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宗教战争

一个宗教大讨论的时代。

16、17世纪的欧洲,正是处于宗教大讨论的时期。

如果你能细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在现代社会里,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经济”这个话题,什么工资啦、工时啦、罢工啦,或者是金钱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而在1600年或者1650年左右,孩子们遇到的则是非常糟糕的情形。那时,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的耳朵充斥的都是关于“宗教”的话语,脑海里满塞着什么“命定”“圣餐变体论”

早期天主教认为,在圣餐中,面包与红葡萄酒经过祝福之后,可见的物理性质虽未改变,但其不可见的实体已成为基督的身体与血液。这种变体论后来被路德和瑞士宗教改革家慈运理所质疑。

“自由意志”

宗教改革中,主张“命定论”的路德和主张“自由意志”的依拉马斯之间发生过著名的辩论。

等晦涩难懂的字眼,嘴里吐出来的也是一些关于“真正信仰”的音调。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在父母的意愿下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茨温利教或再洗礼教,等等。为了提高神学修养,他们必须要看那些代表着“真正信仰”的书籍,譬如路德编纂的《奥格斯堡教理问答》,或是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原理》,或是《英国公祷书》里的三十九条信条。


宗教裁判所

他们的耳边不断地响起关于英王亨利八世的故事:据说他结过好几次婚,曾自封为英格兰圣公会的最高首脑,而且他掠夺教会财产,夺取了教皇对主教与教士的古老的任命权。宗教裁判所则有着一副恐怖的模样,它带着可怕的地牢与行刑室,让人噩梦连连。可怕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一群疯狂的荷兰新教徒抓住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然后把他们绞死,来满足杀死不同信仰者带来的乐趣。对阵双方的势力旗鼓相当,实在是非常不幸。本来可以早早结束的冲突,如今却拖了近八代人之久,事情也日益变得错综复杂。在这里,我只是挑了一些最重要的情节简单地叙述一下,至于其他的情况,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随便找一本有关宗教改革的历史专著就可以非常清楚了。

新教徒经历了巨大的改革变迁,天主教会也进行了彻底的内部改革。那些身兼业余人文主义者和希腊罗马古董交易商的教皇,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登场的教皇们态度严谨,教务繁重,每天工作长达二十个小时。

曾经在修道院里盛行的享乐生活也退场了。教士和修女们洗心革面,开始上早课,勤奋研习教义教规,照顾病人,安慰垂死之人。宗教裁判所则不分日夜时刻警惕着,避免任何有危险教义的印刷品传播开来。故事讲到这里,依照惯例,接下来应该是可怜的伽利略部分了。伽利略爱好天文,曾经凭借他的小望远镜观测宇宙,还提出了某些与官方解释截然相反的星体运行规律。他的这些举动,在宗教裁判所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而且非常危险,于是将他关进了地牢。对于教皇、主教和宗教裁判所,其实我们应当更公平一些。事实上,即使是新教徒也同样愚昧和不宽容,他们也常常仇视科学和医学,并把那些自主研究的人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

举个例子,我们对加尔文都不陌生。他是法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但同时也是日内瓦地区政治与宗教事务的双重暴君。法国当局曾经想绞死迈克尔·塞尔维修(西班牙的神学家与外科医生,也是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助手),此时加尔文给予了他巨大的援助。后来塞尔维修从法国监狱中逃了出来,躲到日内瓦避难。没想到,加尔文却又重新把他投进了监狱,经过漫长的审讯,最后对塞尔维修冠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并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全然无视塞尔维修作为著名科学家的隆隆声名。

事态的发展一步步激化。由于我手头缺少可靠的资料和数据,因此关于这一话题,我没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地厌倦了这场争斗。那些被烧死、绞死或者砍头的男男女女,大多是些善良的普通百姓。他们不幸生长在那样一个时代,由于宗教信仰而沦为教会的牺牲品。

