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种族混杂而又疆域有限的政府，把人和等级的划分当成最坚实的基础。就法国而论，最后的自由权利靠着5万名贵族的精神、地位甚或偏见来保持原有的活力；200个家族的直系子孙形成英国立法机构的第二个分支，即上议院，在国王和平民之间维持宪法的平衡；贵族和平民以及外人和臣民之间的地位差异，支撑起了热那亚、威尼斯和古老罗马的贵族政治。提到这些，男性的完全平等是混淆极端的民主政治和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要是有任何人能够出人头地，被擢升到奴隶同伴或市民同胞之上，就会冒犯到君王或人民的尊严。罗马帝国在衰亡的过程中，共和国引以为傲的身份划分逐渐被废除，查士丁尼的理性或本能使他完成了一位专制国君的简单模式。民众普遍尊敬拥有世袭财产或显赫祖先的人，皇帝无法去除这种心态。他乐于将荣誉的头衔和优渥的薪俸赐给他的将领、官员和元老院议员，有些并不固定的恩典让他们的妻子儿女分享。但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罗马市民一律平等，帝国的臣民都是罗马的市民。这种极具价值的特性最后变得虚有其名。罗马人再也不能用发言来制定法律，更无权选出每年任职的官员。他们一旦具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就会妨碍到主子专横的意志。一度只有市民具备管理民政和指挥军队的资格，这样才能接替祖先的征战大业，后来这种资格却被拱手让给日耳曼或阿拉伯的大胆冒险家。

早期的恺撒在意“自由出身”和“奴隶出身”的区别，非常严格地加以辨识。这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身份，要是她从受孕到分娩这段特定时间能证明是自由的市民，那么就合乎法律的公正要求。奴隶被仁慈的主人释放以后，立即成为“释放奴”或“自由奴”的中间阶级，但是他们并未解除服从和感恩的责任。一个自由奴辛劳工作所得的成果，他的庇主及其家人可以继承三分之一，要是死后没有子女或是遗嘱，庇主甚至可以得到全部财产。查士丁尼尊重庇主的权利，不过他的恩典将处于低等阶级的自由奴的羞辱标志移走：不论任何人，只要终止奴隶的身份，立即取得市民的资格，不得保留或延迟。虽然被释放的奴隶并没有被自然赋予自由出身的尊严，但是皇帝用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将这种尊严再次赐给他们。从前为了防止释奴的行为过于浮滥，使卑贱和贫穷的罗马人迅速增加，法律对年龄、形式和数量都有限制。他最后将这些法令全部作废，立法的精神有助于国内奴役制度的崩塌。然而在查士丁尼时代，东部行省到处充斥着人数众多的奴隶，无论是家生奴还是购买获得，都是供给主人使用，价格从10个金币到70个金币不等，依据他们的年龄、体能和受教育程度区分。政府和宗教发挥影响力，使得处于依赖状况下的艰难困苦能够逐渐减少，一位臣民不再因自己有绝对的权力，能掌握奴隶的生命和幸福而自鸣得意。

自然法则使大多数动物爱护和教导幼小的后代。理性的法则使得人类以孝顺回报父母。但是父亲对子女独有的、绝对的、永久的统治，是罗马法的特有之处，这种传统几乎和城市的建立同时产生。无上的父权是由罗慕路斯创立确定，在实施3个世纪以后，刻在十人委员会的第四块铜板上面。罗马公民的成年儿子在广场、元老院或军营享有“人”的公权和私权，然而在父亲家里他仅是“物”，根据法律，他与动产、牛只和奴隶没有差别，任性的主人可以将这些东西随心所欲地转让或毁灭，在人世的法庭无须负任何责任。养育者的双手可以收回无偿赐予儿子的礼物，而无论是由儿子的劳力还是财产所获得的东西，都会立即丧失所有权，成为父亲名下的产业。他被偷的财物（他的牛只或儿女）可以通过同样的盗窃方式取回，要是任何一方犯下非法侵害的罪行，他可以选择赔偿损害，或是听任讨厌的“动物”受到侵害不予理会。基于贫穷或贪婪，一家之主可以出售他的儿女或是他的奴隶。奴隶的状况反而更为有利，在第一次释奴以后就能恢复已经丧失的自由。儿子在被释以后又要回到丧尽天良的父亲身边，可能被迫陷入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奴役生活，一直要到三次出售和受释以后，才能脱离一再被滥用的父权。

