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重要任务不是做个人早已在做的事，将它们做得好一点儿或者差一点儿；而是要做目前根本还未做过的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6年

挑战不会来自美国……来自联邦德国或法国；挑战来自那些好不容易才最终能够收获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物质成果的国家，无论他们可能错到什么地步——而我认为他们在许多根本的方面都是错误的。

——安奈林·贝文，1959年

我们的国家代表着民主和适当的疏导。

——约翰·贝杰曼

我要把教堂的窗户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向外看，而人们可以向里面看。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照片就是真相。电影就是每秒24帧照片的真相。

——让-吕克·戈达尔

20世纪60年代是欧洲国家达到顶峰的时代。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各国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总是在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妥协游走：公民刚刚获得的现代权利被保家卫国的旧义务所抵消。但是自1945年起，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以社会公益和经济策略相互交织为特征，而政府的角色也转变为服务于国民，而非相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欧各福利国家包揽一切的雄心壮志会失去部分吸引力——不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再能兑现他们的诺言：失业、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经济减速等众多掣肘，使得政府兑现不了当初承诺的一半。国际资本市场和现代电子通讯的转型削弱了政府计划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预的合法性本身已经遭到破坏：国内公共部门机构和生产企业的僵化和无能，而在国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失灵和政治镇压也是再明显不过的。

但所有这些尚未到来。在现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巅峰年代，行政机关仍然保有广泛的权威性，其可信度也没有受到质疑，因而可以获得显著的共识。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总是比不受限制的市场要做得好：它不仅仅能够行使公正、保卫国土，或分配物品和服务，而且还设计和实行能产生社会凝聚力、提升道德支持和增强文化活力的策略。有人认为这些事情最好由开明的、自利的和商品及观念上的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主张当时被欧洲主流政界和学术界认为是前凯恩斯时代有趣的残留：往好处看是没有吸取大萧条的教训，往坏处看可能会导致冲突和遮遮掩掩地诉诸最根本的人类本能。

如此看来，国家是一件好东西，有诸多的好处。1950年至1973年间，法国的政府支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7.6%上升到38.8%，联邦德国从30.4%上升到42%，英国从34.2%上升到41.5%，荷兰从26.8%上升到45.5%——这一时期国内生产要比以往和后来的任何时候增长得快。巨额增长的政府支出中绝大多数花在了保险、退休金、医疗、教育和住房上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和瑞典仅用于社会保障一项，1973年占国民收入比例就比1950年上涨了250%；而挪威甚至翻了3倍。只有瑞士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占战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相对低一些（直到1980年才达到30%）；但即使这样，与1938年仅6.8%的占有率相比，反差也是相当大的。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历史上，无处不强化公共部门的重要性。但是国家介入的性质有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避开直接拥有实业（除公共交通和通讯领域），而喜欢间接控制；他们常常通过名义上的自治机构，比如意大利业务涉及各个领域的工业复兴公司（IRI），是该国规模最大、最知名的公司。（见本书卷二第1章）

像工业复兴公司（IRI）那样的大集团不仅服务于他们的员工和消费者，还有各种政治党派、工会、社会服务机构，甚至教堂。对于上述团体和机构，大集团不仅施予恩惠，也同时扩大它们的影响。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囊括”了从村庄到首都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占据了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控制或资助的一系列产品领域：运输、电子媒体、银行、能源、工程和化学产业、建筑业、食品生产等。除该党派之外，其主要受益人就是那些在官僚机构里找到稳定工作的无土地农民成千上万的子孙。意大利战争孤儿收留机构为每70个孤儿雇用12名员工，每年80%的预算都花费在员工的工资和管理上。

同样地，比利时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门公司允许布鲁塞尔中央政府缓和本地的民怨，对那些为不同地区和语种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的人群提供服务和工作岗位，大笔投资基础设施，从而安抚他们。法国战后的国有化奠定了一张产生长期影响和庇护的网络。法国电力公司（EDF）是该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商，同时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之一。根据最初的战后法规所签订的协议，法国电力公司（EDF）每年1%的营业额将汇入由当时法国总工会（CGT）控制的一个社会基金中。由该基金支付的假期和其他福利（还不包括基金会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代表着法国总工会（CGT）对其大恩主——法国共产党的回报，这种杠杆式的回报在经济上合算，政治上也意义重大。

这么一来，国家通过无数种方式推动了商业、政治和社会的运行；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对数以百万计男女的就业和报酬负责，使他们因此以专业人士或官僚的身份从中获得了既得利益。从英国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们，与毕业于法国大学院的同龄人一样，不去私营部门找工作，也几乎不涉足工商业，而是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法律、国家垄断行业或政府服务部门寻找就业机会。到20世纪70年代末，比利时60%的大学毕业生占据了公共服务或政府资助的社会部门的职位。欧洲国家由此打造了一个它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独一无二的市场。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就业的良性循环，其产生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赞赏。

国家在公开目标方面存在的原则差异可能会引起左派和右派、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社会党和保守党等等的争吵和对立，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从国家提供的机遇中获得收入和影响力。对国家作为计划者、协调者、促进者、仲裁者、提供者、关怀者和守护者的作用的普遍信心，跨越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分野。福利国家号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远不是。这一点上，正如西欧各国所展现的那样，福利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后意识形态的东西。

然而，在战后欧洲的一般共识中，有一种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独特见解。社会民主主义总是被当作杂种；而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敌人就是用这个观点来反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项长期寻求理论的实践活动，是20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深刻见解的产物：就像19世纪社会主义空想家预言和计划的那样，近代欧洲中心地带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过去，而非将来。19世纪的城市暴力起义的范式作为对工业资本主义不公正和无能的解决办法，已经不仅不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它也已经是多余的。真正要改进一切阶级的状况，只能采用渐进、和平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19世纪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被抛弃。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即使刻意与马克思及其忠实追随者保持距离，也总是保有这样一种信念，资本主义先天不足，而社会主义无论在道德还是经济上都更优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必然终结，也不认为其有智慧以自己的政治行动来加速资本主义的终结。经历了几十年的大萧条、分裂和独裁，社会民主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其任务是运用国家资源来清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病态和无制约的市场经济运作，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而不是经济乌托邦。

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并不总像后来的事情所显示的那样诱惑性急的年轻人，但是它对于1914年以来经历了几十年可怕生活的男男女女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某些西欧国家的人民眼里，社会民主已经不再是政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再明确不过的了。1945年至1964年间，丹麦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选票从33%上升到42%；而同一时期挪威工党赢得43%到48%的选票；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战后在大选中的选票从未低于45%，在1968年甚至超过了50%。

上述投票数据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数据本身——奥地利社会党有时几乎也做得一样好，而在1951年英国大选中，艾德礼的工党也获得了48.8%的选票（虽然保守党得票总数略低，但获得了较多的国会席位）。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所体现的同一性。年复一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确保了本国2/5以上的选票，其结果是连续几十年掌控政府，虽然其间也偶尔联合较小的、顺从的合作伙伴，但通常单独掌权。从1945年至1968年，10届丹麦政府中有8届由社会民主党主宰；同一时期5届挪威政府中也有3届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瑞典更是4届政府全由社会民主党掌权。政府人事也有一贯性：挪威的埃纳尔·基哈德森领导了两届社会民主党政府，总共执政14年；而瑞典的泰奇·厄兰德首相同时领导他的政党和国家长达23年，从1946年直至1969年。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继承了某些优势。这些国家都很小，同根同源，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帝国主义野心，从多年以前开始它们就是立宪君主国家。1849年的丹麦宪法纳入了有限议会、广度新闻和宗教自由的内容。瑞典（同时也是挪威）1809年宪法确立了近代政治体制，包括代表比例制和具有示范作用的监察专员制度——后者后来被全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采用——而且为政党政治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直到1975年这一体制还在起作用。

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历来贫穷——这个地区拥有森林、农场、渔场和少数初级工业，其中大部分位于瑞典。瑞典和挪威的劳工关系长期以来矛盾不断——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两国的罢工频率是世界上最高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了很长时间。

