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一、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时间和动机(306~337 A.D.)
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绝不能冷漠对待的问题时,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会突然冒出来,那便是难以判定君士坦丁真正改变信仰的准确时间。口若悬河的拉克坦提乌斯在他的宫廷任职(306 A.D.),迫不及待向世界宣告,高卢的君王堪称光辉典范,在称帝之初就承认真正和唯一的上帝,崇拜他无上的权威。博学的欧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的虔诚信仰,归于他正在准备远征意大利时,天空忽然出现的神奇景象(312 A.D.)。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则恶意地断言,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祖先和罗马所信奉的神明(326 A.D.)。各执己见的权威说法之所以混乱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严格的教会规定,把他尊为“首位基督教皇帝”的说法,直到他临死之时才配使用这个头衔,因为他是在最后一次患病时,才初步接受教义举行按手礼,然后依照正式施洗仪式成为教徒(337 A.D.)。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实际态度,有的地方很含糊也可以说是有所保留,必须用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能弄清楚皇帝先自称教会的保护者,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改信者,这样一个缓慢得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彻底消除原来的教育使他养成的习惯和成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柄,认清他的启示和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无法兼容,对他而言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在心灵上或许经受过相当的困扰,这教导他在进行帝国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一些新的观念,也总要确保能安全而有效地推行时,才逐渐表露。在他临朝统治的整个时期,基督教像一条缓慢流动但逐渐加快的河流,但是其前进方向却因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君王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反复无常的个性,有时受到阻挠,有时发生改变。
他允许大臣为了说明主子的意图,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各人的原则。他在同一年里发布两封诏书(321 A.D.),运用手段使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第一件是庄严奉行安息日给全民所带来的喜悦,另一件是命令定期实施肠卜仪式。在这场重大变革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时,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非常急切的心情,注视着君王的行动,但两者的感受完全相反。前者出于高涨的热情和虚荣,尽量夸张君王对基督教的偏爱和信仰的忠诚;后者在焦虑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对世人甚至对自己采取掩饰态度,那就是罗马的神明不可能仍然视皇帝为信徒。基于这种热情和观点,使得当时怀有成见的作家,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公开宣布这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最光辉或最污秽的统治时期。
即使君士坦丁的谈话和行动曾经透露出对基督教的虔诚,但是他在接近四十岁时,仍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就是这样施为,也许是出于恐惧,当然也可视为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需要。他的性格极其慷慨,多神教的庙宇得到重建并且变得更为富足。帝国铸币厂出产的奖章上,都镌刻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一番孝心,使父皇被神化后的庄严形象进入奥林匹斯山神明的行列中。君士坦丁最崇拜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还特别喜欢人们把他比作光明和诗歌之神。那位神明百发百中的神箭、明亮照人的眼光、月桂编成的冠冕、千秋万载的英姿以及文雅风趣的才艺,全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神坛上总是堆满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他尽量让轻信的平民相信,皇帝得到神明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保护神的威仪。而且无论他在清醒时,还是接受神明启示的时刻,都会出现种种吉兆证明他是永久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神被当成君士坦丁所向无敌的指导者和保护神,因而受到举世的颂赞。异教徒普遍相信,这位获得神明恩宠的信徒要是忘恩负义,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
在君士坦丁对高卢行省实行职权有限的统治时期(306~312 A.D.),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君王的权威和他制定的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神明的荣耀,他很明智地留给教徒自己去料理。(如果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罪犯,采取非常野蛮的残暴行为,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在西部和东部看到严苛和宽容产生的不同后果。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就是实施严苛政策的例证,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忍受;他在垂危父亲的要求和劝告下,效法父亲所实施的宽容政策。就是这些原因,使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带有迫害性的诏书,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信徒,有从事个人宗教活动的自由。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使教徒对他的关怀和公正产生孺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