宗教宽容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至于这一点,你们长大后一定要牢记),即便是身处所谓“现代社会”的我们,宽容也只是针对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人们可以对非洲的土著居民表现得相当宽容,毫不在乎他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可是如果身边的邻居,原来是个自由主义贸易者,极力反对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现在却突然加入了关税改革政党,宣扬要对一切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税费,那么这时人们的宽容就会消失,甚至会用恶毒的语言进行攻击。同样,17世纪那些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在听说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突然屈从了某种异端邪说时,也会恶语相向的。

那时,“异端”被视为一种可怕的疾病。现在,有些人如果不太注意卫生,就会染上伤寒症或者其他什么可怕的传染病。这时,我们只要一发现就会马上向卫生部报告,让他们派人来将病人带走,以消除他对整个社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在16、17世纪,异端分子(那些公开质疑天主教或新教信仰的男女)通常就会被视为是一种可怕的威胁,甚至比伤寒病菌携带者更为恐怖。因为在他们看来,伤寒虽然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摧毁人的肉体,而异端却能毁掉人们原本可以不朽的灵魂。于是,善良而理性的公民只要发现了这些破坏者,就会义不容辞地马上向警察报告。否则,其罪行就如同现代人发现同屋得了天花或是霍乱,却不报告医生一样。

在你成长的期间,你会听到一些关于预防性治疗的事情。什么是预防性治疗呢?我们知道,病人一般是在病倒后才被送进医院救治的。而所谓的预防性治疗,就是指我们应该防病于未然。在人们身体完全健康之时,医生们通过研究人们的生活状况,建议人们及时清扫体内垃圾,保证合理的饮食,保持个人卫生等,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各种隐患。甚至还远不止这些,医生也许还会去学校,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刷牙、如何预防感冒等。

在16世纪,相对于身体隐患而言,人们更看重灵魂的隐患(这也正是我努力想要告诉你们的)。于是,人们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措施,用以预防灵魂的疾病。在孩子能勉强读书认字之时,长辈们就应该用真正的(唯一“真正”的)信仰来教育他。这种做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其实对于欧洲的整体进步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为了解释教理,各种学校在新教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虽然这些学校以神学为主要教学任务,但多少还会教授一些其他的知识,并促成了人们热爱阅读的良好习惯。而且,在客观上还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

天主教徒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同样非常重视教育,并投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于此事,刚刚成立的耶稣会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亲密盟友。耶稣会是由一名西班牙战士创立的。这名士兵曾经长期沉迷于不洁生活,之后却幡然醒悟。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主动承担起为教会出力的责任。这就好像古时候的一些罪人,他们得到了救世主的指点,然后愿意把余生奉献给他人。

这名西班牙士兵名叫伊格纳提乌斯·德·罗耀拉,生于发现新大陆的前一年。他在战争中不幸负伤,导致了腿部的终身残疾。据他自己说,就是在医院治疗的期间,圣母和圣子向他显灵,并命令他抛弃以前的邪恶生活。于是,伤愈出院后,罗耀拉选择去圣地,以完成十字军未完成的神圣使命。可是到了耶路撒冷,他发现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任务。于是他重新回到欧洲,投入到反对路德教派的战斗中。

1534年,他在巴黎大学的索邦神学院学习,并与另外的七名学生结成了一个兄弟会。八个人共同立誓,从今以后要过圣洁的生活,正直诚恳,不慕富贵,将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教会。几年之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正规的组织,并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命名为“耶稣会”。

军人出身的罗耀拉非常相信纪律,讲究上下级服从关系,这也正是耶稣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耶稣会以从事教育为专职,老师在正式授课以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老师要寓教于乐,时刻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灵魂,给予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这样的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忠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就像生活在早期的中世纪一般,对自己的信仰严肃认真。

耶稣会教士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教育穷人上。他们也涉足权贵的宫殿,为未来的帝王们做家庭教师。耶稣会这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讲三十年战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但是,在那次宗教狂热的最后总爆发以前,还有其他很多故事。

