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名毁津门 十 委曲求全

“老中堂,法国公使罗淑亚、英国公使威妥玛联名来了一份照会。”这天午后,崇厚持着一个硕大的信套,坐一辆装饰豪华的轻便马车来到文庙。这些天来,崇厚每日必来一次,每次都要大谈洋人如何在秘密调兵遣将、准备报复的事,使得曾国藩又厌恶又担心,整天如坐针毡。曾国藩打开大信套,一张厚实光亮的白道林纸飘了下来。拿起一看傻了眼:一行行洋文赫然出现在他微弱的目光前。他饱读中国诗书,却不识一个洋文字母。正是痛感于此,前几年他重金聘请一个懂中文的英国人教纪泽、纪鸿读英文法文,所幸两个儿子都学得很不错,尤其是纪鸿天资更高,现在已能流利地与洋人谈话了。可惜,他们没来天津。

“老中堂,晚辈已叫人用汉文翻译了。”崇厚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曾国藩见那上面写着:

法兰西帝国公使罗淑亚、大英帝国公使威妥玛,致清国大学士、直隶总督曾:

为照会事。上月贵国天津莠民由迷拐人口、挖眼剖心无稽传闻而酿成血腥暴乱,我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蒙受惨重损失,举国为之震怒,陆海两军向皇帝、女王陛下宣誓:不报此仇,誓不为军人。法兰西帝国海雄号、骑士号、霸王号炮舰,早已集结在大沽,之所以未挺进天津者,盖有所待也。时至今日,一个多月已过去,贵大学士来津亦达两旬,贵国所作所为,实令我等遗憾至极。罗淑亚公使代表法兰西帝国所提出的四项要求,未见一项作明确答复。为此,我等受皇帝、女王陛下之命,特向贵大学士严正提出:贵国必须赔偿损失费五十万两白银,所有凶手立即正法。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实系暴乱之主使者,乃罪魁祸首,不杀不足以平我法英两国之民愤,不足以慰无辜死难教士、贞女之灵魂。为此,特敦促贵大学士在十日内斩杀三员之头以表诚意。另,贵国总兵陈国瑞亦为指挥莠民作乱之头领,陈国瑞应以命相抵。

法兰西帝国第三舰队目前已航至红海,它配有当世最精良之炮火,大英帝国驻加尔各答的第五舰队亦已启航。两舰队十天后将相会于大沽。贵大学士若不照办,到时两帝国舰队将炸平天津,轰倒紫禁城。一切后果将由贵大学士承担,匆谓言之不预也!特此正告。

“岂有此理!”曾国藩忿然作色,将照会往地上一甩。这种毫无遮掩的无耻恫吓,这种主子指使奴才式的命令口气,这种出格的无理要求,深深地刺激了他的人格,无情地凌辱了他的尊严,勃然诱发了他的好胜心。同时,作为汉大学士的领班,奉命处理津案的中国代表,他也感到国家的尊严、太后皇上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崇侍郎,烦你先去转告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不能接受,尤其是以天津地方官员及陈国瑞抵命一节,简直无理之极。我大清帝国的官员,纵然犯法,该由我太后、皇上处置,他们无权提出这种霸道要求,何况地方官只有失职之错,决无抵命之罪。你先去口头转达,这两天,本大学士会有正式函件回复。”

曾国藩突然而发的强硬态度,使崇厚大出意外。他不是早就说过,以委曲求全的宗旨来办津案吗?这老头子今天怎么啦,火气这样大?崇厚拾起被曾国藩掷落在地的法英照会,又匆匆浏览一遍。语气是生硬了些,但条件也并非不可接受。

崇厚一心要将津案和平解决。他认为只要不开仗,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多赔点银子算什么,又不要自己出!多杀几个人算什么,中国百姓有的是!杀道府也无所谓,直隶等着候缺的官员一大串!若一旦打起仗来,他崇厚就脱不了干系。第一,三口通商大臣本负有天津地面洋务责任,这一起由洋务引起的战争,他要首当其罪。第二,丰大业最先放枪是在他的衙门,他是津案的主要当事人。第三,曾国藩未到天津之前,他是处理津案的最高官员。平平静静地度过这个风浪,他向法国道歉回来,依旧可以做他的通商大臣;若兵衅一起,中国失败,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此外别无选择,必须说服这个倔硬的老头子。要说服曾国藩这样的人,崇厚自有一套办法。

“老中堂,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的确太过分了,就是晚辈看了也觉气愤。他们在老中堂面前算得什么?老中堂是泰山昆仑,是万里长城,他们有什么资格‘正告’,真是放狗屁!”

