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君臣(17-2)

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萧本是由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 ※ ※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

“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