查理五世逝世以后,他的兄弟斐迪南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而其他所有领地,包括西班牙、荷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则全部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继承。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葡萄牙公主(查理的堂妹)所生的儿子,这种近亲结合使得菲利普行为怪异。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就完全是个疯子,后来在父亲的默许下被杀害。菲利普本人并没有疯,但他对教会的热情却近乎疯狂。他坚信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因此谁要是胆敢与他持相反的意见,就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然后将他的肉体毁灭,净化邻居们虔诚的灵魂。

西班牙在当时非常富有,新大陆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国库。但不幸的是,西班牙有一种经济怪疾。西班牙的农民,无论男女都非常勤劳,但上层社会却蔑视任何劳动(除了陆军、海军和公共机关以外)。至于摩尔人,本来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工匠,但如今已经被逐出了西班牙。这样,为了取得粮食等他们不屑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西班牙必须把所有的钱再次送到国外。所以西班牙徒有世界金库之称,实际上却非常贫穷。

菲利普统治着16世纪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然而他的收入却依赖于当时的商业中心尼德兰所纳的赋税。问题在于,尼德兰人与荷兰人信奉的是路德教与加尔文教,他们清除了当地教堂里的所有圣像,还声称教皇已不再是他们的牧羊人,新译《圣经》的教诲和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行事的指引。

这使得国王菲利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荷兰子民的异端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确实需要那里的税收。如果任由荷兰人信奉新教而对他们的灵魂置若罔闻,那么他就觉得有愧于上帝;如果在尼德兰设置宗教裁判所,用火刑柱毁灭那些异端子民的肉体,他的大部分财源又没着落了。

菲利普是个优柔寡断之人,尤其在这件事情上,他犹豫了很久,时而和蔼,时而严厉,时而允诺,时而恐吓。但是无论他采取怎样的态度,荷兰人始终不知悔改,继续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聆听路德派或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最后,绝望无助的菲利普只好把“铁腕人物”艾尔巴公爵派往荷兰,去收拾这些死不悔改的“罪人”。艾尔巴到了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砍下宗教首领的头颅——这些人对于形势的严峻毫无意识,竟然没有赶紧溜走。接着就是1572年,也就是法国新教领袖在圣巴托罗缪之夜被杀的那一年,艾尔巴对攻下来的几座荷兰城市进行了屠戮。第二年,他又率军围攻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与此同时,尼德兰北部七省组建了一个防御性联盟,即乌德勒支同盟。曾经担任过查理五世私人秘书的德国大公、奥兰治的威廉被推举为海陆军总司令(荷兰水军有着“海上乞丐”的著名绰号)。为了拯救莱顿城,威廉挖开海防大坝,倒灌的海水形成了一片浅浅的内海,将城市包围。然后他率领一支由驳船和平底船组成的奇特海军,又划又推又拉地穿过泥沼,来到莱顿城,拯救了莱顿人。


挖开大坝拯救莱顿

这是西班牙无敌舰队遭遇的第一次惨败。它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讶,就像我们惊讶于日军在沈阳大败俄军一样。从此,新教徒士气大振。走投无路的菲利普只好重新制定计谋,于是一个被雇的宗教狂热分子刺杀了奥兰治的威廉。可是,领袖的惨死非但没有让七省的人民泄气,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斗志。1581年,七省代表召开海牙大会,郑重声明废黜“邪恶的国王菲利普”,并宣布从此他们将自己行使主权。而在这之前,国家主权一直是“君权神授”的。


沉默者威廉被谋杀

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相比于签署《大宪章》的英国贵族起义,人类争取政治自由的步伐又向前迈了一步。天真的荷兰市民们认为:“国王与臣民之间应该有一种默认的契约关系,双方都应该自觉地履行义务,肩负责任。任何一方一旦破坏了这种契约,另一方就有权将这种关系终止。”1776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北美臣民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但他们与统治者之间被三千英里的大洋遥遥相隔,相对比较安全。而荷兰七省联盟会议在做出这一生死抉择(一旦失败,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无情的折磨)的时候,西班牙军队的枪炮声就在不远处响起,西班牙海军正在实施严酷的报复。