根据法律赋予父亲自由处理的权力，父亲可以对子女真正或虚假的过失施以责罚，像是鞭笞、囚禁、放逐，或是将子女与最卑贱的仆役锁在一根链条上，送到农村去做苦工。父母的威严在于掌握着儿女的生死大权，执行血腥死刑的例子，绝不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会获得赞扬。在罗马的编年史中，上溯到庞培和奥古斯都之前的年代，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类记载。无论是年龄、阶级、执政官的职位、凯旋式的荣誉，都不能让最显赫的市民免于孝顺父母的束缚。他自己的后代与共同的祖先全部包括在家庭之内。对于养子的要求就神圣和苛刻而言，与对亲生子并没有不同。罗马的立法者并不害怕父权的滥用，虽然并不是没有这种危险，但他们对父爱的亲情具备无限的信心。这种被压迫的状态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式得到纾解：每一代人都能成功转变成让子女敬畏的父母和主人。

最早对父权的限制要归功于努马的公正和仁慈。未婚女子要许配给自由人，必须获得男方父亲的同意，但是她的婚姻受到保护，不会让她受到成为奴隶妻子的羞辱。在最早的时代，当邻近的拉丁人和图斯坎人欺压罗马这个城市时，城内经常发生饥馑，出售子女成为常见之事。但是随着罗马人不再能合法购买市民同胞的自由权利，市场逐渐萎缩，共和国的征战也摧毁了这一类的奴隶买卖。父亲传给儿子的是并不完整的财产权，依据《御法集》和《民法汇编》的法律体系，确定有“原始财产”、“附加财产”和“登记财产”这三重区分。所有得自于父亲的财产，儿子只能给予别人使用权，所有权则永远归自己所有。然而如果他要出售财产，债权人不能将奉养父母的那部分列入其中。无论父亲通过婚姻、赠予还是旁系继承所获得的财产增值了多少，这些都要传给儿子；父亲若非出于特别状况被排除在外，可以终生享有收益权。只有士兵通过战胜敌人获得、掠夺和遗赠的战利品，可以不必与父亲共有，这是军人英勇杀敌合法和应享的赏赐。经过合理的类推，非共享的部分延伸到任何自由业所得到的酬金、服务公家机构的薪资，以及皇帝和皇后神圣的恩典。

一般而论，对于市民的生命而言，父权的滥用所造成的威胁不如自身财产带来的危害。然而对于一个不配做父亲的人而言，儿子的生命会妨碍到他的利益或情感：从腐败所产生的同样的罪行，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人性。残酷的伊里克索鞭笞自己的儿子直到儿子气绝，皇帝将他从愤怒的群众手里救出来。罗马的父亲纵情于奴性的统治之下，把自己降格成严肃而又温和的法官。阿里乌斯私开法庭，对自己的儿子宣判莫须有的弑亲罪，奥古斯都出面干预，提供个人意见，宣布对其处以放逐的判决。有个父亲像强盗一样，抓住打猎的机会杀害一名年轻人，说他与继母发生乱伦的恋情，哈德良将猜忌的父亲流放到海岛。个人进行私下的审判，严重违反君主政体的精神，父母只有再将自己从法官降到原告。塞维鲁·亚历山大责令官员听取他的控诉，并执行他的判决，他不再能夺取儿子的性命而免于谋杀的罪名和刑责。公正的君士坦丁最后还是将弑亲罪的痛苦加在儿子身上，这种罪行只有运用《庞培法》才能免于惩处。

类似的保护存在于每个时代，有理性的人会赞许保卢斯的仁慈，凡是扼杀和饿死初生婴儿，或是自己没有怜悯之心，却将婴儿抛弃在公共场所，博取大家恻隐之心的父亲，保卢斯将这种人判处谋杀罪。但是遗弃子女在古代是沿袭已久的恶行，而且极为猖獗。那些从来没有接受过罗马父权观念的民族立下规定，不仅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在实施以后也不会得到惩处。呼吁人类良知的悲剧诗人，竟然认为这种流行的习俗根本无关紧要，同时用经济和同情的动机来加以掩饰。要是父亲忍得下心，虽然不能逃过谴责，但至少能逃过法律的制裁。罗马帝国到处沾染婴儿的鲜血，等到瓦伦提尼安和他的同僚在位时，他们将这种谋杀罪列入《高乃利乌斯法》的条文和所要表达的法律精神中。然而司法体系和基督教信仰的教导不足以消除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唯有加重刑责，对其判以死刑，产生吓阻作用，才能够增强原本温和的影响力量。

