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查士丁尼登极称帝（527 A.D.），罗马法的改革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项艰巨却又势在必行的任务。经过10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法律条款和司法文件有数千卷之多，一般人没有财力购买也无能力消化，而且所需要的书籍也很难找到。法官就像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能任意处置案件，就如同空有万贯家财的富翁，要花钱时仍然一穷二白。那些使用希腊语的行省居民，将生命及财产交给他们一无所知的语言来处置。在贝里图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学院里，人们把拉丁语当作野蛮人使用的方言，学生不愿尽心尽力去学习。幼年的查士丁尼有如伊利里亚的士兵，只熟悉当地的土话，等到少年时代才接受法律课程的教导，现在基于帝国的需要，选出东部学识最为渊博的法学家，随同他们的君主努力进行改革的工作。皇帝的倡导和官员的经验，有助于学者专家提出他们的主张。

特里波尼安的积极进取鼓舞了大家，进一步推动整个计划。这位极为出众的人物是潘菲利亚行省塞德地方的土著，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受到无数的赞许和指责。他的才华就像培根一样，精通那个时代所有的事务和知识。特里波尼安用散文和韵文就各种不同的题材，写出变化多端和深奥难解的作品：像是赞誉查士丁尼的具有双重含意的颂词；哲学家狄奥多图斯的传记；幸福的本质与政府的责任；荷马作品目录及24种诗韵；托勒密的天文学准则；太阴的月相转换；行星家族的体系；世界的和谐系统。

他进一步运用拉丁语来研究希腊文献，这位罗马的民法学家把所有的资料保存在图书馆和自己的脑海之中，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精研法律这门学问，为他开启飞黄腾达的富贵之路，从在禁卫军统领的手下担任律师开始发迹，接着擢升为财务大臣、执政官和御前大臣。查士丁尼在国务会议中经常听取他的报告，他不仅口若悬河而且智慧过人。即使如此，他的态度始终保持谦虚，行事低调，以减少别人的嫉妒之心。他受到宗教信仰不够虔诚和贪财好货的指责，难免会玷污他的德行或形象。在心胸狭隘和善于罗织罪名的宫廷，这位据有重要职位的大臣受到控诉，说他在暗中背弃基督教的信仰，心中存有无神论者或异教徒的思想和情怀，主要是归于末代希腊哲学家的影响，当然这种借口非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他的贪婪倒是证据明确而且众所周知，要是他在司法部门收受礼物而发挥影响力，企图改变审判的结果，就像再度发生培根的案例。如果他使神圣不可侵犯的职业受到羞辱，如果他为了获得私人报酬的不纯正动机，每天都在制定、修正或注销法律，那么即使是他的建树也无法为其卑鄙的行为赎罪。

在君士坦丁堡的叛变事件中，民众的气愤叫嚣使他遭到罢黜而丢官，但是他很快恢复了财务大臣的职位，直到他去世为止，有20多年的时间始终获得皇帝的重用和信任。查士丁尼赞许他的唯命是从和负责尽职，然而由于皇帝的虚荣心作祟，他难以分辨这种鞠躬尽瘁的态度是否已经堕落成谄媚奉承。特里波尼安敬爱仁慈的主子有如神明，感叹世间怎么会有这样伟大的君王，他装出一副戒慎恐惧的样子，害怕查士丁尼就像以利亚或罗慕路斯，会被上苍接走送到光荣的天国。

如果恺撒完成罗马法的改革，他那因反思和研究而增强的创造才能，就会带给世界一套纯粹和原创的法学系统。无论是否出于奉承之词，东方的皇帝生怕个人的判断成为公正的标准，虽然自己拥有立法的权柄，但还是要借用时间和舆论的协助，以逝去的哲人和立法者作为监督，好完成辛苦的编纂工作。查士丁尼要完成的工作并不像艺术家那样，只是用自己的手通过简单的铸模来塑造一尊雕像，他的著作如同古代耗费钱财的方格状路面，是一大堆缺乏条理的断简残篇。登基第一年，他指示特里波尼安，在9位饱学之士的协力下，校勘历代皇帝的法令和诏书（公元528年2月13日），从哈德良统治的年代开始，将格列高利、赫摩吉尼安和狄奥多西三部法典记载的项目，全部包括在内，要修订错误失落和相互矛盾的条文，删除已经作废的部分和过分冗长的文字，选择立法明智和裨益良多的法规，让其能够适应法庭的运作，为臣民带来福祉。完成这件工作只花费了14个月的时间。这个新成立的十人委员会，企图效法罗马先贤的事功，十二卷法典或称为“表”是最好的成果（公元529年4月7日）。查士丁尼的新法典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以示尊荣，经过签字批准以后，交给各单位的公证人和书记，用笔抄录很多部，经过校正无误，分送欧洲、亚洲以及后来阿非利加各行省的官员，选择庄严的节庆期间，在教堂的门口当众宣读这部帝国的法律。