当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继承了“血腥玛丽”的王位时,人们纷纷传言,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将出发征服荷兰和英国。这个传言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流传,连海滨地区的水手都在谈论它。到了16世纪80年代,传言的内容成为现实。一些去过里斯本的海员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码头都在制造战船。而在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境内),帕尔马公爵正在组织庞大的远征军,一旦西班牙舰队到来,就可以把他们从比利时港口奥斯坦德运往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1588年,准备就绪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终于扬帆起航,向北进发。可是,荷兰的佛兰德沿岸港口早有重兵把守,而英吉利海峡也早被严密控制。而且,习惯于南方平静海域的西班牙舰队,对于北方海域恶劣的气候不熟悉,根本不知如何作战,后来终于被敌舰和暴风雨无情地击毁。在这里,我就不再介绍当时的详细情形,你们只需知道有几艘侥幸脱逃的船只,后来经由冰岛回到西班牙,向世人讲述那可怕的经历,而其余大部分战船都葬身于北海海底。

从此,英国和荷兰迅速崛起。16世纪末,霍特曼在林硕顿(荷兰人,曾为葡萄牙人服务)所写的一本小书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然后,他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了与西班牙、葡萄牙争夺亚非殖民地的战争。

在争夺海外殖民地期间,荷兰法庭里出现了一桩很怪的官司。那是在17世纪初,一位荷兰军官,名叫范·西斯科克(他曾经率领探险队,试图寻找通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结果由于海洋冰封,他在新地岛被困了整整一个冬天),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教皇曾经将世界平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此,在葡萄牙人看来,印度群岛周围的海域应该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当时,葡萄牙和尼德兰七省联盟的战争还没有爆发,他们声称,私人贸易公司的船长没有权力进入他们的领地,盗窃他们的船只。于是,他们提出了诉讼。青年律师德·格鲁特(或称格劳修斯)被聘请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他在辩论中令人吃惊地提出,“海洋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根据他的说法,国家的私有海域只限于海岸上大炮的射程,除此之外的汪洋大海,对于所有国家的所有船只来说,都是免费的“公路”。这个理论一发表就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紧接着便遭到了几乎所有航海人员的反对。英国人约翰·塞尔顿为此还写了一篇有关“领海权”的著名文章,提出一个国家周围的海域是属于这个国家的“领海”。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这个问题直至今日仍没有圆满地解决,并且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引发了很多麻烦。


“无敌舰队”来了

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回到西班牙和英国、荷兰之间的战争中。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里,那些原来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印度群岛、好望角、斯里兰卡、中国海岸以及日本等,都统统转入新教徒的手中。1621年,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后它征服了巴西,并在北美的哈德逊河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要塞。哈德逊河是1609年由亨利·哈德逊发现而得名的。

新夺取的殖民地使英国和荷兰大发横财。他们雇用外国士兵打陆上战争,自己则专心从事商贸活动。对他们而言,信奉新教、反对天主教带来的是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可是,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这种反抗带来的却是深重的灾难,甚至连世界大战都不足以相提并论。

三十年战争于1618年爆发,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才平息。日益激化的宗教仇恨积蓄了整整一个世纪,战争在所难免。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战争,人们相互厮杀,彼此混战,直至精疲力竭方告结束。

短短不足一代人的时间就让中欧的许多地区变成了荒野。为了得到一匹充饥的死马,饥饿的人们不得不与野狼争抢。在德国,大约有六分之五的城镇和村庄毁于战火,法尔茨地区被反复劫掠多达二十八次,人口也从战前的一千八百万锐减到四百万。

自从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二世当选为德意志皇帝,仇恨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斐迪南从学于耶稣会,是个虔诚、顺服的天主教徒。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立下誓言,要消灭自己领土上的所有异端。在他当选为皇帝的两天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弗雷德里克(法尔茨的新教徒选帝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被选为波西米亚国王。这与斐迪南的意愿大相径庭。