经验证明，未开化的野蛮人是侵犯女性的暴君，社会生活的进步才会改善妇女的处境。为了能够获得强壮的后代，莱喀古士将结婚的年龄延后，努马原来定为12岁，这实在是太过年轻，导致罗马的丈夫随自己的意愿来教导纯洁和服从的处女。按照古代的习俗，他把新娘从她的父母那里买来，她要履行“初夜”的责任。在为她花费3个铜币以后，她就可以被引导到丈夫家中拜祭灶神。祭司在10名证人陪同之下把水果当作奉献的供品，签订婚约的伴侣坐在同一张羊皮上，吃用麦或米做的咸饼，称为“麦饼联婚礼”，用意大利的古代食物作为心灵和肉体神秘结合的象征。但是这种结合就女方而言，极为严苛而且不够平等。她要抛弃娘家的姓名和祭神仪式，接受新的奴役生活，她唯一的装饰就是收养的头衔。

有关婚姻法的制定既不合理也不文雅，一个家庭的母亲（这是最适当的称呼）成为很奇特的角色，被看成自己子女的姐姐，对她的丈夫或主人而言则是女儿，只有丈夫被授予掌握家庭的父权：她的行为要经过他的裁决，可能会得到同意、谴责或惩罚，即使他无理取闹她也要遵守；他可以进行生或死的审判；在通奸和酗酒的案件中，可以对其做出适当的判决；她获得和继承的利益全部归丈夫所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妇女的定义不是“人”而是“物”，要是最早的头衔存在漏洞，她们就会像一般的动产那样，丈夫在使用或拥有一整年以后，合法获得对妻子的所有权。罗马的丈夫，一般而言，可以免除或拒绝婚姻的债务，然而雅典人和犹太人的法律非常审慎提出坚定的要求。罗马人对一夫多妻制根本没有概念，所以不会让更美丽或更可爱的伴侣跟他同床共枕。

罗马的贵妇人在布匿战争获胜以后，渴望享受一个自由和富裕共和国所共有的福利，她们的愿望在父亲和爱人的纵容之下得到满足。严肃的监察官加图几经努力，想要阻止她们的野心，但是没有成功。她们不愿举行古代肃穆的婚礼，废止每年要离家三天以中断时效权的规定，要签订更为自由和明确的婚约，并且不会丧失自己的姓名或自主能力。她们的个人财产在确保所有权的状况下可以与丈夫共同使用，挥霍的丈夫对于妻子的产业既不得让售也不得抵押。为了防止不法转移财产，法律禁止夫妻的相互赐予。任何一方处理不当，特别是使用另外的名字，会使未来的受惠对象构成盗窃行为。对于这种缺少拘束力和出于自愿的结婚协定，宗教和官方的仪式并非绝对必要，双方都处于相同的阶级，这确保他们结婚后可以共同生活。基督徒恢复婚礼的庄严和隆重，从虔诚的祈祷和教士或主教的祝福中，获得所有属灵和精神的恩典与荣耀。会堂的传统、福音的教诲以及全国或行省宗教会议的教规，对于婚姻这种神圣制度的源起、效力和责任都已经详细律定。基督徒出于良心的自觉，对于教会统治者的信条和谴责更为敬畏。然而查士丁尼的官员并不隶属于教会的管辖。皇帝参酌古代法学家的见解，当时他们还没有建立类似的宗教信仰，所以在《御法集》和《民法汇编》中采用的婚姻法，直接出于公正、策略和两性的天赋自由这些尘世的动机。

任何合理契约以获得当事人的同意为必要条件，除此以外，罗马人的婚姻在事先要获得父母的认可。当前有些法律逼迫得父亲要供应成年女儿的需要，但是在那个时代，即使父亲患有精神错乱，也需要获得他的同意，通常认为不容他人取代。罗马人解除婚约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是最庄严的誓约，包括古代的麦饼联婚礼在内，越是隆重的仪式越容易被人放弃。在最早的年代，一个家庭的父亲会卖掉他的儿女，他的妻子和儿女处于同样的境地，这个家庭的法官可以处死触怒他的人，要是出于善心，可以把她赶出家门。可怜的女性永远过着毫无希望的奴役生活，除非丈夫基于自己的方便才行使离婚这种男性的特权。罗马人放弃运用这种诱人的权利大约有500年之久，使他们备受赞誉。不过这同样也表明这种结合缺乏平等的条件，暴君没有意愿要放弃他的奴隶，奴隶也不能与暴君脱离关系。等到罗马的贵妇人成为夫君平等而自愿的伴侣，就要运用新的法律体系。婚姻就像其他的合伙关系，只要当事人的一方放弃权利，就可以解除双方的义务和责任。

