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以后纳尔逊胜利的消息才传到伦敦，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英国人民和政府深受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奥地利和俄国也加入进来，形成了新的反法联盟。随后奥地利人把一支法军逐过了莱茵河，并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役中打败了另外的法军。与此同时，拿破仑不顾海军的失败，继续挥师征伐叙利亚；当得知欧洲局势改变之后，他又回到埃及，离开他的军队，几乎只身一人成功抵达法国。

法国人不仅为军事失败沮丧，而且对督政府表现出无力控制的失序和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革命已经完成，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新政府取代旧政府。独裁者应运而生的局势成熟了，当拿破仑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并把所有权力揽在手中时，实际上没有遇到任何反对。1789年旧政权的推翻被合法化了，可是法国试图以血腥的手段使新社会与旧社会切割。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种完全的切割是不可能的，法国和世界将要为新实验受到恶报。

法国需要一个舵手而且找到了。拿破仑不仅是整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而且是个一流的组织者，他要从根本上重构法国的法律、政府和社会形式，从此以后永远保留。就拿破仑在那些任务中所表现出的兴趣和能力而言，1799年提供了历史上令人着迷的几个“如果”，因为他攫取最高权力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英国抛出橄榄枝，但被轻蔑地拒绝了。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包括几乎迅速重新征服意大利和霍恩林登（Hohenlinden）大捷之后，五年之中他没有在扩展的法国边疆之外进行重大军事行动，可能是由于他要致力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新疆界之内的国家，尽管这不是独裁者应有的方式。不管怎样，他摧毁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奥地利和俄国退出角逐，又一次丢下英国于孤独之中。

比孤立更糟的是，由于拿破仑的外交，加上俄国沙皇保罗一世的野心和变幻无常，俄罗斯、普鲁士、瑞典和丹麦建立了一个反对英国的联盟，即武装中立同盟。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和抱负，同盟表面上的目标是以武力反对英国声称的搜查中立国船只以防违禁品。英帝国作为一个广泛散布在海洋上的帝国，偏爱海战而不是陆战，当英国处境窘困之时，这一问题总是被凸显出来。它从未最终解决，只是在纳尔逊那里得到一次暂时的终止。作为不称职的海军上将海德·帕克爵士的副手，纳尔逊进攻置于哥本哈根炮火保护之下的丹麦舰队。尽管这一切最终由于纳尔逊舰队的表现而无可非议，但它违反了胆怯的帕克的命令。帕克向纳尔逊发出信号示意撤退，就在此时一个广为传颂的事件发生了：纳尔逊把望远镜放在自己的那只瞎眼上，说他看不到任何飘扬的信号旗！

同时，由于爱尔兰发生的几起事件，皮特被迫于1801年辞职。平庸的亨利·阿丁顿成为首相。一年后他成功与法国签订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条约。尽管有天才纳尔逊，皮特的政策收效甚微，似乎看不到能够迫使法国改变它的政府、恢复波旁王朝，或者放弃它的征服。另一方面，通过1802年的《亚眠条约》，英国让出了自己最近在海外的所得，包括把好望角给荷兰，但不包括锡兰和特立尼达，而且同意把马耳他交还给圣约翰骑士团，前提是有大国之间的担保。尽管它在埃及打败了法国，但它没在那里做任何努力来维持即使是一个势力范围，因为那个国家对于去印度的航线还不重要。所有去远东的船只都要绕道好望角，放弃征服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对埃及的忽略。

双重的种子这一时期对法国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不体面地结束了。英国为自己的自由而自豪，而它所结盟过的专制君主，则更关心一己之私而不是总体事业的成功。这一事业被法国的恣意妄为所蒙蔽：法国人以自由之名制造了一个个的罪恶。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拿破仑战争，将会在欧洲永不磨灭地刻上“人民”（peoples）的观念以取代“政府”（governments）的观念，这个观念，虽然是要培育自由和民族（nationality）的观念，产生的结果却是我们今天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依赖于武力、维系于武力、通过武力吮吸公民血液的民族。而英国革命和北美革命，则紧紧坚持先例和人性的路线，尽管帝国和美国都有缺陷，但个人自由和自治得到发展，并被保留下来。

然而，一个人不能像做账那样开出一份历史和人性的收支单。即使法国大革命之后是一段时期的反动和改革受遏，它仍标志着一个有许多弊端的时代的结束。有一种说法：比起1688年的英国革命或者1776年的北美革命，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来说更加重要。无论如何，它标志着阶级和特权的厄运，及时地为民主转向作准备。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一个世纪左右后的世界，对征服国、极权主义以及有着拿破仑式征服梦的独裁者的哲学有所准备。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处于民主与专制之间殊死搏斗的剧痛之中，两者的种子主要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播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