1932-1933年间，1/3的瑞典劳动力失业；而挪威和丹麦40%的成年劳动力没有工作——这一数字与英国、魏玛时期的德国或美国各工业州失业率最高的几年不相上下。瑞典的这一危机导致了暴力冲突，最著名的是1931年军队镇压瑞典阿达伦纸厂罢工工人（这一事件被瑞典导演波·维德伯格记录于电影《阿达伦1931年》中）。

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瑞典——在两次大战之间没有走欧洲其他经济萧条国家的老路，那么大部分应当归功于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它们早先与德国和其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共有的激进教条和革命抱负；并于20世纪30年代时开始倾向劳资双方历史性的相互妥协。1938年在盐湖浴场（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小镇）瑞典劳资双方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奠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时也为1945年后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新组合主义伙伴关系提供了先期经验，但这一切在战前除了在法西斯支持下之外无人预料到。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欢迎这种妥协态度，因为他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选民不抱有幻想，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党却把这批选民当作核心支持者。如果社会民主党只单独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选票，或者甚至联合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里的改革派，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还是永远占少数，他们的政治前景依靠该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此，社会民主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并没有像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那样，因为马克思关于“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评论和列宁对“富农”的嫌恶，本能地对农村反感而受到创伤，而这恰恰是许多欧洲左派人士的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和南欧痛苦而贫穷的农民们形成了一批盲目地支持纳粹、法西斯和单一问题农民民粹主义者的选举力量。而在北欧，同样深受苦难的农场主、伐木工人、佃农和渔夫们却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这在丹麦尤为重要，那儿的商业化耕作方式普遍、高效但规模不大），这样就模糊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私有生产和集体目标、“落后”农村和“现代化”城镇之间的社会主义差别，这种差别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中会是灾难性的。

这种劳工和农民的联合由极为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促成，出现在虔诚的新教徒社区中，不受传统农村中牧师和地主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由欧洲最成功的社会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长期平台。“红——绿”联合阵营（最初是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后来则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却成了一种模式。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载体，通过它，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工业劳力共同进入了城市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形式。

1945年后发展起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两项社会协定：订立双方分别是雇主和雇员、劳工和农民。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颇具特色的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设施反映了上述起源，强调了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广泛的社会权利、同等报酬、由差距很大的累进税率支付的统一费率福利金，等等。如此一来，上述福利国家就明显地与典型的欧洲大陆版本形成显著对比：在后者，国家把收入转化给或者归还给家庭和个人，让他们用现金的方式支付所谓的政府补贴的因私服务（特别是保险和医疗）。但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制度除了教育于1914年之前已经得到了普及和统包，从未被突然间同时构想和实施过——这种制度是逐步出现的。医疗保障尤其拖在最后：丹麦的全民医疗保障到1971年才完成，比北海对岸的英国人艾纳林·贝文创立的国家医疗服务整整晚了23年。

而且，局外人看来单一的北欧福利制度，其实根据不同的国家而各不相同。丹麦最没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这不仅由于它主要依靠海外市场销售其农产品（尤其是奶制品和猪肉）而使该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政治发展更敏感，还因为该国的技术劳动力大多是按传统手工艺为基础的组织来划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丹麦更接近英国而非挪威；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往往不得不仿效英国政府，以便通过物价和工资来控制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以英国的标准衡量，这一政策成功了；但以更高要求的斯堪的纳维亚尺度衡量，丹麦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表现总显得有点儿问题。

除冰岛外，挪威是北欧社会中最小也是种族最纯的国家，它也备受战争创伤。而且，即使在海岸线外石油资源发现之前，挪威的形势也与众不同。作为冷战的前沿国家，挪威承担了比面积少得可怜的丹麦和中立国瑞士更多的军费开支；挪威也是北欧最狭长的国家，低于400万的稀少人口却要分布在欧洲最长的1 752公里的海岸线上。许多偏远的城镇和村庄祖祖辈辈到现在都依靠打鱼为生。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其他党派领导，奥斯陆政府一定要把国家的资源运用于社会和社区事业中：补贴从中央拨到地方，用于运输、通讯、教育、提供专家和服务，尤其是用于居住在北极圈北部的平民，而这种补贴是挪威民族国家的生命源泉。

瑞典也很特别，虽然它的特点在以后一直被认可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瑞典人口相当于挪威和丹麦两国的总和（仅大斯德哥尔摩一处就相当于挪威45%的人口），至今仍是半岛上最富有、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到1973年，其铁矿产量相当于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总和，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在造纸业方面，木浆和航运业领先世界。当挪威社会民主党多年来一直辛苦地为贫穷的本国组织、定量和分配有限的资源时，瑞典却早已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儿的社会民主党为了人民共同的利益，将对财富和服务进行平均分配。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运作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英国工人运动自1918年起，就把其核心的原则和纲领建立在对国有制优点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上，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非常乐意把资本和主动权下放到私有业主手里。英国的不列颠汽车公司成为政府集中分配资源的孤立无助绝望的试验品，而瑞典没有仿效它；对于沃尔沃、萨博和其他一些私有企业，瑞典政府全部让他们自生自灭。

事实上，工业资本在“社会主义”的瑞典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政府从来不干涉私有财富的积累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即使是挪威，经过了15年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治理，国家直接拥有的或者国家运营的经济部门实际上比基督教民主党统治的西德规模还要小。但上述两个国家，加上丹麦和芬兰，政府确实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逐步地、无情地对私人收益课以重税、并为了大众的福利而重新分配。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看来，结局最有说服力。到1970年时，以人均购买力为标准，瑞典（同芬兰一样）是全球四个经济强国之一（另外两个是美国和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人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也许这一点会让三代以前贫穷闭塞的北欧农民感到非常惊讶）。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为北欧公民带来了令人满意生活，政府提供的教育、福利、医疗、保险、退休和休闲服务以及相关设施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连美国和瑞士也比不上）。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冰冻的北欧”发展如同神话：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或许不会被其他国家那么容易效仿，但它确实受到广泛的钦佩和羡慕。

无论是谁，只要是从易卜生、蒙克到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中来熟悉北欧文化的人，都会认识到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自我拷问的、轻度的忧郁本质，这些年来，这种特质被理解为沮丧、酗酒和高自杀率的倾向。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类问题印证了保守派人士批评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的观点，他们认为太多的经济保障和集中化使得人民道德瘫痪，并产生诸多问题。于是外界不断有传言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倾向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及在电影中）脱光衣服或者与完全陌生的人做爱，而且这种说法流传非常之广。一些观察家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由于向人民提供一切，而没有任何禁令，因此导致了精神问题。

如果这就是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最坏看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原谅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可以一路笑着走向银行（或者一路抱怨着）。然而批评家认为：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确实有其不利的一面。20世纪初对于国家有能力把社会治理得更好的信心现在已经转变成诸多形式：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政治就像是英国福利社会的费边主义改革主张，天生对各式社会工程抱着无边的迷恋。从让国家调节工资、支出、就业和信息到让它试图干涉个人生活只有一步之遥。

优生学作为一门种族优化的“科学”，超越了例如素食主义和散漫思想那样的爱德华时代的时尚（尽管优生学也往往迎合了同样这些人）。各种不同政见的思想家都喜欢优生学，它尤其与善意的社会改革者的雄心壮志相吻合。如果某人的社会目的是从整体上改善人类的状况，那为什么拒绝现代科学提供的种种机会，而一直去做小修小补的改善呢？为什么我们不把防止或消除有缺陷的人类状况扩展到防止或消除有缺点的人类呢？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要求用科学手段来操控社会或人种的计划广为流传，而且深受尊重；只不过由于纳粹的“卫生”雄心始于合成人体测量室而终结于毒气室，才使优生学在战后欧洲各处名声极坏。不然的话，它将会是一种受到广泛赞许的假设。

