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皇帝的周游列国对于解决政治问题，甚或宗教问题都没有获得成效，但是产生了一项有利的影响，就是希腊的学术因此在意大利复兴，从而传播到西部和北部的国家。拜占庭宝座下的臣民虽然处于奴役和压迫的最底层，但仍然拥有一把能打开古代宝藏的金钥匙。他们还拥有一种像音乐那样意象丰富的语言，把灵性赋予所感知到的事物，使抽象的哲学观念赋予实体。自从君主国或首都的障碍被踩在脚下，民族的语言在形式或实质方面，毫无疑问会受到外来各蛮族的影响，产生以讹传讹的现象。为了解释出于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斯拉夫语、拉丁语和法兰西语为数众多的词汇，不得不制造出大批的新词，但是在宫廷所用和学院所学却是一种更为纯正的语言。有位意大利学者在土耳其人入侵前约30年，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归化并且与名门世家结亲，对这种语言的发展情形有一番描述，有的地方也许过于美化。菲勒福斯说道：

粗俗的语言为人民所藐视，再就是受到每天聚集城中与居民混居的大批来客和商人的污染。虽然有一个学院的门生弟子使用拉丁语言，但表达的意义非常的含混而精神是如此的贫乏，只能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译本来补救。我们要追随能够逃过这种污染的希腊人，也只有他们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即使是日常的谈话，他们仍旧使用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的措辞，也就是雅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语法，写作的风格也更为精准而正确。那些因出身和职务关系要与拜占庭宫廷密切来往的人士，都能保持古代语言的高雅和纯正，丝毫不掺杂外来的口音。这些天生优美的腔调保存在贵妇人的谈吐之中，她们从来不与外国人寒暄应酬。我说的不只是外国人。她们平时生活在深闺之中，避开邻居的注视，很少看到她们在街头露面，而出门上教堂和拜访最亲近的家属，时间总是在傍晚天黑之后，戴着面纱骑在马上，四周围绕着父母、丈夫或仆从。

希腊人有相当数目家世富有的教士献身于宗教信仰，僧侣和主教的举止端庄严肃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像拉丁的教士那样分心，从不追逐世俗的欢乐甚至军旅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才华奉献于教堂或修道院的敬神、怠惰或口角之中，至于那些好学深思或抱负远大的神职人员，会研究本国语言中的神圣和世俗的学术。教士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教授哲学和辩论的学校一直维持到帝国最后灭亡。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的书籍和知识，就数量而言肯定比散布在西部宽阔地区的还要多得多。但是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早已有人注意，希腊人凡事守成，宁愿退而明哲保身；拉丁人积极进取，处事务求奋勇争先。这些民族为独立自主和争强斗胜的精神所鼓舞，甚至只是意大利城邦的小小世界，比起日益萎缩的拜占庭帝国，都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兴旺的局面。在欧洲，那些属于社会较低阶层的群众，早已解除封建体系和奴役制度的压迫，获得自由权利是跨出好学求知的第一步。无论如何，拉丁语的运用不管多么粗俗和谬误甚多，总算通过宗教和迷信保存下来，从博洛尼亚到牛津那么多所大学，都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学者，误导的热情能够引向更为自由和合乎人类需要的研究。科学的复兴使意大利第一个抛弃古老的包袱。辩才无碍的彼特拉克靠着他的言传身教，不愧为当代首位继往开来的先驱人物；对古罗马作家的研究和揣摩，能够形成更为纯正的写作风格，笔调表现出豪迈和理性的情操；那些西塞罗和维吉尔的门徒，抱着推崇和敬爱的心情走近希腊大师的圣坛。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时，对于利西普斯和荷马的作品不屑一顾任意破坏，举世闻名的艺术精品被一锤砸得粉碎，然而不朽的思想在抄录者的笔下获得新生，再度传播开来，就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而言，最大的抱负是据有并理解这些抄本。土耳其的武力毫无疑问会迫使缪司逃匿。希腊连同那些学院和图书馆，可能在欧洲从蛮族的洪流中露头出来之前，便已经彻底遭到毁灭；意大利的土地可能在还未完成好培育工作之前，撒下的科学种子就已经被风吹散，我们只要想到这里，真是感到浑身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