者说自认为是开始了）谈判。但当晚匈牙利谈判团一回到苏军驻匈牙利特克尔总部，就立刻遭到了逮捕。没过多久，在11月4日凌晨4点，苏联坦克进攻布达佩斯，一小时后，苏联占领了匈牙利东部地区，并广播宣称已经推翻了纳吉政府并成立了新政府。纳吉立刻做出回应，亲自发表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号召匈牙利人民一起抗击入侵者。然后他和他的亲密同事们就逃往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他们在那里被允许避难。

军事战绩不言而喻：尽管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苏联军队只用了不到72小时就占领了布达佩斯，而后于11月7日，雅努什·卡达尔宣誓就职。由于卡达尔并不想直接攻击一些工人委员会，这使得它们得以多存在了一个月，一些零星的罢工运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根据1956年11月22日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匈牙利的煤矿产量下降了10%。但一个月后，新政府就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执政。1月5日，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并开始了严厉的镇压运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2 700名匈牙利人在斗争中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最后一批人被处死刑是在1961年）。总计约有2.2万匈牙利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关进监狱（许多人被判长达5年以上的徒刑）。另有1.3万人被关进了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或处在严密监视下，直到1963年3月才宣布全国大赦。

估计约有20万人——占总人口的2%以上——在苏联占领后逃离了匈牙利，他们中大多是年轻人，许多人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精英，他们来自布达佩斯和城市化的匈牙利西部。他们定居在美国（约有8万匈牙利难民）、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法国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一段时间内，纳吉和他的同伴们命运未卜。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过了3个星期之后，他们于11月22日被骗离开了那里，立即遭到了苏联当局的逮捕，并被送进了罗马尼亚的监狱。

卡达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置他以前的朋友和同志。为了避免引起国际舆论的抗议，针对那些参加巷战的年轻工人、士兵的报复行动尽量都在暗中进行；尽管如此，国际上还是要求对那些杰出人物如作家约瑟夫·加利和古拉·奥伯索夫斯基等从宽处理。纳吉本人的命运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1957年4月，卡达尔和他的同事决定把纳吉及其“同谋犯”一起引渡回匈牙利接受审判，但这一程序一直被他们自己耽搁到了1958年6月，甚至到了那时候一切都还处在严格保密中。1958年6月15日，这些被告都被指控犯有挑动反革命的罪行，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和阿帕德·冈茨（后来共产党下台之后当上了匈牙利总统）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位——约瑟夫·齐拉吉和格沙·罗松齐在审判前就在狱中被杀了。伊姆雷·纳吉、帕尔·马勒特、米克洛斯·吉姆斯于1958年6月16日凌晨被处死。

匈牙利暴乱，这场在苏联帝国一个小小边远地方发生的短暂而毫无希望的动乱，对国际事务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首先，它从客观上给西方外交家们上了一课。直到那时，美国官方虽然知道无法使东欧卫星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但是还在不断地鼓励它们的“反抗精神”。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第174号文件（1953年12月）所言“创造条件以便在未来适当时机下解放那些卫星国家”，美国采取了一些秘密活动和外交支持。但后来根据1956年的动乱而于7月份起草的一份机密文件却强调：“美国不打算依靠战争来消灭苏联在其卫星国的统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政策”）。

其实，自从1953年的柏林动乱被镇压后，美国国务院就得出结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内，苏联在它的“地盘”上是不可动摇的。“不干涉”成了西方对东欧的唯一战略。但是匈牙利的造反者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西方的支持，受到了美国毫不妥协的公开论调的鼓励，“欧洲自由之声”移民广播节目也鼓励匈牙利人拿起武器，并许诺他们会立刻得到外援。一旦这种支持并不兑现，失败的造反者们自然就幻想破灭，感到痛苦。

即使西方各国政府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当时的情状也并非好时机。就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当天，英法两国代表正在塞夫勒同以色列人举行密谈。此时法国已经陷入了北非困境之中：10月27日，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在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法国代表的一份高度机密备忘录中解释说：“在关于匈牙利问题上起草的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中，必须注意不要包含任何会影响到我国在阿尔及利亚行动的措施……我们尤其反对组织调查委员会。”4天后，为答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要求伦敦直接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侵略匈牙利一事，英国外交部长塞尔文·洛伊德写给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也如出一辙：“我本人认为传递这一信息的时机尚未成熟。”