但是，当它在多年以后出现时，斯堪的纳维亚的各国政府至少没有舍弃对优生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兴趣，即“人种卫生”。1934年至1976年间，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下，这些国家都相继实施了绝育计划。在这些年里，大约有6 000名丹麦人、4万挪威人和6万瑞典人（90%为妇女）为“卫生”目的，即“提高人口质量”，做了绝育手术。作为这些计划背后的知识界推动力——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人种生物学研究所，创立于1921年优生学最流行之时，直到55年后这个研究所才被撤消。

这段伤心历史所叙述的社会民主政治状况，如果有，也是模糊的，因为非社会主义和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更差。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合法性和大多数胸无疑虑的公民所赋予国家的权威性和主动性，使得政府可以对貌似共同利益的事务采取自由行动，而缺少明显的监管。监察员似乎从未想过调查不属于纳税公民因而不享受权利的群体所受的虐待。把累进税率和父亲假与强制干预“不健全”公民的生殖能力划开界限的做法，在战后斯堪的纳维亚某些社会民主党政府里也不完全明朗。这至少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所上的道德课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清晰，特别（或许还不是出于偶然）是在瑞典这类过去被普遍认为有集体良知的国家里。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最接近理想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国家是位于西欧边缘的另一个中立小国奥地利。确实，奥地利所具有的表面相似性被许多观察家指为“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像瑞典和挪威一样，占奥地利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土的贫穷农村，已经转变成我们看得到的繁荣、稳定、政治安定的一块绿洲，一个由国家提供福利的国度。奥地利为了避免重新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公开冲突的状态，也签署了一份事实协定，协定双方是社会党和保守的人民党。但是相似性却不复存在。

奥地利确实是“社会的”（曾经是除芬兰之外西欧民主国家中最大的国有化区域），但它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政体。直到1970年，该国才有了一个战后社会党政府首脑，当时布鲁诺·克莱斯基任奥地利总理。奥地利虽然多年来制定了许多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相同的社会服务措施和公共政策，例如儿童保育、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和退休金、家庭救济、全民医疗和教育、示范性的国家资助的交通事业，但是把奥地利与瑞典区别开来的，是其根据政治倾向而在就业、影响力、优惠政策和基金等领域进行近乎全民式的分配。奥地利这种为根据政治选择来稳定市场而使用资源的做法与社会理想无关，却和对以往创伤的记忆有关。一想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经历，奥地利的社会党人就更加对稳定本国脆弱的民主政治感兴趣，而不是使其社会政策革命化。

同其他政党一样，事实证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擅长忘记过去，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从激进的改革中消除怀旧情绪要花相对更长一些时间。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到1959年，党代表大会才在巴特哥德斯堡重新设立其长远目标和具体目的。新通过的《党纲》中坦率地提到：“民主社会主义，扎根于欧洲的天主教道德规范、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不打算宣称拥有绝对真理。”《党纲》还声明，国家应当“约束自己，仅限于参与间接影响经济的办法”。商品和就业的自由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极权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摧毁的是自由”。

这一姗姗来迟的认识在两个国家的态度中产生了明显对比：比利时工党在随后的1960年决定重新确认该党在1894年成立时的党章，要求生产资料集体化；而1960年英国工党拒绝了其改革派领袖休·盖茨凯尔的建议，没有删除1918年工党纲领第四条中公有制公平分配的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与比利时、英国上述行为的对比可以通过其晚近的经历来解释：对刚刚过去的破坏性抗争的痛苦记忆，和国界线对面近在咫尺的极权威胁，促使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妥协的种种好处上，就像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

英国的工党没有这类可怕的梦魇要驱赶。在这一点上，它也和比利时、荷兰的工党一样，从一开始起，就是被工会成员的利益（和钞票）所驱动的，其根源是劳工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它不太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也更加盲目。如果被问到，工党的发言人会乐意赞同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总体目标；但工党自身的利益更实际、更加狭隘。恰恰是因为英国（或至少是英语）政治文化的内在稳定性，也由于长期奠定（虽然正在缩小）的工人阶级基础，工党才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德语福利国家采取的改革措施兴趣不大。

相反，英国式的妥协以控制需求的财政政策和成本很高的普通社会供应为特征，它得到大幅度累进税率和大型国有化部门的支持，是在动荡的、前所未有地历史对抗的产业关系背景下产生的。除工党所强调的国有化的固有好处，上述特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守党和自由党主流派的大力支持。如果说之前所受的冲击对英国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一定是对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重现大规模失业之必要性的跨党派广泛认同。

即使在工党做了13年反对党之后，其新党魁哈罗德·威尔逊于1964年率领工党重新登上了权力宝座、并热切地谈论“技术革命白热化”时代时，还是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威尔逊在1964年大选中的险胜（以多4票当选）使他不愿意冒政治风险，而且即使两年以后的选举中工党赢得选票更多的情况下，也没有看到工党在经济或社会政策上有任何激进的转向。威尔逊本人继承了费边的理论和凯恩斯的实践相结合的艾德礼——贝弗利奇传统，对经济（或政治）的革新毫无兴趣。像大多数形形色色的英国政治家那样，他从本质上是传统的、务实的，但在公共事务方面带着傲慢的短视目光，他曾说过，“对于政治来说，一周是段很长的时间”。

不过，除了所有相关党派一致否认自己采取的是社会民主政策，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英国左派（和当时许多政治上的中间派和中右派）首先致力于社会公正的目标。战前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生活是贝弗利奇改革和1945年工党以压倒多数当选的原因。工党当时承诺它能够解放经济、维护报酬和服务的公平分配，同样的承诺也帮助1951年保守党上台并长期执政。英国人接受了累进税率，欢迎全民医疗，并不是因为这些事物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而是因为直觉地感到它们更公正。

同样地，带有严重倒退色彩的英国福利和服务机制的统一费率（富裕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从中受惠颇多）也得到广泛接受，因为它看起来很平等，即便只是表面的平等。20世纪60年代工党政府一项最重要的革新，是中学教育不按智力分班和废除重点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这两件事，这一项被1945年以后艾德礼政府长期有意忽略的工党承诺，推出后受到了大家欢迎，与其说这是因为这项变革内在的好处，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看起来“反精英”，因此“公平”。这就说明了1970年威尔逊卸任后为什么保守党仍然推行教育改革，而不顾各方面警告说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后果可能违背初衷。

工党依靠工会的支持，延迟了各类工业改革，许多人（包括工党的一些领导人）都知道改革来得太晚了。当英国的产业关系彼时仍处于工厂里对抗与冲突的困境，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奥地利或荷兰按熟练程度计件和计工资一类的争端几乎闻所未闻。工党的大臣们企图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但都劳而无功。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从来没有效仿过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成果。

而且，英国福利制度的普遍性特点虽然比法国或意大利早二三十年采用，但是英国即使在物质平等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也非常有限：直到1967年，80%的英国个人财富还掌握在10%的人口手中。战后最初30年重新分配政策的唯一效果就是从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手中把收入和资产转移到了在其之下的40%人口手中，而垫底的50%人口在保障和福利方面从总体上来看几乎没有提高。

如果对西欧福利国家的时代做一番全面审视，我们必然发现其中预示着以后几十年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诸如1957年《西德社会安全改革法案》一类的立法提案将会成为人口增长、经济环境变化后财政预算上不可承受之重；该法案保证工人的养老金依他们退休时的工资而定，也同他们的生活费用指数挂钩。我们事后总结瑞典的社会民主政治，可以清楚地看到。急剧拉平收入会减少私人储蓄，遏制未来的投资。政府换届和统一费率的社会费用征缴使得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人获益，即使当时这一点也很明显：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会牢牢把握机会去争取一系列新的特权。

