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极度令人战栗的忧虑，已经从罗马人的经验中获得证实。《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皇帝，显示出人性的善变和难以捉摸，我们很难从现代历史中找到这种混乱而可疑的特性。在这些皇帝为善和败德的言行中，我们只能列举其中最关紧要者，上焉者是人类最高尚完美的典型，下焉者是人类最无耻堕落的范例。在图拉真和安东尼的黄金时代之前，是黑暗酷虐的黑铁时代。把奥古斯都不肖的继任者一一列举几乎毫无必要，他们无出其右的罪行与其上演的华丽殿堂，令人无法遗忘。像是提比略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的杀戮狂暴、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佚行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注定要祸延子孙，遗臭万年。在这80年当中（除了韦斯巴芗短暂的统治外，其实他的作为尚有商榷余地），罗马在永无宁日的暴君统治下痛苦呻吟，不仅灭绝了共和国的古老家族，并且只要有任何才德之士崛起，都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这些形同禽兽的暴君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奴隶生活，同时也基于两种特殊状况导致这种后果：一种是相较于他们在从前所拥有的自由；一种是来自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这使他们比起任何时代和任何暴君治下的受害者，后果更为悲惨可怕。这种特殊状况造成的后果有两个：其一是受害者对巨大悲痛的自觉；其二是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

一、在塞菲后裔统治下的波斯，历代国王残酷暴虐。宠臣经常在宫廷的接待、用膳或陪寝时被杀。据记载，有位年轻贵族提到，每次退朝前都不知道是否能保得住脑袋。面对这种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恐怖，波斯人几乎再现了罗斯坦的冥想：纵使以丝线悬利剑于头顶，随时可以命丧黄泉，波斯人仍然憩睡如故，平静的心情丝毫不受干扰。国君蹙眉表示不满，臣下很清楚自己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但祸福无常，雷劈或中风，同样能取人性命，明智之士应及时行乐以忘却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国王的宠臣由奴仆而晋身贵族，要知道他们被卑贱的双亲所卖，出身和家国一概不知，从小就在后宫严格的纪律中成长。他们的姓氏、财富和地位都是蒙受主子的恩惠，当然主子也可收回赐予的一切，这是极为公平的事。要是他们具备罗斯坦的知识，就会用偏见来肯定他们的习性，除了专制君主政治以外，他们无法说出任何其他的政府形式。东方的历史告诉他们这就是人类必须接受的景况，《古兰经》和这本圣书的诠释者，不断地灌输给他们，苏丹是先知的后裔和奉神旨意的人，忍耐是伊斯兰教徒的最高美德，无条件服从是人民的最大责任。

罗马人的心智经由不同途径而被奴化。他们虽自甘堕落、承受着军方暴虐的重压，长久以来，却还保存着祖先那种生而自由的情操和理想。希尔维狄乌斯、塞拉西、塔西佗和普林尼所受的教育方式，跟加图和西塞罗完全相同。他们从希腊哲学中，吸收人性尊严和社会本源最正确公平的概念。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尊重一个自由、和谐、胜利的共和国，声讨恺撒和奥古斯都所犯下的一连串罪行，内心鄙视那些用最卑下的奉承来表现对暴君的崇拜的人。其中有些人出任政府官吏和元老院议员，他们可以参加会议制定法律，却用自己的名字来替帝王的行动背书，把自己的权力出卖给居心险恶的暴君。提比略企图用法律程序来掩饰谋杀行为，因使元老院成为帮凶和受害人而暗自窃喜，他这种手法也被一些皇帝采用。在元老院会议中，正直的罗马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谴责。那些恶名昭彰的控诉人，满口大公无私的爱国论调，在法庭观赏审问所谓的危险公民。公职多作为有财有势者的酬庸。有的法官充满奴性，嘴里宣称要维护共和国的尊严，但当国家的元首违犯法律时，法官面对帝王的冷酷无情和残暴不仁，感到战栗害怕，满口歌颂他的仁慈。暴君反而瞧不起这些人的奴性，知道他们表面装出一副很诚挚的样子，内心却希望看到他垮台，基于这种心理而迁怒整个元老院。

二、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因宗教、语文和生活习俗大致雷同而产生联系，结果反而对人类的自由有所助益。近代的暴君尽管率性妄为，无所惮忌，也会在对手的环伺、舆论的指责、盟邦的忠告和外敌的忧患中，稍为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些对暴君不满的人士，逃离狭小的领土，很容易在较为祥和的环境里得到安全的庇护。他的才华得以施展，可以自由抱怨所受的迫害，甚至可以诉诸复仇手段。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成了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或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会被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别无其他。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一个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