10月28日，赫鲁晓夫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解释说：“英国和法国现在在埃及这件事情上焦头烂额了。”而艾森豪威尔此刻正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周——他再次当选的日子正是布达佩斯打得最激烈的一天。直到苏联占领3天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才开始讨论起匈牙利问题。他们针对纳吉的行动（尤其是纳吉放弃了一党制）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慢了几拍，因为这个国家在美国的全盘战略中没有意义（反而是最近的波兰危机引起了华盛顿更大的关注）。在11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当匈牙利问题真正被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上时，艾森豪威尔和下属们都一致认为，那都是英国和法国的错。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入侵埃及的话，苏联就不会有借口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政府问心无愧。

于是，苏联领导人看准并且抓住了时机。在共产党眼里，真正的威胁并不是纳吉的经济自由化，也不是放宽审查制。即使匈牙利宣布中立，这在莫斯科看来也只不过是具有“挑衅性”，还不足以就此推翻纳吉的统治。克里姆林宫无法容忍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居然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波兰的哥穆尔卡十分小心、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这种背离苏联实践的做法，会小事变大，导致民族分裂，使各地共产党遭到失败。这也是其他各卫星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立即听从赫鲁晓夫的决策，主张推翻纳吉的原因所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2日的会议上，表示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这种感情毫无疑问发自肺腑，十分真实。

连铁托也最终承认，匈牙利共产党统治的垮台和国家安全机构的瓦解，树立了一种危险的榜样。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一开始曾把匈牙利的变化看作非斯大林化的进一步证明。但到了10月底，布达佩斯事态的进程改变了他的想法：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有相似情况，在他的国家里，在伏伊伏丁那地区住着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多，而且一旦受到传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使铁托感到很不安。11月2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不辞辛劳地飞抵铁托在亚得里亚海上的疗养地，简要地告知了他将出兵的情况，铁托表现出了忧虑，但表示理解。他最关心的是匈牙利即将组成的傀儡政府中有没有拉科西和其他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很高兴地让他放宽了心。

然而，仅仅两天后，铁托就为纳吉及其15名政府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避难场所，这让赫鲁晓夫明显感到不快。南斯拉夫的这一决定似乎是在匈牙利危机爆发的高潮时期所做的，并且假设了苏联人对制造烈士不感兴趣。但后来苏联领导人表示了不满，接下来在卡达尔本人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却绑架了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等人，这样一来，铁托落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公开场合，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继续表示赞同卡达尔的新政府；但私底下他却毫不掩饰他对整个事态发展的不满。

苏联任意干涉共产党兄弟国家内政的一贯做法，并没有拉近苏联对南斯拉夫的领导关系。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再次恶化，南斯拉夫政府主动提出要和西方国家、和亚洲的不结盟国家修好。铁托对苏联入侵匈牙利一事一直抱着复杂的态度。和苏联领导人一样，他对恢复了共产党的秩序表示释然，但认为，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是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且引人非议。

其他地方的反应总体来说要明朗得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一泄露开来，就标志着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后斯大林主义的改革与更新还可能继续存在，通过牺牲斯大林本人来保护人们对列宁的革命纯洁性的幻想，赫鲁晓夫为他的党员们及跟随他们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种可以执着坚守的神话。但布达佩斯发生的绝望的巷战却驱散了人们对这种苏联“改革”新模式的一切幻想。苏联再次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它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坦克炮筒而不是其他东西上的。剩下的就是诡辩了。西方各国共产党开始大伤元气。根据意大利共产党自己的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间约有40万党员退党。在匈牙利危机最高峰时期，陶里亚蒂曾向苏联领导人解释说：“匈牙利事件的发展趋势令我们党内的思想净化工作变得十分困难，而且要想得到领导层的共识也变得很难。”

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英国等地方的情况一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党员们纷纷退党。他们和左翼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一样，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改革前景所吸引，并对匈牙利革命本身感兴趣——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都暗示着即使是在苏联集团的共产党的执政下，也可以接受新的方向。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正是这些协会组织的崛起（而非纳吉恢复各政党的地位）意味着开始真正兴起了以民主反对独裁，以自由反对暴政，并且有可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自由的相互并存。用当时在巴黎从事秘密工作的西班牙年轻共产党员豪尔赫·塞布伦后来的话说：“秘密报告让我们松了口气；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从理性沉睡中清醒过来的机会。”匈牙利被占领后，这种希望就破灭了。