无论这种国家制度是由谁引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家长式的天主教徒，抑或是谨小慎微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欧洲的“保姆国家”也都真的取得了成果。以保护社会、经济的核心纲领为起点，福利国家向着权利、福利、社会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制度迈进，而且在这一实质性的转变中几乎不产生任何政治成本。即使是实际受益的官僚和白领所组成的自私自利阶层，他们的创造活动也不是没有优点的：常受中伤的“中下层阶级”农场主在民主政体的制度下得到好处，也像农民一样成了既得利益者；当然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同样也有好处，因为这类政党必定注意到这一方面。但对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却不好，它们遇到的麻烦更多一些。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早已引起注意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也反映了个人保障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注重教育以及社会的高度灵活性。当西欧人开始倾向于不固守他们的出生地、职业、收入级别和社会阶级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自动地囿于认同父辈的政治派别和社会从属关系。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满足于获得经济保障，不想卷入政治运动及其产生的危机；他们的孩子——60年代人口更多的那一代，只知道有和平、政治稳定和福利国家，并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国家对其公民就业和福利问题影响力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公民在道德和观点上的权威性逐步削弱。当时并不认为这两者相矛盾。支持欧洲福利国家的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人士认为，原则上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民的经济和医疗福利、不去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康乐，同时坚决认为不应该干涉民众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事务（诸如宗教信仰和性、艺术品位和判断等等）的观点和实践。德国或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对于其国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关注仍然是合法的，他们不太愿意做这种区分，尽管他们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去适应这一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西欧的公共权力（部分地除斯堪的纳维亚外）仍然对个人事务和公民的观点进行坚决的、强制性的控制。同性恋做爱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非法的，并会受到长期监禁的惩罚。在许多国家的艺术作品里也不准出现同性恋题材。堕胎在大部分国家里是非法的，甚至从理论上来说避孕在某些天主教国家也是犯法的，虽然在实际上可以得到谅解。离婚在任何地方都很困难，在一些地方甚至决不可能。西欧的许多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又要部分地排除在外），政府机构仍然负责审查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电台和电视台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政府垄断的，对节目内容有严格规定，不大允许出现异议和“不敬”。即使在1955年就有了商业电视台的英国，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电台、电视台有责任遵照国家指令，在播放娱乐、广告节目的同时节目还要包含“启迪意义和丰富信息”。

审查制度与税收一样都是由战争推动的。英国和法国一系列最严厉地限制行为和言论的政策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入的，而且从未废止过。在其他地方，例如意大利、联邦德国和被它们占领的一些国家，战后的法规沿用了遗留的法西斯法律，当地的民主立法者还想适当地加以保留。到1960年还在起作用的最带压制性的“道德”机构很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明显的例外也许是英国的张伯伦勋爵负责预审戏剧的办公室，其中的戏剧审查官和副审查官两个职位在1738年初就设立了）。当然这条审查规则的除外特例便是天主教教会。

1870年第一届梵蒂冈会议在公开反动的教皇庇护九世支持下举行，从此天主教教会便以囊括一切、坚定不变的教条主义观点看待其自身的职责，认为自己是所有信徒的道德守护人。恰恰由于天主教逐渐被挤出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权力，梵蒂冈就在其他方面对其信徒提出了不容更改的要求。事实上，教皇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尤吉尼奥·帕切利有争议的长期在位不仅维护了天主教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正式地把教会带回了政治领域。

从当时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密切联系、对纳粹模棱两可的回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独裁者的热情，可以看到帕切利教权的反动政治立场。他在位期间，对其国内民主政治也采取了不妥协的方针。特别是意大利天主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就是灵魂有问题，甚至可能更糟。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比利时或荷兰，当地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体系也按照严格的指令，要求教徒只能投天主教政党的票。直到1967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9年，一位荷兰主教才敢对公众建议，荷兰的天主教徒可以为非天主教党派投票，而没有被逐出教会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天主教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持不妥协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问题包括家庭、道德行为或不合适的书籍与电影。但年轻一点儿的教徒和新一代的教士们于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不安地感到，梵蒂冈对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独断和顽固不化是个时代错误，也是欠考量的。在1900年时，大多数的意大利婚姻大约维持20年，通常以一方的去世而告终。但到70年代中期，婚姻往往超过35年，要求离婚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战后婴儿潮的出现从人口统计学上也削弱了反对避孕的态度，孤立了那些持不妥协态度的教会首脑。西欧每个地方的弥撒出席率都很低。不管是什么原因——原来顺从的村民在地域和社会上的流动性，妇女的政治解放，福利国家里天主教慈善组织和教区学校的重要性日益减弱——问题确实存在，并且就像洞察力非凡的天主教首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问题不能诉诸传统和权威来解决，也不能像20世纪40年代晚期那样挑起反共浪潮来实行压制。

帕切利死后，他的继任约翰二十三世召集了一次新的梵蒂冈大会，倾听这些困难，提出目前教会应当采取的态度和做法。这次会议史称第二届梵蒂冈大会，时间为1962年10月11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仅改变了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语言（实际上，在日常教会活动中不再使用拉丁语，对此，少数死守传统的天主教徒感到难以理解，并且十分愤怒），更重要的是教会对现代生活的两难做出了反应。在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声明中，清楚表明了天主教会不再害怕变化和挑战，不再与自由民主政治、混合经济、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甚至是世俗政治为敌。教会审慎地迈出的第一步尝试是与其他基督教教派和解，并且通过重新解释长期以来所说的犹太人造成了耶稣之死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大程度）认可教会有义务不鼓励反对犹太人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不再被视作独裁统治的支持力量；相反地，在亚洲、非洲、尤其是拉丁美洲，它们至少看起来像是与对手的立场一致。

在天主教自己的改革派中间也不完全赞同这些转变，一位参加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的克拉科夫年轻教士后来成为教皇，他以恢复天主教不可妥协的道德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己任。第二届大会也没有扭转欧洲天主教徒教会活动衰落的现状：即便在意大利，弥撒的出席率也从1956年全体天主教徒的69%下滑到12年后的48%。但是，既然欧洲宗教的衰退并非只限于天主教信仰，那么这种现状恐怕也不是天主教会能控制的。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真正获得的成果至少是推动和批准了欧洲大陆政治和教会的最终分离。

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没有哪一个教皇，而且几乎没有哪一个主教会有胆量威胁教徒说，如果他们不正确投票将会后果严重；并且，曾经出现在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教士阶层与天主教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的亲密关系又被撬开了。即使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尽管当地的教士阶层享有非同寻常的待遇和特权，梵蒂冈第二届大会也造成了急剧的变化。虽然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班牙领导人才禁止非天主教信仰及活动的一切公开声明和表现，但他还是于1966年被迫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其他基督教派别的存在，而天主教仍然享有特权；随后的4年里又批准了基督教信仰的绝对自由。通过在西班牙成功地游说天主教晚到的“政教分离”政策，而为佛朗哥有生之年的统治和教会带来一线曙光，梵蒂冈的教廷至少部分避免了西班牙天主教会因为长期地、劳神地与“古老政权”相联系而产生的后果。

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所熟知的这一“文化分裂”，发生于政治和宗教之间、天主教同它的晚近历史之间，对“60年代”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梵蒂冈的改革思维肯定有其局限性，因为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第二届大会背后的策略动力不是接受激进的变革，而是阻止它。几年以后，当大家为堕胎和离婚的权利进行表决的时候，在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里，如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神职人员激烈地投反对票，即便结果不成功。但是即使在这一类敏感问题上，教会也并没有死不松口，而它的反对也不再会冒分裂社会的风险。在一个稳步走向“后宗教的”社会里，教会接受了它的降格地位，并且尽可能做得好一点儿。

在非天主教的社会里，即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荷兰的一部分和少数德语区的西欧国家，认为有必要把公民从传统的道德权威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进行得必然更加分散，而事实上运动一旦来临便非常剧烈，这种转型在英国最引人注目。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仍然禁止公民赌博，禁止阅读和观看前人认为“淫秽”和政治上敏感的事物，不支持（更不用说参与）同性恋行为，禁止本人或给他人堕胎，离婚会遭遇巨大困难并且受到公众鄙视。如果公民犯了谋杀等一些大罪，就会被绞死。