崇厚说到这里,完全是一副义愤填膺的神态,曾国藩的火气开始消了一点。他未能免俗,他和所有青壮年时立过大功的老人一样,这两年来,越来越爱听恭维话、奉承话,全然不记得十年前对左宗棠喜听出格颂扬毛病的批评了。

“不过,老中堂,他们是有所依仗呀!”崇厚换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依仗的是炮舰,是世界第一流的武器。

我的衙门里有好几个法国英国佬,我暗地问过他们。法国佬说他们的第三舰队有十艘兵舰,全部装的是六十四磅重炮,并可一次装十个连发,任什么坚固的石城都不可挡住。炮兵的盔甲全由精钢制造,一般铁子都不能穿过,更何况刀枪了。英国佬说,驻在加尔各答的舰队是英国远东王牌舰队,曾经征服过世界三十几个国家,舰队司令是英国第一号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说,这两支舰队只要开进天津港一放炮,不到一个时辰,天津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五十万天津百姓将化为一堆枯骨,京师将再次沦为战场,太后、皇上又要仓皇北狩。”

崇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刚才怒气冲冲的毅勇侯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双目微闭,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蜡黄的长脸上,犹如一个处于弥留状态中的病人!他已知这几句话,打中了老头子的要害,于是移过身子,对着曾国藩的耳朵轻轻地说:“老中堂,晚辈还要禀告您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事?”曾国藩的左目睁开了,背部离开了椅子。

“俄国、比利时,美国都已放出风声,他们将全力支持法国、英国的军事行动,要船出船,要炮出炮,要人出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口通商衙门对洋人的信息一向最为灵通,而曾国藩自己根本没有这一套班子,他不得不依赖,也不得不相信崇厚所提供的情报。“看来对法国以外的那些国家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心想。他的左目又闭上了,重新瘫倒在椅子上,嘴唇动了几下,似要说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声来。

崇厚站起来,走到曾国藩的身后,完全以晚辈后生的谦卑态度,弯下腰,轻声说:“老中堂,晚辈知道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但老中堂今天一身系江山社稷之安危,系中国数万万百姓之安危,系皇太后、皇上之安危。己身可折,江山社稷不可折;己身可死,中国数万万百姓不可死,己身可辱,太后、皇上不可辱。老中堂,您就来一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吧!”

崇厚这时已语声哽咽,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曾国藩的思绪乱极了,体力也衰弱极了:“崇侍郎,你先回去,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晚上你再来!”

崇厚走后,曾国藩走进卧室,他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关紧门窗,点上一炷香,开始冷静地前前后后地仔细思考。过去他盘腿坐在床上,现在他已无这分体力了。他睡在躺椅上,腹部盖一件旧马褂,袅袅升起的轻烟,使他的思绪渐渐宁静。

来天津二十天,津案的眉目已完全清楚了。发生在天津的这一桩教案,与发生在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教案一个样,是中国百姓长期对洋人愤激而成的大变。自从允许洋教在内地传播以来,教堂到处滋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天津教案之所以闹得这样大,洋人死得这样多,完全是因为丰大业先开枪打死刘杰家人的缘故。从这两方面来看,曲在洋人,理在国人。曾国藩从这个方面想了以后,又换了一个角度想。

其他教案的直接起因,都由于教民的无理,中国人占了理,天津这场教案的情况就复杂了。围攻教堂,原因是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罪行,但此事查来查去都无确证。于情于理来说洋人都没有必要这样做,因听信无端谣传而来围攻教堂,理又在哪里呢?丰大业先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但顶多殴毙他,以命抵命而已,怎能借此打死二十多人,烧国旗、教堂,毁领事馆、育婴堂、讲书堂呢?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受害者。更令人气沮的是,这中间还有像田老二那样的歹徒。就事论事,到底是曲在洋人,还是曲在国人呢?想到这里,曾国藩不觉心寒起来。他离开躺椅,来回活动几下,又坐到书案边的藤椅上继续想着。