一些西方观察者们还试图为苏联的干涉寻找正当的理由，或者至少想为它做解释，接受了共产党的官方声明，说纳吉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或者说他被清扫出局了。特别是萨特坚持认为匈牙利动乱明显具有“极右性质”。但不管布达佩斯或其他地方的起义者有何动机——这在当时众说纷纭，难以辨明——引起国外观察者们更深印象的并不是匈牙利的动乱，而是苏联的镇压。40年来，西方左翼一直看着苏联，原谅甚至敬重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把它看作为获得革命的自信心和历史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莫斯科正是他们政治幻想的一面悦人的镜子。1956年11月，这面镜子破碎了。

在1957年9月8日，匈牙利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在备忘录中写道：“在摧灭匈牙利革命中，苏联给那些为共产主义增添力量的‘同路人’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知识界运动等等）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或者说是道义上的打击。”他的见解是很深刻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一旦失去了奇特的吸引力，布达佩斯事件所揭示出的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平庸之才，使苏联共产主义在许多西方同情者和敬佩者眼中失去了魅力。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臭气”，前共产党人如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主张把“鼻子转向别处”。1956年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阴暗的工厂和荒废的集体农庄里，已经找不到历史的秘密了，它们躲在了其他更怪异的领域里。一批未经改造过的列宁主义辩护者们还在死守着过去，人数却在逐渐消退；从柏林到巴黎，一代新生的西方进步势力正在从欧洲之外那个还未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方所正在追求的抱负和发生的动乱中寻求慰藉和榜样。

在东欧，人们的幻想也破灭了。10月31日，一位驻布达佩斯的英国外交官报告第一轮战斗高峰时说道：“匈牙利人民居然能忍受并击退那种残暴的猛烈进攻，真是一个奇迹。他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宽恕。”其实，不是只有匈牙利人的心中牢记着苏联的坦克。罗马尼亚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表示支持他们的匈牙利邻居；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因谴责苏联的行为而遭到逮捕和审判；在苏联，1956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让迄今忠诚的年轻共产党人如列昂尼德·普列希切看清了真相。在布达佩斯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如罗马尼亚的保尔·戈马和民主德国的沃尔夫冈·哈里希。

当然，在东欧，情况有所不同，声名扫地的统治者治下的臣民们没法把目光转向遥远地区，那里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再也不能重新点燃人们的革命信念。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却还必须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经历了1956年的事件后，东欧人久已累积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在非斯大林化的时候曾重新燃起过的信心，都最终消失了。但他们也不再指望西方国家的救助。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还有对重新恢复公审受害者名誉的迟疑，这些都暗示着共产党内部也有可能播下了复兴和解放的种子，匈牙利事件后，“玩世不恭地顺从”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好处。正因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人民现在平静了，一切事情都恢复了常态，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领导层适时地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首先是在匈牙利。在匈牙利，紧随着对1956年的起义者及其同情者进行了惩罚性的报复后，卡达尔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后政治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共产党专政的政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享有一种虽然受到了严格控制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真实的生产和消费自由。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信仰共产主义，更不用说信仰他们的领导人了，但却没有人表示对党有丝毫的反对。他们的沉默被看作一种默认。

由此带来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保证了匈牙利的稳定；而对匈牙利的记忆至少在后来的10年间又确保了苏联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稳定。但这一切都是付出代价后才换来的。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激进、向前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也曾是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部分原因所在。而现在，它只是成了必须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这并不是说它将维持不了多久，1956年以后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苏联统治制度将不久于世。事实上，在1956年事件以前，人们对苏联的统治都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是，1956年11月以后，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本国一样，开始逐步走向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停滞不前、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

在许多方面，苏联人也将为此而付出代价。1956年的事件标志着列宁及其继承人曾经如此成功地培育出的革命神话的失败和破灭。正如鲍里斯·叶利钦许多年后在1992年11月的匈牙利议会上演讲时所说的：“1956年的悲剧……是苏联统治者永远无法抹灭的一块污点。”然而，比起苏联人施加给那些受害者的苦难，这又算得了什么。33年后，即在1989年6月16日，在庆贺布达佩斯获得自由的纪念会上，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参加了另一场隆重的重葬仪式：这次是为了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事们。在纳吉墓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发言者维克多·奥尔班——未来的国家总理——对集会的群众说道：“这是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直接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笔债带来的负担，从而走出我们被迫陷入的小亚细亚死胡同。老实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6年已经剥夺了今天年轻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