然而从1959年起，这类枷锁被解除了。随着那一年《淫秽出版物法案》的颁布，开始执行成人文学作品免审制度，一本成人书刊如果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科学、文学、艺术或学习”，就可以免予被指控为“淫秽作品”。自此以后，出版商和作者可以借助作品的整体价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同时还可以在法庭辩护时借助“专家”的意见。1960年10月，著名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一案中，检察官起诉企鹅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这本D·H·劳伦斯创作的淫秽小说的未删节版，除此之外，小说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查泰莱”一案引起了英国人特别的兴趣，不只是因为原本违禁的章节可以堂而皇之地公诸于众，还因为这部小说的名声来源于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情爱。当案件的检察官问一个证人是否会让他的“妻子或女仆”读这本小说时，证人回答说，“妻子或女仆”读这本书不会给他带来丝毫麻烦，但是他绝不会让这本书落到猎场看守人手里。

由于召集了35名专家到场作证辩护，企鹅出版社被宣告无罪；英国正统体制的道德权威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同一年，赌博在英国也合法化了。4年后，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废除了死刑；在出色的改革派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领导下，工党于1967年引入了政府出资的家庭计划诊所，修改了同性恋法律，并使堕胎合法化，第二年又废除了戏剧审查制度。1969年，工党又颁布了《离婚法案》，这项法案对婚姻制度实施彻底改革的程度实际上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58对夫妻中只有1对离婚，而40年以后，每3对夫妻就有1对离婚。

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自由化改革被整个欧洲西北部所仿效，虽然在时间上先后都迟了些。联邦德国在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于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进行了相似的改革。这次改革与其说受到法律和先例的限制，不如说被其联合的党派所挟制——主要是经济上开放但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自由民主党人。法国要废除死刑，不得不等到1981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执政，但那儿的堕胎和离婚法律也像意大利一样，早在70年代初期就重新修订过了。总而言之，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60年代”的解放运动直到70年代才在欧洲真正来临。但是，一旦法律上的变革到位，其社会后果也就接踵而至：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离婚率1970年至1985年间翻了可怕的3倍！

公共权威在道德和私人关系方面名声日渐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民族文化事务中角色的式微。实情正好相反。西欧广泛的时代共识是：只有国家才有足够资源服务于民众的文化需求，如果让公民个人或者社区来做则缺乏方法和决心。只有运作良好的公共权威才有责任给予大众食物、住房、就业乃至文化滋养。在这一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想法相似，两者都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改良思想，而现在他们手中的资源要比以前多得多。60年代的审美反叛几乎没有改变——新的（“反”）文化运动与旧文化所要求和获得的资助是一样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政府文化资助的美好时代。自1947年起，英国工党政府就在地方税上增加了6便士，以支付地方上的艺术创新，如剧院、爱乐乐团、地方歌剧等等项目，拉开了60年代艺术委员会的序幕，这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慷慨补贴各类地方的和中央的艺术节、艺术机构和艺术教育。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没有这么乐善好施，它的补贴主要针对传统的、有声望的高雅文化场所，如博物馆、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等等，还有政府垄断的电台和电视台。但戴高乐重新掌权，任用安德烈·马尔罗做文化部长后，法国的文化现状变了。

法国政府在文化活动中长期扮演文化艺术保护人的角色，但马尔罗以全新的方式演绎了他的角色。按照传统习惯，法国宫廷及其共和国接替者把他们的权力和荷包总是使用在巴黎（或凡尔赛），以吸引艺术家和艺术，使得国家的其他地方艺术干涸。现在中央政府愿意将钱补贴给外省的表演者和演出。博物馆、美术馆、艺术节和剧院开始在法国的外省生根发芽，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让·维拉尔执导的阿维侬夏季戏剧节，始于1947年；但当维拉尔的作品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戏剧的改革和更新中起主要作用时，这个戏剧节却落荒而逃。许多法国一流的演员，如让娜·莫罗、玛丽亚·卡萨雷斯、杰拉尔·菲利浦，都在阿维侬工作过。就是在阿维侬和其他一些看来不太可能的地方，例如圣艾蒂安、图卢兹、雷恩和科尔马，法国艺术复兴开始了。

马尔罗对外省文化生活的鼓励当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动机。即使是维拉尔自己的作品，在反对偶像崇拜方面也是典型巴黎式的：关键不在于把文化带到各个地区去，而在于打破主流剧院的陈规——“把生活带回剧院、带进群体艺术……让它再次自由呼吸、从阁楼和画室里面解放出来、使建筑和剧诗结合在一起”——这些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好像更加容易做到，但必须拥有中央政府的资金和文化部的支持。在一个真正的非中央集权的国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则刚好相反——文化和艺术是地方政策和地区利益的直接结果。

如同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战后几十年里德国在艺术上的公共花费急剧增长。由于联邦德国的文化和教育事务控制在联邦的州政府手里，而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却重复得惊人。每个州和大多数最重要的市镇都有一个歌剧团、一个乐团和诸多的音乐厅、一个舞蹈团、享受补贴的剧院和各种艺术团体。有一项统计表明，两德统一时，联邦德国地方上有225家剧院，它们预算的50%——70%都由州政府或市政府资助。这种制度在法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而对德国来说，近代历史上产生了小侯国、大公国和教会的封地，其中许多地方都保留了专职的宫廷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定期委托创作的新作品。

这一做法的好处很大。经历了纳粹统治后的联邦德国虽然在文化上缺乏信心，但政府慷慨资助的文化机构却成了各类艺术家的圣地。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柏林交响乐团、科隆歌剧院以及几十个较小的机构（曼海姆国家大剧院、威斯巴登国家剧院等等）为成千上万名舞蹈家、音乐家、演员、舞蹈指导、剧场技师和办公室职员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失业福利、医疗保障及养老金）。许多舞蹈家和音乐家来自国外，包括美国。这些外国艺术家极大地受惠于欧洲繁荣的文化场景，其受惠程度不比当地为那些得到不同的补贴来观看或聆听他们演出的观众差。

就像“60年代”的景况直到70年代初才在许多地方真正来临一样，50年代的文化一成不变的映象——沉静、乏味、荒芜、停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神话。在《愤怒的回顾》一剧中，剧作家奥斯本通过剧中人吉米·波特之口，斥责战后繁荣和自满中蕴含的虚假成分；毫无疑问，优雅背后的虚伪直到50年代末，在许多观察家、尤其是青年感到极端丧气后才被赶走。然而50年代还是出现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那些有新意的作品大多出现在戏剧、文学和电影中，许多作品拥有比后来的作品更长久的影响。在权力和政治声望中失去的东西，西欧各国政府现在从艺术中补了回来。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晚期是欧洲“高雅艺术”的小阳春时光，形势是那么异乎寻常地有利：“欧洲质量”（这儿的着重引号还没有以后几十年里所产生的贬义）第一次由大规模的公共资金支持，这时的大众尚未对之提出“易懂”、“明白”和“有意义”的要求。

随着1953年3月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次上演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欧洲的剧院进入了现代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海峡对面，伦敦王家宫廷剧院的英格兰舞台剧团采用了贝克特和东德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并上演约翰·奥斯本、哈罗德·品特和阿诺德·威斯克的表演作品，所有这些戏剧都把极简主义风格和鄙视现实的审美态度融合在戏剧技巧中，这样的艺术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是很难出现的。甚至连英国主流剧院也开始更加冒险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晚期，英国一代出色的戏剧界翘楚（奥利维尔、吉尔古德、理查森、雷德格雷夫、金纳斯）与大学里（大部分从剑桥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表演家们及著名的创新派导演和制片人联合起来，其中包括彼得·布鲁克、彼得·霍尔和乔纳森·米勒。

英国于1946年最初提出建立国家大剧院，它正式建成于1962年，当时任命劳伦斯·奥利维尔为建院总监、戏剧评论家肯尼思·泰南作为他的顾问和助理，剧院在伦敦南岸正式落成于1976年。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起，国家大剧院是英国新兴戏剧的主要赞助人和演出场所，同时又是慷慨的英国艺术委员会的主要受惠者。应当注意的是，这不表示戏剧成了当时较受欢迎的娱乐形式。相反，当音乐厅一走下坡路，剧院也落到了二流地步，虽然表面上看来戏剧题材挺无产阶级的。剧作家们可能会写工人阶级的生活，然而看戏的却是中产阶级。

