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噶学派严肃的纪律，没有改变马可的温和敦厚，有时不免显得妇人之仁，这成为他性格上唯一的缺失。他虽然智力超凡，却常因赤子之心而受到蒙骗。别有企图的人士很了解皇帝的弱点，打着哲学的幌子作为晋身之阶，表面装出一副不求名利的样子，事实上却完全相反。他对弟弟、妻子和儿子太过溺爱纵容，超出个人德行应有的范围，以致他们有恃无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遗毒无穷。

皮乌斯的女儿福斯蒂娜是马可的妻子，素以风流韵事和容貌艳丽而著称当时。马可那种哲学家般严肃和简朴的气质，不可能和她过纵情声色的生活，更无法约束她那热情奔放的行为，因此她才为人所不齿。丘比特在古代是一位纵情声色的神祇，皇后也一样无所忌惮，身边蓄养面首，毫无羞耻之心。马可是整个帝国唯一不知福斯蒂娜奸情的人。皇后的败德行为影响世道人心，侮辱丈夫的名誉，马可却还将她的一些情人擢升到高官厚爵的地位。30年的婚姻生活证明马可的温柔体贴，对她的关怀尊重至死不渝。在他的《沉思录》中，他感激神明赐给他一位忠实温柔、天真烂漫的妻子。当她死后，元老院在他诚挚的请求下，只好立她为女神，供奉在神庙里，和朱诺、维纳斯和克瑞斯一样受到民众的膜拜祭祀。他还颁布诏令，令青年男女在结婚当天，必须在贞洁保护神的祭坛前面宣誓。

罪恶滔天的儿子更使父亲的纯良德行蒙上一层阴影。马可因偏爱他的不肖子而牺牲百万人的幸福，没有从共和国里选择储君，反而传位自己的家人，引起公众反感。不过，焦虑的父亲一直期盼得位有人，他费尽心血，延请饱学名师和有道之士教导康茂德，期待借重他们的言行，扩展康茂德原本狭窄的胸襟，革除早已被宠坏的恶习，使其有能力和德操在将来接掌宝座。然而除了与他习性相近的嬉游项目外，其他方面的教导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哲学家严肃讲授的枯燥哲理，在放荡玩伴的怂恿和引诱下，被遗忘得一干二净。马可本人也拔苗助长，竟在他儿子十四五岁时，就要他参与处理国政。马可后来又活了4年，对于轻率地将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推上理智与国法都无法约束的位置，他自己也难免悔恨不已。

大多数扰乱社会内部安定的罪恶，是基于人类有满足欲望的需求；而不公平的财产法，使大多数人所垂涎的物品，只为少数人所据有。在人类的欲望当中，对于权力的热爱，是最强烈而又不容共享的，那是由于人类尊荣的极致来自天下万众的臣服。在内战动乱时期，社会法律失去了效用，人道的法则很难填补上这个位置。争夺的激情、胜利的荣耀、失败的绝望、对旧恨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祸患的恐惧，全都促使人神智激愤与怜悯之声沉寂。每一页的历史记录，都因这种争夺权力的动机而沾满内战的鲜血。但这种动机对康茂德而言，并不足以解释他那毫无道理的残酷暴虐。因为他已享有天下，应再无所求。马可所宠爱的儿子，在元老院和军队的欢呼声中登基（180 A.D.）。

这位幸运无比的青年即位以后，既无对手可供铲除，也没有敌人需要惩处，在这种四海升平的状况下，理应勤政爱民，效法前面5位皇帝的丰功伟业，而不是自甘堕落于沿袭尼禄和图密善可耻的命运。

何况康茂德并非天生嗜血的虎狼之辈，从小也不是行为残暴的人，与其说他邪恶还不如说他懦弱。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单纯畏怯，受到身边侍从的左右，逐渐心灵被腐蚀。他之所以残酷暴虐，开始是受到别人的摆布，逐渐堕落成为无法自拔的习惯，最后使得人格为兽性所控制。

康茂德在父皇死后，发现自己对统率大军无所适从，也不知道如何指挥对抗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的艰苦战争。过去环绕他四周那群奴颜婢膝的儇薄少年，虽然遭到马可的斥逐，很快在新皇帝身边获得职位。他们对越过多瑙河在野蛮国家的战事，夸大危险和艰巨的程度，让荒淫怠惰的皇帝相信，凭着他的威名，只要交代部将率领军队出兵，就会使蛮族丧胆、迎风而降。他们还特别强调，用这种方式征战更为有效。他们用尽心机迎合他好色的欲望，将罗马的安逸舒适、富丽堂皇和精致优美的生活，拿来与潘诺尼亚军营中的忙乱辛苦和清寒单调做比较。康茂德受到花言巧语的蛊惑难免心动，但是在自己的嗜好和残存的对父亲所留的顾命大臣的畏惧之间举棋不定。夏天很快过去，他不得不将进入首都的凯旋式延到秋天。他有着优美的仪容，穿上讲究的服装，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大获公众的好感；他刚刚给予蛮族的体面的和平，使整个帝国都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他迫不及待进入罗马的心情，被认为是热爱他的国家；即使他纵情于歌舞升平，也因为他才19岁而几乎听不到责难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