经过3个世纪的繁荣和腐化，这种原则被毫无限制地运用，甚至到泛滥成灾的地步，情欲、利益和任性使人每天都有离婚的动机。一个自由奴的委托、一次谈话、一个签字、一则信息、一封函件，就能宣布双方的离异。人类最美妙而珍贵的结合，堕落成为利润或享乐的短暂交往。根据生命的不同情况，两性交替受到羞辱和伤害：一名爱情不专的配偶将她的财产转移到新的家庭，遗弃自己的无数后代，甚至有的还是私生子，将他们置身于前任丈夫的父权之下，由他去处置；一名美丽的处女可能在离开人世时，已经衰老、穷困而且没有亲友照顾；当罗马人受到奥古斯都的压迫要他们结婚时，一般而言都表现出很勉强的态度。这也可以充分显示，那时盛行于社会的制度对于男性相当不利。这些经验可以全面而清晰地用来驳斥似是而非的理论，展现出离婚的自由对于幸福和德行毫无贡献。极为方便的离异会摧毁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互信，任何琐碎的争执都会酿成激烈的后果。丈夫和外人之间微小的差别，非常容易就能被去除，要遗忘更是不费吹灰之力。一名贵妇人在5年之内投入8名丈夫的怀抱，贞节对她而言完全失去意义。

恶习的发展如此快速，要想矫正是远水难救近火，收效甚低。罗马的古老宗教崇拜中，有一位特别的女神听取婚姻生活的怨言，并且加以调解使争吵的夫妇能和好如初，但是她的称呼叫维里普拉卡，意思是丈夫的抚慰者，非常明白地显示出，她期待哪一方会展现顺服和悔悟。监察官负责裁判市民所有的行为，第一个运用离婚特权的人提到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动机，完全是听从监察官的指使。有位元老院议员没有听从他的朋友的建议，就休掉了身为处女的配偶，结果被除名赶出元老院。不论采取哪种行动想要拿回嫁妆，法务官作为主持正义的执法者，都要审查发生的原因和双方的情况，通常在可能范围之内有利于无罪和受害的一方。奥古斯都整合两种官员的权力，对于离婚过于浮滥采取抑制或惩责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于如此重要和审慎的行为，必须有7名罗马证人在场才产生合法的效力。只要丈夫让人感到愤怒而且有适当的证言证明他有错，他就得立即或是在6个月之内退还嫁妆，而不是原来规定的可以拖延2年之久。不过如果他能指控妻子的不法行为，她的罪行或轻佻会受到惩罚，让她丧失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嫁妆。

基督徒的君主最早指出个人的离婚是合理行为，从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他们对这方面的规定，一直在帝国的习惯和教会的意愿之间徘徊不定。《御法新编》的编者急于改革《御法集》和《民法汇编》有关的条款和罚则。根据最严苛的法律规定，妻子必须供养赌棍、酒鬼或解放奴（花花公子），除非他犯下杀人、下毒或亵渎神圣的罪行，否则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可能要靠刽子手来解除。丈夫的神圣权利维持不变，能从通奸的羞辱中拯救自己的名声和家庭。基督教的重罪条目，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随着后续规定的变化而减少或增加。如果发生了像是不能人道、长期离家及宣誓修行这些重大阻障，允许撤销双方婚姻的权利义务关系。逾越法律允许的范围会遭受很重的惩罚，妇女会被剥夺财产和饰物，甚至连束发针都要被没收；要是男子犯了重婚之罪，将新妇娶回家中，被遗弃的妻子基于报复，可以合法夺取这名新妇的财产，籍没有时用罚锾来抵付。要是被处以流放到岛屿或是关在修道院的刑罚，那么罚锾的金额有时会增加很多。受到伤害的一方会解除婚姻的束缚，但是这一类的罪犯不得再度结婚，可能有固定的年限或是终生受到禁止。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屈从不幸臣民的祈求，恢复只要双方同意就能离婚的自由。法学家一致赞成，神学家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基督的教诲带有暧昧不明的语意，立法者运用智慧，可以为他的需要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罗马人基于自然和社会的忌讳，对于婚姻和爱情的自由还是有限制。天生和普遍的本能禁止乱伦的交合，包含以下几种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直系血亲的尊亲属和卑亲属。至于在旁系和姻亲方面，基于天性的常情置之不管，理性的观点则保持沉默，社会的习惯形形色色，没有一定的原则可资遵循。在埃及，亲兄妹或姐弟的结婚毫无顾忌，不受反对；斯巴达人可以娶父亲的女儿；雅典人则是娶母亲的女儿；叔父和侄女的婚礼受到雅典人的赞许，认为是最亲密关系的幸福结合。罗马的异教立法者不受利害关系和迷信行为的引诱，没有增加禁止结婚的亲等限制，但是他们坚决反对亲兄妹的婚姻，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甚至考虑要将堂兄妹和姑表兄妹一并加以禁止，把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当成自己的双亲来尊敬，就是姻亲和收养也要仿效血缘的联系。按照共和国感到自豪的典范，只有身为自由人的市民才能缔结合法的婚姻。元老院议员的配偶要有光荣的家世或至少是自由出身，哪怕是国王的血统，也绝不可以与罗马人的血统混合而成为合法婚礼。罗马人用“异乡人”的名称，来贬低克里奥帕特拉和贝雷尼塞的身份，把她们看成马可·安东尼和提图斯的侍妾。这类称呼对于东方女王的尊严确实造成了伤害，不能随随便便否定她们的习俗。