就像贝克特和他的作品很容易进入英国一样，英国的戏剧和戏剧界的主要人物也在国外过得非常舒适：彼得·布鲁克在伦敦以他的莎士比亚作品（最出名的是《仲夏夜之梦》）成名后，在法国永久定居了下来，轻松地跨越了审美和语言的障碍。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可以谈论“欧洲”戏剧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其素材是有争议的、描述当代欧洲主题的戏剧。罗尔夫·霍赫胡特的《代表》1963年第一次在德国上演后不久即在英国演出，这部作品攻击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他接下来的那部作品《士兵》（1967）又把矛头指向了丘吉尔，指责他战争期间轰炸德国城市，所以英国最初是禁止这部戏上演的。

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艺术又被“新浪潮”的作家和电影导演横扫，他们结束了传统戏剧的叙事，而把注意力转向了性、青年、政治和异化，预示了许多应该由60年代人考虑的问题，以此作为自己的成就。5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西欧小说——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随波逐流的人》（1951）、阿尔贝·加缪的《堕落》（1956）、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1959），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比后来的作品要新颖和勇敢得多。即使是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作品《你好，忧愁》（1953）或者科林·威尔逊的《外人》（1956）中的那种刚过青春期的青年人专心致志、自恋式的描述（威尔逊的作品里不止一次地暗示对威权主义蔑视人类的厌恶），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原创性的。上述小说创作时作者分别为18岁和24岁，其题材及其成功预示了60年代的“青年革命”，却比后者整整提早了10年。

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和60年代初，尽管影院的上座率明显下降，欧洲电影却赢得了艺术性和创新性的长久美誉。西欧的电影从大众娱乐中升华（或摒弃出来）为高雅文化，可能与之有一定关系。当然欧洲电影业的振兴不是由观众需求推动的；如果让观众做决定，法国影院会仍然被牢牢限制在50年代初“高质量”的古装戏剧上，德国影院只能继续放映黑森林背景下的浪漫“故乡”电影，而英国的观众会津津有味地欣赏战争电影和越来越具挑逗意味的轻喜剧。在任何欧洲国家，大部分观众还是会非常喜欢美国的通俗电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欧洲观众对美国电影的热衷，尤其对40年代晚期那种朴实无华的“黑色电影”风格的喜爱，才引起了一群新生代法国电影编导者的电影革命。出于对前辈的陈腐主题和洛可可装饰风格的绝望，1958年一批年轻的法国人借用了法国影评人皮埃尔·比亚尔的文章《新浪潮》的名字，拉开了法国重新制作电影的序幕：首先从理论上，尔后从实践上。这一理论在新刊物《电影手册》上已有预示，其核心概念是“导演即作者”：比如说，对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影评人所赞赏的是作品体现的“主体性”，即一种在制片厂的工作中设法让他们拍摄的电影具有他们自己的“符号”。出于同样原因，新生代法国电影人也先是挑战，然后抛弃诸如让·维果和让·雷诺阿等上一代法国导演的作品。

上述一切都揭示了一种直觉的良好品味，但是其所处的理论氛围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事实上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小圈子之外，人们通常理解不了。但是路易斯·马勒、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罗尔、雅克·里维特、埃里克·侯麦、阿涅斯·瓦尔达，尤其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人的实践改变了电影的面貌。在1958年至1965年间，法国各家电影制片厂制作能力惊人。马勒于1958年执导了《通向断头台的升降机》和《移情记》，1960年《地铁里的莎姬》，1961年《私生活》和1963年的《鬼火》。戈达尔也分别执导了《筋疲力尽》（1960）、《女人就是女人》（1961）、《随心所欲》（1962）、《法外之徒》（1964）和《阿尔法维耶》（1965）。同一时期夏布罗尔的作品包括《俊男塞吉》（1958）、《两次旅行》（1959）、《女仆》（1960）和《恶眼》（1962）。

里维特的作品更有趣，创作时间也晚一点儿。像瓦尔达（这些年里以作品《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和《幸福》最出名）一样，里维特也堕入了自我放纵；而这一辈新浪潮电影人中年纪最大的埃里克·侯麦就不同，他后来以悲伤的“道德故事”而举世闻名，其中的第一、第二部电影《蒙索的女面包师》和《苏珊的职业》都是1963年拍摄的。到最后却是无与伦比的弗朗索瓦·特吕弗铸成了“新浪潮”艺术的风格和影响。特吕弗首先是因为在一系列电影中起用让-皮埃尔·利奥德扮演安托万·德瓦奈（一个特吕弗自传式的“主角”）而享有声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四百击》（1959）、《二十岁的爱情》（1962）和《被偷的吻》（1968）；特吕弗不仅是法国电影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也是其中最稳定、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的许多独立题材影片，如《朱尔与吉姆》（1962）、《柔肤》（1964）、《华氏451度》（1966）和《最后一班地铁》（1980），是电影史上的艺术经典。

新浪潮运动优秀导演的力量之一是，虽然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知识分子的宣言，而不是转移大众注意力的娱乐（《电影手册》的投稿人频繁地提及他们得益于“存在主义”），但是他们的电影一样地娱乐大众（没人会说看特吕弗或马勒制作的电影就像看油漆慢慢干掉那样无聊，就像人们对戈达尔和里维特的作品私下里议论的那样）。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严肃性和视觉上的易懂性相结合，对外国的仿效者才有重要意义。对于阿伦·雷奈的作品《广岛之恋》的回应，也暗示了法国电影已经成为国际上道德辩论的首选载体。

所以，当26个年轻德国电影导演1962年在奥伯豪森集会，宣布“传统德国电影的崩溃”和他们要“创造新的德国特征的电影……以从这个产业的成规中、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其实公开承认了法国电影对自己的影响。1957年，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手册》里的著名论文《论伯格曼的电影》中赞扬伯格曼这位瑞典“作者”是“欧洲电影界最有原创能力的制片人”；同样地，爱德加·赖兹和他的德国同事就像西欧和拉丁美洲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从戈达尔及其朋友身上得到启发。

特吕弗、戈达尔等人年轻时喜欢黑白片，是因为这些影片没有“虚伪”。美国和其他各国的评论家艳羡法国导演自己对美国现实主义的重复演绎是出于他们的精妙和知识分子的世故：他们能够独特地使小人物赋予令人敬畏的文化意义。在埃里克·侯麦的《我在慕德家的一夜》（1969）中，由让-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扮演的外省哲学教授让-路易斯在慕德（法国费边社成员）家的沙发上度过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慕德是让-路易斯一个熟人的女朋友，聪明而又有魅力。天主教徒让-路易斯在当时那种情景所暗示的道德规范中挣扎，为该不该与女主人发生一夜情而烦恼，他不时地与一位共产党同事交换一些感想。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让-路易斯回了家。

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或英国的导演会去拍这样一部电影，更不可能使它发行。但对于新一代的欧裔美国知识分子来说，侯麦的电影抓住了所有要素——世故、厌世、巧智、影射、成熟和欧洲人对法国电影的看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电影虽然在国外发行范围很广，却达不到相同的影响。一些比较成功的影片自我意识太强，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塑造成为富有而性感的新形象，通过索菲娅·罗兰的肉感特征和马切洛·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浪子回头的喜剧角色来传达：比如《意大利式离婚》（1961）和《意大利式结婚》（1964）。

马斯特洛亚尼第一次扮演回头浪子的角色是在一部由费德里科·费利尼执导的、比较严肃的影片《甜蜜的生活》（1960）中，但是总体上调子比较灰暗。费利尼本人在与特吕弗、戈达尔相同的许多圈子里忠实地仿效他们，尤其是《812》（1963）和《鬼迷朱丽叶》（1965）。当时老一代的天才导演还没有退出舞台：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了《万劫余生情海恨》（1962），和费利尼共同执导了改编自萨特剧本的《三艳嬉春》（1962），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末还导演了《费尼兹花园》，但是他们的作品再也不能像4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那样拥有政治和美学的影响，尽管德·西卡与新现实主义一直联系紧密。更有影响的人是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他的作品《奇遇》（1960）、《蚀》（1962）和《红色沙漠》（1964）都起用了莫妮卡·维提，安东尼奥尼敏锐的电影艺术风格和无法吸引人的、愤世嫉俗的回头浪子角色，要早于60年代晚期电影艺术中出现的疏远而淡漠的世界，安东尼奥尼自己也自觉地沉迷于其作品《春光乍泄》中。