没过多久,哈布斯堡的大军就开进了波西米亚。强敌压境,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只好四处求援,结果却一无所获。荷兰共和国本来是会帮忙的,然而当时他们正忙于应付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族,无力再施援手。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热衷于强化自己的绝对权力,在他们看来,遥远的波西米亚战争只是浪费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于是,法尔茨选帝侯抵抗了不到数月,就被赶走了。巴伐利亚的天主教王族接管了他的领地。三十年战争拉开了序幕。

在提利和华伦斯坦的带领下,哈布斯堡的大军从德国的新教地区出发,一直打到波罗的海沿岸。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信奉新教,于是强大的天主教邻居自然成了丹麦的安全隐患。于是,趁德国的势力还未巩固,丹麦先发制人,把军队开进了德国,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华伦斯坦乘胜追击,迫使丹麦求和。而此时波罗的海地区尚由新教徒控制的只剩一座孤城,那就是斯特拉尔松。

1630年夏,瑞典国王、瓦萨家族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登陆斯特拉尔松。古斯塔夫是因为曾经成功地抗击了俄罗斯人的入侵而闻名。

详见本书第四十八章。

信奉新教的他,野心勃勃,一直幻想着使瑞典成为北方大帝国的中心。欧洲的新教王公们对古斯塔夫的举动热情鼓励,将他视为路德事业的挽救者。古斯塔夫战果累累,他先是击败了刚刚大肆屠杀马德堡新教徒的提利,然后长途行军,穿越德国腹地,准备攻打哈布斯堡王室的意大利领地。可是,由于天主教军队对他的后方构成了威胁,古斯塔夫突然改变了路线,在鲁岑战役中大败哈布斯堡的主力,重创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不幸的是,他自己却因脱离了部队而丧命。

斐迪南生性多疑。受挫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手下,军队总司令华伦斯坦因此而被他谋杀。消息传开后,与哈布斯堡王室结有宿怨的法国天主教的波旁王室,转向了支持新教的瑞典。路易十三的军队攻向了德国东部。图兰和孔第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和巴纳、威玛将军率领的瑞典军队英勇奋战,获得了赫赫威名。瑞典一战成名,顺便还夺得了财富无数,这让丹麦人嫉妒不已。于是信奉新教的丹麦人向同样信奉新教的瑞典人宣战,而瑞典人又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结盟。法国的政治领袖——红衣主教黎塞留,刚刚剥夺了胡格诺教徒(法国新教徒)于1598年在南特敕令中获得的公开祈祷权。

和许多类似的冲突相仿,在参战各国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战前的所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天主教国家依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国家也仍旧是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的忠实信徒。瑞士和荷兰的新教徒们建立起了独立的共和国,法国取得了梅斯、图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的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既无人力也无财力,没有希望,没有勇气。

三十年战争对人类的唯一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反面教训。从此以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泯灭了战争的欲念,开始互不理睬,但宗教狂热与信仰仇恨却并未消失。相反,这一争吵刚刚告一段落,新教内部不同派别的纷争又激烈展开。在荷兰,有关“命定论”(这是个晦涩的神学概念,但在你曾祖父眼里,它是个必须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的意见分歧引发了大争吵,结果荷兰政治家奥登巴恩凡尔特的约翰(在荷兰共和国独立的最初二十年里,他功勋卓著,并对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举足轻重)被砍头。在英国,分歧则导致了内战。

内战结果致使国王以法律程序被处死,这是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在正式讲述这次大革命以前,我必须先简单介绍一下英国的历史。在此书中,我只关注于一些有助于理解当今社会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出于个人喜好来故意选择或者回避一些国家。我也很想讲述一些有关挪威、瑞士、塞尔维亚或者中国的故事,但由于这些国家对16、17世纪的欧洲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我只好非常抱歉地略过不提。但英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过去的五百年间,这个小小的岛国的举动,几乎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如果不了解英国历史,我们甚至不能读懂今天的报纸。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在君主专制依然控制着欧洲大陆时,英国是如何发展出了议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