尽管这样,洋人毕竟是可恨的。中国人不欢迎他们,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呆在中国呢?为什么要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呢?他们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是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清议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将一切外国人统统赶出国门,从此以后,不与他们往来,关起门来办自己的事。

你的船坚,我们不稀罕;你的炮利,我们不需要;你的千里镜看得远,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东西,也照样行军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胜。清议毕竟代表中国的民情、民气、民风。假若他曾国藩这时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而如今他却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国向洋人低声下气赔不是,驱使工匠去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数十万白银去抚恤被人们恨之入骨的洋人,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洋人的怨忿。他曾国藩哪怕功勋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举动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也会受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象张邦昌、秦桧那样,作为一个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

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颤抖,不能自已。他叹息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如果这时仍在两江,或调在除直隶外的任何一省,这种倒楣的事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说不定还可以讲几句体面话,犹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写的那样,称赞姚莹斩杀英夷为大快人心之事,还送诗给前往福建做官的金竺虔,鼓励他:“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

当然,现在也可以急速给太后、皇上上书,历数洋人之罪,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以自己的声望,说不定太后、皇上也会采纳,但后果会怎样呢?十年前,朝廷与洋人接仗,大大小小也打了不下百场,但几乎无一仗占上风,有时候看起来是胜利,旋踵而来的便是更大的惨败。三十年前的那次烧鸦片烟的战争,给刚刚进入仕途的曾国藩以深刻的刺激,直到今天,他仍然清楚记得。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全部推到林则徐的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思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太后乃妇道人家,皇上为未成年的童稚,更不能指望他们承受开仗后的巨大风险。到头来,自己就会变成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而国家必定也在人力、财力上蒙受着大百倍千倍的损失。

“大人,大沽口水师总兵送来急报,洋人又开来六艘炮舰,连前次三艘在内共有九艘,全部荷枪实弹。”赵烈文心急火燎地推门进来。

“哪个国家的?”

“法国的。”

曾国藩大吃一惊。照会上说,法国的炮舰还在红海,这六艘战舰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这些可鄙的洋人,又凶恶又狡诈!

“你代我写个便笺,告诉水师吕镇,叫他不要惊慌,作好战争准备,我正调集大军前往大沽口援助。”

“好,我就写。”

“你还代我给省三写封信,叫他立即从张秋出发,前来天津听命!”

“是。”

曾国藩长嘘一口气,说:“省三这封信,本应我亲笔,但我今天太忙,不能分心。你信上说明一下,写好后,我签个名。”

赵烈文转身出去,然后再把门轻轻带上。

这个意外的军情,迫使曾国藩立即把思路转到对待罗淑亚、威妥玛的照会上来。“兵端决不能自我而开!”这个赴津前夕便已定下的决策,此时更加坚定了,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委曲求全一条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呀!”屈辱的选择,使曾国藩痛苦莫名!修复教堂和惩办凶手,都还好办,五十万银子虽然多了些,也忍痛拿出来算了,礼葬丰大业虽不情愿,也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只有官员抵命一事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这不仅大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仅这一条不同意,大概也不至于使得和局决裂。

傍晚,崇厚一进文庙,就将大沽口新增六艘法国兵舰事,作为一条大新闻告诉曾国藩,又一次劝他全部接受法英两国的照会。

“崇侍郎,你明天代表我去回复罗淑亚、威妥玛,就说除官员抵命一节不能接受外,其余几条都接受。”

“老中堂,何必为这几个人坏了和局大事呢?”崇厚面有难色地说。

“崇侍郎,你身为朝廷要员多年,当知维护我大清帝国的尊严。”曾国藩一脸正色地说,“这四个官员绝对不能抵命,宁可冒开仗之大不韪,老夫在这一条上也不会让步。如果洋人硬要坚持,你可告诉他,我九千铭军正在向天津靠拢,李中堂的平回淮军也已奉调来直隶,我即使落得个当年林文忠公充军伊犁的下场,也在所不惜。”

在曾国藩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面前,崇厚只得软下来。他立即又换成满脸媚笑,说:“老中堂的骨气,晚辈万分钦佩,只是我奉老中堂之命前去与洋人谈判,还请老中堂给我一个转圜的余地。”

“如何转圜?”曾国藩皱起两条扫帚眉。

“我想,对周道、陈镇等人,老中堂坚持只予撤职处分,洋人坚持要抵命,双方都各持一端,事情就僵住了。这时候需要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崇厚摆出一副老练外交家的姿态。“晚辈长期来与法、英两国关系都还可以,也适合充当一个调和居中的人。晚辈到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即以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周道等交刑部严议。老中堂看如何呢?”