意大利电影缺少法国（或瑞典）电影那样有魅力的知识性，但是它们富于自己的风格。恰恰是这种欧式风格，以“多样化”平衡了艺术家的自信、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和有教养的才智，使得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眼里的欧洲大陆电影独具特色。到50年代末，西欧不仅从经济萧条和战争创伤中恢复了过来，还再次成了吸引雄心勃勃的世故之人的好地方。虽然纽约有钱，也许还有现代艺术，但美国仍然被认为有点儿嫩，即便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也是如此。约翰·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他的魅力部分地在于他在华盛顿办公场所显示出的世界主义文化气概，俨然一个“肯尼迪王朝”。这个“肯尼迪王朝”要归功于他妻子那欧洲背景的、大陆式的自我展示。

杰奎琳·肯尼迪把欧洲风格引入了白宫，这不足为奇。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欧洲化“设计”空前繁荣，并且被认可为地位和质量的标志。如果商品、创意或者某个人被贴上了欧洲的标签，就意味着与众不同，当然价格也更高昂。这个发展过程其实刚过去不久。我们坚信，“巴黎产品”至少从18世纪末晚期开始，长期列入奢侈品交易的行列；而瑞士手表已经享有几十年的声誉。德国汽车工艺事实上要比其他国家的好，意大利设计的服装、比利时的巧克力、法国的厨具和丹麦的家具毫无疑问是各自领域中最好的——但这种观念在上一代人看来几乎是可笑的。

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地位不再不容商榷，而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局部自主权和价格信号，并放松了控制。这是英国19世纪工业至高无上地位的遗产。英国国内的货物、汽车、工具或武器长期以来被外国市场看重。但是除了男士服装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制造商几乎在每一个商品领域里都成功地破坏了自己的地位，到60年代末，英国零售商给人的鲜明形象就是低质量的“时髦”货，在下一个10年中，这一市场被无情地开发了。

欧洲商业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产品和它们的国家一样，是各自不同的。意大利的轿车，如菲亚特、阿尔法罗米欧和蓝旗亚，因为以次充好、性能不可靠而臭名远扬，但这并不影响意大利在国外市场中日益上升的地位，比如皮具、高级女装，甚至低一档的白色家电。对于德国服装和食品，国际市场从来没有任何需求，也应该如此。但到1965年，任何一件用德国机床做出来的或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在英国或美国的橱窗里想开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在许多产品领域里赢得了高质量的美誉，但即使在那里，市场的情况也明显地变化多端。外国的富人们在家里高档风格的瑞士家具或丹麦家具，即便它们的结构有点儿脆弱，因为它们非常“现代”。但是这些消费者同时会对瑞典的沃尔沃汽车感兴趣，虽然看上去外观不美，但却给人坚固的感觉。“风格”和“价值”这两种特性被称为识别“欧洲”产品的标签，而在美国通常相反。

巴黎仍然是高档女式时装之都。但是意大利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不受原料定额供应的限制（不像法国和英国），早就是法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早在1952年，就在圣雷默市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男士时装节。然而无论法国多么时尚、创新，其高级女装（从克里斯汀·迪奥到伊芙·圣罗兰）风格还是非常传统的：直到1960年，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杂志编辑和专栏作家还把出席年度时装发布会所戴的帽子和手套穿到工作场所。只要中产阶级妇女在着装方面还跟着一小部分巴黎的设计师和时装屋的风向标走，那么后者的地位（和利润）还是牢靠的。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的妇女像男士一样，不再把戴正式的帽子、穿剪裁得体的外套或者晚装作为日常生活。大众服装市场既追随上层也跟从下层的时尚。欧洲作为时尚和优雅之都的地位是稳固的，但欧洲的未来存在于更加多姿多彩的时尚风格中，其中有许多是从美国甚至是亚洲借鉴而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上意大利人尤为擅长。对于服装及其理念，巴黎主宰着欧洲市场，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将来的服装之都却在别处。

1955年3月在米兰举行了文化自由大会，雷蒙·阿隆提出大会的议题是“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当时，他的一些听众认为这个提法有点儿为时过早，毕竟在铁幕对面和其他一些地方，意识形态都看上去很活跃、而且很得势。但是阿隆有自己的观点。在那些年里，西欧国家越来越与任何一种主义的事业相分离；并且我们也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缓和了旧的政治仇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更多人来直接关心国家的政策和开支，但是他们也不会淡忘应当由谁来控制国家。看来西欧人抵达这块繁荣而和平的“阳光普照下的辽阔高地”（丘吉尔语）比预计早了点儿：在欧洲这个地方，政治向政府让步，而政府又越来越限于行政事务。

然而，我们可以预见保姆国家（即使是后意识形态的保姆国家）制度的后果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不知道还有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成长起来的公民而言，国家有责任兑现诺言，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做好，就是它的错误。通过一群仁爱的执政者来使公共事务明显地惯例化，也不能保障那些对公共事务十分冷漠的民众会关心政府政治。从这一点来看，至少阿隆的预测没有说中。因此，正是这一代人在他们父辈向往的社会民主政治天堂里长大，才会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感到最生气和憎恶。这一悖论所孕育的征兆在公共规划和公共建筑领域内可以明确地看到：因为这个领域内，冷战双方国家都极其活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时出现的人口增长和迅速城市化，对城市规划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东欧，即使许多城市的中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摧毁或半废弃，还有2 000万人口在战后20年里从农村移居城镇和城市。到1970年，立陶宛半数的人口住在镇上；而20年之前只有28%。南斯拉夫的农业人口在解放至1970年的一段时间里下降了50%，大批人口从农村拥向城市：1948-1970年间，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人口长了一倍，居民从28万人增长到56.6万人；同样地，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内从36.8万人上升到了74.6万人。

布加勒斯特从1950年至1970年间，从88.6万人增长到了147.5万人；索非亚从43.5万人上升至87.7万人；1961年苏联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的人口从1959年的50.9万人上升到了两年后的90.7万人。造成这些城市（从柏林到斯大林格勒）人口增长的原因在于苏联时代的住房政策：苏联建造了成千上万幢式样相同的灰色或棕色的水泥公寓楼，它们价格低廉、结构简陋，没有显著的建筑风格特征，也一点儿没有美学思想（或公共设施的样子）。

在一些没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内地城市（如布拉格），或者根据以前的计划重建的城市（如华沙和列宁格勒），大部分新建筑位于城市边缘，形成了一长串延伸到农村的郊区宿舍。其他地方，比如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新的贫民窟却位于城市中心。这是由于小镇和村庄没有能力吸纳成千上万无家可归之人，这些人以前是农民，后来做了矿工和钢铁工人，而城市的中心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的聚居地，不复有老镇残存的优雅。集体农庄的工人不得不进入农业城镇生活，这一措施在20世纪50年代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发明，后来又由齐奥塞斯库来完善之。一些新型的公共建筑，如技术学校、文化站和党组织办公室，都一板一眼地模仿了苏联的建筑：有时呈现出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但总是空间过大、很少吸引人。

