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条约指定哥特人的居住区域，给予各种特权，规定应尽义务，这些都是狄奥多西和其继承人的光辉史迹。但资料有限，所以不能正确了解相关条款的精神和内容。面积广阔的肥沃土地，因战争的破坏和暴政的摧残而一片荒芜，就拨给蛮族使用，照说他们不会拒绝从事农业生活。大群西哥特人定居在色雷斯，部分东哥特人迁到弗里吉亚和吕底亚，分配所需的谷物和牛。为鼓励他们辛勤工作，罗马人免除了他们一定年限的贡金。没有把蛮族分散在各行省，是怕他们认为这是朝廷的猜忌之心在作祟，而且这样做也未免显得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们在指定居住的村庄和区域，拥有土地所有权；仍旧维持原有的习惯和语言，并被允许推广和传承；在专制政体的辖区内，他们拥有内部管理的自主权；他们必须承认皇帝的主权，但对罗马的次级管辖权，不必服从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官员的判决；各部落和家族的世袭酋长，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仍旧统治他们的族人；不过蛮族的王室阶层要废除，哥特将领的任免由皇帝决定。纳编4万名哥特人成为东部帝国的建制部队，被授予“联盟军”的称呼，穿着金领服装，发给高额薪饷，享受优待特权，遵守兵器的运用和纪律的要求，增强了他们天生的尚武精神。蛮族成为帝国的“双刃之剑”，可以保卫也可以威胁公众和国家。从此，罗马人心灵中唯一能激起军事热情的火花，终告熄灭。狄奥多西用言辞说服盟友，他之所以提出和平条件，是因为和哥特民族之间诚挚的友谊，但事实却是基于审慎和需要，情势所逼不得不这样。羞辱而危险的让步引起多方指责，狄奥多西生动描绘战争的灾难，特别强调目前已出现秩序、富裕和安全的征兆，他用这种成就来为自己辩护，也向不满人士表示歉意。狄奥多西的拥护者肯定他的作为，他们认为有太多勇武的蛮族失去祖国，陷入铤而走险的绝境，要想全部歼灭，根本不可能；若善加运用，反而能获得许多士兵和农夫，使衰竭的行省得以恢复活力。很多人同意这种看法。蛮族仍对罗马怀有敌意，表现出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但过去的经验使罗马人相信，他们终究会习于勤勉和服从。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言行举止，会因时间、教育和基督教的影响，产生教化作用而大为改观。他们的后裔也会逐渐同化在罗马民族的大熔炉中。

这些乐观的臆测之词听起来虽有几分道理，但有识之士认为，哥特人终是心腹之患，将成为罗马帝国的征服者。他们用粗野的言辞和狂妄的举动，侮辱罗马市民和行省人员，却免于任何惩罚。狄奥多西的常胜英名，是靠着蛮族的拥戴和英勇建起来的，但他们的协助既不可靠又会带来危险，在最需要他们卖力时，天生叛逆而多变的性格，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职责。内战时期征讨马克西穆斯时，大量哥特逃兵藏身在马其顿沼泽地区，蹂躏邻近行省，迫使无畏的君王用尽心机，使出全力，才扑灭叛乱火焰。公众起了猜疑之心，至感忧虑，认定这些暴乱并非一时的意外事件，而是精心策划的敌对行动。大家相信哥特人签订和平条约时，带着敌意和阴谋。他们的酋长过去在暗中发下重誓，绝不能相信罗马人，所以表面上显出忠诚和友好的态度，其实完全是在等待良机，进行掠夺和征服，以报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但蛮族并非不知心存感激，有些哥特人的首领是真诚报效帝国，或至少是对皇帝效忠。

整个民族逐渐分裂为两个对立派系，就第一次和第二次条约所律定的权利义务，展开激烈辩论。一派哥特人认为自己是罗马的友人，支持公正与和平，听从弗拉维塔的领导。这位勇敢而正直的青年，举止优雅，慷慨大方，和蔼可亲，在族人之中是鹤立鸡群。但人数众多的派系，追随性格凶狠不讲道义的普利乌尔夫，他热情暴躁，领导着好战的族人主张独立。在一个庄严的节庆，两派的酋长应邀参加皇家宴会，酒酣耳热之余，他们忘却了礼仪和地位应有的规范，当着狄奥多西的面，提起不容旁人置喙的家务事，发生激烈争执。皇帝在旁静观极其不当的口角，强忍心中的惊愕和愤慨，接着就宣布散会。弗拉维塔被敌手的无理取闹激怒，而且起了警惕之心，知道从宫中分手后就会引发内战，于是大胆跟在普利乌尔夫后面，拔出剑来把他当场杀死。双方的随护人员迅速拿起武器。要不是皇家卫队及时介入，罗马的忠诚勇士在对方的人数优势状况下，受不到保护就会丧生。蛮族的狂暴令罗马皇帝的宫廷和宴会蒙羞。只有狄奥多西坚定而严正的态度，才能约束性格急躁的哥特人，看来国家的安危系于皇帝一人的命运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