“不合适,太重了。”曾国藩摇头。

“老中堂!”崇厚急了。“这看来是我们向洋人让了一步,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周道等人的处分再重,亦只发军台效力。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这话还不好讲吗?待事态平息,洋人出了口气后,老中堂再一纸保奏,他们不又回来了?照旧当他们的道员、总兵。晚辈还可以私下对他们讲,老中堂这样做,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老中堂为国家委曲求全,请他们也为国家暂时委屈一下。”

巧舌如簧的崇厚这番话,终于打动了曾国藩,他授权崇厚作这样的折中。

过几天,新上任的署天津知府马绳武,为答谢曾国藩的重用之恩,送来一个绝妙的点子,帮曾国藩从另一困境中解脱出来,前些日子,青县红柳村吴姓和陆姓发生械斗。陆姓吃了亏,死了六个人,上告县令,县衙门出兵抓了吴姓七个凶手。

案子报到知府衙门。一个老书吏悄悄对马知府说:“太后要曾中堂多杀几个凶手,曾中堂为证据不足而发愁,青县这七个凶手横竖是死,不如将他们算作杀洋人的凶手,这不帮了曾中堂的大忙?”

马绳武听了大喜,连声夸奖书吏脑子活。他正愁没有什么来报答曾国藩,这可真是大礼一件!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这些犯人,都要对他们宣布罪状,还要他们签字画押的,他们会肯吗?再说,陆姓要借此雪恨,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哎呀呀,我的好老爷,这事您就交给我办好了,你批一千两银子给我,我保证把事情办得熨熨贴贴!”

老书吏支出一千两银子,自己留下二百两,然后将八百两分作两半,陆姓四百两。吴姓四百两。吴姓七个凶手家里,每家分四十两,旅长也分四十两,剩下八十两,阖族每户摊了二两多。陆姓也是这样,他们族户少,每户摊了三两多。这下皆大欢喜。吴姓的族长和家属就来劝凶手,叫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在烧教堂、杀洋人的案子上签字画押,保证死后给他们埋上等棺木,建上等坟墓,年年族里公祭。陆姓的族长就来劝死者的家属,叫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再上告了,仇人已经杀了,管他死于什么名目,何况每户都得到了抚恤金!

“马太守,你真聪明能干!”曾国藩从心里赞赏,从心里感激。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可向朝廷作交代,又可堵塞洋人之口,自己的良心也不受谴责。

“老中堂,若朝廷嫌少,还可以照这个办法多杀几个。”马绳武得意地说,“牢房里囚禁着七八个死刑犯,反正都是一死,到时给点银子给他们,叫他们画个押就行了。”

世上也有如此会偷梁换柱的人!曾国藩真的觉得自己脑子太笨了。他当夜就给太后、皇上上折:正法的凶手又增加了七名,若嫌少,可由总理衙门去探询法国公使的态度,他们希望杀几个,报来数字,我们照办。

崇厚也兴冲冲地前来禀报,说罗淑亚、威妥玛答应了折中处理,并提出释放武兰珍、王三,为了和局的早日实现,他也代表曾国藩同意了。罗淑亚、威妥玛表示满意,连夜回北京去了。曾国藩和崇厚都不知道,法国公使罗淑亚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并匆匆赶回北京,是因为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原来,法国皇帝拿破伦三世正酝酿着与它的邻邦普鲁士打仗,他要将全副力量用在欧洲,远东的麻烦事需尽早结束。没有几天,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个多月后,法军败于普军,拿破伦三世宣布投降。当时,只要清廷和曾国藩与罗淑亚再僵持一段短时期,事情就会起大变化,然而他们太昧于世界大势了,竟然一点不知。曾国藩听了崇厚的禀报,虽嫌他擅自作主,但事到如今,也只得认可了。

正当曾国藩庆幸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灾难的时候,他自己却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不仅使他生前悔恨莫及,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不能得到历史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