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统计数字而言，与许多大陆邻国相比，英国居于劣势，如同一只身负重伤的病狮，面对着世界和未来。据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统计，在19世纪初，它的人口与意大利接近，远远少于俄国或法国。然而，本章所涉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我们第一次精确统计之前五十年，英国人口迎来大增长。1753年一份盘点人口的提案被议会拒绝，理由是“完全颠覆了英国自由的最后遗产”，以及向敌国暴露了国家的弱点。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英国人口从650万增加到超过800万。

对于这个标志着“群众崛起”之开端的增长，并无一致的解释。工业革命此时还处于早期阶段，而且这种增长绝非仅限于英国，在爱尔兰和欧洲大陆也几乎同样显著。这很可能不是由于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因，而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助产学和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导致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加上卫生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有助于延长成年人的寿命。然而，到1801年（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年前美国就已经举行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英伦诸岛的人口惊人地增长到约1500万。在我们的故事中，人口的作用相当大，显著地影响着经济、政治和阶级思想。此外，在考虑机器时代的罪恶时必须记住，在真正的工业革命之前，人口增长的趋势就已开始。新的社会秩序的确有着许多方面的罪恶，但没有机器在就业、交通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新的大量人口是不可能养活的。

在更具体地考察这些人口的生活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到这一时期，尽管领土面积不大，在北美损失严重，在统计数字上居于劣势，英国还持有一张王牌：由于世界贸易的变革，英格兰成为连接欧洲、美洲和远东最重要的海上航线的枢纽。如果可以通过海上力量维持这些航线，如果英国的新兴制造业能够超过欧陆诸强，它就可以控制世界市场，在财富和权力方面把任何竞争对手甩在后面。制造业、贸易市场、海上霸主，这些将是使英国走出耻辱的失败而赢得醉人的成功的武器。

英国还是贵族社会，权力基本上掌握在以贵族、地方望族、乡绅、神职人员和治安法官为代表的上层阶级手中。他们控制着立法和司法，当然，几乎完全地、通常也是无情地偏向于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上层阶级以及不断增加的与他们结盟的新富人来说，英国即使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也是一个极其舒适的国度，其统治阶级害怕看到任何变化发生。

然而，尽管他们没有觉察到，变化正在发生，富人与无地穷人之间“两个英格兰”的分裂已经开始。许多密切关联的因素促成了它的发生。这个国家八成的地区还是农村，伦敦是唯一的大城市，其他地方城镇远远落在后面。昔日的英国乡村不仅是农场的集合，而且维持着一种大体上公社式的和多种职业的生活。

两种力量，一种是意识到的，一种是尚未觉察到的，注定要侵蚀这个古老的乡村社会。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农业改良领导者都认为，如果农业耕作技术要得到改进，增长的食物供给要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那么圈地和土地私有制，不管数量大小，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直到1798年马尔萨斯才发表他著名的《人口论》，可是对改进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早就在发挥作用。确实，公社农业的传统方式阻碍了探索实验，甚至阻碍了已知的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一个顽固无知的农民会阻碍任何变革，没有圈地就不可能改进家畜饲养或从土地中获得最大收成。

然而，当从公地到圈地的改变真正大规模发生时，其影响是改革者不曾预料到的。旧的生产方式浪费、低效，却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在新制度下，在相当程度上，那些越来越少的农民，或者是拥有的土地过小不适合耕种，或者无钱，或者懒惰，或者无能。还有许多被诱导卖掉自己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变革的程度可以由下述事实显示出来，尽管从1710年到1760年只有30万英亩土地被圈，但此后到1843年间，有超过700万英亩土地转手。而且，有一个从小农场到大农场的稳步发展过程。一名观察者记载，在多塞特郡的一个村庄，二十年前有三十个农场，到此时仅剩下两个了。

圈地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尤其1793年以后，既归因于经济因素，又归因于心理因素。在饥荒和战争年代，农产品——尤其小麦，到1812年时售价还高于126先令——为地主和进步农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这些进步农民发现他们受到旧式公社制度的束缚，除非能够教育和带动所有那些更保守、顽固的邻居，否则休想引进新的观念和方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加入圈地运动，以便得以自由开发自己的土地，而无需同那些不愿与时俱进的人商量。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还远未扩展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到1851年英格兰乃至苏格兰的所有农场中，三分之二还未达到一百英亩的规模。然而不管怎样，相当大一部分旧式农业人口发现他们每况愈下，尽管土地的总体产量增加了。许多人失去土地，成为农业劳工阶级或城市人口，为蒸蒸日上的新型产业提供了方便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