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君臣(16-2)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齐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 ※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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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