随后进行更为繁重的编纂作业，要从罗马法学家的决议、假设、质疑和争辩中，摘录出法学理论的精义。皇帝指派17位律师，在特里波尼安的领导之下（公元530年12月15日），要超越前贤著作所涵盖的范围。如果他们能遵照命令在10年内尽其全功，查士丁尼对他们的勤奋一定会感到满意。结果他只花了3年就快速编成了《论法汇编》或称《罗马民法汇编》（公元533年12月16日），至于是获得赞许还是谴责，要看执法者运用得好坏而定。他们根据特里波尼安的图书馆搜集的资料，选出40位过去最有声望的法学家，以及节录在50本作品里的2000篇论文，进过仔细统计，原有300万行或节的文句，经过删节以后很合理地保留15万行。完成重大著作编纂的前一个月，先完成了《法学初步》，看来罗马法在编纂摘要之前，先完成基本原理才较为合理。皇帝赞同他们的工作计划，运用立法权批准这些平民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十二铜表法》、君主的《永久成规》、人民的法律以及元老院的敕令，完成注释，取代原书的权威，将原书视为无用的古老遗物，全部予以废弃。《御法集》《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被称为正式的民法体系，是法庭唯一能运用的法源，也是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学院的唯一教学材料。查士丁尼把他的“永久神谕”告诉元老院和行省，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使他感到非常自傲，同时装出虔诚的态度，把这一切归于上帝的启示和支持。

由于皇帝婉拒原创作品带来的虚名与嫉妒，我们仅能了解的状况是写作的方式、资料的选择和内容的精确，这些是编纂者不可或缺的德行。在形形色色的法律观念之中，很难指出哪些是他真正偏爱的，但是查士丁尼对三部著作所颁的谕令并不相同，有可能三部都没有讨到他的欢心，可以确定有两部不对他的胃口。在选择古老的法律条文时，他对前面的皇帝没有带着猜忌的眼光，而是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参考的资料最早没有超过哈德良统治的年代，法律对异教和基督教只存在很小的差别，经狄奥多西的迷信所采用，经过人们的同意才被废止。但是《民法汇编》的法律体系所涵盖的时期大约是100年，从《永久成规》的编纂到塞维乌斯·亚历山大的逝世。在哈德良之前几任恺撒当政时的法学家，书里很少谈及，就是整个共和国时代也只不过提到三个名字。查士丁尼的宠臣（有人极力主张）害怕接触自由之光和严肃的罗马哲人。加图、几位斯卡埃沃拉和苏尔比西乌斯的作品充满纯正和淳朴的智慧；特里波尼安却援引与他更意气相投的精神，叙利亚人、希腊人和阿非利加人都拥到皇家的宫廷中，将拉丁语当成外国语言来学习，视法律为赚钱的行业。

查士丁尼大臣所接受的指示，是要努力工作，尽快为帝国的臣民谋取福利，而不是研究古人的学问，满足对知识的探求。他们的责任是要选出罗马法最适用的部分。古老共和政体分子所写出的作品不论多么渊博和卓越，已经不再适合习俗、宗教和政府的新体制。即使西塞罗的老师和朋友仍旧活在世间，我们会坦承除了语言能够保持精纯以外，原有的极为优秀的素质已经被帕皮尼安和乌尔比安的学校所超越。法律这门人文科学要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所以发展的进程非常缓慢，越近代的作者自然可以掌握方法和史料的优势。两位安东尼皇帝在位时，法学家研究先辈的作品，他们所具有的哲理素养会缓和古代的严刑峻法，简化审判程序的形式，从敌对派系的嫉妒和偏见中抽身而出。

现在要选择最具权威的著作来编纂《民法汇编》，完全依靠特里波尼安的正确判断。即使权柄操之在上，也不会免除他的神圣责任，那就是一切的作为要真实和忠诚。查士丁尼是帝国的立法者，他可能撤销了安东尼时代的法案，或是谴责那时的自由原则有煽动作用，然而这些原则仍为最后的罗马律师所维护。过去的事实存在于专制政体所不及之处。当皇帝使完整无缺的原文产生讹误；要把在他奴役统治下的文字和观念，铭刻上古老和受尊敬的名字，使人误以为是古人的作品；或者用权势的手，查禁那些纯正和可信的抄本，不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念，那么皇帝就犯下了欺骗和伪造的罪行。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同事所实施的修订和篡改，用统一内容做借口为自己辩解，以获得宽恕，但是他们还不够仔细和小心，《御法集》和《民法汇编》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仍旧可以用来考验现代法学家的耐性和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