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基督徒生前也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力量，这必然使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感到称心如意，同时，这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人士改信基督教。除了偶然状况下发生的特异事件，神为宗教的利益暂时中止自然法则的作用，亲自干预而形成神迹之外，基督教教会从使徒和早期弟子的时代开始，便一直宣称拥有各种法力。像是会说多种语言、具有通天眼和预言吉凶的天赋；有伏魔驱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伊里奈乌斯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人当中，经常听说有人被神授予了通晓外国语言的能力，不过伊里奈乌斯向高卢的土著宣讲福音时，却被野蛮民族的方言弄得不知所云。无论是在清醒还是在睡梦中，得到来自神的灵感、见到神灵显形、可以传达神的旨意都被认为是无上恩典，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和主教在内，这些恩典不分阶层授予各个等级的信徒。当他们的虔敬之心经过长时间的祈祷、禁食和守夜，做好接受异乎寻常感情冲动的充分准备后，便在一种迷糊状态中完全失去理智，在极度兴奋中说出从神那里得到的灵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样，成了神明的喉舌。

我们可以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幻境所要达成的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揭示教会未来历史，指导教会当前任务。有些不幸的人遭受魔鬼折磨，从他们身上驱除魔鬼被看成宗教的一项寻常的工作，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一再被古代护教者指为基督教最令人信服的真实证据。这种可怕的驱鬼仪式，通常都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公开举行。患者的苦痛当场由驱魔师的法力和法术消除，观众还可以听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称自己原是古代一个不知名的小神，不该亵渎神灵，妄想篡夺人类的崇拜。但是我们只要想一想，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的伊里奈乌斯时代，死人复活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只要是情况需要，当地的教会便会组织大批斋戒的会众一同祈祷，以重演这种神迹。连那个随着他们的祈祷死而复活的人，也能在这些人当中长时间生活下去。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说到神奇的治病法术，不论治愈什么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惊奇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战胜死亡的例证，有些怀疑派的哲学家却仍然拒绝承认这类现象，照旧嘲笑人能复活的说法，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贵族的希腊人，曾拿这一点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点，他对安条克主教提奥菲卢斯说，如果能够让他亲眼看到有人确实死而复生，他便将立刻信奉基督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东部首席教会的主教，尽管迫切希望他这位朋友能皈依基督教，还是觉得拒绝这一公平合理的挑战方为上策。

原始教会的神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深入研究，否定了宗教奇迹的存在。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是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欧洲各地，却受到新教教会神职人员广泛的责难。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并非完全来自某种特殊论点，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证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要采用一种能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更难的是，要将这种理论恰当运用，保证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能准确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不致将成因归于超自然的天赋。从最初那位神父到最后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神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迷信的发展进程是如此缓慢，几乎让人无法觉察。因此，我们根本不知应当从哪个特定环节截断这根传统链条。每个时代都能为那些使它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奇异事件充作见证，而它的见证在可信度和分量上不低于前代所提的凭据。如果我们不能像公元2世纪时，用相信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那种程度来对待公元8世纪时值得尊敬的比德或12世纪时神圣的伯纳德，那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领上一条责备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

若任何这类神迹的真实性要依靠表面的实用性和正当性来获得承认，那么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许多不信教的人要劝化，许多异端分子要驳斥，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要使之皈依，不管何时都能找到上天应插手其事的足够动机。既然每个信徒接受神的启示就会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实性，而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又肯定那种法力已不复存在。那么非常明显，必然有过一个时期，这种法力不是突然之间，就是逐渐在基督教会中消失。

我们不管把那个时期安排在哪一个时代，是使徒去世的时代，是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的时代，还是阿里乌斯异端归于消灭的时代，说来全都一样。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竟会毫无所感，同样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或者，他们仍旧假装具备那种失去的神奇力量，这样，妄信代替了信仰的职能，狂热被允许冒用神灵感召的言语，把一个偶然或人为安排的事件所产生的效果全归于超自然的原因。

新近发生的真正神迹的经验，可以教导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认清天道的规律，眼睛（如果可以使用这个不恰当说法的话）习惯于“神工”的风格。如果近代某位有才能的意大利画家，竟敢冒用拉斐尔或科勒乔的名字，来提升拙劣模拟作品的声誉，这种狂妄的欺骗行为一定很快被揭穿，遭到公众愤怒的斥责。

原始基督教会自使徒时代以后，不管对神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的信徒中，如此显著存在的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会对真理和宗教的起因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等到了现代，一种潜在而且不怀好意的怀疑主义，始终纠缠着虔诚信徒的思想。人们多半都不相信对超自然力量的真实性，只是出于一种冷漠而被动的认可。我们的理智和想象，在长时期观察和尊重大自然始终不变的秩序的情况下，对于亲自去证实神可见的行动，实在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教徒中最有好奇心和最易轻信的人，常常受到劝说去参加一个声称具有神奇法力的团体。原始基督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他们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在他们四周到处都有魔鬼在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对真实或想象中的奇异事迹，常常自以为是目标、工具和证人。他们非常愉快地以同样轻松但却更为合理的态度，接受福音史上确凿有据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曾超过他们经验范围的神迹，就能产生启发作用，使他们具有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理解能力的不可知奥秘。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真实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义下得到百般赞扬，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被视为获得神的恩典和未来幸福的可靠保证，被描绘为基督徒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学者非常严格的说法，一些非基督徒同样可以实践的美德，经过证明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和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