强制性的工业化、农村集体化和对私人需求的批评和蔑视，是导致共产主义城镇规划变成灾难的原因。但西欧的“城市之父”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大量农村人口的拥入造成城市资源相对紧张。大雅典地区的人口从1951年138.9万人上升到1971年的254万人；而同一时期的米兰则从126万人上升到了172.4万人；巴塞罗那从128万人上升至178.5万人。在所有这些地方，就像是意大利北部的小镇和伦敦、巴黎、马德里等大城市的快速扩张的郊区，城市规划者忙都忙不过来。与在共产主义城市中办公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的本能使他们设计建造出大片面目相同的住宅，位置不是在被战争夷为平地或重新改造过的城市中心地带，就是在城市边缘的绿色田野上。特别是米兰和巴塞罗那，当第一代南方移民于60年代从破烂的小镇搬往高层公寓大楼时，其结果让人联想起苏维埃时代的灰房子，而且他们还遇到了进一步的困难：好多人因为租不起离他们上班地点很近的房子，所以不得不每天忍受公交不足而带来的长途奔波之苦；也有人开着新买的车上班，结果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

然而，这些年西欧城市建筑形式的丑陋不应当只归因于人口压力。这种“新野兽主义”（建筑评论家雷纳·班汉起的绰号）的出现不是由于偶然或疏忽。在联邦德国，重建的许多大城市极其缺乏想象力和眼光；在伦敦，伦敦市政议会的建设部门竟然把大批的住宅项目承包给了阿尔顿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位于罗埃汉普顿，专门营造咄咄逼人的、直线风格的、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勒·柯布西耶式的建筑。这些建筑的丑陋外表似乎是精心设计、故意造成的。米兰那座可怕的维拉斯科摩天大楼由一家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的私人集团于1957年至1960年间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具有当时那种典型的、咄咄逼人的超现代主义风格，意欲表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1959年3月，法国建筑委员会同意了蒙巴纳斯大厦的设计，他们在报告里总结说：“巴黎再也不能迷失于过去了。在将来的日子里，巴黎必须经历巨大的转变。”

其结果不仅仅是蒙巴纳斯大厦（或是像它生下来的孩子，丑陋的拉德芳斯建筑区），而且有一系列的新镇迅速出现：超高密度的住宅街区（它们被特指为“大集中”）位于大巴黎区的边缘，人们被剥夺了就业和享受当地服务的机会。这些小镇中最早、也是最出名的是位于巴黎北面的萨尔塞尔，它的居住人口从1954年的8 000人一直扩展到7年后的3.5万人。从社会学和美学的角度看，这个小镇没有根基，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专门用于工人住宅的郊区相似（尤其与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边上的拉兹迪奈相似），远远背离了法国当地建筑设计或城市传统建筑的风格。

这种与过去的不同之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其他生活领域里被万分赞赏的欧洲“风格”在这儿没有任何迹象。确实，欧洲的传统在这儿被刻意地避开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更甚——的建筑，是有意识地反历史的；它们从建筑规模和建筑材料上（最喜欢用钢铁、玻璃和钢筋混凝土）来背离过去的建筑设计。这样一来，建筑作品就不再有必要比以前的更富有想象力：相反，这种几十年来改变了诸多欧洲城镇面目的“城市再开发”计划被视作一个巨大机遇而让人念念不忘。

在英国等地方，城市“规划”最多作为一种修修补补的策略：政府没有哪项长期战略会纳入住房、服务、就业或者休闲等问题（几乎所有的新兴小镇或住宅区都没有电影院，更遑论运动设施或足够的公共交通）。政府的目的是消灭贫民窟，并快速、低成本地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在1964年至1974年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384幢公寓大楼拔地而起，其中许多大楼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会废弃。伦敦东头最抢眼的建筑“罗纳角”公寓大楼在1968年发生了自行坍塌事件。

公共建筑也不见得怎么好。蓬皮杜艺术中心（20世纪60年代设计，直到1977年1月才对外开放）像它西面的巴黎地下购物中心（Les Halles）一样，本该为巴黎市中心展示各色流行文化资源，但在较长时间内它跟周围的街区和传统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伦敦大学新建的教育学院上，这座建筑位于旧布卢姆斯伯里区中心的伍伯恩广场，它招摇过市，用伦敦历史学家罗伊·波特的话来说，简直“丑陋至极”。还有，伦敦南岸建筑群素以提供各类无价的表演艺术和艺术服务而闻名，但是其可怕的、低矮的标高，乱七八糟的小巷和满是裂纹的混凝土立面，老是令人沮丧，印证了城市评论家简·雅各布斯“杂乱无趣的市容”一说。

即使我们承认两次大战和长期的经济萧条以后，确实存在着一种渴求崭新的、脱离过去的事物的愿望，我们还是不清楚为什么战后欧洲的政治家和规划者会犯如此多的错误。这好像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自己周围的新环境很难看：居住在大型住宅区、高楼公寓和新兴小镇上的人们从来就不喜欢这些房子，并且他们对每一个来询问的人明确表明否定态度。建筑师和社会学家也许不会理解，他们设计的住宅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会成为社会上流浪汉和暴徒的滋生地，但居民们十分清楚。即使是欧洲电影，几年前还在拍摄关于老城和老城生活的爱情、怀旧题材，现在也转向关心现代大都市冷淡、困苦的非人性化题材。戈达尔、安东尼奥尼一类导演在拍摄俗丽的新兴市区和工业化环境题材的电影时感受到了感官上的愉悦，如《阿尔法城》（1965）和《红色沙漠》（1964）。

深受战后建筑打破旧传统之害的是火车站；火车站被历来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细的艺术成就的体现，同时它本身往往也是一座重要的建筑丰碑。美国的火车站也一样遭受灾难（许多人仍然记得1966年拆除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事，它见证了官方流氓主义时代的开始）；但至少美国城市规划者至少还有理由——在轿车和飞机的夹击下，铁路旅行的前景实在比较黯淡。但是在人口拥挤、面积相对较小的欧洲大陆，铁路交通的未来从来就不是大问题。欧洲拆除的火车站被缺乏风格的、毫无吸引力的大厦所取代，而它们行使的不过是同一种功能。如果要去拆除伦敦的尤斯顿车站、巴黎的蒙帕那斯火车站和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这在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在美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大规模拆除城市建筑、全欧洲要求与过去割裂，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废墟一步跃入极端现代化，被自己证明得到了报应（感谢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经济不景气，为此公、私预算都被削减，从而使翻新旧建筑得以暂停一段时间）。早在1958年，大批城市改革巅峰到来之前，就有一批保护主义者在英国发起成立了“维多利亚协会”。作为典型的英国志愿者组织，“维多利亚协会”致力于寻找和保护英国受威胁的建筑文化遗产；在接下来的10年里，整个西欧受其影响，出现了一张类似组织的网络，推动居民、学术机构和政治家们与之呼应、采取行动以避免进一步损失。虽说他们对于保护某一块区域或某一幢建筑而言已经太晚了，但是他们至少设法保护了尚未被破坏的一些建筑，比如位于米兰科尔索马金塔大街上的展览中心，除了70年代早期已经被拆掉的部分，所有能够反映17世纪城市孤儿院面貌的建筑元素，如正立面和内部回廊，都被保存了下来。

在欧洲城市的有形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20年。那些年里对城市建筑的伤害是出于无知，但在“辉煌的30年”的经济发展光环下，这一点没有完全被认识到，为此付出的代价就像在上一个世纪的工业城市化过程中一样。虽然在以后几十年里也做了一些弥补（例如法国对现代化的规划和对道路等交通运输网络的大力投资，显著地提高了边缘郊区的生活质量），但是被破坏的建筑再也无法挽回。法兰克福、布鲁塞尔、伦敦等一些大城市对于为扩张城市的野蛮行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追悔莫及。

20世纪60年代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之一是，被无情地“更新”和重建的城市景观被居住其间的这一代年轻人深深地嫌恶。他们的房屋、街道、咖啡馆、工厂、办公室、学院和大学可能非常现代、无比“簇新”。但除了极特别的建筑，大部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丑陋的、没有灵魂的、沉闷的、野蛮的，而且用流行的话来说是“异化”的。如此一来，出现下列情况就很正常：当欧洲实行仁慈服务的那些福利国家那些吃得好、住得好，也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们长大后反对这个“制度”时，第一幢正式宣告爆破的建筑是位于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分部校区”中的预制混凝土宿舍，原因是它正好位于人口过多的巴黎郊区，那里充斥着高楼街区，而且交通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