依据法学家严谨的看法，侍妾是出身奴隶或平民血统的妇女，成为罗马市民专有和忠诚的伴侣，这时她还继续保持独身生活的状态。她那谦逊和端庄的身份比妻子的地位要低，但受到法律的承认和赞同，不像娼妓那样的下贱和羞辱。从奥古斯都时代到10世纪，这种次级婚姻盛行于西部和东部。人们常认为侍妾有谦卑的美德，比起讲究排场和傲慢的贵妇人要好得多。关于这方面，两位安东尼皇帝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都是有德的君主和当代的伟人，借此享受家室之爱的舒适和安宁。很多市民不能忍受独身生活，但是又重视家庭的和谐，就仿效他们的办法。任何时候要想使他们的非婚生子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要与忠诚经得起考验的伴侣举行婚礼，就能立即完成地位的转变。侍妾所生的后裔称为非婚生子，与通奸、卖淫和乱伦的私生子有所区别。查士丁尼对这些私生子女，只勉强同意可以供养生活所需。非婚生子女对于受到一般人承认的父亲，可以继承六分之一的财产。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私生子只能获得母亲的姓和身份，因而视状况成为奴隶、异乡人或市民。每个家庭的弃儿被国家收养，不会受到谴责。

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关系非常简单一致，用罗马人的说法就是“家庭教师”与“学生”，在《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里有几个专章加以说明。孤儿无论是本人还是财产，一定会委托一些言行谨慎的人给予监督和保护。如果去世的父亲没有指定人选，亲等最近的父系亲属被迫充任必然的监护人。雅典人一直担忧，要是把幼儿置于某些人的权力之下，他们会因幼儿的死亡而得到很大的利益。罗马法公开宣布一项原则，继承报酬时，同时要负起监护的职责。如果父亲或直系血亲无法提供有效的监护人，那就由城市的法务官或行省的省长提名，但按照法律排除以下的人员：精神错乱的患者或盲人；无知识或无能力的人；过去有仇或利益冲突的人；儿女众多或已经负有监护责任的人；同意出任为大众服务的工作，如官员、律师、医生和教授而获得豁免权的人。等到幼儿长大可以说话或思考，就由他的家庭教师担任法定代理人。等受监护人到了青春期，家庭教师的权威才告终止。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学生的任何行为只要是使自己受到损害都不发生效用，虽然这可能会迫使其他人牟取私利。家庭教师对学生的保护自不待言，并且他会对学生的行为做出记录。如果家庭教师不够勤快或廉正，违犯神圣的委托，就会涉及民事或刑事的讼案。法学家把青春期很草率地定为14岁，但是心理才智的成熟比身体发育来得缓慢，因此要设置一位代管人来管理罗马青年的财产，避免这些年轻人缺乏经验或任性而为。受托人最早是由法务官任命，来使得一个家庭免于浪子或疯子的盲目挥霍。法律迫使未成年人要请求类似的保护，一直要到他年满25岁，所有的行为才被承认有效。妇女被判定要接受父亲、丈夫或法定监护人永远的监护。女性只能讨好和服从他们，永远无法到达理性和经验的成熟年龄。古代法律表现出严苛和傲慢的精神，但在查士丁尼时代之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为通情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